一種潛在的世界趨勢正在影響中國：從物質主義到後物質主義 | 文化縱橫

06-17

叢日雲、王路遙 /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管學院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這些年，人們從新聞報道中看到西方社會的一些新現象：一方面是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經濟危機或增長乏力；另一方面，西方人卻享受著奢侈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為了清潔美好的環境承受到高額的成本。在現代化早期，西方人曾經非常勤奮、敬業、雄心勃勃地追求權力和物質財富，而如今，他們似乎不再有那樣的進取精神，不再那樣勤奮的工作，反而追求更多的休閑、娛樂，對金錢也表現出有點兒漫不經心的態度。在一些中國觀察者的眼中，西方人變得懶散、耽於享樂、不思進取了。西方人的政治生活也讓人越來越看不懂：女性權利、少數族裔與移民問題、同性戀、墮胎、生態環境問題，都成為政治辯論與競爭中的主題。

在這些現象背後，西方社會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當代著名的政治學家英格爾哈特教授告訴我們：西方社會的政治文化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遷，一種新的價值觀正在取代傳統的價值觀。受這種新的價值觀念的支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態都發生了相應的轉變。英格爾哈特教授把這種新的價值觀命名為「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而把西方社會在工業化階段持有的主流價值觀稱為「物質主義價值觀」。他指出，隨著西方社會從工業化階段進入到後現代化時代，人們所持有的優先價值也發生了從物質主義向後物質主義的轉變。通過對價值觀轉變現象進行的長達四十多年的追蹤研究，英格爾哈特教授發現，從物質主義向後物質主義的轉變並不是西方社會獨有的現象，只要具備相應的條件，轉變就會在不同文化類型的國家中發生。

英格爾哈特教授現執教於美國密歇根大學，是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院士。他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致力於政治文化研究，是80年代末期開始的政治文化復興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和領航者。他提出的「後物質主義理論」在政治科學領域有著廣泛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他的學術影響大到足以產生一個名為「後物質主義研究」的新的學科分支。2011年英格爾哈特教授獲得了政治學領域裡最重要的「約翰·斯凱特政治學獎」。他的代表作有：《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轉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現代化與後現代化——43個國家的文化、經濟與政治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現代化、文化變遷與人類發展時序》。

西方政治文化的變遷：

從物質主義到後物質主義

英格爾哈特指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和高速發展，創造了空前規模的物質財富和高消費的生活方式，而福利國家政策和各種社會保障的實施，使西方人獲得了對基本生存的安全感。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發達社會開始了一場緩慢的、深刻的、全面的政治文化變遷。

這場變遷是緩慢的，它不是在一兩年內突然發生的，從變遷開始到變遷逐漸顯現經歷了數十年的時間。這一變遷既包含有質的變化，也包含有量的積累，並且變遷目前還在持續進行過程中。這場變遷也是深刻的，因為這場革命式的變遷不是存在於表層的、易變的態度層面，而是存在於深層的、不易改變的價值觀層面。因為，按照英格爾哈特的理論，價值觀的形成和一個人成長期的經歷有重要的關係，價值觀一旦形成，如果沒有非常重大的變化發生，價值觀很難發生根本改變。這場變遷也是全面的，因為變遷發生在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性別角色、宗教、工作動機、環境保護、民主、社會治理、政治參與等。

1970年，英格爾哈特第一次把檢驗後物質主義的4個經典指標用於對英國、法國、比利時、西德、義大利和荷蘭6國的代表性國家人口樣本所進行的調研中。「物質主義」、「後物質主義」本身都是抽象的學術概念，是英格爾哈特對某種特定的價值取向賦予的名稱。他把強調經濟和人身安全的價值取向稱為「物質主義」價值觀；把強調自我表現、生活質量優於經濟和人身安全的價值觀稱為「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如果僅停留在抽象的學術定義層面，就無法檢測物質主義或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是否在社會中存在，更無法檢驗價值觀變遷是否存在。把理論建立在基於抽象定義所進行的邏輯推理之上的做法在過去並不鮮見。英格爾哈特如果也把理論建立在抽象推理之上，那他就不會成為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因為政治文化研究是作為政治科學的分支存在的，而政治科學追求的是可檢驗和可預測性。因此，要想對物質主義和後物質主義進行檢驗，就要把這兩個概念進行量化，變成可以檢驗的指標。

