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愚禪師傳茶道秘笈給日本人（中一）/天目盞之名只是傳說

（傳說中的南浦紹明像，來源待考）

3，宋代茶禪一味的傳入

南北朝時，中國瓷器就外輸日本。唐代起，瓷器通常和喝茶方式一起傳入日本，而傳入日本的唐代瓷器以茶具居多。當時，日本本土陶瓷生產由於缺乏相應的原料，幾乎處於停滯狀態，仍然在生產的土陶產品，燒造溫度低，離瓷器相去甚遠。特別是當唐代的飲茶還講究湯色之美，用日本本土的土陶產品更不能滿足這種需求了。中國瓷器特別是茶具伴隨著茶、茶道精神、茶會儀式一起進入日本，也是中國陶瓷外傳的特色。對於日本而言，得到一整套的茶文化，當然是求之不得。中國的茶文化要經過上千年的培育，而日本省卻了這一個過程，於日本民眾而言，自是懷著欣喜與感恩的態度。對於中國茶文化是否全方位的輸入，日本曾有人懷疑，關於茶樹，是否有日本本土產的可能？在一篇《茶樹起源與原產地》論文中，否定了印度、日本等地的起源說，也引用了日本學者志村橋和橋本實的系統研究，確定了種茶最早發生在中國西南地區。（22）這一科學鑒定否定了日本茶本土產之說，日本之後發現的所謂本土茶，其實是來自中國的。

日本茶專家岡倉天心這樣說，「日本從中國學會了喝茶，從居家擺設到生活習慣，衣裳服飾到烹調飲食，還有瓷器、陶器、繪畫，甚至最地道的日本文學，無一不受茶道的影響。在日常用語中，若是有人無能欣賞人生大戲苦樂參半、亦莊亦諧的個中趣味，會被說成是『肚中沒有茶水』。相反地，對世間疾苦視若無睹，只知耽溺於波濤洶湧的情緒，而我行我素的人，則會被冠上『茶水太多』這樣的說法。」可見，與中國人一樣，日本人吃茶，並不僅僅在於吃，吃茶的功夫在茶外，吃茶講究的是性情，甚至上升到修身養性的層面。正如茶具也一樣，不僅僅充當吃茶的工具，還要講究與茶的配套，茶具的質地、色澤、手感等，還要與吃茶人的趣味相投，茶具既能幫助人們完成吃茶的行為，更能參與吃茶人的性情修鍊的過程，使吃茶的行為更完整、更藝術化。所以，飲茶也會給中國陶瓷製作帶來影響。陸羽認為，青色是茶碗的理想顏色，它會為茶湯增添一些綠光。這種色澤上的和諧，不僅僅顯示了器物的相配，還體現了古代茶道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宋代鬥茶，往往看茶湯鮮白與否，那麼建窯藍黑色或深褐色的茶盞更能顯示茶湯之美白，可見宋代的茶與茶具要和諧相配的。（23）

從奈良時代到平安時代，相當於唐朝到宋朝，這一個時期，已經形成了喝茶的習俗，自然需要大量茶具，單單靠遣唐使帶回是不夠的，還得依賴兩地的航海貿易。到了唐末，不再派遣遣唐使，中日政府間往來長期中斷，但並不妨礙兩國民間交流，這時期是以中國民間商船東渡為主要貿易方式。中國商船源源不斷將中國茶具等貨物運銷日本，才使得日本皇族貴卿足不出島便能享用唐物（中國貨）。這期間的民間貿易主體起先是朝鮮半島的新羅商人，相比較日本人，新羅人更熟悉中國，地理條件便利，又熟悉日本人的唐物需求，所以新羅商人往往承擔了中間人的角色。不過，這局面很快被扭轉，中國商人很快佔據了主動，控制著中日貿易往來，因為中國人在貨源組織、船舶製造、天文氣象知識等方面都佔優勢。有資料顯示，自841年至903年的62年中，中國商船往返中日間達30餘次。中國的宗教用品、文房用具、藥品、香料、瓷器、絲織品等源源不斷流入日本，許多來華求法的日本僧人也搭乘唐商船來回。中國晚唐至北宋末的這一時期正值日本平安時代（794-1183年）的盛期，外戚藤原氏掌握了國政，成為日本歷史上重要的強盛階段，出現了藤原文化、國風文化---有專家認為，是代表了貴族文化、宮廷文化的興盛，也成了日本古代文化的重要象徵。瀰漫這一時期的國風文化，其主要特點就是風行唐物，之後的五、六百年，日本各個時代，宮廷、貴族階層始終保持了這種風行唐物、崇拜唐物的風尚，其具體的表現形式就是模仿中國茶道、香道，以及鑒賞中國瓷器。（24）

