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東之謎」的大膽探索——兼評中東如何突出重圍

中東國家的突圍似乎仍處於「在黑暗中摸索」的狀態。唯有解決「依靠誰，為了誰」這個簡單的根本性問題，才能撥開雲霧見青天，走上穩定與發展的康庄大道。假如劇變中的阿拉伯國家對「依靠誰，為了誰」做出了正確的抉擇，這場劇變就會從亂局走向革命，中東的突圍至少找准了方向。

中東，廣袤肥沃、令人著迷而又困頓難解的土地。巴爾幹半島的伊斯蘭化，改寫了歐洲宗教、文明與政治版圖。然而，阿拉伯帝國遙遠的輝煌漸漸淡去，奧斯曼帝國的衰敗與資本主義的擴張，造成了瓜分豆剖、紛爭衰頹的碎片化的中東。2011年爆發的中東劇變，使得阿拉伯世界內部碎片化的加劇與「伊斯蘭國」組織亂世中崛起，驚破了中東國家的夢想。中東何去何從?如何破解百年中東發展的難題?這或許就是所謂中東之謎吧。

田文林是我國長期致力於中東問題研究的資深學者。他辛勤耕耘，在梳理過去論著的基礎上，從問題與出路這個角度，對過去的作品進行濃縮精鍊，改寫提升，推出了《困頓與突圍——變化世界中的中東政治》(以下簡稱《困頓與突圍》)一書。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作者孜孜以求的是一個「世紀之問」，這就是：百餘年來中東多災多難，根源何在?中東如何「突出重圍」，實現穩定和發展?

Ⅰ

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尤其是與金磚五國這樣的崛起中大國形成鮮明對比，人力資源豐富、油氣資源富集、歷史悠久的中東，在百餘年的發展中遭遇嚴重挫折，至今仍然沒有走上穩定與發展的康庄大道。2001年「9·11」事件以來，美國在中東發動多場「反恐戰爭」，加劇了中東的動蕩和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2011年以來的中東劇變和「伊斯蘭國」組織的肆虐，使中東恢復穩定與發展離人們的視線更為遙遠。為了回答今日中東難題的緣由和破解這個謎一般的難題，作者從三個方面進行探索，即政治思潮、中東劇變與中東的突圍。

「中東之謎」的起點，是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及中東國家在國家建構與現代化上面臨的重大問題。無論是民族國家的建構，還是在現代化與發展上的艱難摸索，使阿拉伯兄弟國家在內政外交上漸行漸遠。20世紀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現代化雖然取得重要成就，然而弊端很多，問題突出。在民族主義的推動下，阿拉伯國家從一開始就走上迥然不同的發展道路，從而固化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形態與內部紛爭。埃及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天生的阿拉伯大國與領袖，1952年七月革命後建立共和國。克里斯瑪型領袖加麥爾·阿卜杜·納賽爾在阿拉伯世界掀起一股強勁的民族主義革命旋風，在阿拉伯世界形成進步的親蘇陣營。崛起於半島腹地內志的沙特家族，與瓦哈比運動相結合，幾起幾落，最終在半島建立起最大的政教合一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王國。作為半島上無可爭議的「超級大國」，沙特王國佔據半島總面積的80%，國土面積達225萬平方公里，自然成為海灣的幾個阿拉伯君主制小國的軸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保守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在外交上與矢志不渝地「推銷民主」的美國走得很近，形成保守的親美陣營。

兩條道路，兩個陣營，然而，在威權政治的構建與破解發展難題的困境上，卻殊途同歸。

Ⅱ

雖然人們在事後爬梳阿拉伯文文學作品時，驚人地發現一些阿拉伯文學家和思想家通過文學作品以預言的形式，「預測」到2011年開始的那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劇變，甚至個別阿拉伯智庫相當接近地預測到劇變，但是這場從「阿拉伯之春」演變為「阿拉伯之冬」的大動蕩，甚至讓規模龐大的美國駐開羅大使館和向埃及各領域滲透頗深的美國當局都感到意外。

在這場熱烈的爭鳴與討論中，一些學者以「局外人」的冷靜，撥開重重迷霧，透過現象看本質，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從方法論與事物本質兩個層面，做出了符合實際、經得起考驗的論述。田文林是其中敢于堅持、論述周全、見解深刻的傑出代表。在推翻阿拉伯共和制國家威權暴政、專制獨裁的歡呼聲中，田文林以「四兩撥千斤」的靈巧，回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釐清國體與政體的關係，一下子抓住了中東劇變的本質。