英格爾哈特先後提出過兩套檢測指標：第一套指標由4個選項構成：

「維護國家秩序」(a)

「讓公眾在政府決策中有更大發言權」(b)

「抑制物價上漲」(c)

「保護言論自由」(d)

第二套指標由12個選項構成：除了上述4個指標外，又增加了8個指標:

「保持經濟的高增長率」(e)

「確保國家擁有強大的國防」(f)

「讓人們在工作和社區的決策中有更大發言權」(g)

「努力使我們的城鄉更加美麗」(h)

「保持經濟穩定」(i)

「打擊犯罪」(j)

「建設更加友好和有人情味的社會」(k)

「建設信念高於金錢的社會」(l)

在1970年對歐洲六國的調查中首次使用第一套指標，在1973年的9國調研中首次使用第二套指標。在隨後的調查中，兩套指標都被採用，然而由於經費等原因，第一套指標使用頻率更高。在英格爾哈特的研究設計中，選項a、c、e、f、i和j代表了強調經濟和人身安全的物質主義價值觀，而選項b、d、g、h、k和l代表了強調歸屬感、自我表現和非物質生活質量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英格爾哈特在1970年所測量的6個國家都是歐洲發達國家，雖然與阿爾蒙德在《公民文化》一書相比，其檢驗的範圍已有所擴大，但顯然無法滿足英格爾哈特要提出一套經得起考驗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政治文化理論的雄心壯志。

英格爾哈特對後物質主義檢驗的指標被歐洲晴雨表調查和世界價值觀調查所採用，這兩個調查為他後物質主義理論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數據支持。歐洲晴雨表調查項目是對歐共體（後擴大到所有歐盟成員國）成員國居民的民意調查。

試點調查在1970、1971年和1973年進行，第一次真正的歐洲晴雨表調查在1974年春進行。世界價值觀調查要比歐洲晴雨表調查的覆蓋範圍更廣，它超出歐洲的範疇，涵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目前，世界價值觀調查已經涵蓋了全球100多個國家，90%以上的人口。它的主要目標，是檢測人們價值觀的變遷和由價值觀變遷帶來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的變化。調查約每5年進行一次，內容包括宗教、性別角色、工作動機、民主、社會資本、政治參與、寬容、環保和主觀幸福感等各方面。英格爾哈特從1988年起任世界價值觀調查項目主持人至今。

通過對實證數據的分析，英格爾哈特發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確實存在從物質主義向後物質主義的轉變。越年輕的一代，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所佔的比重就越大，出生越晚的一代人，就越重視言論自由、環境保護、在政府決策和工作中的發言權。他們不再像老一輩人，把國家榮譽、經濟增長、勤奮工作、追求金錢和地位上的成功、服從上級作為第一優先序列的價值。這種價值觀的轉變引起了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的深刻變化。從物質主義價值觀向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轉變只是廣闊的文化變遷的一部分，從現代價值觀向後現代價值觀的變遷還出現在宗教、性別平等和政治參與方式等各領域。

