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新雨｜大眾傳媒、冷戰史與「列寧德奸案」的前世今生（下）

四、 「骯髒的手」

1915年2月14日，托洛茨基在《我們的言論報》上發表了與帕爾烏斯的絕交信：《致一位活著朋友的墓志銘》（Epitaph for a Living Friend），信中他感謝帕爾烏斯曾經給予他巨大啟發和思想上的共鳴，比所有老一代歐洲社會民主黨人那裡得益更多。但是1914年之前的激進左派在一戰爆發後變了，我們的朋友，現在死了，「現在的帕爾烏斯再也不是以前的帕爾烏斯了。此時他已成為在巴爾幹漫遊的一個政治上的福斯塔夫，而且還誹謗自己已死亡的幽靈」。不久，當帕爾烏斯在哥本哈根辦有德國宣傳代理機構嫌疑的「社會學研究所」時，托洛茨基公開警告社會民主黨人不要和它進行任何接觸。帕爾烏斯為自己辯護的致編輯部的信到托洛茨基手中，托洛茨基最終拒絕發表。十月革命之後，帕爾烏斯力圖接近托洛茨基並表示要為蘇維埃政府服務，托洛茨基置之不理。[36]

在帕爾烏斯與列寧的關係中，1915年5月瑞士伯爾尼期間他是否給列寧資助？對此，歷史學家們普遍懷疑，[37]《明鏡》周刊也沒敢翻案。當時，因為帕爾烏斯知道列寧的重要性，很急切地希望與列寧會晤，便突然現身在列寧所住的旅館。帕爾烏斯在回憶錄中記敘說，他對列寧解釋德國革命不可能發生，唯一能夠發生革命的是俄國，而且是作為德國勝利的後果，而列寧卻夢想著歐洲的無產階級從戰壕中走向革命。在此會面之後，列寧告訴一位布爾什維克朋友，他甚至沒讓帕爾烏斯把話說完，就直接告訴他，他認為帕爾烏斯是德國的姦細，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們很多已經變成了沙文主義者，他不想與帕爾烏斯有任何合作。列寧把他趕走，並且警告他再也不要來了！無論會面如何，結果很清楚，列寧與帕爾烏斯沒有達成任何協議或共識。[38]

列寧自己則在１９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４8號專門發表了批判帕爾烏斯的短文《墮落到了極點》，嚴厲和辛辣地斥責其歐洲社會沙文主義，全文如下：

「

激進的社會民主黨人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中的一些人蛻變為社會沙文主義者，這是所有交戰國都有的一種普遍現象。沙文主義潮流如此迅猛、狂暴和強烈，以致各國都有許多沒有氣節或落伍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被它捲走。在俄國革命中就已表現出是個冒險家的帕爾烏斯，現在在他的小刊物《鐘聲》雜誌（《ＤｉｅＧｌｏ－ｃｋｅ》）中更是墮落到了……極點。他恬不知恥地、洋洋自得地為德國機會主義者辯護。他把自己過去崇拜的一切付之一炬；他「忘記了」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之間的鬥爭以及這兩個派別在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歷史。他以那種自信會受到資產階級讚許的小品文作者的放肆態度拍著馬克思的肩膀「糾正」馬克思，而絲毫未作認真的和嚴肅的批評。至於對那位恩格斯，他簡直不屑一顧。他為英國的和平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辯護，為德國的民族主義者和狂熱愛國主義者辯護。他罵英國的社會愛國主義者是沙文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走狗，卻把德國的社會愛國主義者尊稱為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同倫施、亨尼施、格龍瓦爾德擁抱接吻。他向興登堡搖尾乞憐，要讀者相信「德國總參謀部是支持俄國革命的」，並下賤地頌揚這個「德國人民精神的體現者」和它的「強烈的革命情感」。他預言，德國通過保守派同一部分社會黨人的聯盟，通過發放「麵包配給證」就可以毫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他是一個卑微的懦夫，以寬容的態度似贊成非贊成地對待齊美爾瓦爾德代表會議，他裝模作樣，似乎他沒有覺察到在齊美爾瓦爾德代表會議的宣言中有很多地方是反對從帕爾烏斯和普列漢諾夫到科爾布和考茨基的形形色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在他出版的６期雜誌中，沒有一點誠實的思想，沒有一個嚴肅的論據，沒有一篇誠懇的文章。這全然是一堆德國沙文主義垃圾，上面卻掛著一塊胡亂塗寫的招牌：為了俄國革命的利益！科爾布和開姆尼茨的《人民呼聲報》這些機會主義者交口稱讚這堆垃圾，這是十分自然的。

帕爾烏斯先生竟厚顏無恥地公然宣稱，他的「使命」就是「充當武裝起來的德國無產階級和革命的俄國無產階級之間的思想紐帶」。這種丑角的插科打諢，准能使俄國工人笑破肚皮。如果說普列漢諾夫先生、布納柯夫先生以及和他們一夥的《號召報》理所當然地得到俄國的沙文主義者和赫沃斯托夫的讚許，那麼，帕爾烏斯先生的《鐘聲》雜誌就是德國的叛徒和走狗們的喉舌。

因此我們不能不指出目前這場戰爭的另一個有益的方面。它不僅用「速射炮」摧毀了機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而且也出色地揭露了那些冒險家和社會主義運動中朝三暮四的人。歷史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而不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對無產階級運動預先作這番清掃，這對無產階級是大有好處的。[39]

《鐘聲》雜誌正是帕爾烏斯接受德皇政府直接財政支持出版的。

德國情報局曾支持帕爾烏斯在哥本哈根建立與俄國的邊境貿易公司。但是這些錢是否都來自德國？對此也一直有爭議。[40]1995年，美國歷史學家Semion Lyandres對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公布的指控列寧的全部材料進行了重新研究，專門考察臨時政府指控布爾什維克利用斯堪的納維亞作為中轉貿易往來的所有電報，包括帕爾烏斯在哥本哈根公司的電報往來。Semion Lyandres對所有66件電報進行了逐一分析，發現沒有一件可以支持臨時政府的七月指控。帕爾烏斯在哥本哈根與彼得格勒的貿易電報，沒有一件表明有基金從哥本哈根流向彼得格勒，而是相反，大筆的金錢，總計100，000盧布從彼得格勒流向哥本哈根，以支付購買進口貨物。這是因為一戰之後，俄國從德國直接進口的貨物，特別是醫藥用品，因為各種制裁和審查，轉至中立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進行走私。[41]這一研究不支持上述傳記中認為帕爾烏斯在哥本哈根的公司貿易中可能有錢沒有從彼得格勒迴流，而是幫助了列寧的宣傳事業。[42]

1915年，帕爾烏斯在德國外交部的財政支持下，企圖在俄國組織大罷工和策劃製造俄國的金融危機，這些事情也是《明鏡》周刊文中大肆宣揚的。但是，這些活動與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完全無關。相反，1915年12月，帕爾烏斯力量在俄國活動最活躍的時期，列寧人數甚少的布爾什維克正與佔大多數的、支持俄國參加一戰的孟什維克進行艱苦鬥爭，由於嚴重缺錢，無論是瑞士的總部，還是彼得格勒的分部，都缺乏最基本的運作經費。列寧寫信給斯堪的納維亞的Alexandra Kollontay：「沒有錢。這裡沒有錢是最大的麻煩。」[43]