政治的本質，簡單地說，就是「誰得到什麼，何時和如何得到」。這個「誰」，不是人的生命個體，而是階級。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先後建立的阿拉伯共和制國家，實際上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資本主義國家。當時這些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處於發展階段，有一定的朝氣，致力於民富國強的現代化事業。不徹底的土地改革，國有化運動，公有制經濟與民族工業的發展，不僅顯示這些新生的民族資產階級政權的生機與活力，而且有效地緩解了貧富差距，改善了底層民眾的生活。然而，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這種「向下看」的政策戛然而止，轉而「向上看」，「轉為服務於社會中上層的大資產階級專政，甚至演變成權貴政治和家族獨裁」。

政權的階級基礎發生漂移，直接造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後果。在埃及，安瓦爾·薩達特執政以後，公開否認納賽爾式社會主義，薩達特政權精英復活被納賽爾政權鎮壓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舊官僚，與之結成經濟和政治聯盟，直至結成姻親。所謂的開放政策，就是直接為大資產階級服務的，當然也為西方壟斷資本打開了大門。首先，埃及的開放政策與其他阿拉伯國家先後實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逆轉了民族工業發展及工業化的勢頭，使這些國家在許多崛起中的亞非拉國家凱歌高進的時期，長期裹足不前，錯失發展機遇。其次，社會兩極分化嚴重，貧困問題極為突出。納賽爾式社會主義雖然本質上是國家資本主義，但是節制私人資本，減少地主佔地，控制地租和房租，限定城市個人的最高收入，實行最低工資標準，允許工人參與企業管理與分紅，實行大、中、小學免費教育及中學以上畢業生包分配，普及社會福利事業等，有效地緩和了各階級的收入差距。穆巴拉克雖然不斷高呼保護有限收入階層利益，實際上沿著薩達特開創的資本主義道路前進，埃及陷入「貧困陷阱」不能自拔。據美國《紐約時報》2008年1月17日報道，埃及仍有近一半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2美元。

以埃及為典型的阿拉伯共和制國家政權階級基礎的漂移，造成上述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最終演變為政治危機。這是因為雖然穆巴拉克們願意照舊統治下去，窮困的阿拉伯民眾卻不願意照舊被統治下去。他們受夠了，他們湧入街頭抗爭。

埃及爆發政治危機，群眾在街頭抗議

病症決定處方，舵手決定航向。阿拉伯劇變如果真正「劇變」成為革命，藥到病除，那就是徹底推翻舊制度，從根本上解決政權的階級屬性問題。然而，「阿拉伯之春」顯然不是這樣一場革命，缺乏領導階級，民眾群龍無首，沒有組織起來，更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指導和政治綱領。沒有舵手，街頭運動失去方向，「有毒的民主」反而搞亂阿拉伯國家，使之陷入嚴重的動亂之中。田文林對中東劇變下的民主鬧劇的評論鞭辟入裡：「民主重建進程看似熱鬧，實則是在『政體變革』等次要問題上打轉轉，很難實現統治階級更替，更難觸及經濟結構變遷。指望通過民主選舉改變不合理政策路線，無疑是緣木求魚。」因此中東劇變的任務，不是以所謂的民主代替獨裁，從集權或威權走向分權制衡，而是以「革命者的專政」取代「反革命者的專政」。從中長期看，中東國家要「完成未完成的革命」，亦即實現富民強國，國泰民安的夢想，也需要集中資源辦大事，更要在發展道路問題上做出正確抉擇。坦率地說，這需要政治家的勇毅與智慧，需要「集中」，完全不是票決遊戲所能解決的。

對於大中東動亂紛擾，外禍連年，人們難免慨嘆：「這一切都是石油惹的禍!」西方學術界和智庫的這種渲染和媒體的起鬨，似乎抓住了國際政治與世界經濟的關鍵命門，實則謬矣!田文林詰問：「俄羅斯同樣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為何西方國家卻不敢打俄羅斯的主意?」打個比方，兩家人都有金磚。其中的一家沒有養兇猛的狼狗看家護院，強盜堂而皇之入室搶劫。另一家則庭院深深高牆護院，還僱傭私人保安公司武裝守衛，自然平安無事。難道我們要指責第一家有金磚嗎?國家的強大與弱小，其第一要素，亦即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國土面積的大小與人口的多寡，其次才是經濟實力和科學技術。大是強的基礎與前提，小國寡民雖富猶弱。

