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虹：創建一種中國化的社會學體系

?【北大出版社社科圖書】

守望經典，學問彌新

北京大學出版社社會科學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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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是發源於歐美社會的一門社會科學，因此，自社會學在清末進入中國之後，長期以來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中國學者都面臨著如何用西方的知識解釋中國社會現實的問題。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第一代社會學家在用西方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社會的現實時，就產生了使社會學知識適用於中國社會即使之中國化的具體設想。「當時提出中國化的設想，既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且不斷接受西方文化後產生的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又是中國知識分子不滿足於被動地接受包括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知識在內的西方文化、作西方文化傳聲筒的一種特定的心理狀態」。在社會學中國化的第一波浪潮中，以吳文藻為代表的社會學「中國學派」和以孫本文為代表的學院社會學「綜合學派」都做出了自己的艱苦努力。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那麼可以說「認識國情和改造社會，這是社會學『中國學派』的主旨追求」，而建立符合中國現實的社會學理論體系則是學院社會學家的著力所在。

其實，從更為廣泛的社會背景上說，使西方文化或知識體系「中國化」的努力在這一時期還不僅出現在社會學或整個社會科學界，而且出現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革命中。此時，對剛剛在陝北站住腳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而言，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也都遇到了如何用自己所信奉的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的問題。1938年10月，毛澤東寫道：「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併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學家面臨的困窘相似，如果說這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努力涉及不肯亦步亦趨、維護「民族尊嚴」的問題，那麼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也深信：「來自西方的思想在中國的環境里不適用，除非讓這種思想適應中國民眾的心理和條件」。

在學院社會學家的「中國化」努力中，孫本文是一個中流砥柱式的人物。早在1930年2月中國社會學社成立之時，在孫本文的主導下就明確提出：「把建設一種中國化的社會學」作為自己的目標；而孫本文則清楚地意識到：「採用歐美社會學上之方法，根據歐美社會學家精密有效的學理，整理中國固有的社會思想和社會制度，並依據全國社會學實際狀況，綜合而成有系統有組織的中國化的社會學」，是中國社會學界「今後之急務」。雖然我們下面將會談道，這種設想未必能夠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化的社會學，但畢竟社會學「中國化」的概念始自孫本文，而「這標誌著社會學本土化運動在中國的正式開始」。

孫本文建構中國化的社會學理論體系的努力，突出地表現在他的《社會學原理》（1935／1944）和《社會心理學》（1946）兩書中。最早在撰寫《社會學原理》一書時，孫本文就力圖「引證事實之處，凡可得本國材料，即用本國材料……蓋欲使此書成為我國人適用之書」。十多年後，在撰寫《社會心理學》一書時，孫本文更是集22年教學之大成，「以取材本國歷史故事為主，兼及西史與報章時事，並盡量採擇重要實驗例證」，這使得《社會心理學》一書在作者自己看來，「確已做到社會心理學中國化的地步」。

在這一系列努力之下，1948年，在《當代中國社會學》中，孫本文繼續闡發了三年前在《五十年來的中國社會學》（1945）一文中提出的社會學中國化的設想。孫本文將這一設想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建立中國自己的理論社會學，其具體的路徑包括：（1）整理中國固有的社會史料；（2）實地研究中國社會的特性；（3）系統編輯社會學基本用書。第二，建立中國自己的應用社會學，其具體的路徑包括：（1）詳細研究中國社會問題；（2）加緊探討中國社會事業與社會行政；（3）切實研究中國社會建設方案。第三，訓練社會學人才。

平心而論，儘管孫本文在1949年前的二十多年間，為建立中國化的社會學理論體系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甚至也在《現代中國社會問題（1942—1943）》一書中依據當時中國的社會實際深入討論了家族、人口、農村和勞資等主要的社會問題，但毋庸諱言，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孫本文甚至20世紀上半葉整個學院派社會學家們「有關『社會學中國化』的認識是膚淺的，所作的努力也是初步的」。我們看到，在《當代中國社會學》中，孫本文給出的社會學中國化的基本路徑是：「充分收集並整理本國固有的社會資料，再根據歐美社會學家精審的理論創建一種完全中國化的社會學體系」。在這裡，顯而易見的是，完全中國化的社會學體系＝歐美社會學家的理論＋中國固有的社會資料。這種中國化的努力顯然可以歸入費孝通後來所批評的「用西洋傳來的科學方法和已有的社會學理論去觀察與分析中國現實的社會生活」的舊模式。