1915年12月，帕爾烏斯的確接受了德國外交部的一百萬元盧布，並且把它們帶到了斯德哥爾摩，以用於「支持俄國的革命」。[44]這也正是《明鏡》周刊文在正文和腳註中給出的唯一證據，它發生在十月革命前。但即便是這個證據也根本不是《明鏡》發掘的，而是在1965年帕爾烏斯傳記中早就明確記載的。不同在於，傳記明確說明帕爾烏斯與列寧1915年會見不歡而散，而《明鏡》卻仍用它作為列寧德奸的證明，真是用心良苦，其實是欺負大多數讀者不會去找這本半世紀前的老書。即便找到，一般讀者也不會去詳細比照。事實是，這筆錢是德皇政府用來支持德國社會沙文主義者帕爾烏斯在俄國的顛覆活動，而不是列寧。一戰之後的列寧及其政黨一直在與貧困搏鬥，1916年10月列寧在《致亞·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寫道：「很需要稿費。否則，簡直活不下去了！！物價飛漲，難以為生。應當向《年鑒》雜誌的出版者硬把錢要來。我的兩本小冊子已經寄給他（讓他付錢，馬上付而且多付一些！）對邦契也這麼辦。關於翻譯的事也這麼辦。如果這件事辦不妥，我的確維持不下去了，這是真話，百分之百的真話。」[45]

由此可見，《明鏡》的策略是故意混淆帕爾烏斯和列寧之間的區別，以蒙誘讀者。用德國的錢，帕爾烏斯的確成功地在俄國組織了一些罷工，這也是《明鏡》周刊津津樂道的故事，但是這些錢並沒有導致他承諾的俄國革命的爆發。而且，《明鏡》沒有說的是，由此對他的巨額投資在德國政府內部引起強烈爭議和懷疑，錢是否給錯了？[46]更沒有證據說明，這些錢與列寧究竟有何關係？

1917年2月革命爆發，帕爾烏斯建議德國把各種俄國流亡的政治反對勢力運送到俄國，以激發俄國革命。這一建議再次得到德政府的重視和支持，帕爾烏斯就成了操盤手。4月13日，一批俄國流亡革命者到達斯德哥爾摩，其中包括列寧。這時，帕爾烏斯已經等在那裡，因為想見列寧。但是列寧拒絕見他，只是通過中間人傳話。帕爾烏斯告訴列寧德、俄之間需要和平，並詢問列寧的政治方案，列寧回答道：他對外交不感興趣，他的任務是社會主義革命。這讓帕爾烏斯很惱怒，根據後來他自己的證詞，他通過中間人警告列寧說：也許他會繼續領導暴動，但是如果他對政治手腕不感興趣，他就會淪為我手上的工具（hemay go on agitating; but if he is not interested in statesmanship,then he will become a tool in my hands）！[47]事實上，在關於德、俄之間的停戰問題上，兩人從來沒有站在一個立場上，列寧關於停戰的主張從來不是秘密，那就是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這也是第二國際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共同的政治訴求。而帕爾烏斯構想的卻是德國對歐洲與俄國的控制，是徹底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行徑，這正是列寧致力於鬥爭的對立面，詳見下文。

列寧回國之後，在列寧與布爾什維克設在斯德哥爾摩的政治局交流的信息中，缺乏經費依然是主要議題。推測列寧獲得過帕爾烏斯設法經過波蘭社會主義者之手交付的資助，唯一的證據也只是列寧感謝一位波蘭社會主義者哥斯洛夫斯基（Kozlovsky）的信，而此人曾是帕爾烏斯的聯繫人，列寧感謝收到了2000盧布的資助！[48]區區2000盧布，列寧還要親筆寫信感謝。此一證據實在無力，甚至有反證的危險，連《明鏡》也棄而不用。

這裡需要再次回顧一下「七月事變」。7月1日俄臨時政府組織一戰前線進攻以慘敗告終，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陸海軍士兵。7月3日，自發的遊行示威開始，但並沒有發展成為反對臨時政府的武裝行動。列寧認為當時俄國革命危機尚未成熟，不贊成武裝行動，3日下午4時，布爾什維克黨決定勸阻群眾。但是示威已經開始，制止已不可能。3日夜晚，布爾什維克中央同彼得堡委員會和軍事組織一起決定參加遊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導到和平的有組織的方向去。列寧聞訊後於7月4日晨趕回彼得格勒，參加了4號50多萬人的遊行示威，並在克舍辛斯卡婭公館的陽台上向遊行的水兵發表了演說，要求群眾沉著、堅定和警惕。

當局派軍隊鎮壓，與示威群眾發生衝突，死56人。布爾什維克黨於5日發表停止遊行示威的號召書。7月4—6日，《真理報》編輯部和印刷廠以及布爾什維克黨中央辦公處所被搗毀。7月5日，《現代言論報》刊登了對列寧德奸的誹謗，而《真理報》已於前一天被搗毀，使其無法發出反駁的聲音。7月6日，臨時政府下令逮捕列寧，工人被解除武裝，革命的彼得格勒衛戍部隊被調出首都，派往前線。七月事變後，政權完全轉入反革命的臨時政府手中，二個政權並存的局面終止，蘇維埃成了附屬品，革命和平發展時期告終。

1917年7月６日，通過改名為《〈真理報〉小報》出了一號，代替當天應出的《真理報》，以《堅定和沉著》為題刊載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彼得堡委員會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軍事組織的號召書，還刊載了列寧《政權在哪裡？反革命在哪裡？》、《黑幫報紙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誹謗》、《誹謗和事實》、《接近了本質》和《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嗎？》等文，對臨時政府的暴行和誹謗進行了批駁。列寧6—7日再次聲明《德雷福斯案件重演》，集中地反駁了臨時政府的誣陷，其中特別說明了與帕爾烏斯的關係：

「

新舊手法兼施並用，——這就是沙皇政府進行剝削和鎮壓的一貫手段，共和制俄國的情況也是這樣。反革命資產階級在對各族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布爾什維克進行政治迫害時，總是還要進行極端卑鄙的誹謗，在報刊上展開「攻勢」，同法國教權派和君主派的報刊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攻勢一模一樣。

要不惜一切給德雷福斯加上進行間諜活動的罪名！——這是那時的暗號。要不惜一切給某個布爾什維克加上進行間諜活動的罪名！——這是現在的暗號。卑鄙地誹謗，顛倒是非，漫天撒謊，挖空心思地混淆讀者視聽，——所有這些手法，黃色報紙和一切資產階級報紙都在非常賣力地採用。他們的嚎叫簡直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別說論據，有時就連叫些什麼也聽不清楚。