以色列是阿拉伯人胸口永遠的痛。經過幾場中東戰爭的錘鍊，以色列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支持下愈戰愈強，頑強地生存了下來，阿拉伯人則一再敗走麥城。延續不斷的阿以戰爭和衝突，不僅擠佔了經濟建設和現代化的寶貴資源，而且加劇了中東的動蕩與地緣政治競爭，固化了中東的碎片化格局。在阿拉伯世界內部，圍繞阿以衝突，以埃及和沙特王國為首的兩大勢力長期博弈。

當然，阿拉伯人民對於阿拉伯世界碎片化的緣由及其後果，是有清醒的認識的，並不任由域外強權國家的擺布。加麥爾·阿卜杜·納賽爾不只是埃及人民的好兒子，還是阿拉伯世界的英雄，為阿拉伯人民的反帝反封和統一事業鞠躬盡瘁。1958—1961年，埃及與敘利亞短暫地統一為一個國家——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簡稱阿聯)，就是阿拉伯世界走向統一的嘗試。然而，正如破鏡不能重圓，分了家的兄弟不能再重新組成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一樣，各阿拉伯國家逐漸累積自身的國家利益，形成各自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與外交方略，統一成為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想。相反，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爭奪，比如上世紀60年代埃及和沙特在葉門的間接戰爭，成為阿拉伯世界殘酷的新現實，固化了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

進一步說，從阿拉伯民族形成與歷史發展來看，「阿拉伯統一」可以說根基不深。

阿拉伯人起源於乾涸的阿拉伯半島，與沙漠和駱駝為伴，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即貝都因人。阿拉伯各部落為爭奪牧場和水源而相互廝殺，流行血親復仇，非常重視血緣關係，宗派主義與分裂傳統十分強大。在伊斯蘭教誕生前的百餘年間，有據可查的部落戰爭達1700餘次。穆罕默德創立的伊斯蘭教突出對至高無上的真主的崇拜，倡導「穆民皆兄弟」，對於遏制阿拉伯人內部的仇殺與阿拉伯人從部落走向民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阿拉伯人一手高舉《古蘭經》，一手緊執鋒利的寶劍衝出阿拉伯半島。7世紀40年代到10世紀末，阿拉伯人向西亞北非大遷徙，促進了阿拉伯帝國的建立與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的輝煌。阿拉伯人大擴張，使半島阿拉伯人博採埃及、兩河流域和波斯文化之長，阿拉伯人也從簡單的血緣概念變成血緣、宗教(信仰伊斯蘭教)和語言(操阿拉伯語)交叉的複合概念。換言之，阿拉伯人日益複雜化和多元化，而統治階級為維護大帝國的治理而採取的分化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阿拉伯人的部落主義傳統。

阿拉伯民族特殊的形成歷史築就其特殊性。阿拉伯人既是一個民族，又不是一個統一的民族，而是一個分裂(為多個國家)的民族。半島上游牧的阿拉伯人在生產力和生產方式及文化上均極大地落後於被征服地區的埃及人、波斯人，因而阿拉伯民族先天發育不良：首先，各地方言林立。以《古蘭經》為基礎的標準阿拉伯語，如今基本上是書面語言，主要用於著書立說、誦讀《古蘭經》和新聞廣播。普通老百姓只能聽，不能講，其使用範圍愈來愈小。相反，文學藝術作品大量使用方言，其中埃及方言在阿拉伯世界影響最大。因此，阿拉伯人雖然共享標準阿拉伯語，但是各種方言的出現尤其是文藝作品基本上使用方言，實際上分割了各國阿拉伯人的情感世界，這反過來促進了阿拉伯各國的分化。其次，被征服的先進文化，反而征服了征服者，增強了阿拉伯民族的「地方主義」特色，使阿拉伯民族具有多元性和分裂傳統。比如，埃及仍然保留許多法老文化成分，埃及的阿拉伯方言吸收了一些科普特語彙。波斯的專制傳統與發達的官僚制度對阿拉伯帝國的重大影響，就更不用提了。最後，民族自我意識不穩定。阿拉伯人很「開放」，把阿拉伯帝國分裂後的外族王朝視為「本民族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時至今日，埃及人仍然為出身庫爾德人的薩拉丁的豐功偉績而無比自豪。近代埃及的奠基者穆罕默德·阿里也是阿爾巴利亞人。與此同時，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識和宗教感情此起彼伏，波動不居。在突厥人和奧斯曼人統治期間，阿拉伯人民族意識下降，宗教感情上升。20世紀60年代，在納賽爾的感召與推動下，阿拉伯民族主義進入高潮。