價值觀的代際替代

基於對社會政治現象的觀察，英格爾哈特提出了兩個假設：匱乏假設和社會化假設。匱乏假設指的是，人們往往賦予相對匱乏的東西以最大的主觀價值，從而給予其最大的優先順序。在戰爭頻仍的社會，人們會不懈地努力追求和平。在一些貧窮國家，人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得到溫飽就是人們最大的心愿。在自由處處受限、個人權利極易受到侵犯的國家，建立憲政保護自由，建立民主政體實現政治參與就是人們的普遍心聲。而在西方發達國家，溫飽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安全問題不再令人擔憂，個人權利和自由也有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於是，人們要求的就是更大範圍、更高層次的人的解放，即對於更多發言權、參與權、美好環境、融洽關係、舒適生活的追求。社會化假設指的是一個人的基本價值觀反映了成長期的生存條件。在生存安全得到保障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往往持有後物質主義價值觀，他們把物質需求的滿足和生存的安全視為個人理所當然應該擁有的基本生存條件，於是便去追求更高層面的精神價值，如歸屬感、自我表達和生活質量。一般而言，人的基本價值觀一旦形成，很難發生改變，除非在成年期經歷了影響重大的事件，否則在成年期價值觀發生根本轉變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這兩個假設成立，那麼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在各個國家內部不同年齡群體之間，應該存在著顯著的價值觀差異。西方國家在二戰後經濟得到持續發展，二戰後出生的幾代人在成長過程中沒有經歷前幾代人所經歷的戰爭的苦痛、資源的匱乏，他們在富足和安全的環境下完成了社會化過程，那麼這幾代人中後物質主義者的比例應該超過前幾代人中後物質主義者的比例，並且隨著經濟的持續繁榮，後物質主義者所佔的比例應該越來越大。而在經濟發生飛速增長的地方，如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也應該存在由物質主義向後物質主義轉變的趨勢。如果這種預測為調查數據所證實，那麼就說明推動價值觀轉變的最重要因素是成長期的安全感。

基於對40多年追蹤數據的研究，英格爾哈特發現，影響一個社會價值觀變遷的顯著因素是代際效應和時期效應，生命周期效應對價值觀的變遷不會產生重要影響。數據表明，外部經濟環境的劇烈變動會對社會的總體價值觀產生影響；出生越晚的一代人中後物質主義者所佔的比例越大。雖然每個年齡群體的價值觀都會由於外部經濟條件的劇變而發生波動，但不同年齡群體間價值觀差異的幅度大體維持不變。隨著社會人口自然更替，整個社會的總體價值觀在進行代際更替。隨著代際更替的進行，持有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人會越來越多。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會帶來整個社會一系列、一整套的深刻變革，從性觀念到政治、從生態觀念到民主，都會產生一系列的變革。不光西方發達的工業社會在朝著這個方向演變，中國這樣的國家也已出現了這種變化的苗頭。

各國在文化方面的變化並非無章可循，而是沿著兩個維度進行。第一個維度是現代化維度，即傳統價值觀vs世俗--理性價值觀維度。工業化帶來了從傳統價值觀向世俗--理性價值觀的轉變。在傳統社會中，宗教被認為是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安樂死、自殺和離婚都被認為是不正當的行為，人們很少談論政治，人丁興旺被認為是值得推崇的價值，光宗耀祖被認為是人生的重要目標，父母被認為應該犧牲自己以成就孩子，一個人必須無條件愛自己父母，妻子比丈夫掙錢多被認為是家庭矛盾的誘因。而現代的世俗--理性價值觀強調的內容則與此相反。第二個維度是後現代的維度，即生存價值觀vs自我表現價值觀維度。後現代化帶來了從生存價值觀向自我表現價值觀的轉變。生存價值觀在社會中的具體表現是：男人比女人更適合做領袖，生育了孩子的女性人生才完整，人們不願與外國人、同性戀、艾滋病患者、酗酒者以及有不良記錄的人比鄰而居，技術發展得到了廣泛的支持，人們不對垃圾進行分類，很少參加為保護環境而進行的抗議活動，好的薪水被認為是擇業的最重要指標，認為在單親家庭中成長的孩子不快樂，人們常為自己的健康狀況擔憂，賣淫被認為是不正當的，大學教育對男孩來說更重要，在對孩子進行的教育中，努力工作被認為是應當傳授的重要內容，想像力的培養不被重視。自我表現價值觀則與此相反。