下面就是最近在我們共和國上演德雷福斯案件時採用的幾種手法。最初他們「搬出」三個主要「論據」：葉爾莫連科；科茲洛夫斯基的2000萬；同帕爾烏斯的關係。

第二天，鼓吹行兇的主要報紙《現代言論報》就刊登了兩點「更正」，承認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不是被人收買，而是狂熱分子，同時把2000萬改成了2萬。另一家報紙則說葉爾莫連科的證詞是次要的。

我們在7月6日的《〈真理報〉小報》上已經指出，葉爾莫連科的證詞完全是荒誕無稽的。顯然，他的證詞已不便再引用了。

同一號《〈真理報〉小報》還刊登了科茲洛夫斯基駁斥誹謗的一封信。遭到駁斥之後，2000萬減到了2萬，但仍然沒有說出確切數字，而是用了一個「整數」！

他們把帕爾烏斯扯在裡面，竭力捏造說帕爾烏斯同布爾什維克有某種聯繫。其實正是布爾什維克，早在日內瓦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就把他叫作叛徒［註：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7卷《墮落到了極點》。——原編者注］，把他當作德國的普列漢諾夫無情地加以斥責，永遠排除了同這種社會沙文主義者進行任何接觸的一切可能。正是布爾什維克，在有瑞典左派社會黨人參加的斯德哥爾摩歡迎大會上，不僅斷然拒絕同帕爾烏斯交談，而且不讓他以任何身分，甚至以來賓身分參加大會。

加涅茨基是經商的，他供職的那家公司有帕爾烏斯的股份。有關商務和錢財的通信當然要經過郵檢機關，而且完全能夠徹底加以檢查。有人卻毫無根據地竭力把商務同政治攪在一起！！

甚至還有這樣可笑的事情：有人指責《真理報》，就因為《真理報》發給瑞典及其他國家社會黨報紙的電訊（當然也經過郵檢機關，這個機關是了解得十分清楚的）德國報紙也轉載了，有時還加以歪曲！好象電訊被人轉載或者遭到惡意的歪曲也應當受指責似的！

這是地地道道的德雷福斯案件，採取撒謊和誹謗的攻勢是基於瘋狂的政治仇恨……但是，用散布誹謗來代替思想鬥爭的謠言製造者該是多麼卑鄙啊！[49]

事實上，七月事變之後，列寧「德奸案」中臨時政府公布的文件中，帕爾烏斯就已經捲入其中，被作為列寧德奸的主要同盟，這一點從來就不是《明鏡》的功勞和發明。帕爾烏斯為此發表了一個聲明：

「

我一直支持，而且還將繼續支持俄國革命，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用所有能夠使用的方式。你們這些瘋子，為什麼要擔心我把錢給列寧？列寧和其他你們指控的人，從來沒有要求或者接受從我這裡來的錢，無論是借款還是贈送。但是我給予了他們，以及其他人，很多比錢和炸藥更有效的東西。我屬於這些人中的一員，把自己的身心都奉獻給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決心，這是你們現在想摧毀的，但註定要失敗的。[50]

托洛茨基則於7月8日在高爾基主辦的《新生活報》上迅速刊登了《帕爾烏斯和他的「代理人」——致編輯部的一封信》：

「

在俄國社會主義刊物上，我第一個揭露了帕爾烏斯與德國帝國主義的不光彩的聯繫，確認它在政治上和道義上與革命榮譽是根本不能相容的，號召全體俄國社會主義與帕爾烏斯斷絕所有政治聯繫；

我的一篇這種精神的文章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我們的話報》（1915年2月）上，並被彼得格勒雜誌《當代世界》所轉載；

……

從上述一切中可以清楚，在戰爭期間我與帕爾烏斯沒有也不可能有政治的或個人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聯繫，所有相反的斷言都是謊言和誹謗。[51]

後來，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第四章 「大誣衊的一個月」中更詳細地追敘道：

「

一個叫做布爾斯坦的人，正式稱為商人，叫臨時政府去注意「帕爾烏斯主持的一個德國間諜機關，設在斯德哥爾摩。」帕爾烏斯是一個有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員，屬於俄國人血統。依照布爾斯坦作證的話，列寧和這個機關聯繫，經過了甘涅茨基和哥斯洛夫斯基這兩個波蘭革命家之手。克倫斯基後來寫道：「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不幸不是普通法律性質，而完全是秘密警察性質。——一俟甘涅茨基到俄國來，在邊境被捕之後，就可以絕對無問題地證實了，而且變為法律上確定有效的證據，反對布爾什維克派總幹部。」克倫斯基預先知道了，這些材料將變成什麼東西！

商人布爾斯坦的供詞，牽涉到甘涅茨基與加茨洛夫斯基在兩地——彼得格勒與斯德哥爾摩——的生意。看來，這一戰時商業採取了秘密通信的方式，但它與政治無關。布爾什維克黨與這筆買賣無關。列寧和托洛茨基曾書面揭露帕爾烏斯是個做生意的好手兼革命政治的爛貨，並號召俄國革命黨人與他斷絕一切關係。但是在事變漩渦中的人，哪個有功夫來細察所有這些事情呢？一個間諜機關設在斯德哥爾摩，——這句話就夠了。

……

列寧經過德國回來，此事供給愛國派煽惑以永不竭盡的藉口。但是資產階級報紙，好像證明：愛國主義無疑是它們政策之中一個柔順的工具，當列寧初來時候，它們用虛偽的善意歡迎他，直至明白了他的社會政綱之後，才肆無忌憚地罵列寧「親德」。它們認為，「土地，麵包與和平，」這類口號，列寧只能從德國帶來。[52]

辛子陵一口咬定說列寧的自我辯護之所以有效，是因為赫爾方特沒有出現，這是怎樣的一種大無畏精神？其實，在《明鏡》周刊的報導中，有兩次提到帕爾烏斯：他被喚作「Parvus」（小個子）嘲諷地暗示他的那相當肥胖的身軀 、亞歷山大·帕爾弗斯（即小個子，黑爾凡特1894年後使用的名稱），——但是《明鏡》完全不提列寧和托洛茨基在七月誣陷之後針對帕爾烏斯的反駁，就像完全不提凱南對「西森檔案」的考證一樣。無論從左從右，只要不符合其結論，所有材料都可以彷彿不存在，正是這樣一種《明鏡》式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精神鼓勵了辛先生的無知無畏。其實，辛先生只要願意去查一下《列寧全集》就不至於如此被誤導，根本在於他並不想知道列寧究竟如何說。然而，建立在如此謬誤基礎上的宣講，卻能夠獲得大量喝彩，這才是需要正視的現實：為什麼今天撒謊、誹謗和謠言再度大行其道？也正因此，重讀列寧的上述批駁具有了新的意義。