阿拉伯國家聯盟(簡稱阿盟)70餘年的曲折發展，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阿拉伯世界團結之不易，擺脫破碎化的地緣政治格局之艱難。阿盟1945年3月22日在開羅正式成立，比聯合國的誕生還要早半年。創始成員國為埃及、伊拉克、約旦、黎巴嫩、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和葉門，目前22個阿拉伯國家全部為阿盟成員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尚未熄滅、不少阿拉伯地區還處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形勢下，阿盟作為尚待擴大的區域政府間組織，其根本宗旨是加強成員國之間的關係，協調成員國政策，以便實現成員國之間的合作，捍衛其獨立，關注阿拉伯國家的事務和利益。抵禦外來侵略和防止、解決成員國之間的戰爭，是阿盟的主要使命。

阿拉伯國家聯盟

與此同時，作為阿拉伯世界的旗艦組織，阿盟又不斷地高舉阿拉伯統一的大旗。尤其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主義高潮時期，納賽爾竭力藉助埃及主導的阿盟，促進阿拉伯團結和統一大業。1963—1972年3個「進步的」阿拉伯國家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分享同樣的國旗。在歷次中東戰爭中，阿盟均不同程度地發揮了協調阿拉伯國家力量抵抗以色列的作用。在管控阿拉伯世界內部爭端與衝突上，阿盟亦有多個成功的案例。在1961年伊拉克與科威特邊界爭端中，阿盟向科威特派駐阿拉伯部隊。1963年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發生邊境戰爭，阿盟成功斡旋，使兩個阿拉伯兄弟鄰國化干戈為玉帛。

然而，與歐共體(歐盟)和東盟乃至非統組織(非盟)逐漸推進一體化形成鮮明反差，阿拉伯國家聯盟不僅在促進阿拉伯政治統一上最終一事無成，而且在推動經濟合作等方面亦嚴重滯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阿盟反映而不是調解內部分歧，把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暴露在世人面前，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20世紀80年代埃及被開除出阿盟。在1979年埃及簽署《戴維營協議》後，阿拉伯統一的口號就淡出人們的視野了。1990—1991年海灣危機中，阿盟未能成功地斡旋伊拉克與科威特爭端，伊拉克大軍侵佔科威特，阿拉伯世界一分為二——親伊拉克陣營和反伊拉克陣營，最終只能引狼入室，依靠美國為首的西方軍隊解放科威特。雖然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參加多國部隊，但是顯而易見，單靠阿拉伯國家自己的政治影響力與軍事實力，難以解決海灣危機。

其實，自阿盟成立之日起，阿拉伯統一就只是一種民族感情和政治口號，並非一種切實可行的政治主張。各阿拉伯國家建立伊始，就產生了超越阿拉伯統一夢想的自己的國家利益。因此，1943年在亞歷山大舉行的阿拉伯領導人會議拒絕了約旦、黎巴嫩、巴勒斯坦、敘利亞和伊拉克組成聯邦的提議。阿盟傳達了阿拉伯團結的信號，但是實際上「保障了阿拉伯各國的獨立與主權」。因而，放棄阿拉伯統一幻想，鞏固阿拉伯各國的主權反而有利於穩定的地區秩序的出現，為中東逐漸走出困境提供較好的地區環境。

丟掉阿拉伯統一幻想，回到主權國家現實。

既然主權國家是中東秩序的核心，那麼陷於困頓的中東的突圍主體也必然是主權國家。《困頓與突圍》一書，從內政外交兩大層面，探討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海灣國家以及以色列的發展道路，力圖回答中東國家如何突圍這個難題。坦率地說，「中東突圍」可以說是一個世紀之謎，是中東國家近百年來艱難地上下求索的過程，至今仍然沒有找到完整的答案，仍在摸索之中。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亦即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巴列維國王為代表的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使伊朗逐漸淪為權貴資本主義。社會財富日益向占人口極少數的權貴集中，民族資產階級尤其是小資產階級受到嚴重打壓，最終引爆了一場以霍梅尼為首的宗教階層領導的「革命」。

