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友：為什麼「亞洲價值觀」沒有阻礙民主？
家庭價值觀
亞洲價值觀的爭論始於20世紀90年代冷戰，由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領導人率先發起。兩國的領導人當時擔心，冷戰結束後，美國就人權和民主問題向中國施壓會危及地區穩定性。1994年，《外交事務》刊登了一篇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與當時的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對談的文章（《文化即命運》，1994年3~4月刊）。李光耀當時警告西方國家「不要將其體制不加區分地強加於根本行不通的社會中」。李光耀宣稱西方民主強調個人權利，不適合東亞以家庭為本位的文化。在幾年前的一次演講中，李光耀指出，亞洲社會想要繁榮，不能採用西方的經濟模式、社會規範和統治策略，而應該維護他所說的儒家思想中最為重要的五種關係，即「第一，父子有愛；第二，君臣有義；第三，夫婦有別；第四，長幼有序；第五，朋友有信。」李光耀及其他人類似的見解以「亞洲價值觀假說」而著稱。從這種觀點來看，亞洲價值觀不僅和西方的自由民主相衝突，而且是20世紀90年代亞洲國家經濟增長背後的主要動力。但這種假說哪怕是在本地區也從未被普遍接受。金大中本是持不同政見者，後來成為韓國總統，他在之後的一期《外交事務》（即《文化即命運？亞洲反民主價值觀之迷思》，1994年11~12刊）做了爭辯。他認為「亞洲文化中民主本位的哲學和傳統遺產豐厚」，因而亞洲民主化最大的障礙並不是地域文化，而是「極權統治者及其支持者的抵拒」。金大中指控李光耀，認為他在推廣一種毫無根據的亞洲文化觀念來謀一己之私。這場辯論自此興起。但在此過程中，關於亞洲人真正相信什麼有如此多模稜兩可又相互矛盾的說法，因而任何一項實證研究面臨的首要問題都應該是先明確「亞洲價值觀」究竟包含什麼。
儒家思想何為？
石度初為此考察了儒家思想史：回顧儒家哲學經典，描述儒家思想的發展，對儒家思想從中國依次傳播到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地區和越南予以記述。這6個地區由於受儒家思想的持久影響，因此被石度初劃為「亞洲儒家文化圈」。他發現了五種至今仍在塑造這些社會的文化的價值觀：等級制的集體主義（忠於組織的領袖），家長式的賢人政治（道德精英的仁政），人與人之間的禮尚往來（避免與他人的衝突），公共利益與和諧（為群體犧牲個人利益）和儒家家族主義（把家族置於個人之上）。由於存在這些共同點，整個區域的價值取向都是集體高於個人，追求和諧甚於堅持已見。
石度初通過分析兩個民意研究項目的數據來測算不同的亞洲國家對每一種價值觀的深入程度。這兩個項目是2005年8月進行的：一個是由世界價值觀調查協會在57個國家進行的調查，另一個是在13個國家進行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我是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籌劃指導委員會的成員，我和石度初以及其他人根據調查前期的結果合編過一部書。）
批評家認為，基於調查的文化研究存在三個方面的缺陷。第一，如果文化為一個社會所有成員共享，那它就是以一種共同的體驗來運作的，而把它處理為個體價值和態度的特性，就明顯忽視了這一點。第二，調查的方法是把文化縮減為問卷上的一系列問題，從而使複雜、多層次的態度過分簡單化。第三，問卷的模式使受訪者不得不在死板的答題框中作選擇，因而無法充分反映他們的信仰。
儘管如此，調查方法仍然不可或缺。要研究大量人群的真實信仰，其他方法都比不上調查。以前的方法是指向整個民族，認為其所有成員都遵循一套界定模糊的準則，調查的方法就沒這麼簡單。石度初運用數據尤其熟練。比如，他通過統計有多少個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受調查者同意以下兩個陳述來衡量每個國家家長式統治的強度：「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應該像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關係」和「政府領導人就像一個家長；我們應該聽從他們的決定」。石度初將這些數據和另一些數據相聯繫--那是對賢人政治的兩個陳述的調查統計：「如果我們的政治領袖為人正直，就可以讓他們決定一切事情」和「如果可能，我不想捲入政治當中」。他用這4個問題組成一個擁護家長式賢人政治的梯度--他發現，正如亞洲價值觀假說所預測的那樣，中國、新加坡和越南這些威權國家的公民最擁護這一價值，而日本和台灣等民主國家或地區的公民則對此最為疏遠。
