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當下中國需要講什麼，我能講什麼

　　今年1月，著名學者錢理群先生用三年時間傾心撰寫的《夢話錄》正式出版，面對經濟的崛起、民族主義的高漲、消費主義的蔓延、各類思潮的紛涌，針對當下中國社會轉型的大問題、大是非，錢理群先生以自覺的民間立場，強烈的底層和現實關懷，提出制度建設、文化建設、價值建設、生活建設等四大主張，顯現了一個人文思想家的深刻洞識與全局性關懷。

　　《夢話錄》以錢先生近年來從校園到社會，從書齋到企業，從大陸到台灣的演講實錄為基礎，出版前經過精心編改，內容更為精密完善，文采與思想交融，批判與實踐並重。在書中，錢理群先生主要面對青年群體，就魯迅與「五四」傳統、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改造與發展、高校教育與大學生就業、中國人為什麼不幸福等話題侃侃而談，並戲稱為一個「老理想主義者」的「夢話」。

　　在《人生如夢》一文中，錢先生還總結了自己一生「做夢」的三個階段。先生總結道：「我最感欣慰的是，自己的人生三部曲都發展得比較完整、充分：學生時期夢做得最徹底，工作以後現實和夢的矛盾特別尖銳，晚年的夢依然做得徹底，實現起來卻更為從容。這應該是我最基本的人生和治學經驗。」對於當今青年而言，這本書可謂提供了一個最切實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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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價值觀重建

　　與青年人只探討不做「導師」

　　南方日報：您在《夢話錄》中開宗明義指出，當今中國面臨四項亟待解決的任務：制度建設、文化建設、價值建設、生活建設，那麼您是怎麼看待這四個「建設」之間的關係的？對於完成這一系列建設任務，您有沒有一個大概的時間表？

　　錢理群：不會有時間表這一說，因為我提出這四個建設，是我個人對當今中國的一種觀察結果，一種朦朧的期望，提出來是想和大家一起探討，而不是一套具體的社會實踐設計。

　　也就是說，要創建一種最適合中國國情的，能夠讓每一個中國人過上幸福生活的，為中國老百姓所能接受並且歡迎的新的制度，新的文化，新的價值觀和新的生活方式。從另一個角度看，其實也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改造與發展問題。

　　說到四個建設之間的關係，應當說「制度建設」是最根本、也是難度最大的，普通公眾很難介入；核心則是「價值重建」，生活建設和文化建設都是圍繞價值建設展開的。我這本書的目標讀者群體是80後、90後當中那些對於社會現狀及自己的生活心存疑慮、想要尋找出路的年輕人，對於他們來說，面對物質主義、實利主義、消費主義、虛無主義、犬儒主義等等思潮的興起，樹立一種合理的價值觀、找到理想生活方式，顯得尤為迫切。就「價值觀」來說，關鍵是處理好兩個關係：一是物質與精神的關係，二是個人與社會、國家、乃至人類和全世界的關係。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要學會「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南方日報：您剛才也提到《夢話錄》的目標讀者，是年輕人當中比較理想主義的那一部分。您在後記中也談到，在各地演講過程中時常碰到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有學子請教您怎麼在學校里「搞好人際關係」。您是否擔心這些「夢話」有過時的危險？

　　錢理群：《夢話錄》可以視為我的另一本書《致青年朋友》的姐妹篇，我的演講不可能、也不應該面對所有的青年，大體上可概括為魯迅說的「醒著」的或者希望「醒著」的、「要前進」的青年，年輕人有權利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願意聽或者不願意聽，或者聽了毫無反應，甚至產生曲解，都是正常的。

　　這些年由於年齡、加上退休的關係，我也不可能與當今的80後、90後廣泛接觸，這些演講基本上是一些小範圍的交流。我並不期待它們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畢竟社會現實的力量是很強大的，我的期望就是兩點：第一，能讓年輕人聽到一種和「流行的主流觀點」不一樣的聲音，至少多一種活法；第二，演講這種形式或許會激發瞬間的感動，久而久之被聽眾所遺忘，這也是很正常的。假設他們日後偶爾能回想起來一點，這就足夠了。

　　和青年朋友打交道，我一直堅持一個原則，必須真誠，不要掩飾自己。面對青年人，胡適很自信，採取的是「導師」式的態度，可以包辦青年的一切疑惑。不過，在今天要是擺出一副導師的姿態，是很容易引起反感的；魯迅就不一樣，他一開口就說「我實在不願意來講，因為我不知道該講什麼好」。這絕不是謙虛，而是真心話。他還特別怕學生鼓掌，說你們一鼓掌，把我弄得昏昏然，那就害死我了。他還經常質疑自己的看法。