宋朝時，宋日貿易興盛。宋朝貨物輸入日本，日本商人也攜帶工藝品來到宋朝，如刀劍、扇子、水晶、琥珀工藝品等，受到歡迎，表明當時中日兩國相互欣賞對方的文化。日本需要中國的茶、茶具、器皿等物品更超過前朝，日本佛教界的名僧（藤原家族的）成尋造訪宋朝時，宋神宗問他日本需要什麼物品？成尋回答：香葯、茶碗、錦、蘇芳。這個回答裡面出現了「茶碗」一詞，這在以往文獻中少見，這個「茶碗」通常指福建一帶生產的黑釉茶盞、青釉茶盞。（25）（圖24）

日本需要宋朝大量的茶碗，這茶碗是以福建的黑釉建盞為主。福建的這類產品大多具有外銷的特徵，因此外輸到附近的國家自是常理。如果問，會不會是宋代官窯之類的器皿輸入外國，這不太可能，因為古代中國對宮廷用器物看管甚嚴，一則生產嚴格把關，產量稀少，另則也有明確規定，不可外傳。（25.1）從考古資料的發掘，也皆可證明。1990年至2000年，中國、澳大利亞聯合水下考古隊，對浙江定海灣連江縣筱埕鎮定海村東南海域的白礁一號沉船進行考古挖掘，其出土的多數是黑釉盞，由此推定白礁一號沉船的年代為南宋時期。福建連江定海白礁一號沉船遺址的位置是在出閩江口向北的航路（向北到明州並不很遠，明州是日宋貿易的主要港口），可見，日宋貿易，茶碗是日本貿易的主要需求之一。（26）

宋日之間商船往來頻繁，出現了一個新現象，從搭乘商船往來的入宋僧和入籍宋僧多了起來，入宋僧和入籍宋僧中知名的就有一百二十餘人之多，他們之中有的乘商船來回多次，還常常委託便船和宋朝的名僧互通信息。宋代的商船基本行駛路線，通常從兩浙地方出發，橫渡東中國海，到達肥前（今佐賀縣等地）的值嘉島，然後再轉航到筑前（今福岡縣西部）的博多，這似乎和唐末五代時的情況沒有什麼兩樣。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宋代，有不少船隻從博多更深入日本海，駛進越前（福井縣嶺北等）的敦賀。日宋商船往來於日本博多和宋朝明州（寧波）之間，行駛日期卻十分講究，往往是根據季風的變化規律，比如，利用春末夏初靠中國近海常刮的東北季風而航行，因此博多開往明州似乎多在三四月，而反之，要利用夏季靠中國近海常刮的西南季節風，多在五六月間。可以想見，由於航運科技的發達，方向定位，氣象知識的普及，雙方來往已經方便，船隻也要優於前朝，像遣唐使懷著必死的決心與恐懼渡海，這般現象已經少見。（27）

