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之根：川普背後的千禧年主義

這是選·美的第883篇文章

早期美國清教徒普遍接受千禧年主義，為千禧年預言的基督再來和上帝的國做預備，鑒定千禧年會在美國實現，因此千禧年主義一直塑造著美國的神學、社會與政治；特朗普上台讓千禧年主義再次進入美國公眾視野，不僅他的內閣成員積極表達基督教信仰，「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口號表達的，就是與殖民歷史和基督教有關的美國中心主義。

本文作者李晉、馬麗。李晉為經濟史和教會史研究學者，馬麗為加爾文大學亨利政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本文有三個版本，英文是有關於政治神學，中文版發表在《宗教與法治》2017年夏季刊，本篇為大眾版，刊載於香港媒體《超訊》7月號。

川普政治讓基督教再次重彩進入美國政治生活的公共視野，不僅借著他內閣成員積極表達出的基督教信仰，也借著「讓美國再次偉大」這一口號所傳出的歷史迴音，就是一種與殖民歷史和基督教有關的美國中心主義。與歐洲甚至加拿大社會相比，美國社會和政治與基督教信仰（特別是新教傳統）有一種更親和的關係，這都源自早期美國社會的新教信仰基礎。若要理解美國的民族主義和國家身份，都需要追溯這段時期新教的對社會的影響。

在對現代社會秩序的研究中，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他經典社會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只有在西方產生出了現代理性資本主義？韋伯考察的是清教徒（加爾文宗新教基督徒）在早期美國社會的角色。在他看來，其關鍵的原因在於美國新教教派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呼召感。具體說就是，新教徒（特別是新英格蘭的清教徒）普遍生活在一種焦慮中，這焦慮來自於他們並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夠按預定論教義被揀選。為消解這一焦慮，他們需要通過經過此世簡樸禁慾的生活方式和職業呼召，來證明他們是蒙揀選的、有上帝恩典同在的人。韋伯繼而推論說，這些加爾文宗的新教徒因此肯定財富和實業，鼓勵勤奮理性計算，逐漸帶來一種「未料後果」，就是理性資本主義體制的成形。

韋伯熱衷於研究新教（儘管他自己不曾歸信）是源自他的家庭出身。這位法學博士曾有一個作牧師的祖父，影響到韋伯的母親，尤其信仰虔誠。她曾因看到兒子大學時期頹廢放縱而扇過韋伯一個耳光。新教信仰對於韋伯，一直因對母親的敬重而烙印頗深。獲得博士學位之後，韋伯加入了兩份新教報紙的編輯部。在與新教人士的摩肩擦踵中，韋伯更多獲得了一些神學思想，為他這部《新教倫理》的寫作提供了重要思路。

另一位考察新教主義對早期美國社會之影響的學者是法國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這位法國貴族出身、信仰天主教的年輕人，曾經在自己親戚在法國大革命中被處決之後，萌發出要訪問新大陸美國的好奇想法。靠貴族身份，他獲得法國政府一份官方介紹信，說托克維爾是帶著訪問美國監獄系統的任務去的。三個月的旅行，讓托克維爾寫成了一本影響後世直到如今的《美國的民主》（我們更願意譯為《民主在美國》，因為托克維爾是以美國社會作為一個案例來討論民主）。他在這部經典著作中寫到，新教為美國社會和民主共和制帶來強大的塑造力，不僅「調節民德（mores），而且其影響力甚至延展到人們的智性上。」他特彆強調鄉鎮自治和教會作為中層組織（intermediate institutions）是政教分離的根基。

很可惜的是，不論是韋伯在解釋現代資本主義崛起，還是托克維爾在解釋美國共和制度雛形時，都與一個重要思想變數擦肩而過。假如我們可以時光穿越，回到新英格蘭地區人們的談話和生活中，就會發現，當時的清教徒們都普遍接受一種千禧年主義作為動力，就是為千禧年預言的基督再來和上帝的國做預備，才要建立一套與之相應的倫理和社會秩序，在各種職業中積極促進社會繁榮。這種使命感表現在經濟活動上的勤奮簡樸和政治制度設計上秉持公義和分權。從歷史文獻來看，在這一時期，關於末世論和千禧年主義的神學思想大範圍地影響著早期美國的清教徒們，而且被用來指導制定政策和法律。從神學家們的討論和著作、清教徒在前往新大陸之前對自己使命的討論和禱告的文獻，以及傳道人公開的宣講和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行動來看，一種被千禧年主義所驅動的積極入世和改良世界的精神，在早期美國社會的各個層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僅如此，這種千禧年主義一直塑造著美國的神學、社會和政治。