　　我贊成魯迅的態度，我覺得有很多疑惑，是我和今日的年輕人一起面對的。只是出於年齡、閱歷上的一點優勢，我願意談談自己的看法，也歡迎和大家一起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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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北大

　　讀書是為一輩子安身立命找到信仰

　　南方日報：在《夢話錄》中您也談到了對北大、包括對高校現狀的一些反思，比如您提到北大正在自覺、不自覺地培養以做「成功者」、「人上人」為目標與動力的「偽精英」。在您看來，北大應該著力於培養什麼樣的人才？

　　錢理群：關於北大要培養什麼樣的人，胡適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就是要培養引領思想、文化、學術潮流的「精英」。

　　魯迅也說，北大的傳統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

　　在我的心目中，理想的北大，不僅要培養一般實用性人才，更要著力培養那些具有創造性思維潛力的人才，包括思想家和學術帶頭人，北大不僅有這個傳統，也有實現的條件，更是自身發展的迫切需要。

　　從歷年報考北大的生源和國家建設需要來說，北大人要做精英，這本身並不錯。問題是，這是怎樣的精英？我理解的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的精英，必然是民族與人類良知的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強烈的人文關懷、社會關懷，對世界、國家、民族、人民有高度自覺的責任感、承擔意識和犧牲精神；同時，又是有著強烈的底層關懷的，既要「腳踏大地」，又要「仰望星空」。

　　但現實的所謂「尖子」學生，有相當一部分往往是一些「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論知識與能力，他們都屬一流，但致命的問題是沒有信仰，最大限度地謀求個人利益，也會最大限度地利用體制的弊病，迎合體制的一切需要，以謀私利，恰恰是這樣的人，最容易成為、而且事實上已經成為現行體制的接班人，從而成為國家、民族未來發展的根本性的隱患。

　　南方日報：目前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可說是一年比一年嚴峻，甚至「讀書無用論」又有抬頭趨勢，您對此怎麼看？上大學究竟圖什麼？

　　錢理群：愛因斯坦曾經強調：大學並不只是一個知識的傳授所、職業的培養所，它的最基本的任務和職能是培養「和諧的人」。這其實也是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把「養成健全的人格」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說，上大學，不僅要求知識、學技術，還要培養自己的人文關懷，為一輩子的安身立命找到信仰，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

　　我曾經說過，某種意義上今天的80後、90後是最不幸的一代，中學階段遇到了應試教育，大學畢業又碰到就業教育。據我的觀察與了解，當下中國年輕一代最大、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生活沒有目標。那麼大學階段如何確立自己的信仰？我有兩個建議：首先，要自由地讀書、自由地思考。大學階段的自由讀書，應該有兩方面，一是古今中外基本經典的精讀，另一方面是儘可能廣博地泛讀，尤其是專業之外的書。在廣泛閱讀基礎上，必然會發現和你「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大師，作為你一生治學和做人的基本精神支柱。除此之外，還要適當參加社會活動，特別是到農村去志願服務，這對你了解中國國情民意，大有好處，這也是為學、做人的基本功。

　　真正能實現「精英夢」的永遠是很少一部分人，大部分人都得做「泥土」。魯迅也說過，做「天才」固然很好，但「泥土」也是不易做的。我想，假如那些奮鬥在基層崗位的北大畢業生，能堅持培養自己終身學習的能力、研究能力、創造性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問心無愧地做有思想的「泥土」，那麼他們在同一行業中的表現也一定不會「泯然眾人矣」，必有過人之處的。

　　南方日報：最近幾年，高考狀元棄北大投奔港大的消息引起議論紛紛，您是怎麼看待這個現象的？

　　錢理群：我很早就提出過老北大的輝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而今日的北大，不大可能再像「五四」時期一樣，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思想和文化的發展產生如此深遠、浩大的影響。用一個有點悲觀的辭彙來形容，可說是「大勢已去」。

　　今天的學生不一定要以上北大為目標，他們有更多選擇。那麼，在這種前提下，今日的北大應該放棄「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慣性，放下身段，主動調整心態和策略，積极參与生源、人才及學術領域的正常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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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網路公共知識分子

　　韓寒的聰明在於對自我身份的警醒

　　南方日報：您沒有開通微博，或許不少讀者會為此感到遺憾，您怎麼看待微博時代「底層民意」的崛起和網路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現？