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帕爾烏斯曾敦促德國外交部以一個沒有附加條件和補償要求的和平協定與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談判。他認為，列寧政權之所以對談判持保留態度，是因為布爾什維克還在等待奧匈帝國和德國境內的革命爆發。然而，新生的蘇俄對德國社會民主黨舉行大罷工的呼籲，德國社會民主黨各派均很冷淡，他們認為不能在這個緊要戰爭關頭從背後刺傷德意志帝國，頂多是促使德國與蘇維埃的和平談判。在斯德哥爾摩與蘇維埃代表拉狄克秘密會見時，帕爾烏斯希望列寧能允許他回到俄國，他知道自己的政策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內受到懷疑，他願意在工人法庭上為自己辯護並且接受審判。[53]與此同時，柏林的德國總參部已經要求情報部門嚴密監控帕爾烏斯的行為，特別是所有往來的電報，德國政府明確阻止帕爾烏斯追求自己獨立的政治目標，他也意識到已經不可能讓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與外交部合作來進行與俄國的和平談判。

列寧對帕爾烏斯的回國請求予以堅決拒絕，他回復說：「革命的動機不能被骯髒的手玷污」（the cause of the revolutionshould not be touched by dirty hands）[54]。之後，帕爾烏斯加強了與德國政府合作的反蘇維埃立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簽訂期間，他積極建言建策，提出俄國很容易用軍事制服和分割，這樣就不用和蘇維埃再進行和平談判。俄國消滅了，法國打敗了，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德國就可以主宰歐洲。這時，他的主張不僅和1941年的希特勒相呼應，而且已經與列寧及其蘇維埃徹底為敵。[55]由此捏造十月革命之後的蘇維埃政權是德國財政通過帕爾烏斯來支持的，是毫無根據的天方夜譚。

相反，1917年12月20，蘇聯成立「契卡」，26日蘇俄政府撥款二百萬盧布以支援西歐革命。之後，蘇聯把銀行收歸國有。帕爾烏斯認為這些措施會激起國內反抗，便開始動員和鼓動國內外反動勢力去攻擊和孤立蘇俄，以製造最嚴酷的壓力。他認為，俄國不是成熟的社會主義，銀行的國有化只有在高度工業化發展的國家才是有意義的，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反映了最可怕的認知錯誤。他譴責列寧的政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少數人的軍事專政，是對歐洲光榮的社會主義革命歷史的辱罵，蘇維埃更像是一個猶太人的陰謀，而不是現代民主。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簽訂之後，他對蘇維埃的批判更加尖刻。在與德、奧外交官的私下交談中，他擔心德國喪失對東線的經濟制裁，會對今後的德俄關係產生災難性影響。公開場合，他則譴責簽署條約的蘇維埃使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蒙羞，強化了德國鼓吹軍事力量的政黨，參加談判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要為這個「革命沙文主義」的條約承擔主要責任。他希望德意志帝國和蘇維埃都很快垮台，德國革命可以席捲一切。對於俄國，他的使命就是推翻蘇維埃。[56]

所有的這一切，其實正驗證了列寧之前對其德國沙文主義的批判。而帕爾烏斯就此對蘇俄的批判，也完全不同於羅莎·盧森堡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的國際主義立場。今天，試圖向歐洲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右派認祖歸宗的辛子陵等諸先生們，其實應該先拜謝這位德皇間諜「赫爾方特」先生，今天辛子陵等人的觀點不過都是在向他致以遙遠的敬意，——多麼諷刺的歷史畫卷，它揭示了歐洲第二國際的社會沙文主義與今天中國右翼自由主義之間（今天他們正在把自己改稱為「左翼自由主義」，以爭奪左翼的大旗），其實有著深刻的歷史聯繫！這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解除了德國在東線的壓力之後，德對俄的政策是保持控制和經濟滲透，7月繼任的國務卿Hintze如此總結：

「

我們在東部需要的是什麼？俄國的軍事癱瘓。蘇維埃比其他任何政黨都能更好地關照這一點，不需要我們出一個人和一分錢。我們不能要求他們或其他俄國人愛我們，事實上，我們把他們的國家像對待一隻橘子一樣擠壓，這就是我們做的。我們不是與蘇維埃合作，我們是壓榨它。這就是政治的意義。[57]

德國戰敗後，帕爾烏斯的政治生命也隨著一戰和德意志帝國的覆滅而喪失。1918年11月，他去瑞士隱居後被驅逐，回到柏林，死於1924年。他死後，曾被認為是第二國際最有才能的大腦，這自然是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右翼陣營的一個評價。

但是在第三國際，在蘇俄社會主義陣營，一戰之後的帕爾烏斯早已經是德國社會沙文主義的骯髒之手。1922年2月2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刊登了一條發自華沙的電訊，介紹帕爾烏斯的小冊子《挽救經濟的道路》，但沒有察覺到這本小冊子是為德帝國主義侵略東歐、對蘇維埃俄國各族人民進行殖民奴役的計劃辯護的。列寧發現後很憤怒，2月4日在致莫洛托夫同志並轉政治局委員的電報中說：

建議追查是誰最近在報上登載了介紹帕爾烏斯作品的電訊。

在查明責任者之後，建議給予羅斯塔社該部負責人以嚴重警告處分，並撤掉負有直接責任的記者的職務，因為只有十足的笨蛋或白衛分子才會把我們的報紙變成替帕爾烏斯這樣的惡棍作廣告的工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於2月8日通過了列寧的建議；經過調查後又於3月11日通過了列寧提出的決定。[58]

帕爾烏斯死後，《真理報》評論他的一生正是第二國際的象徵：「第二國際的整個政策，從革命的決定(五一節)到支持沾滿血污的資本主義止，都在這個以大革命家始，而以大投機家、艾伯特的顧問終的人身上得到了體現」。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列寧領導的蘇維埃，無論是政治立場，還是實際行動都已經與帕爾烏斯為代表的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的社會沙文主義全面決裂。為此，1917年至1918年，在列寧的建議下，經過黨內討論，社會民主工黨（布）改名為共產黨。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的歐洲社會沙文主義的路線鬥爭，正是帕爾烏斯故事不可分割的大背景。七月事變之後，特別是十月革命之後，也是這兩條路線鬥爭最激烈的時候。事實上，這時的帕爾烏斯已經完全成為蘇俄公敵。試圖通過這隻骯髒的手，在九十年之後再行誣陷列寧與十月革命，不過是黔驢技窮的一種媒體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的一些左翼網站對《明鏡》周刊的文章做了反駁，一篇標題為：「一個購買的革命還是一個購買的新聞？《明鏡》再次清算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59]；另一篇標題為：「《明鏡》何以是錯的？」[60] 除了指出其證據薄弱，也從歷史的脈絡中指出十月革命的邏輯根本不是德國可以用錢購買的，這篇文章不過是右翼意識形態的炒作。