宋日貿易的便利把大量的茶具輸入日本，日本吃茶的風氣更甚，吃茶方式也全方位受宋人影響，那麼這兒要說說宋人是如何吃茶的。在說宋人吃茶之前，先了解一下唐人有關茶道的論述，唐朝《封氏聞見記》中說：「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這是現存文獻中對茶道的最早論述。唐朝呂溫在《三月三茶宴序》中描述當時的茶宴有宮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而每一種茶宴皆有一些約定俗稱的規矩和儀式，講究飲茶的環境、禮節、操作方式，茶宴必須營造一種優雅與寧靜的氣氛，被看做是一種修身養性之道。在陸羽心中，自然之味，天地大美，勝過任何功名利祿的價值，所以「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茶道追求的就是這樣的境界。（30.1）宋人吃茶，自然形式更為多樣，從宋代文獻《茶錄》里的描述可看出，宋人吃茶，講究情趣，並非一吃了事。比如，朝野流行鬥茶文化，且由皇室推波助瀾。鬥茶，也稱「茗戰」，是文人集體評茶優劣的遊戲，這遊戲包括茶種、茶色、茶湯、烹煮、茶具、儀式等綜合的表現，品評茶之色、味俱佳，方為勝者。如此吃茶，情趣首要，提高了品茶技藝與製作茶具的水平，也為茶道增添色彩。當時人的概念裡面，建盞是所有茶盞裡面最適合鬥茶的，胎體比較厚實，利於保溫，皇帝也喜歡，建盞底足銘有「供御」，就是證明。鬥茶，可能起源於五代與北宋之間的文人聚會飲茶，當時的茶人和凝與朝官共同組織「湯社」（即茶會），「遞日以茶相飲」，即輪流做東，請同僚飲茶。並規定「味劣者有罰」。從此「湯社」成為文人聚會飲茶的一種形式，開了宋代鬥茶的先河。（28）可見，宋代的茶道（包括之前的唐代），並不是像今天有些學者所說的，僅僅是吃茶，而是充滿了情趣，不僅如此，吃茶還講究修鍊性情，浸染著傳統文化的精髓。如果僅僅是吃茶，蘇東坡就不會說，茶具備純潔無暇的力量，有如剛正不阿的有德君子。宋代禪宗的南宗，深受道教影響，建立了一套精緻繁複的茶會儀式。僧侶們舉行茶會時，集結於達摩祖師的畫像前，依循著隆重正式的儀節，以同一茶碗輪流飲茶。岡倉天心研究認為，這些禪宗禮儀最終於15世紀時在日本發展成為日本的茶道。（29）

日宋時期的日本茶道，在上層文人中間特別是在漢詩文造詣較深的文人中，飲茶被看做是高雅的風尚。這一時期，入宋僧帶回的在南宋已經絢爛之極的禪宗，同時還帶來極具特色的禪茶合一的茶道新文化，這茶道新文化的重要性，超過日本其他時期對中國茶文化的移植。日本榮西和尚來宋，宋孝宗賜給他千光法師的封號，到了宋光宗時代，榮西和尚把南宋寺院點茶法和蒸青綠茶製法帶回日本。回國後在京都修建建仁寺，在鎌倉修建壽福寺，大力宣傳禪風，是日本禪宗的始祖，又是日本的茶祖。早在奈良朝時，茶就傳入日本，但專供藥用。平安初期，在貴族社會和留唐的僧侶中間也有嗜茶的，之後這風氣曾衰弱過，榮西從宋朝帶回茶種，顯得尤為注目，並著以漢文寫成日本第一本茶書《吃茶養生記》二卷，從此品茶的風潮隨著禪宗思想在日本傳播開來，乃至點茶法被日本茶道完整而細膩地保存至今。日本後世的茶道之所以有「茶禪一味」的說法，茶和禪有密切的關係，原因就在於此。（32）

宋朝點茶法的茶具是被南浦紹明和尚帶回日本的。南浦紹明（1235-1308）25歲入宋學佛，參禪於天目山徑山寺，在華八年，跟從詩人虛堂智愚高僧學禪學茶道。虛堂智愚高僧是浙江象山人，