　　錢理群：這些年我對網路的看法始終不變，網路技術兼具革命性和破壞性：一方面它的確具有打破時空、促進溝通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隨著網路在現代生活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也給人帶來一種新的「奴役」的危險。微博的出現當然很好，多了一個發表意見的平台，但我覺得也不要把「底層民意」過於理想化，網路上最大聲、最熱門的聲音是不是一定等於底層民意？我的意見是不能完全畫等號，只能是部分代表。

　　我對所謂「網路公共知識分子」也持保留態度。比如韓寒，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人物，在他身上綜合了「網路紅人」和「公共知識分子」雙重身份。我記得他說過一段話，大意是有時候會發覺自己有被粉絲所操縱的危險，會不由自主地說一些大家希望聽到的話。也就是說網路是一個陷阱，會無形中制約在這個平台上發聲的人，如果過分自我陶醉，對這一點不清醒，就容易出問題。

　　包括最近很火的「韓三篇」我也讀了，我覺得這些文章說明韓寒想要突破自己，要朝「公共知識分子」的方向進一步發展，他必須往前走，也非常適時地抓住了中國當下思想領域最熱門的關鍵詞；但另一方面，這些文章也暴露出他對文中涉獵的重大課題，思考還不夠成熟、存在不足。無論你對他的回答滿不滿意，他的聰明之處就在於對自己的身份比較警醒，也不斷在反思和自我解剖。怕的就是不清醒。

　　南方日報：您怎麼看待目前網路爭鳴的現狀、它的作用和需要注意的問題？

　　錢理群：當今的中國需要百家爭鳴，需要在一個公平、理性的環境中各抒己見，把問題攤開來談。我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防止「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既不要過分理想化也不要妖魔化。舉個例子，過去對民國時期評價很低，基本上就是「黑暗的舊社會」；我看到現在網上對民國時期的溢美之詞又頗為盛行，一派清流絕響、風骨蓋世，但真實的民國既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會是徹頭徹腦的光明。包括我們看台灣大選、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都應當防止這種片面化思維。

　　我主張魯迅的原則：對任何一種文化、制度、發展模式，都要採取分析的態度，未加反思，就搬用到中國來，是最危險的；這也包括對自己的文化、制度、發展模式，如果不作反思，一味唱頌歌，那就更危險。當下最大危險，就是「不清醒」，不作反思和自省。

　　另外一點，我注意到現在網路上的對話，參與者普遍缺乏一種平和的心態，我不贊同那種把自己的見解視為真理、給不同意見加上各種「污名」的做法。即便對於反對的聲音，也應保持尊重，而不是動輒指責對方是「漢奸」或者「五毛黨」。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太複雜了，誰也不敢保證說自己的意見就是百分百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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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文化復興

　　現代化目標「根柢在人」

　　南方日報：名人故居「保護性拆除」之類的事件不斷出現，作為一名人文學者，您怎麼看待「文化強國」，中華文明往何處去？以及知識分子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錢理群：首先，我認為中國的確處於一個文化復興的大好時機，所謂文化重建，當然不是憑空創造，而是要總結我們自己發展的經驗之外，廣泛吸收各種思想精神資源，包括向東西方文明學習，回歸中國傳統（包括以孔子為代表的古代傳統和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以來的現代傳統），回到民間。所謂「現代化」、「現代文明」，還是魯迅說的那句老話，「根柢在人」，這也是他一直倡導的「立人」的文明觀——現代化目標的深意：「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必尊精神而張精神」，在魯迅看來，「人的個體精神自由」才是現代文明之根、現代化的根本目標。

　　也就是說，我們要建立的不是「富國」，而是「人國」，富國是手段、過程，人國才是目的。

　　此外，在魯迅看來，無論傳統知識分子或現代知識分子，都非常容易失去自己的獨立性和主體性。知識分子要處理和「官」、「商」、「大眾」的關係，不要淪為這三者的幫閑，要做到「定」、「清」、「靜」，這一點在今天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人物檔案

　　錢理群，l939年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19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最受關注的人文學者之一。他以對20世紀中國文學和社會的深刻研究，特別是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審察，對20世紀中國經驗和中國道路的總結和反思，對當代社會及文化思潮的批判，受到了海內外的高度重視。

　　主要作品有《心靈的探尋》、《周作人論》、《周作人傳》、《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合著）、《學魂重鑄》、《話說周氏兄弟》、《走進當代的魯迅》、《錢理群講學錄》、《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傳》等等。曾主編《新語文讀本》，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