的確，《明鏡》周刊的這篇文章正是喪失基本學術品格的媒體「翻案史學」的代表作品。儘管在新聞專業主義的標準上，作為發行110萬冊以上的老牌歐洲時政主流雜誌，《明鏡》周刊以自己擁有的全球最大的事實核查團隊而自豪，相對於250人左右的采編隊伍，具有事實核查功能的檔案部有100人之多，其中35人做資料歸檔工作，65人同時兼做研究與事實核查。[61] 但為什麼被中國的媒體人所羨艷的事實核查團隊卻不能就《明鏡》周刊自2006年以來大量的反華報道，以及此次列寧德奸案報道，對基本事實的違背起糾正作用？這就已經不是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所能夠解釋的。在專業主義的背後，是政治的立場和利益扮演了更重要的主宰作用，新聞專業主義往往淪為這種政治立場合法化的遮羞布，這才是關鍵問題。

正如托洛茨基在上個世紀的判斷：

「

七月情形完全不同。在進攻布爾什維克派之中，一切統治勢力，政府，法院，反間諜，司令部，官吏群，市政局，在蘇維埃占多數的黨派，他們的報紙，他們的演說家，——都構成一個龐大的整體。他們相互間的歧異，猶如音樂合奏之中各種樂器的不同聲調，只有加強一般的效果。兩個無聊的人的笨拙的發明，居然高升為一個歷史因素。誣衊的話如同尼亞加拉瀑布傾瀉下來。倘若你注意到那個背景——戰爭和革命——和被告者的身份——幾百萬群眾的革命領袖，他們正在領導自己的黨走上政權——那麼你就可以毫不誇大地說：1917年7月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誣衊之月了。[62]

這個漫長的「污衊之月」並沒有結束。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為什麼1917年七月在後蘇聯、後冷戰時代會獲得新的生命？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或許正是，作為十月革命的繼承者，作為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不僅活著，而且「崛起」。如果我們真正需要從歷史的視野之中理解這一事件，就必須回到十月革命所開闢的世界歷史的新時刻，回到究竟什麼是列寧主義？

五、「冷戰史」與中國「翻案史學」的來源

今天，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戰場正發生在歷史與大眾傳媒的交合地帶，並催生出一種可稱為「翻案史學」的媒體現象,它特別集中在國際共運史和中國革命史的範圍內。上述列寧德奸案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07年12月《明鏡》周刊重新炒作此一謠言，正是為了借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際，再行解構和污名俄國革命意義的舉措。從1917到2007年，與其一起借屍還魂的正是冷戰的幽靈。

的確，翻案史學往往以「冷戰史」的方式表現出來。一方面它關注的話題主要來自「熱戰」時期，另一方面，其基本敘述框架來自冷戰期間西方陣營的冷戰史研究。「冷戰」這一辭彙原本是喬治·奧威爾1945年提出來的，用來批判在原子彈的兩級世界中，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人民喪失了反抗的可能，處於無法改變的不宣戰的戰爭狀態。後來，這一辭彙在五十年代被美國用來專指針對蘇聯不宣戰的、進攻性遏制狀態。蘇聯在戈爾巴喬夫之前，從不正式使用這個詞，因為他們相信蘇聯是堅持世界和平的，而美帝國主義才是侵略性的。[63]「冷戰」在中文學術世界出現也是在八十年代之後。之前，是在「現代國際關係史」的框架下進行相關研究。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特別是在美國學習的大陸學者把西方的冷戰研究陸續介紹到中國。1991年蘇聯解體，所謂「冷戰」結束之後，俄國檔案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短暫解禁，也極大地刺激了「冷戰史」研究熱。1998年至2007年，大陸學界召開了一系列有影響的學術研討會，「冷戰史」研究由此進入中國大學研究體制。[64]

在很大意義上，西方「冷戰史」所承載的意識形態冷戰在後冷戰時期的俄國與中國獲得了延續和發展，這就是大眾傳媒中的「翻案史學」。它的突出表現就是用單一民族國家或國家利益的框架剪裁和重新敘述蘇俄（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用狹義的民族主義去取代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視野。無視與否定二十世紀以來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複雜歷史脈絡，以及國際共產主義實踐內與外的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及其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的發生，——由此尋找不同的行動、反對的聲音其實非常容易，無論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東、西方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還是在冷戰期間的西方陣營，迄今為止，各種論辯與鬥爭從未停息。但翻案史學唯一希望證明的結論是：中國革命是蘇俄（聯）基於其國家利益對中國操控的結果，——它以此餵養和塑造中國的（網路）右翼民粹主義思潮，目的是拆解二十世紀中俄（蘇）革命的正當性，以及與之血肉相聯的新中國的合法性，這已成為一種頗為壯觀之社會潮流。

中國翻案史學的源頭正是六十年代冷戰前後的美國亞洲研究。在美國大學中設置區域研究、亞洲研究，本身就是二戰後美國戰略情報局對蘇聯進行「遏制」之冷戰政策的產物。眾所周知，該研究在美國受到大量著名的政府與私人基金會的資助。由於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後，由美國杜魯門政府主導、並不斷增強的對蘇聯的敵意與遏制，以及國內麥卡錫主義在學術界的迫害與清洗，使得中國研究的主導方向從中共與農民、帝國主義、抗日戰爭等中國自身的內部問題轉向蘇俄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陰謀與操控，並以此來解釋、回應和推脫「誰斷送了中國」這一問題。「當時出版的著作大都著眼於共產國際的陰謀，強調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對蘇俄的模仿，而置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根源於不顧。與美國政府對鐵板一塊的，由莫斯科操縱的共產主義運動的譴責相呼應，美國學術界在當時也將中心放在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操縱上。這種觀點因為50年代初的中蘇聯盟以及中國對蘇聯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所強化。」[65]蘇聯解體後，這些作為美國冷戰成果的觀點借屍還魂，成為今天中國翻案史學熱衷炒作的冷飯，使得美國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與二十一世紀前後的中國構成了一個富有意味的迴響，也是極富反諷的現象。

但是，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論證除了證明其歷史觀的狹隘、偏頗與功利主義，結果是遮蔽而不是揭示了歷史的真實，並不能證得更多。蘇聯解體之後公布的檔案，只是證明了歷史過程的複雜與曲折，並不能構成對曾經扮演了重要國際主義內涵的社會主義之否定。舍此，則無法解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特別是新生的蘇維埃1917年7月25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廢除在華的沙俄不平等條約，並且在國內極為嚴峻的經濟危機下對中國革命的巨大援助。

就列寧德奸案來說，其實，除了《明鏡》周刊，辛子陵的歷史觀還有一個不容輕視的「高大上」來源，足以讓今天不明底細的讀者仰止：

「

以上事實已為俄國最新出版的官方歷史《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所證實。2006年俄國總統普京提出了為11年級（相當於我們高二、三年級）的學生寫一部歷史教科書的動議。原希望索爾仁尼琴完成這一大業。但索氏年事已高，確定由安德烈·鮑里索維奇·祖波夫組織編寫一本「非蘇聯味」的教科書。普京的秘書蘇爾科夫邀請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宮討論並確立了寫作計劃。《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這部書是由40餘名專家共同完成的。出版前，索爾仁尼琴審閱並修改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書稿。2009年阿斯特（ACT）出版社將其印行。出版後引起轟動，不到一年再版數次。2010年6月17至27日俄國史學者潘佐夫（他參與了編寫工作）到北京做學術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學者李玉貞、陳鐵健等，與他就 《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一書進行了座談，進一步證實了德國《明鏡周刊》公布的史料已為俄國官方所確認，並寫進了這部新史書中。