英格爾哈特以這兩個維度為坐標，繪製出了著名的世界文化地圖。這個地圖被學者們廣泛引用。在這幅地圖上，各個國家根據自己在兩個維度上的得分處於確定的位置。從傳統價值觀向世俗--理性價值觀的轉變和從生存價值觀向自我表現價值觀的轉變，是一種潛在的世界趨勢。雖然在特定的階段會出現反覆，但從長期的發展來看，在現代化的驅動下，人類朝向世俗--理性價值觀、自我表現價值觀的轉變趨勢是明顯的。

新價值觀與新政治

人的價值觀支配著人的行為，新的價值觀的出現必然伴隨著政治的革新。

英格爾哈特的研究發現，後現代價值觀的出現對西方社會的政治生活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它包括：女性參政意識和熱情持續高漲，新的政治議題出現，圍繞新的政治議題產生了新的政治分化的軸線，出現了新的政黨，帶來了新政治和新的社會運動。傳統的以水平軸線來區分左派和右派的做法為縱橫兩個軸線的綜合所取代。新的政治行為方式出現，抗議政治大幅增長，人們不斷努力拓寬直接參与政治的渠道，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逐漸從精英主導型變成挑戰精英型。

英格爾哈特認為，對性別平等態度的變化是西方社會文化變遷的中心內容，也是西方社會發生的最顯著的變化。在一個民主社會中，如果占人口半數的女性的代表權不能得到保證，那麼這個社會的民主程度就會大打折扣。在工業時代，女性被認為在智力上低於男性，女性不適合參政，不適合做領袖，女性的責任在於照顧家庭，做男性的陪襯。因此，直到1920年，大多數新教國家的女性才享有了投票權，直到二戰後，大多數天主教國家的女性才獲得了投票權，而其他文化圈中的女性獲得投票權的時間更晚。女性投票權的獲得，意味著整個社會對性別平等的態度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轉變。但從女性在議會中所佔的代表名額嚴重不足，以及女性被排除在各種政治機構和社會機構的高層決策圈之外的情況來看，性別平等並未真正實現。這種情況直到進入後現代化時代才得到根本的改變。在後現代化階段，人們的價值觀從生存價值觀轉變為自我表現價值觀。對性別平等的強調是自我表現價值觀的重要內容之一。女性不再被認為是綠葉，她們被認為和男性具有同等的智力水平，女性參政得到鼓勵，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高層決策中心，女性參政比例高低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國家發達程度的標誌。

政治光譜上區分左右派標準的變化是新價值觀帶來的又一重要影響。傳統西方社會的左右派之分的焦點是經濟問題，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物質財富的分配等，圍繞著這些問題產生了階級的分化、階級的競爭。黨派之爭背後是經濟利益、階級利益。但是，隨著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出現，一種新的區分左與右的軸線出現了。如果說傳統的軸線是橫向的、水平方向的，這個新的軸線則是縱向的、垂直的，它的焦點是文化問題和生活質量問題。原來的經濟問題仍然存在，但西方社會原來主要是一條水平的軸線分割了社會，現在則增加了縱向的垂直軸線，形成兩條相交的軸線。現在分析西方社會的分化，分析類似選舉這樣的問題，需要同時考慮這兩條線，將兩條線綜合起來。

由於越來越多的人成為後物質主義者、後現代主義者，他們的價值取向變了，其關注的社會問題也發生了變化。在這些新議題上，又發生了新的分化與衝突，出現了新的意義上的左派和右派。在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是在經濟安全、物質生活有保證的條件下長大的，在福利國家的呵護下長大的。如今，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益在遞減，就是說，在人均收入達到三、四萬美元這個水平上之後，再增加一萬美元對他的意義沒有原來那樣大了，而生活的其他內容顯得越來越重要。同時，福利國家、國家干預，都達到或接近達到一個擴張的極限。當政府支出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55%的時候，它進一步擴張的空間已經很小了。於是，在這方面的爭論也遠不如1950~1980年代那樣激烈了。