和同一時期吳文藻、費孝通的社會學「中國學派」一樣，孫本文及其綜合學派的社會學中國化的設想客觀地說也沒有忽視中國的現實，甚至沒有忽視中國社會的特點，他也明確地意識到了中國社會與歐美社會的巨大差異，並由此意識到了改造西方社會科學，使之成為中國化的社會科學的必要性。在《當代中國社會學》中，孫本文清醒地告誡社會學界：「除整理歷史材料以供研究我國社會的特性外，尚應從多方面對現實社會作詳盡精密的調查與研究，藉以徹底了解我國社會的本質」。顯然，在孫本文那裡，對中國社會本質的了解無外乎兩個方面：傳統和現實，這沒什麼錯。進一步，這裡的問題似乎也不在孫本文或綜合學派在何種程度上把握了中國社會的本質，因為如果把握得不對或把握得不深，起碼也能夠為後來人留下一條繼續對接上一代社會學家「中國化之努力」的路徑。對比我們一會將繼續討論的「中國學派」的努力，孫本文的中國化設想或分析模式存在的主要問題，可能還是在於他一開始就等於假設，歐美社會學家的所謂「精審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因此我們可以不假思索地「拿來」解釋中國社會的現實。在這裡，借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討論，「批判的武器」本身是不需要經過「武器的批判」的。

西方理論對中國社會的解釋力的問題，自西方社會科學進入中國以後就一直是一個常常引起爭議的問題。今天，大多數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都已經認識到，包括社會學在內的整個現代社會科學都是18—19世紀歐洲社會轉型或所謂「現代性」的產兒，這一點決定了社會學及一般社會科學中的基本理論都源於西方的歷史經驗和西方人對社會結構及人類行為的認識。有鑒於人類社會及人類行為存在不同程度的共性，應該承認這些知識體系也具有不同程度的普適性。但是，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地就將這些舶來的觀點用於中國社會的解釋與分析，不但會出現用西方的理論「裁剪」中國社會的現象，而且也會在有關中國社會的研究中最終喪失中國學術的主體性或主體價值。

孫本文提出的社會學中國化的設想不可謂不宏大，但其中所存在的問題也不可謂不鮮明。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造成孫本文的設想停留在「膚淺」層次的主要原因恐怕來自兩方面：其一，像那個時代的許多社會學家或社會科學家一樣，最早接觸西方思想的這代人，常常迫於為近代以來越來越窘困的中國社會找出路，為一個延續了數千年的文明在面臨外部世界衝擊時的孱弱不堪尋良方，他們自然傾向於將那個船堅炮利的「西方」視為改造中國的樣板或希望，同樣容易將西方社會科學視為解釋人類社會之奧秘的圭臬；孫本文也不例外，嚴格說來此時的他還難以形成對西方社會科學本身的反思意識，因此其人生宏願不過是「徹底研究社會理論」，並在中國文獻中「搜集足為印證之實例」。其二，就像我們前面一再論述的那樣，由於不願與現實發生過多的糾纏，尤其常常刻意迴避與中國社會的走向密切相關的歷史事件，孫本文的中國化努力不過是要建立一種能夠在中國社會找得到事實印證的，同時又與西方學術本質上不相左的理論體系而已；換句話說，正是他終生信奉的「純粹學術之精神」，成了最終阻礙他將自己和「學院社會學」帶入既嚴酷又豐富多彩的社會現實中的羈絆。