千禧年主義（millennialism）通常指基督徒對聖經《啟示錄》20:1-7節所持的理解。在基督教神學中有至少兩種千禧年主義：其一是後千禧年主義（post-millennialism）， 認為在基督再來之前，聖徒將統治一千年（Millennium），世界在此期間是千年和平的黃金盛世，之後基督再來進行審判；其二是前千禧年主義（pre-millennialism）， 認為基督在千禧年之前來統治一千年。 在美國歷史早期，這兩種千禧年主義都同時影響和塑造著美國社會。按照歷史學家、研究清教徒思想家愛德華茲的權威學者馬斯登（George Marsden）的觀點，後千禧年主義是美國早期的主要社會推動力之一。

其實早在英格蘭的內戰時期一開始，清教徒們就被一種千禧年主義所影響，並且這種理念一直延續到美洲大陸。在克倫威爾時期，清教徒在克倫威爾的保護下，發表了大量的神學論著，是關於千禧年和聖徒治理的。他們中間的代表作者包括約翰.歐文（John Owen）、約瑟斐.卡若（Josephy Caryl）、約翰.豪（John Howe）、腓利.奈（Philip Nye）等。按照政治學者桑多茲（Ellis Sandoz）的看法，對這一時期的基督徒而言，絕大多數人認為自己活在聖經啟示已經完成的時代中，就等千禧年來臨。 歷史學家霍里腓得（E. Holifield） 指出，「在早期殖民地時期的一百多年裡，是神學家們主導了思想領域…直到美國革命爆發的前夜，神學家都在美國印刷文化上佔據了獨有的權威地位。」而正是因為這些神學觀點的影響，在18世紀後，後千禧年主義在美國被普羅大眾廣泛接受。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韋伯命題有一定道理，因為清教徒們的確有一種很強烈的呼召感或蒙召感。正如學者沃爾澤（Michael Walzer）所指出的，在清教徒參與社會秩序的觀念中，「呼召「這個觀念是非常重要的。「呼召」一方面讓清教徒成為激進的社會批判者，另一方面又讓他們積極進入世界，要讓世界成為門徒操練的場所。歷史學者摩根（Edmund S. Morgan）提出，對於清教徒的時代而言，在出版著作、講道和日常生活中，這群清教徒很重要的一個主題就是「呼召」。但是同時，韋伯命題的「呼召」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但千禧年主義的呼召有一種集體主義的層面：他們都想要協力在一個新世界中生活、預備迎接千禧年的來臨。

我們需要藉助史料來認識到清教徒當時的歷史處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是，對這些早期殖民地的清教徒來說，從英格蘭到美洲，就意味著從一個舊的世界中到了一個新的世界中。人們普遍相信，他們和舊約時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樣，從曠野到上帝的應許之地。作為上帝立約的百姓，他們要生活在一個新世界裡，這給他們帶來希望和強烈的使命感。這些清教徒們認為，這個新世界的信仰和政治應該是統一在一起的。正如馬薩諸塞地方長官的約翰.溫斯洛普（John Winthrop，1588-1649）在1630年的一次講道中所說的，教會和社會必須聯合在一起服侍將要來臨的基督。他強調說，在這個新殖民地，基督徒應擁有新的目標，那就是要去建立彰顯上帝榮耀的社會秩序；而且，他們目前所在的新世界是承擔著上帝的使命，作為「山上之城」，向世人展現出來。這個「山上之城」的隱喻是美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源頭，至今仍頻繁出現在美國政治人物的常用辭藻中。

在1639年1月14日，新英格蘭地區的三個鎮[溫莎（Windsor），哈特福德（ Hartford）和韋琴斯菲爾德（Wethersfield）]共同發表被認為是第一個美國的成文憲法（the first written constitution）《康涅狄格基本秩序》（The 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這一條例從開篇就指出，新世界的公共法律和秩序要按照上帝的律法和命令來執行。

「我們知道，不論人們在何處聚集，上帝的道都要求有一個有序、正直的政府，來維護和平與聯合，好讓這些聚集在所有情況下都成為按照上帝要求、有秩序和免於擾亂的的。因此，我們自己連結成為一個公共政府或共和制；這樣做是為了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後代，讓他們可以在任何時候與我們一起，進入聯邦制，來聚集、維護和推動我們主耶穌之福音的純潔和自由，就是我們現在所宣信的，也是教會所宣告的，按我們當中所實踐的福音真理而行。也在於我們的民事事務，可以由這些已經制定、訂立和宣布的法律、規則、秩序和條例引導和治理。」

政治哲學家沃格林在《政治思想史第七卷》中指出，這一條例有別於殖民政府所創建的第一套成文的章程，因此時聯邦的本質仍是指教會。新大陸的開拓者們需要一個共同的異象（Vision），這點正是源於他們在宗教上出於末世危機的緊張感產生出千禧年主義的回應。

