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不讀薩特    錢江晚報

羅伯特·貝納斯科尼

　　1980年，薩特去世，享年74歲，當時在巴黎有五萬多人參加了他的葬禮。無論在哪個時代，這都是非同尋常的，當時他的哲學著作被認為是過時的，他激進的政治立場，尤其是他給予極端左翼團體的鼓勵，被認為是落後於時代的。到頭來，薩特的名聲比他在哲學和政治思想領域的地位要高得多。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頭二十年里，他一直是知識分子當中的領軍人物，不只在法國，在世界範圍內都是如此。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人，似乎人人都聽說過薩特。他寫小說、戲劇和新聞評論，為的是贏取更廣泛的受眾，但到了最後，他所有的貢獻，都被縮略為一個簡單的畫面：存在主義者薩特，坐在一間咖啡館裡，奮筆疾書著重要然而事實上難以理解的哲學著作。

　　有一點必須承認，薩特的作品難以讀懂，他本人應承擔部分責任。他可以文思泉湧，在短時間內寫出非常出色的散文，可是他絕少保持這樣的品質。他的寫作從未間斷過。在薩特的書中找出一些讓讀者精神為之一振的精彩段落易如反掌，但這些句子並不能使讀者接近他思考的核心：讀罷掩卷，人們會發現他們並沒有比之前更懂得如何閱讀薩特。

　　本書節選了薩特最精彩的一些作品。我把它們與他最難以理解的觀念放在一起。要費一番工夫才能理解這些內容，但我們的付出是值得的。他並不總能寫出精彩的文章，他經常折磨法語。而且，為了解釋自己，薩特傾向于越寫越多，而不是修訂和改寫之前的作品使它們更加明晰，在他的生命走到最後的時候尤其如此。要從《存在與虛無》（BeingandNothingness）或《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ofDialecticalReason）中擇取五百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知道，這兩本書的篇幅都超過了五百頁。薩特從來都不願意用五百個字來講一件重要的事情，通常是能寫多長就寫多長。所以如果我不用省略號的話，根本不可能在這裡選用他作品中的內容。

　　薩特的作品不只是晦澀難懂，他還不斷引起誤解。當誇張的手法可能更具煽動性的時候，他似乎不會慎重地遣詞造句。他寫作是為了引起讀者的注意，而不是求得他們的贊同。不幸的是，當他在採訪中說自己早期言辭誇張的作品很荒謬的時候，其實他受訪時的言辭也很誇張，這就讓批評者很容易抓住他的把柄。

　　儘管如此，對薩特不偏不倚的評價很難不被他卓越的成就所掩蓋。即便他的一些文學作品說教意味太過濃厚，他早期的短篇小說集《牆》（TheWall）和小說《噁心》（Nausea）——都出版於20世紀30年代——也都堪稱傑作。事實證明，他早期關於情感、自我以及想像的哲學文章不斷地受到人們的關注。人們對他的批評是理所當然的，即把《存在與虛無》寫得過分艱澀而難以讀懂。但就算是這樣，《存在與虛無》也還是所謂大陸哲學（continentalphilosophy）中極少數一直受到分析哲學家注意的作品之一，儘管他們以對這類術語的抵觸而著稱。與此類似，他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不經意間寫下來的大量文章，如《反猶分子與猶太人》（Anti-SemiteandJew）、《黑色俄耳甫斯》（BlackOrpheus）和《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ExistentialismisaHumanism）已經成為經典。1947年，在《什麼是文學》（WhatisLiterature）中，薩特提出了肩負使命的作家的概念，從那時開始，他投身改變世界的承諾一直是堅定不移的。在20世紀50年代，他將大部分時間用來重新學習，到50年代結束的時候，他就可以在《辯證理性批判》中提出一種被存在主義重新激活的馬克思主義。

　　直到今天，學術界仍然在研究薩特，但是即便所有人都熟知他的名字，他的讀者群也沒有擴大，而他原本應該被更多的人閱讀。部分原因是他的書常常會引起讀者不適：薩特的讀者原本以為會淹沒在自己的存在危機中，結果卻讀到為整個世界承擔責任的忠告。人們普遍認為薩特存在主義關注的是自我，但很快就發現，他會把人直接引向政治。薩特的哲學呼籲承擔責任：不是束縛一個人未來的承諾，而是投身其中，在政治上服務他人。

　　……

　　在薩特寫作的那個時代，主流哲學似乎完全沒有觸及與我們的責任和生命的意義相關的問題，而這恰恰是普通人希望哲學能夠解決的問題。正是薩特讓人們一直關注這些古老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就算是那些不喜歡他答案的人，也將他視為一代哲學大家。薩特不是學術型的哲學家，他與普通人眼裡的哲學家不一樣：實際上，他在二戰前應召入伍，此後他就不再教授哲學，再也沒有回到這個行當。存在主義卻依然是哲學系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現在看起來，主流哲學似乎再一次與普通人脫節，是時候閱讀薩特，向他學習了。

　　《把世界的重量擔在肩上：薩特導讀》

　　[美]羅伯特·貝納斯科尼著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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