（模擬圖：虛堂智愚正傳授茶道知識給南浦紹明）

博學多才，把大量的禪學、茶道知識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南浦紹明可以說是中國茶道傳授日本最重要代表。1267年，南浦紹明回日本，帶回了七部茶典和一套點茶用具。至於點茶用具可能是點茶架、茶爐、茶瓶、茶盞、鐵壺等。文獻方面的是當時經典著作，有一部是宋人劉元甫作的《茶堂清規》，其中的《茶道軌章》、《四諦義章》兩部分被後世抄錄為《茶道經》。由此，茶禪一味的精神便為人所知。據《茶道經》記載，劉元甫乃楊岐派二祖白雲守端禪師的弟子，他以成都大慈寺的茶禮為基礎，在五祖山開設茶禪道場，名為松濤庵，並確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那就是意味著日本茶道四規------和敬清寂，與中國茶道的淵源關係。南浦紹明從宋朝帶回的茶典、各類茶具以及茶道文化，給予了日本吃茶方式最具體的指導。從南浦紹明自宋帶回的一套點茶用具中，可發現宋代的茶道已經相當完善，這套點茶用具包括：擺放茶具的茶具架（日語稱檯子）、燒火用的風爐、燒水用的茶釜、盛清水用的水罐等。（圖25）這張圖表現的茶具是現代產品，其風格從唐宋時期的茶具演變過來。這些茶具都是當時中國禪寺所用之物。（33）

岡倉天心研究後也認為，之後日本盛行的點茶，來源於宋朝，點茶的喝法，是先將茶葉在小石磨中研成細末，這些茶末用熱水沖入後，再用竹製的，掃帚狀的茶筅，來一手點茶。（34）之後日本流行的點茶法雖做了改良，但仍與宋時徑山茶禮類似。這時日本茶會用的什麼器皿也很明確，就是宋代的黑釉茶盞。在博多12世紀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建盞，即福建生產的黑盞。黑盞茶碗雖然之前已經傳到日本，但到了南浦紹明離宋返日，日本禪堂茶禮大興，文人、權勢階層爭相仿效，建盞才開始身價大增。建盞在日本逐漸被捧為珍品、古董，特別是14世紀日本出現了爭相收藏、鑒賞、轉賣建盞的文化現象。這隻能認為，當時日本對宋代黑釉茶盞需求量確實很大。在中國，雖然建盞的產量驚人，但這不等於說，出口日本的黑釉茶盞量很多。而且，不少日本僧人從中國帶回去的建盞，很多還是建盞四邊窯口的仿品，或者說是建窯系的產品。比如福建福清等地生產的黑盞（圖26），但質量不如建陽產。日本僧人從徑山寺帶回的黑釉茶盞，其實是多個地方生產的，而都被命名為「天目茶碗」。「天目茶碗」一詞最早出現在一則有趣的日本文獻里，《大日本史料》（1335年）裡面一則文書中，說寺院被盜公物中有「天目盞兩隻」，此後，有關天目茶碗的記載多了起來。（--增加：但並沒有見到為何把宋代黑釉茶盞稱之為「天目」的文字，因此當今流行的說法，日本人在天目山得到的黑釉茶盞，誤認為是天目山產，此說只是推測，沒有文獻支持。這一點肯定無疑，天目茶碗是當時日本茶會的主要茶具。日本茶道還專門設計了用天目茶碗點茶的一套程序，稱之為「天目點」。這種點茶法只在貴人光臨時才進行，又稱「貴人點」。學界一般認為，「天目點」是至今數百種日本茶道點茶法的源頭（35）。」（待續）

注22，（日）橋本實《探究茶的起源》，轉引滕軍著《中日茶文化交流史》8頁，人民出版社

注23，（日）岡倉天心《茶之書》5、26--31頁，山東畫報出版社

注24，滕軍著《中日茶文化交流史》45、49頁，人民出版社

注25，（日）本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247頁，胡錫年譯，商務印書館

注25.1Chinese ExportPorcelain in North America,1986，by Jean McClure Mudge「Imperial porcelain」mexican forms

注26，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輯，紫禁城出版社，「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中國古代外銷瓷」，趙嘉斌，1頁

注27，（日）本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298、299，胡錫年譯，商務印書館

注30.1，《茶譜·煮泉小品》序言，（明）朱權、田藝蘅著，黃明哲、吳浩編，中華書局

注28，孫立群《中國古代的士人生活》166頁，商務印書館

注29，（日）岡倉天心《茶之書》35頁，山東畫報出版社

注32，（日）本宮泰彥著《日中文化交流史》305-362頁，胡錫年譯，商務印書館

注33，滕軍著《中日茶文化交流史》110頁，人民出版社

注34，（日）岡倉天心《茶之書》，30頁，山東畫報出版社

注35，《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滕軍著，人民出版社，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