這種千禧年主義不僅激發了新英格蘭地區建立一個好社會、作為山上之城榜樣的做法，也影響到他們怎樣對待其他族群的宣教態度。例如，著名的宣教士約翰.艾利亞特（John Eliot, 1604-1690）也是一位千禧年主義者，他深受英國神學家托馬斯.布萊特曼（Thomas Brightman）的影響。在1660年之前，艾利亞特堅信，美洲印第安人是以色列人失落的一支部落，而因為千禧年主義的激勵，他認為這些印第安人的歸信和基督的第二次再來有密切的聯繫，於是開始在殖民地建立印第安教會的宣教事工並且開始發明印第安人的文字以及翻譯《聖經》的工作。同時，他的千禧年主義觀點也讓他認為必須要廢除一些印第安人的不平制度，如一夫多妻制等。在宣教的同時，他也致力於改良印第安人的社會秩序推行「文明」規則，這些都是受他千禧年主義觀點的影響。如哈佛歷史學者霍爾（David Hall）指出，「這些規則都是源自這一信念，即『文明』和基督教信仰是並行的，前者是後者的必要條件。這一觀點在當時並非是艾利亞特所獨有的。」 的確，關於對猶太人歸信潮和上帝國即將來臨的盼望，在當時並非個別神學家和牧師的觀點。恰恰相反，在殖民地時期的新英格蘭地區，人們普遍都持有這樣的觀點。例如，在新英格蘭地區具有影響力的英國佈道家喬治.懷特菲爾德（George Whitefield）的講道中，他也不斷透露出這樣的觀點：認為他所處的時代是「教會的半夜狀態」，而「一個榮耀之日」馬上將要來臨。同時，他也提倡為猶太人的歸信持續禱告。

千禧年主義也成為當時新英格蘭神學家們用來理解社會政治最重要的視角之一。它使新英格蘭地區的人們在理解新大陸和英國之間的關係、社會變遷、社會問題以及殖民地目的等問題上，很自然地將這些社會問題和政策都與上帝的國和末世使命聯繫在一起。早在英國內戰期間，新英格蘭地區的神學家和治理者梅瑟（Increase Mather，1639-1723）並沒有將這場戰爭視為是一場單純的內戰；相反，他認為這是上帝和撒旦在歐洲的長期戰役，而且他相信上帝不久就要在這場戰爭中得勝，然後就是千禧年的開始。梅瑟還儘可能地收集一切關於歐洲的新聞，從教會、政治、社會到軍事的消息，並且將這些新聞和美洲殖民地的狀況聯繫在一起，試圖尋找到理解上帝末世計劃的鑰匙。在1669年，他在新英格蘭發表了一系列講座，題為《打開以色列救恩的奧秘》（The Mystery of Israel』s Salvation Opened）。他 認為新英格蘭地區是啟示錄中所提到的七個階段中第五個階段，之後就是以色列人的歸信（這點也是美國對於中東政策特別是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思想起源之一）。 在此後幾年的講道和講座中，梅瑟堅信，雖然新英格蘭地區並不完全等於降臨到地上的上帝的國，但是，他卻認為新英格蘭是這一階段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在1674年的講道《患難之日臨近》（The Day of Trouble in Near）中還解釋，即將要來到的末世會如何展現在新英格蘭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然後他用上帝的國度將會降臨到新英格蘭地區，以此來激勵這個地區人的道德和信仰的實踐。

值得一提的是，連約拿.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1703-58）這位被公認為是塑造早期美國神學和哲學思想最為重要的思想家的人，並且是作為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他也很熱衷於千禧年主義。愛德華茲對千禧年主義的濃厚興趣，和他同時代的美國思想家非常相似。儘管他認為千禧年尚未開始，但他也相信千禧年會在美洲首先開始。正如歷史學家馬斯登所說的「他[愛德華茲]的確說過，新英格蘭發生的事，可能會被證明是『榮耀日之臨近』或『某種偉大事物的開始或先兆』。」 之後，愛德華茲在他的《末世論筆記》（Notes on the Apocalypse）中，甚至估算出千禧年大概會在公元2000年出現於新英格蘭地區，並且他還按照千禧年主義的觀點去推動他的社區生活實踐。對此，歷史學家馬斯登指出，「雖然愛德華茲並不覺得他能親眼看到千禧年，但他為自己的鄉鎮所提供的一份憲法，就已經描述出了千禧年生活應該是怎樣的情況。」