新的價值取向或優先價值的變化，亦即後物質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出現，帶來了新的政治議題，像環境問題、種族(歐洲是新移民)問題、婦女權利和地位問題、性別角色與性道德（離婚、同性戀和婚外性行為等）問題、個人自由和個人生活（墮胎、單親家庭、撫養孩子、宗教態度）問題、公眾參與（公共領域、企業、NGO）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等。正是圍繞新的政治議題產生了新的政治分化的軸線，即以文化問題和生活質量問題為基礎的軸線，這條軸線與傳統的水平軸線相交，使左右派之分複雜化了。由價值觀念的分化，產生了新的政治分野，出現了新政治（new politics），新政黨。與此同時，傳統的階級投票（social class voting）也衰落了，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按經濟地位投票，而按其價值觀投票。

這樣，我們就不能再用一個水平的軸線來區分左右了。西方出現了新的左派，其載體或者主體發生了變化。過去左派的社會基礎主要是勞動人民、工人階級。現在，雖然大量的藍領工人還是左派，但中產階級越來越多地加入了左派的行列。這是出於他們的價值觀念，而不是經濟地位。

英格爾哈特的研究告訴我們，今天西方的左派與右派的劃分，其實是由兩個軸線綜合起來度量的。按水平軸線，即經濟軸線，有傳統的左派右派，現在恐怕應該再加上縱向軸線，也許可以稱南北派或上下派。英格爾哈特90年代的著作談到，比如在法國，分布在水平軸線上的是，自左至右：共產黨--社會黨--UDF--RPR；縱向軸線上的是，自上向下：生態主義黨--民族陣線黨。在德國，水平軸線的分化是，自左至右：左派黨--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基督教民主聯盟；縱軸是，自上而下：綠黨--共和黨。今天的左派，應該是傳統左派加上上派或北派。

持有新價值觀的公民是更加積极參与的公民。抗議政治的大幅增長是西方政治生活發生的另一項重要變化。世界價值觀調查問卷中有一道題是關於參與非傳統政治活動的調查，它列出了四個選項：參與抵制運動，參加合法的遊行示威，參加非正式的罷工，佔領建築物或工廠。數據顯示，參加這四項活動的人數在大多數國家中呈現上漲趨勢。在1974年的調查研究中，參與這些活動的人是少數，這些活動被認為是「非傳統」的。但是隨著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上升，人們參與政治決策的熱情高漲，他們不再滿足於傳統的精英主導型政治參與方式，希望能以更為直接的方式參與到政治決策和工作決策中去，因而越來越多的抗議政治活動出現。抵制運動、合法的示威遊行、罷工等活動變得如此廣泛和頻繁，以至於它們不再被認為是非傳統的政治活動，而是挑戰精英型參與的正常渠道。

在非民主國家中，新價值的出現則會推動一國政治制度向民主的轉變。自我表現價值觀主要強調四個方面的內容：賦予人們更多的發言權和保護言論自由；對不同生活方式予以寬容；性別平等；個人自治。自我表現價值觀的本質是解放，持有自我表現價值觀的人致力於追求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選擇。在非民主國家中，個人的自由被擠壓，個人的選擇權利被限制，隨著持有新價值觀的人數的上升，這種壓制自由的做法必然會招致越來越多的反抗。統治者維持統治的成本會越來越高，最終會導致政治制度向民主的轉變。

