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票之差改變中國歷史的走向

06-17

資料圖：第一次鴉片戰爭形勢圖

罌粟，是製取鴉片的主要原料。

1840年4月7日至9日，英國下院展開辯論：是否因鴉片貿易對中國發動一場戰爭。辯論所以激烈，是因為即使以「自由貿易權利」為遮羞布的人們都知道鴉片貿易的不道德。從18世紀80年代開始，英國許多有識之士就開始譴責並呼籲取締鴉片貿易。

沙夫茨伯里伯爵說：「慫恿這種罪惡的交易是極壞的，也許比慫恿奴隸貿易更歹毒。」鴉片主要生產者、英國東印度公司鴉片代理處經理賽蒙也承認：「鴉片產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淪喪。」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寫給外交大臣帕默斯頓的信中也坦承，對英國臣民進行鴉片走私貿易「感到恥辱和罪惡感，並懷有深刻的厭惡態度」。

如此背景下，要讓議員們貿然同意為不道德的鴉片交易進行一場戰爭，顯然並非易事。反對黨議員威廉·格萊斯頓的演說慷慨激昂：「我不知道而且也沒有讀到過，在起因上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不義的戰爭，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想使我們蒙受永久恥辱的戰爭。站在對面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談起在廣州上空迎風招展的英國國旗！那面國旗的升起是為了保護臭名遠揚的走私貿易；假如這面國旗從來沒在中國沿海升起過，而現在升起來了，那麼，我們應當以厭惡的心情把它從那裡撤回來。」格萊斯頓有「第一雄辯家」之稱，其語言使其他議員深受震動。辯論進行了三天，但最後取勝的並非最初佔優的反對派。

被稱為「白色金子」的鴉片是 19世紀最值錢的商品，與今天的「黑色金子」石油的地位不相上下。非法的鴉片貿易將英國對中國的巨額貿易赤字變成巨額盈餘，其數額足以支付英國從中國進口的茶葉、生產向印度出口的工業製成品和英國殖民統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費用。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出場了。這個人一年多前還說「女王陛下的政府絕不懷疑中國政府有權禁止將鴉片輸入中國」，現在卻宣稱這一貿易涉及維多利亞女皇的尊嚴，講出了他那句名言：「我們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資料圖：英國在印度的鴉片儲存庫

永恆的只有利益，我們的職責就是追尋利益。」帕默斯頓的話非常直白。縱然鴉片貿易不光彩、不道德，也是支撐大英帝國利益的支柱，一定不讓它倒塌。正是在這一概念驅動下，對鴉片貿易「感到恥辱和罪惡感」的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也率先要求英國政府為保護這一貿易對華用兵。

最後表決結果，271票對262票。英國議會以微弱多數通過了對華用兵軍費案和要求中國賠償的決議。有人說，9票之差改變了中國歷史以至東方歷史走向。這種表面看似偶然的情景，其中又貫穿著某種必然。以議會辯論中強烈反對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克萊斯頓為例，當他以財政大臣身份進入內閣之後，立刻成為第二次鴉片戰爭擁護者，隨後又以英國首相身份在中東發動英埃戰爭、在南非進行英布戰爭、在愛爾蘭鎮壓當地人民獨立鬥爭。

他說：「我們的首要任務是通過國內公正的立法和經濟來培植帝國實力，並由此產生國力的兩大要素——財富，那是物質要素；融洽及知足，那是精神要素——並且保存帝國的實力，以便用於國外重要而值得的場合。」克萊斯頓追尋大英帝國利益的熱情，一點不亞於帕默斯頓。這個產生過科學泰鬥牛頓和法拉第、文學泰斗莎士比亞和狄更斯、詩人拜倫和雪萊的文明國度，又產生出國際政治通行的帕默斯頓準則：沒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

這句話被西方戰略家和政治人物奉為圭臬，成為他們的行為依據和準則。從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到現代國際政治理論奠基者摩根索，從德意志鐵血宰相俾斯麥到美國國務卿基辛格，都因有效奉行此準則被冠以「大師」稱號。