在愛德華茲之後，美國社會逐漸形成了一種「公民千禧年主義」（civil millennialism） 的視角，將人們對政治生活的解釋和千禧年主義更為緊密地聯繫到了一起。千禧年主義作為一種群眾運動更廣泛的出現在美國社會中。按學者哈齊（Nathan Hatch）的觀點，「 公民千禧年主義將『自由』作為上帝的事業進行推動。」 按照馬斯登的觀點，在這一時期，新英格蘭地區的宗教和政治利益通常是聯繫在一起的，因為新英格蘭的新教徒們普遍抱有這樣一種世界觀，即「他們將對全球新教在政治領域的發展的期盼，和一次全球覺醒的千禧年主義的期待，將兩者結合在了一起」。在南北戰爭之前，美國人普遍對基督馬上第二次再來的確信，甚至在福音派中激發出了一種普遍的焦慮和傳福音的熱情。學者哈齊認為，在美國不斷民主化的過程中，這種千禧年運動不再局限於神學家和學者中，而是遍及美國各階層，以至於「各行各業的美國人覺得，他們眼前正在展開的一些事件，的確是具有末世意義的。」

在一些教育水平不高、缺乏神學訓練的群體中，千禧年主義則給他們提供了一種世界觀，去理解十八世紀社會結構的變動，並且也為他們提供了擴展群眾運動的動力和指導。一方面，在這種千禧年主義的推動下，衛理公會（Methodist）這些主要由草根民眾組成的教派的事工和人數大幅增長（這是川普的總統競選對手希拉里宣稱歸屬的教派）。同時，美國還產生了其他一些側重末世論和千禧年主義的教派，如「基督門徒會」（Disciples of Christ），以及甚至如摩門教（Mormans）等持不同於傳統基督教的末世觀的新興宗教。例如，《摩門經》中也表達出千禧年主義的觀念，其中指出目前美國正處於一個新世界的轉折中。在千禧年主義的刺激下，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1782-1849）等人創建了「復臨安息日會」（Seventh- Day Adventists）。他們在教義上很強調千禧年要來臨與宣教和倫理的關係。關於這些新興教派和宗教的思想，哈齊說，這些人認為「如果他們真實地持守自己的特殊呼召，上帝的國就會在美國被建立起來。這股拉力來自於他們對上帝護理和對信仰單純的信念，以及他們要將文化征服，而不是退出文化。他們的呼召包括要傳講、寫作、帶人歸信、呼籲全國回到那些最初不證自明的原則上。」

更廣泛來說，千禧年主義也影響了美國大眾對於政治的理解。在美洲革命（American Revelation）期間，當時美國的作者們使用了大量和千禧年主義相關的修辭，特別是用「千禧年的（Millennial）」一詞來形同這場革命。這些末世論的象徵詞不斷出現在革命的宣傳中，如歷史學家布勞赫（Ruth Bloch）觀察到的，「一種革命性千禧年主義的異象，其所有要素早就都出現了。英國暴政被視為是敵基督，美國的使命是要引入上帝的國，末日臨近了，到1770為止，所有這些思想都以不同形式紮根了。」

在美洲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後，美國人對於平等和自由的要求也隨之增加。儘管一些人將民主化的出現和法國大革命的狂熱聯繫在一起，但是，更多美國人認為，這是千禧年即將要實現的一個標誌，也就是人將獲得更多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例如，當傑佛遜第二次當選美國總統時，伊利亞.斯密斯（Elias Smith ，1769-1846）就認為，是上帝興起了像傑佛遜這樣的政治領袖，這就是千禧年的預兆，而基督國度的基礎就是建立在美國和法國這兩場革命的基礎上。他說，「時候將至…地上不再會有佩戴冠冕之人。任何要保持一個君主制政府、要撤出一個共和制政府的努力，都…是要毀滅的。」

十九世紀，在美國的新教中，越來越多的人堅信千禧年主義會在美國實現，「最基本原因是因為，幾乎所有美國人都確信，美國的使命是要影響到全世界。」在學者阿斯壯看來，當時美國新教基督徒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將後千禧年主義作為一種美國理想主義…他相信，上帝的國就要在歷史中實現了，而且肯定是要在美國歷史中實現。他的思想如此強烈地帶有完美主義的色彩…進步既是一種個人性的面貌，也是一種社會性的面貌。」從而一種美國中心主義的世界觀開始被添加在了美國社會的新教主義之上。

總之在美國早期社會思想和社會秩序的形成過程中，千禧年主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千禧年主義不僅影響到神學教派和新教會眾的生活和信仰，也推動著美國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的變革。儘管到了二十世紀，隨著現代性和世俗主義的出現，千禧年主義比此前經歷了很大衰退， 但是，正如學者布洛赫（Ruth Bloch）所指出的，在20世紀之前，千禧年主義提供了美國人理解歷史、定義他們國家意圖（national purpose）的一個最重要的思想源泉。這種千禧年主義的意識，也培養了美國共和主義和民主精神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