最近，英格爾哈特教授在中國政法大學所作的一次報告中，將他的後物質主義理論運用於戰爭與和平問題。他將西方傳統的民主和平論修改為「現代化和平論」。他援引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證明，在世界範圍內，正是現代化的發展導致普遍的戰爭意願的下降。現代化水平越高，人們越傾向於選擇內部發展而不是通過戰爭獲取財富。現代化使戰爭成本提高，也使人們對戰爭傷亡的容忍度降低，而民眾地位的提高意味著他們的意願越來越重要，政客們不容易輕易將國家拖入戰爭。與貧窮國家比，高收入國家的民眾更不願為國而戰，與老一代相比，青年人的戰爭願望更低。英格爾哈特教授以量化研究的數據證明，世界範圍內絕大多數國家民眾戰爭意願都在下降，日本青年人表示願為國而戰的只有10%為最低，德國是30%非常低。現代富足的生活與人們對人生價值的追求，使人們對戰爭傷亡的接受程度在降低。英格爾哈特列舉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每天死亡高達2500人，但美國在越戰中總共死亡了58000人後，在伊拉克戰爭中死了3000人後，戰爭就失去了公眾支持。伊拉克戰爭中死亡美軍的總人數相當於二戰四個小時死亡的人數，但美國人不能容忍了。所以，現代化水平越高，戰爭越不容易發生，這就意味著，在現代和未來社會，不是「落後就要挨打」，而是落後就要打人。國家越發達，戰爭的願望越低。

從西方到中國

中國目前處在一個大變革時期。改革開放30多年來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成就，普通民眾的生活條件逐漸從貧困轉向相對富裕。人們相比之前有了較大的遷徙自由，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人們離開家鄉，前往城市，在改善經濟條件的同時也增長了見識。國民的整體教育水平得到空前提高，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記載，全國具有小學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口佔全國人口的80%以上，而大學招生每年達到570多萬人。

後物質主義理論認為，在經濟繁榮條件下成長的一代，比前代人更有可能持有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在經濟繁榮時期完成社會化的年齡群體，與在不確定環境下完成社會化的年齡群體之間，會存在價值觀方面的顯著差異。在改革開放後完成社會化的年齡群體，尤其是出生在中產階級家庭的群體，他們在相對富裕的環境下成長，作為家庭唯一的孩子得到家庭的全部關愛，有相當比例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那麼，按照英格爾哈特的後物質主義理論，特別是價值觀念的代際更替理論，在幾代人中間，後物質主義者的比重應高於前面幾代人，且有越來越高的趨勢。

中國社會有沒有出現西方社會正在經歷的價值觀變遷呢？英格爾哈特在為其著作寫的中文版序言中引用世界價值觀調查在2007年對中國的調查數據指出，在最年老的的年齡群體中，物質主義者與後物質主義者的比例達到30:1，但在最年輕的年齡群體中，其比例變成只有4.3:1。雖然後物質主義者所佔的比例變化不大，且整體偏低，這表明，中國社會雖然處在轉型過程中，純粹的物質主義者會越來越少，但是中國也不會馬上就變成後物質主義國家。英格爾哈特認為，中國還處在從物質主義向後物質主義轉變的最早期的階段。但中國發生的變化也符合英格爾哈特理論的預期，從長期發展趨勢來看，中國的主流價值觀終將走向後物質主義。

在西方，政治文化變遷對民主的影響在於，它是由傳統的代表制民主轉向參與制民主、直接民主，就是民主的進一步深化。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政治文化的變遷也會帶來更大的民主參與要求、參與的壓力，也會推動這個社會走向民主。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或自我表現的價值觀還產生更強烈的自由發展、自由表達的要求，而對這種要求的壓制會付出極高成本，這種自由要求也形成推動民主化改革的動力。也就是說，邁向後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念變遷會為中國這樣的國家走向民主增加新的推動力。

政治文化研究的泰斗阿爾蒙德評價說：「英格爾哈特的作品是政治學科中少數幾個能成功作出預測的實例之一。」當然，英格爾哈特教授的理論並非是完美無缺的，它自問世起，就經歷了無數的質疑和爭論。這樣一個宏大而新奇的理論肯定會引起非議，也的確需要學者們對之進行審慎的批判性考察和分析，從不同角度進行質疑和挑戰，尤其是當涉及中國和西方以外的文化時，他的理論是不是在每個部分和細節都能站得住、經得起推敲，這恐怕還需要時間的檢驗，但他所預見的人類社會的大趨勢：現代化發展帶來新的價值觀，新的價值觀又會帶來「新政治」，這個結論看來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