在孫本文卻步的地方，由費孝通所笑稱的「混在社會學系」的人類學家所組成的那個「旁出的學派」——社會學「中國學派」，在社會學中國化的道路上卻走出了相對堅實的一步。這個學派的奠基人吳文藻，1940年在為《社會學叢刊》作序時，胸有成竹地表述了自己的中國化設想：「我們的立場是：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理論，必須理論和事實糅合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後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根植於中國土壤之上，又必須有了本此眼光訓練出來的獨立的科學人才，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社會學才算徹底的中國化」。顯然，在這裡，社會學中國化可以分為三大步驟：首先是「試用」西方理論，和孫本文不同，這種「試用」一開始就對西方理論抱著審視的態度，試用者意識到西方社會學理論是18世紀以來西方社會變遷的產兒，因此它與一個傳統厚重、剛剛走向現代性的中國不可能沒有相當的隔膜，所以他們所持的態度是「試用」，有時甚至主張「調查者不要帶理論下鄉，最好讓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實自動的在上射影」，這雖然會「埋沒了很多頗有意義的發現」，但也確實避免了用西方理論「圖解」中國現實的危險。其次是運用實地調查的方法來「證驗」理論，既然對來自西方的理論的態度是小心翼翼的「試用」，吳文藻所代表的「中國學派」自然會去尋找驗證這些理論的「試金石」——這就是中國社會的現實。其實，這「驗證」的過程也包括兩個層面：一方面，通過社會學調查或「社區研究」驗證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可靠性或普適性；另一方面，可能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實地調查認識中國國情。雖然孫本文也並不忽視中國社會的現實，但是，如果說「中國學派」了解現實的目的是為了用理論服務於現實，那麼，受追求「純粹學術之精神」的影響，孫本文了解現實的目的則是建設一種符合現實的社會學理論體系，這最終使他止步於中國社會的現實。再次，社會學中國化的目標是，「理論和事實糅合在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短短的一句話中包含著諸多值得解讀的思想：顯然，社會學中國化的目的不是徹底拋棄「理論」或西方理論重起爐灶，而是使外來的社會學知識與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現實需要相符合，同時用中國的事實檢驗、啟發和修正原有的西方理論，從而獲得一種新的、在解釋力上更為貼切的理論。這樣一種通過新的綜合形成的理論，既不會與一般的社會科學知識相背離，又能夠解釋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並因此最終能夠將西方舶來的社會科學植根於中國社會的土壤之中。

從20世紀40年代到今天，七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社會學的重建也有了三十個年頭。單單從規模上來說，今天的中國社會學早已達到了令1949年前的舊中國社會學「望其項背」的地步，但是社會學的中國化問題非但沒有徹底解決，而且因為現在越來越迅疾的全球化的到來而顯得愈加突出。比如，如果說七十年前的中國與西方和世界多多少少還隔著相當的距離，能夠讀洋書的不多，能夠直接去西方留學、「啃洋麵包」的更是少之又少，那麼，今天大規模的「留學潮」和「出國熱」，以及更大規模的西方思想和學術的即時引進，「過度進食」使得中國人原本就「食洋不化」的問題更加嚴重；又比如，如果說1949年前的中國社會學家們還只是面對如何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現實的問題，那麼，今天隨著海外中國研究的崛起，我們開始面對的問題是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在用西方的理論解釋中國現實，而我們則常常不得不接受「讀著『洋書』去認識中國的場景」；還比如，儘管我們曾經設想在中國研究領域建立一種「主客體並置」的研究範式，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中國經驗的意義提升，在不同的研究主體之間甚至在研究主體和行動主體（研究客體）之間，通過相互間的理解產生某種共識或知識的共通性，但顯然，只要不同的研究主體之間、研究主體和行動主體之間在社會地位、政治支配、資源獲取、國際背景、文化資本甚至語言使用方面存在差異，平等地取得共識或共通性就依舊只是一種天方夜譚。從這樣的意義上說，無論今天有關社會學或社會科學中國化的討論如何深入，也無論今天給出的理論設想與孫本文時代相比如何精進，但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及問題的性質並沒有改變，而這也許就是我們在這位社會學家一百二十周歲誕辰之際，重新咀嚼其思想的價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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