我們不崇拜這樣的準則和大師，但我們必須做到「知己知彼」。我們置身的不是一個理想的世界，只有也必須適應這個世界的現實。縱然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的進展異常迅猛，國際交流、交往空前頻繁，和平發展成為世界主流，「One world，one dream」（同一世界，同一夢想）依然是一個美好的理想，「One bed，different dream」（同床異夢）卻是眼前嚴酷的現實。

看看東西方各種力量對中國國力增長的種種質疑，看看國際氣候大會對排放額度的瓜分和爭吵，看看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荒謬的頒獎，看看美國如何或暗渡陳倉或巧取豪奪地轉嫁其金融危機損失，人們就會明白，不論把「人權」捧到多高、把「普世價值」說得多妙，國家利益依然是主權國家不變的行為依據和準則，依然是各個國家戰略思維不變的出發點與歸宿點。不同國家所具有的不同利益，依然在深刻地影響著、決定著各個國家戰略思維的走向。

資料圖：18世紀中國人在服食鴉片

有沒有超越國家利益的戰略思維？全世界只有戈爾巴喬夫說：有。他提出了不再以追求國家利益為目標、而以追求「全人類利益」為目標的「新思維」。這一思維的最終結果如前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所說：「由於大幅度單方面的讓步，致使柏林牆倒塌、華沙條約組織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盟友關係被人為破壞。其結果是，蘇聯在幾年之內就喪失了超級大國的地位，世界也因此失去了在整個20世紀下半葉賴以維持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

2001年12月21日蘇聯解體 10周年前夕，戈爾巴喬夫接受採訪，神色黯然地說：「我們本想利用蘇共政權貫徹實施改革的方針，使黨本身實現民主化。但是打錯了主意，黨沒有能控制住改革進程。聯盟國家的改革也有失誤。世界上除了少數人，誰也沒想到，蘇聯在自我毀滅。」也許最沒有想到的就是戈爾巴喬夫本人——他的「新思維」超凡脫俗，卻以蘇聯崩潰為結局，被歷史加以了最無情的嘲弄。

相比之下，最直白實在的還是美式戰略思維。這個經濟最發達、科技最發達、軍事最發達的國家連歐洲那層溫情脈脈的面紗也不要，小布希總統單刀直入提出三條「美國永久性的國家利益」：第一，確保美國的安全和行動自由；第二，確保獲得重要市場和戰略資源；第三，阻止敵對勢力控制關鍵區域。對這種美國利益高高在上而且純粹是霸權主義的戰略思維，國際間竟然沒有任何政治家、評論家、媒體主持人站出來置疑和指責，反而不斷有人以國際道義名義宣稱美國力量對維護全球穩定和秩序「至關重要」。

新加坡資深政治家李光耀先生甚至比美國還積極地邀請美國在東亞發揮作用，否則「放棄這個地位將削弱美國在整個世界的角色」。一句話把基於新加坡利益的新加坡戰略思維也表露無遺。

這就是中國戰略思維必須面對的今日世界。

不管別人怎麼看我們，和平發展是中國戰略思維的重要支柱，鄧小平同志說的「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是中國戰略思維的重要支柱。中國和平發展至少包括三方面含義：一是走和平與合作的道路，不威脅別人；二是有能力保衛自己國家不受侵犯；三是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己的發展促進世界和平。中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沒有實現統一的大國，又是歷史遺留的領土和領海爭端較多、海洋權益不斷遭受蠶食的國家。如何有效維護基本權益，是新世紀中國戰略思維面臨的特殊課題。

中華民族正在偉大復興的進程中。任何民族的復興都不是天賜之物，都需要一種戰略主動性，需要完成既包括形象也包括態勢的戰略塑造，這同樣是新世紀中國戰略思維必須針對的重要方面。在這一進程中肯定有坎坷，有挑戰，有誤解，有敵視，但我們會越來越成熟，越來越能夠擔當。

罌粟製成鴉片，提供的是昏昏然的麻醉。當年以維護鴉片貿易提出帕默斯頓準則的那位英國外交大臣永遠想不到，中國人藉此獲得的是清醒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