《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從根本上否定了十月革命，認為這是一場政變。對於政變前後，列寧是否接受德國的資助，以進行反對沙皇政府的活動這一關鍵問題，該書的回答是肯定的。書中引用德國外交部公布的檔案詳細敘述德國威廉皇帝的計謀：設法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利用這支別動隊，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寧從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二月革命後，1917年4月3日，列寧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國特種兵幫助順利經德國回到彼得格勒。

這些材料一披露，就把「偉大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導師列寧徹底顛覆了。這就是為什麼俄國人徹底拋棄了列寧和列寧主義，當我們中國人繼續緬懷列寧的時候，他們要把列寧的遺體送到中國來。

中國的翻案史學與俄國的翻案史學真是難兄難弟。2007年在中國，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際，中央電視台卻沒有按照慣例播放任何紀念十月革命的節目。[66]正式刊物中只有《炎黃春秋》在第11期刊登了一篇《俄國十月革命的回顧與思考：寫在「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時》，卻是一篇徹底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

「

列寧改變了十月革命的性質。根據馬克思主義（例如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教導），在那些專制落後的國家，革命的首要任務是：爭取民主，實行憲政，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通道路。但是，列寧修改了馬克思主義，要在專制落後的俄國先拿下政權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和促進世界革命。

······

十月革命創造的社會主義模式不可能成功。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大實驗，不僅影響到俄國和以俄為師的國家，而且影響到了全世界，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二十世紀一個主要社會潮流，對推進人類歷史的發展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成為資本主義自我改革調整的壓力和動力），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教訓。但是整個說來，這一偉大實驗基本上失敗了。搬用十月革命創造的蘇聯模式的國家，沒有一個是成功的。有人說這是武斷，可就是拿不出半點根據，舉不出一個具體國家來。失敗的原因，一是資本主義仍然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轉向社會主義的條件遠未成熟；二是十月革命後實行對經濟、政治、思想的壟斷，是歷史的倒退、是對二月民主革命的反動。[67]

如果結合2007年2月，謝韜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事態可能就更加清楚：

「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他們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武裝奪取政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確的；但建國以後，不顧中國生產力非常落後的國情，便放棄新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堅持要搞共產主義，憑藉手裡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義——列寧主義對他們的影響。我們曾經走上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馬克思恩格斯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承認1848年的錯誤以後，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正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

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社會民主黨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列寧標新立異，1918年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成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把恩格斯擯棄的「1848年的鬥爭方法」當作旗幟揮舞，從「左」邊修正了馬克思主義。[68]

謝文重申「二月民主革命」、第二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與「暴力社會主義」的路線分野，呼籲中國回歸「民主社會主義」的普世價值，——回歸的唯一途徑必然要建立在對列寧與十月革命的徹底否定上，這正是「後冷戰」時代中、俄「翻案史學」的共識。

那麼，這本「最新」的、「官方」的俄國史究竟是一部怎樣的書呢？還是中國翻案史學執掌牛耳的《炎黃春秋》雜誌，眾望所歸，在2010年第10期發表了李玉貞的書評《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正是辛子陵上述引用的來源。[69]李玉貞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被認為是重要的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研究專家。但是在這篇文章中，卻匪夷所思地出現了很多學術硬傷。

其實《中華讀書報》2010年09月29日就曾刊登記者康慨的報道 ：「羅蒙諾索夫莫斯科國立大學因為一本關於前蘇聯時代的歷史教科書，陷入了空前的爭議漩渦」，「政府設立的監察機構俄羅斯聯邦社會院很快召集了會議，並在會後發布報告，批評該教科書以『極端民族主義思想』解讀國家歷史，並歪曲歷史事實。莫大歷史系主任謝爾蓋·卡爾波夫出面否認與該書有關，並表示，《俄羅斯歷史1917-2009》只印刷了2000冊，而且事實上『已在我們的教學活動中被擱置了』。在聯邦社會院開會之後，莫大歷史系則發表聲明，表示將暫停在該校課堂中使用此書。」[70]這起碼讓我們知道對於這部翻案史書是有巨大爭議的，並非一廂情願的「徹底顛覆」。

2011年5月，《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雜誌刊發了針對李玉貞一文的考證文章：《譯介國外作品要準確——祖波夫主編<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書相關情況查證》[71]。經查證材料和詢問來訪的俄羅斯學者，李文所說與實際有很大出入，經過進一步對比俄文原書, 發現李文中引用的數字與原書不符之處有6、7 處之多。關鍵性的，也就是被辛子陵強調的幾點，都是錯誤的。1，沒有證據證明此書是普京總統授意的；2，此書非歷史教科書；3，索爾仁尼琴並不支持該書，相反，臨去世前寫材料揭發該書作者；4，李文提到的來華遞交此書的亞·潘佐夫並非著名的俄國史學家，只是在美俄裔教師。另外，該書除主編祖波夫外, 還有來自美國、德國、英國、義大利、捷克、拉脫維亞等十個國家的境外作者, 總共43 位，其中鮮有俄羅斯權威學者和有影響的歷史學家, 多是年輕的副博士和副教授。而且作者的專業領域五花八門: 除歷史專業外, 還有藝術、語言、工程技術甚至森林保護方面的作者。主編祖波夫與俄境外宗教團體聯繫密切,長期擔任俄境外流亡人士創辦刊物《播種》雜誌主編。曾擔任反蘇組織「團結聯盟」領導人，該組織的前身是1924—1930 年流亡歐洲的白俄青年恐怖組織, 二戰前從事反蘇、反共的破壞活動, 二戰後與納粹合作, 曾深入到俄僑和被俘的蘇聯戰俘中做策反工作。俄羅斯政治自由化之後, 該組織於1996 年在俄羅斯境內得以註冊, 之後還多次參加各級議會的選舉。除此之外, 團結聯盟還利用東正教講堂開展反共的宣傳工作, 號召立法禁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2010年4月，俄羅斯主流雜誌《專家》在第16-17期刊登了一篇題為《造假者的歷史》的文章,批評該書把蘇聯衛國戰爭寫成蘇聯-納粹戰爭，並揭發了主編與「團結聯盟」的關係。祖波夫將雜誌告上法庭，理由是2008年之後他已不在該組織任職。《專家》代表在庭審中舉證說: 一是祖波夫在書中稱：反對蘇聯制度的許多人, 其生命要感謝德國的入侵; 二是祖波夫作為該書的主編曾在互聯網上撰文稱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人是比納粹還可怕的敵人, 因為他們統治了俄羅斯幾十年, 而納粹只是在2-3 年的短時間裡佔領過俄羅斯的一部分。等等。法院認定: 該書有20 多處結論表明作者的一些論斷缺乏史實根據，此書非學術性著作, 屬於政論類出版物。