伊朗伊斯蘭革命

這樣一來，伊朗的突圍受到嚴重製約。首先，執政的宗教階層在很大程度上走上了巴列維國王時期權貴資本主義的老路，民粹主義光打雷不下雨。例如，在通過土地改革緩解農村地區兩極分化上，甚至還不如巴列維國王時期。相反，通過公有部門、伊斯蘭基金組織和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龐大企業網路，執政的大資產階級控制伊朗經濟命脈和絕大多數資源，私有部門——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地盤受到極大的擠壓，經濟動力不強，活力不夠，當然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其次，由於與美國的長期對抗，伊朗孤立於世界經濟。伊朗核問題爆發後，美國等西方國家逐漸收緊對伊朗的經濟和金融制裁，切斷了伊朗發展急需的資金、技術和關鍵設備，伊朗經濟越來越困難，民生日艱，遑論發展。最後，無論是出於意識形態動因，還是因為教派之爭，抑或僅僅是地緣政治爭奪，伊朗採取咄咄逼人的革命主義外交，對於海灣保守的阿拉伯君主制國家和以色列均構成巨大壓力。後者的反彈是必然的，這就造成海灣乃至中東地區長期失序失衡，不利於伊朗和中東的穩定與發展。

埃及的突圍，依然困難重重。納賽爾代表具有一定生機與活力的埃及民族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通過國有化、土地改革和向中下階層傾斜的社會政策，使埃及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工業化與現代化上取得長足進展。然而，1970年底執政的薩達特，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以開放政策的名義重建大資產階級經濟與政治統治。穆巴拉克執政後蕭規曹隨，沿著薩達特的開放政策繼續前進，最終導致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並使埃及2011年以來陷入動亂之中。與伊朗受到美國的遏制、打壓不同，薩達特執政以來埃及向美國「一邊倒」，穆巴拉克時期表面上奉行均衡外交，但是西方資本與技術的流入要麼很有限，要麼沒有進入生產部門，埃及的工業化不進反退。雖然穆巴拉克一再高呼埃及要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民族工業，現實卻恰恰相反，所謂的四大支柱部門——石油出口、旅遊業、蘇伊士運河通行費和僑匯，無一是實體工業，極易受到國際市場和地區形勢波動的衝擊。當然，以埃及的資源稟賦與國際競爭力，也的確很難全面開花，建立完整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工業體系。然而，過往的寄生性發展路徑，顯然已經堵死了。如何找准埃及的比較優勢，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在埃及經濟體制與優勢產業布局上取得重大突破，是當下塞西政權的急迫任務。當然，其前提是埃及實現國內的政治和解，初步形成穩定的政治局面。

相對而言，一直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土耳其，發展得比較順利。土耳其經濟總量排在世界第17位，是「展望五國」和二十國集團成員，2011年以來的中東亂局中難得的「穩定之錨」。然而，田文林研究土耳其私有化的前因後果，揭示出土耳其的突圍之路並不順暢，相反，「全面私有化使土耳其發展之路越走越窄」。

從本質上說，私有化的指導思想，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是披著隱身衣的新殖民主義，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西方「為控制和剝削髮展中國家而量身製造的慢性毒藥」。市場怎麼可能在國家之外的真空中運行呢?西方鼓噪私有化，軟硬兼施，在廣大亞非拉國家推廣新自由主義，搞私有化，是因為國際壟斷資本看中其壟斷租金。相關數據表明，私有化並未提高土耳其經濟的技術水平與生產效率，並未使土耳其工業結構實現真正的轉型升級，反而陷入「依附性陷阱」，更嚴重的是，加強了資本對勞動力的控制與剝削。土耳其貧富差距超過14倍，是經合組織34個國家中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

可見，中東國家的突圍似乎仍處於「在黑暗中摸索」的狀態。唯有解決「依靠誰，為了誰」這個簡單的根本性問題，才能撥開雲霧見青天，走上穩定與發展的康庄大道。假如劇變中的阿拉伯國家對「依靠誰，為了誰」做出了正確的抉擇，這場劇變就會從亂局走向革命，中東的突圍至少找准了方向。

(作者簡介：畢健康，博士，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非洲史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埃及和中東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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