但石度初的數據也出現很多與假說相矛盾的結論。首先，在亞洲儒家文化圈國家中，人民的價值觀並不比其他地區的人更儒家化；事實上，他們的儒家化程度反而更低。相比非儒家文化圈的亞洲國家（石度初指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蒙古、菲律賓和泰國），儒家文化圈中信奉家長式賢人政治的人更少。在世界價值觀調查中，和其他六個地區比較，亞洲儒家文化圈的等級化程度排在穆斯林世界、非洲和拉丁美洲之後，位列第四。對此合理的解釋是所謂的儒家價值觀並不是亞洲所特有的；相反，它們隸屬於一套更具普遍性的傳統價值觀。這種解釋得到事實的支持，亞洲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在準則和信仰方面遠不是鐵板一塊。奉行等級價值觀的日本人不到7%，而越南人則超過40%；一半以上的韓國人主張人人平等，而在中國卻只有佔30%。
利用（和濫用）文化
傳統主義在不同的社會之間和同一社會內部表現各異，不足為奇：這一發現的某種說法和微觀數據的集聚一起融入到調查方法中。石度初的發現的重要之處，在於它證實了一個主流理論，即個人價值觀--進而大多數人群的價值觀--與時俱進的主要原因之一。傳統價值觀在年紀較大、受教育程度較低、收入較少的亞洲人中更為流行--換言之，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現代生活日益由各種觀念、技術和經濟活動所代表，而奉行傳統價值觀的亞洲人接觸這些觀念、技術和活動的機會較少。分析調查數據的學者早就指出，當人們搬進城市、識了字、接受了正規教育、在現代企業中工作、接觸了現代傳媒，傳統觀念就冰消瓦解了。因此，石度初認為亞洲各地區價值觀的差異源於現代化發展的不平衡。
但面對這些衝擊，統治者並沒有束手無策。威權政府能用他們的教育和宣傳體系說服公民，使他們相信目前的運作已經足夠民主。石度初發現大多數亞洲人說他們喜歡生活在民主制度中，但當他們被問及真正民主的基本原則時，支持度就下降了。令人驚訝的是，在威權體制下，將民主當作一個品牌來支持和作為一套程序來支持的差異比在非威權體制下更為突出。例如在中國，65%的受訪者在原則上贊同民主制，但只有28%的受訪者認為通過選舉改換政府是民主制所必需的，不到4%的受訪者表示自由地批評掌權者是必要的。像中國和越南這些亞洲政權，在外界眼裡是威權的，通過向本國公民灌輸非自由化的價值觀，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民主國家。他們之所以比其他大多數威權政權更為成功，倒不是由於他們公民的價值觀，而是因為他們欣欣向榮的經濟和成熟的宣傳體制。
民主也能影響和利用文化為自己服務。事實上，石度初發現生活在民主政體中比現代化更能使人們遠離傳統價值觀念。他舉例說，如果一個人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和收入不變，那麼生活在民主國家比在威權國家更容易放棄對傳統價值觀念的堅守。這反映出民主體制一旦成型，公民幫助它運作，同時它也將推動公民價值觀的發展。
亞洲傳統主義的某些方面甚至有利於民主。人們一般認為，忠誠專一與民主準則不相容，而石度初的研究則恰恰相反：儒家維護家族的穩固，在更廣的範圍內它有助於加強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和寬容。家長式的賢人政治也不是民主化的絆腳石：其實，它既有助於維護威權政權的權威，也同樣有助於建立民主政權的威信。
亞洲價值觀假說沒有把政權塑造文化的能力考慮在內，這種能力應該看作相對立的民主和威權政權都能利用的一種資源。僅靠公民的價值觀並不能決定一個社會所擁有的政府類型。
失敗的假說
既然文化並不是固定的鐵籠，預測亞洲政治體制的未來必須考慮其他因素。政治表現是一個一個重要的指標。在很大程度上，一個政權的穩定最終取決於是否滿足公民的需求。經濟發展的停滯、收入分配的不公，以及腐敗會毀掉任何一個政府的合法性。
但是，石度初的結論意味著，威權體制比民主體制更容易遭遇合法性危機。在威權的亞洲國家，相當比例的公民認為，對於他們的國家而言，民主是可取的也是合適的，這個比例在中國是60%多，在越南則為90%多。與此相反，在民主制已經取代名聲敗壞的威權政權的國家--例如，韓國的軍人統治，台灣的一黨統治和日本的天皇統治--支持廢除威權的公民只有4%~17%。事實證明，亞洲的民主制國家儘管因表現不佳而受影響，但還是堅忍不拔，因為即使政府在困境中掙扎，他們的公民仍然認可其合法性。另一方面，他們的威權制鄰邦只有通過掩蓋腐敗和保持經濟增長，才能避免合法性危機。一旦他們的經濟或社會福利體系不穩定，公民就會要求政府向民主制領邦看齊。
文化和社會經濟力量、政治機構、政權績效及領導力的相互作用決定著政權的命運，其中任何單個因素都不可能成為主因。亞洲價值觀假說錯在宣稱民主無法在亞洲運作。但相反的論斷，即現代化將使亞洲的威權政權自行終結，也同樣不正確。這些政權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還將存在，只是文化上的形勢對它們不利。
（本文原載《譯品》第八期，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轉載自中道網/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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