文章還列舉了李文在摘譯中很多不應該出現的「硬傷」，尤其體現在數字上。比如李文寫道：其他如俄國中部省份在1916 年，人口總數為6，800 萬, 到1920年僅剩下3，800 萬；而祖波夫原書中兩個數字分別為680萬和380萬，此處兩組數據相差十倍。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也就是說，李文在推介祖波夫主編的這套翻案史書時夾帶了很多私貨。問題是，這樣的做法究竟在何種意義上符合一位學者的身份與良知呢？

這裡，可以參考一下美國歷史學家安東·費得雅辛（Anton Fedyashin）對該書的評述，對於我們客觀理解或許有幫助：

「

在二十世紀尋求持中之論的讀者多少會對《俄國史》感到失望，雖然，在關於二十世紀的廣泛爭論中，祖波夫的計劃表達出一種不僅與蘇聯的遺產抗衡，也與普京政府的自由主義鞭策相抗衡的觀點。這套書對蘇聯過去的總體態度與其說是探究，不如說是基於（宗教）義理的譴責。文本提供了陳述和判斷，卻令人驚訝地很少提出問題。而且，如果讀者全盤接受書中露骨的反共信息的話，他們將不得不接受作者們相信的觀點，即俄國史上的這整整七十年，沒有給當下增添任何價值。在這個意義上說，這套書違背了它的本意，因為與天主教的激情結合的反共熱情，並不能幫助俄國人面對二十世紀的殘酷歷史，以及當今世界的複雜性。那些尋找「蘇聯的人民史」（就如這套書的封面設計所暗示的）的人也會感到失望，因為文本除以流行的編年方式列出長長的一串國家犯下的、其臣民經受的罪行外幾乎什麼也沒有提供。祖波夫這套書提示的是，蘇聯經驗不過就是一個龐大的、悲劇性的歷史錯誤。但俄羅斯的民族性格（通過其個體）就不能從中發現有吸引力甚至有營養的東西？共產主義經驗難道不是更廣泛的、西方應對現代性問題的一部分？這些問題在《俄國史》的書頁上甚至都沒有出現，儘管（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許比一本一千九百頁的二十世紀罪行編年史更難消化。這段歷史需要平衡性處理，可嘆的是，在此意義上，《俄國史》所證明的也許是需要的、卻又是欠缺的一步。[72]

此論基本公允，其問題意識也正是今天的中俄（蘇）歷史研究應該面對的。

但是，遲至2012年出版的李玉貞代表巨著《國民黨與共產國際》中，祖波夫這部俄國史仍然是她的重要資料來源。褒揚者認為該書積三十年之功「顛覆了」很多傳統說法，其主要論證的觀點無非就是：統領蘇俄對華外交的是其國家利益，共產國際是其國家利益的工具，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也就是中蘇國家利益和黨派利益之間的衝突。在署名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的章百家在序言中高度評價了這一立場。章百家1995年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室務委員、第三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後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副會長，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一直到2011年才不再擔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序認為：

「

李先生選擇了一個頗具新意的視角，以蘇俄和中國國民黨各自的利益訴求為分析的主軸，探討了雙方合作的基礎及限度，雙方分歧的由來與矛盾激化的原因，清晰地勾勒出國民黨與蘇俄和共產國際關係發展演變的來龍去脈。本書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顛覆了一些傳統的說法，其中有四點尤令人印象深刻：第一，蘇俄與國民黨是因各自的利益需要而走到一起的，最終又因利益衝突而分手。第二，統領和支配著蘇俄對華外交的是其國家利益，而這種利益具有多重性，蘇俄外交除鞏固和維護系新生革命政權之外也承襲了沙俄擴張主義的傳統。第三，1919年成立的共產國際不僅是世界性的共產黨組織，也是蘇俄外交、包括對華外交的一個重要工具，其奉行的是為蘇俄外交服務的立場。第四，當年蘇俄對中國的情況缺乏基本的了解，這導致一系列判斷失誤和對華政策的混亂與矛盾，這種脫離實際的政策也根本不可能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

這一系列的「新觀點」，除了呼應和複製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冷戰研究和俄國翻案史學的陳詞濫調之外，唯一的新意在於這段評價來源於體制內黨史研究的權威人物。在這段陳述中，中共其實就是蘇俄（聯）的內奸，國民黨卻因為堅持民族利益才與共產國際翻臉，只是因為蘇俄（聯）對情況掌握的失誤，才使得這一賣國遇到挫折。這其實不過就是列寧德奸案的中共版本，難道不是嗎？

另一序言的作者特別標註為「原國民黨西山派元老鄒魯之子」鄒達，這也順理成章。鄒的評價是：「思想、政制之異同，意識形態之分歧，民族感情之激蕩，治亂興衰之軌跡，昭然甚明。」誠然！其分歧不過就是國共兩黨冷戰意識形態之分野的延續。於是，在論述列寧與孫中山的交往中，何香凝和宋美齡的回憶材料，在號稱以資料取勝的李玉貞之翻案史學「巨著」中，完全沒有涉及。因為該著的基本立場是尋求孫中山不贊同共產國際和蘇聯的資料，而選擇性忽略孫中山與列寧聲氣相通之處。她認為十五年前自己的著作《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有蘇聯史學的「中毒」癥狀，把以孫中山為核心把國民黨劃分為「革命」與「反革命」，或使用陳炯明「背叛」孫中山一類的詞語，[73]——讀到這裡，筆者倒是很好奇：鄒達是否也認同陳炯明並非背叛孫中山呢？其先父鄒魯不正是當年直接受命於孫中山負責討伐陳炯明的大將嗎？他是否也要「翻案史學」一把，重新評價先父之功過？

由此提出的問題正是，中國「冷戰史」研究的歷史視野究竟應該如何建立？號稱「實事求是 秉筆直書 以史為鑒 與時俱進」的《炎黃春秋》雜誌為什麼要把自己的立論建立在虛假的歷史史料上？作為學術人的基本立場與操守究竟應該如何把握？這些都應該成為學術界重新思考的重要話題了。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重構我們的歷史觀，它都無法建立在虛構與謊言的基礎上。

在筆者正要完成撰寫本文的時候，看到了《炎黃春秋》2014年7月號的最新文章《普京為什麼怒斥布爾什維克賣國》，作者李凌署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雜誌原主編，摘錄關鍵如下：

「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在歐洲各地生活，開會，辦黨校，辦刊物等經費從何而來呢？

為紀念十月革命90周年，2007年出版的何方、金雁等編著的《對俄國十月革命的回顧與思考》文集中，對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了一些可供研究和參考的珍貴的第一手史料，簡單介紹如下：

美國政府於1918年10月公布了一批檔案資料，即在現代史上極受重視的《西遜文獻》（Sis-son Documents）全面證明，列寧是奉德國的命令行事的。這文獻公布以後，歐美政界和史學界曾討論一項根本問題：列寧秘密回國後極力鼓吹片面締結和約的政策，是否足以證明他是個德國的間諜？他在瑞士期間以及回國後，是否仍不斷接受德國的津貼？

齊曼編的資料。英國學者齊曼（Z.A.B.Zerman編的《俄國革命與德國——1915年至1918年的檔案資料》（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齊曼文件集）。這本書的資料中列出了德國政府為支持俄國的革命運動所花的款項和德皇政府與布爾什維克及其他俄國革命政團之間的關係。

這批文件提到的德皇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付出極大的款項，給各種各樣的俄國革命分子在俄國境內進行顛覆沙皇政府的宣傳活動，但這些文件沒有說明這筆巨大的款項中究竟有多少用在俄境內，接受此種津貼究竟是誰？他們如何用法？

一般人認為，德皇政府和俄國的接受者都不會保留詳細的賬目和收據，但還是有許多蛛絲馬跡，使研究者們可以看到一些事實真相。

從這批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1915年3月，德皇政府已撥出200萬馬克供俄國革命分子作宣傳經費。這筆錢的極大部分是由一個名叫海爾芬博士（Dr,Alexander Helphand）的德皇政府特務交給俄國革命分子的（這位海爾芬博士是托洛斯基的好朋友），他曾化名巴伏斯（Parvus）。在1915年底，德國政府又撥給他100萬馬克。他在1915年3月寫給德皇政府的報告中說，在俄國組織大罷工，社會民主黨的極端激進派（按：指布爾什維克）已經投入行動……他接著還提到列寧以及其他一些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名字。他主張應通過邀請這批人參加擬議在德國召開的俄國各革命黨派聯合大會，以便立即發動反對沙皇政府的行動。

巴伏斯（海爾芬博士）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為其活動中心，經常與流亡在該地的一些布爾什維克黨人如拉迪克等接觸，但由於大家都知道巴伏斯是德國特務，因此列寧在1917年4月返俄的秘密旅程途經斯德哥爾摩時，拒絕和他當面晤談。列寧是一個細心謹慎的人，他知道國內的政敵，將會利用他借道德國返俄一事對他大肆攻擊。但當時在斯德哥爾摩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如拉迪克·漢尼基等仍然肆無忌憚地與巴伏斯會晤，而漢尼基在事實上受巴伏斯僱用的。

……

由俄羅斯總統普京提議，由歷史學家祖波夫等撰寫的《二十世紀的俄國史（1894—2007）》一書，簡要地介紹了列寧、季諾維也夫等人是得到德皇政府的特別批准才能經過德國回到俄國的。該書還介紹了列寧、布爾什維克接受德皇政府大量資助的事實，指出：「德國撥出5000萬金馬克（約合9噸多黃金）資助俄國革命者。」德國總參謀部向威廉皇帝報告稱：「列寧順利回到俄國，他乾的確如我們所願。」

……

這個苛刻條件被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大力反對。為是否簽訂和約，在布爾什維克黨內高層也引起嚴重的分歧。列寧主張立刻簽訂和約。他說：「如果不簽約那你們等過三星期就執行對蘇維埃政權的死刑判決。這些條件並未觸犯蘇維埃政權，我絲毫不動搖。」列寧和布爾維克黨為了保持蘇維埃政權，不顧人民群眾的反對，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74]

這就是1917年7月被托洛茨基稱為漫長的「污衊之月」在當下中國獲得的最新的延續。在此邏輯之下，作為共產國際中國分部的中國共產黨不過就是蘇俄（聯）內奸的論斷，不是呼之欲出了嗎？章百家論調中的共產黨賣國，國民黨才是愛國，不正是今天所謂「民國熱」的一個核心預設嗎？

善良的人們，是否應該警惕呢？

注釋：

[36]（波）伊薩克·多伊徹：《武裝的先知 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國龍譯，第195-196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Z. A. B. Zeman，W. B.Scharlau: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IsraelHelphand(Parvus)，1867-1924，pp155-156. 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5.

[37]Alfred Erich Senn, "The Myth of German Mone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Soviet Studies, Vol. XXVIII, No. 1, January 1976, pp.83-90；轉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Parvus.

[38]Z. A. B. Zeman，W. B.Scharlau: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Helphand(Parvus)，1867-1924，pp157-178. 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5.

[39]《列寧全集》第27卷，第100-101頁。

[40]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Parvus.

[41]Semion Lyandres ：The Bolsheviks""Gennan Gold" Revisited：An Inquity into the 1917 Accusations,The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 East European Studies Number 1106，No. 1106, February 1995c1995 by The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a program of the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http://carlbeckpapers.pitt.edu/ojs/index.php/cbp/article/view/63，pp93-104。

[42]Z. A. B. Zeman，W. B.Scharlau: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Helphand(Parvus)，1867-1924，p165. 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5.

[43]Ibid，p181.

[44]Ibid，pp187-188.

[45]《列寧全集》，第47卷，第438頁。

[46]Z. A. B. Zeman，W. B.Scharlau: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Helphand(Parvus)，1867-1924， pp190-191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5.

[47]Ibid，p216.

[48]Ibid，p221.

[49]列寧：《德雷福斯案件重演》，《列寧全集》第30卷，第404-406頁。

[50]Z. A. B. Zeman，W. B.Scharlau: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Helphand(Parvus)，1867-1924，pp229-230，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5..

[51]《托洛茨基親述十月革命》，施用勤譯，第180-181頁，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52]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239

[53]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54]Ibid，p246.

[55]Ibid，pp250-251.

[56]Ibid，pp251-253.

[57]Ibid，p254.

[58]《關於登載介紹帕爾烏斯小冊子的電訊》，《列寧全集》，第42卷，406-408頁。

[59]http://www.neue-einheit.com/deutsch/is/is2008/is2008-02.htm

[60]http://arbeitermacht.de/ni/ni126/oktober.htm

[61]丘濂：《解密德國<明鏡>周刊事實核查部》,《中國記者》2013年11期。

[62]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63]文安立：《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中文版序，第2頁，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

[64]參見徐藍：《中國戰後國際關係史研究30年》，載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編《冷戰國際史研究》第8輯，第2-57頁，北極：世界知識出版社。

[65]馬克·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 馮崇義譯，第277-278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66]施用勤：《再版譯者前言》，（波）伊薩克·多伊徹：《武裝的先知 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國龍譯，第2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67]何方：《俄國十月革命的回顧與思考：寫在「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時》，《炎黃春秋》2007年11期。

[68]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炎黃春秋》2007年2期。

[69]http://www.douban.com/note/253212965/

[70]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0-09/29/nw.D110000zhdsb_20100929_3-04.htm

[71]鍾實：《譯介國外作品要準確——祖波夫主編<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書相關情況查證》，《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11年第5期，第81-83頁。

[72]Anton Fedyashin：『Book Review』, in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ume 13, Number 1, Winter 2012, pp. 241-242. 全文見網友王立秋譯，http://www.douban.com/note/253212965/，筆者對該段譯文有修訂和補充。

[73]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第10-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74]李凌：《普京為什麼怒斥布爾什維克賣國》，《炎黃春秋》2014年7期，第87-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