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蕭規曹隨」淺談道家的治國理念

自春秋以來，諸子百家競相爭鳴，各種思想蜂擁而起。到戰國末年，有完整的政治主張、明確的施政綱領、巨大的社會影響力以及能夠為大一統王朝提供堅實理論支撐的學說，大致為三家：儒家、法家和道家。

儒家自孔子以來，即為世之「顯學」。然而頗為尷尬的一點是，當時的各諸侯國儘管都尊重儒家，但卻並不使用儒家的學說來治理國家，用《史記·孟子列傳》的話講就是「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而他「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說白了，就是儒家的各種政治主張並不符合當時的歷史潮流，所以雖然聲譽極高，卻始終無法在當時的環境下推行其治國理念。

以李悝變法為起點，法家在歷史舞台上發出了震耳發聵的吼聲，從此一躍而成為推動封建王朝到中央集權制王朝歷史性轉變的主導力量。經過李悝變法的魏國，成為戰國七雄中第一位霸主，其後各國紛紛效法，「變法圖強」成了那個時代所有人的共識。身處邊鄙的秦國，因實行了最為徹底的變法，最終得以兼并天下，法家也因此成為統一後中國的官方學說。先秦法家學說大致可以分為兩支：秦晉法家和齊法家。顧名思義，秦國推行的商鞅變法就是秦晉法家這一派的傑作。他們推動了秦王朝的興盛與強大，同時也埋下了其消亡與覆滅的種子。

先秦道家流派眾多，既有南北道家之不同，又有老子、老莊、楊朱等學派之分別，更兼齊道家、楚道家、晉道家等各具地域特色，可謂眼花繚亂。然而最後成為戰國中後期諸子百家第一顯學的，卻是依託於齊國稷下學宮的「黃老道家」這一脈。齊國的開創者姜太公，本身就是一位道家人物，受封於齊國之後，便在齊國大力推行道家的治國理念，「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齊國的法家有了不同於秦晉法家的特點，而「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黃老道家這一脈，便成為了東方大國——齊國，官方的治國學說。經由稷下學宮的輝煌，黃老之道流布四方，其風頭不僅勝過當時道家的老莊學派，更是雄踞諸子百家之首。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按照丞相李斯的建議「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對除法家之外的各家學說採取禁絕態度。然而「炕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法家種種強硬激烈的措施，不僅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反而激起了矛盾的升級。從秦二世元年的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開始，秦並六國天下一統的局面被徹底打破，中華大地再一次烽火連天、生靈塗炭。西漢初年，歷經七年戰亂之餘，生民十室九空，國家滿目瘡痍。當時漢高祖劉邦乘坐的馬車，竟然配不齊四匹毛色一樣的馬。更有甚者，將相們找不到合適的馬，只能乘坐牛車外出。擺在這個建立在廢墟之上的新生王朝——漢朝，統治者面前的，就是這麼一個爛攤子。

漢朝的統治集團在冷靜思索了秦國二世而亡的教訓之後，迅速達成了共識，採取輕徭薄役、休養生息的策略，以此來安定民生，積蓄國力。在一代賢相蕭何去世之後，同為開國功臣的曹參接替他了他的相位。曹參曾擔任齊王劉肥的相國並他禮請黃老道家的傳人——膠西蓋公為師，學習道家治國之術並以此來治理齊國，在他擔任齊相國九年的時間裡，齊國上下和睦，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戶口增殖，人人都稱讚他為賢相。

據史料記載，曹參成為漢王朝的第二任相國之後，從各郡以及各諸侯國徵調來一些不善言辭而穩重寬厚的長者，作為自己的屬官。而那些為人苛刻，喜歡給人羅織罪名而又貪圖名聲之人，則全部予以罷黜。然後他每天就在相府里日夜喝酒，無所事事。很多朝臣以及輔佐他的吏員，見此情形都非常著急，想要勸諫他。而面對這些想要進言的人，曹參總是大手一揮，不等對方開口就招呼著喝酒，相國的面子誰也不能駁，來人只能硬著頭皮喝幾杯，後面再找機會說兩句，可是曹參看見對方準備講話，就又招呼大家喝酒，幾輪下來，想要進諫的人全都喝的東倒西歪，一句話沒說上就醉著回了家。相國如此，手下的官吏們自然也有樣學樣，大家沒事就聚在一起，歌舞連天痛飲一番。官吏們無意犯了過失，或者有小的毛病，曹參也一概視而不見，有時還加以包庇，因此整個丞相府歌舞昇平，一派和諧景象。

這時漢朝已經迎來了第二位統治者——漢惠帝劉盈。年紀輕輕的皇帝正張大眼睛等著新任相國的「三把火」，卻不想這位相國整天泡在酒缸里，什麼事也不做。皇帝有些不解，以為自己是年輕人，被曹參輕視，於是兩人之間有了這麼一番對話：

曹參：「陛下您覺得您跟先帝相比，誰更聖明呢？」惠帝：「我哪裡敢跟先帝比呢！」曹參：「那陛下覺得我跟蕭何相比，誰更出色呢？」惠帝：「你恐怕比不上他。」曹參：「陛下您說的沒錯！先帝跟蕭相國安定天下， 制定好了各種制度規章，明確了法律條例。陛下您只需要垂拱而坐，我和其他僚屬各自謹守職分，大家遵守法度、相安無事，這不是很好嗎？」惠帝：「我懂了！」君臣二人這一席看似平常實則玄機重重的對話，就這樣被太史公司馬遷記錄了下來，而後世之人也得以藉此略窺道家的治國理念。筆者認為，這番對話突出反映了兩個方面：

其一，世俗之人往往以精明善察為優點而加以褒揚，因此人們也總是喜歡以聰明能幹的形象示人。尤其官場中人，為了顯示自己的高明之處，繼任以後總是喜歡對前任的政策作出調整。如果前後兩位官員有私人矛盾，或者他們所處的陣營是對立的，那麼這種「調整」就成了政治鬥爭的最佳著手處，無論前任的政策是否利國利民，都會成為這種矛盾鬥爭的犧牲品，而最終買單的卻是國家和人民，宋朝的新舊黨之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同樣是精明善察的禍患，秦王朝的覆滅更是給漢朝的統治者們以極為深刻的印象。秦人以法治國，其官吏皆善於舞弄文墨而陷人於法網之中，結果卻是趙高弒君於上，陳勝起兵於下。沒出幾年時間就社稷不存，江山易手。秦之亡，亡於用法深刻，這種觀點成了漢初舉國上下的一大共識。而面對同樣的問題，老子在《道德經》中指出了一條不同之路：「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以我之「昏昏」包容萬物，以我之「悶悶」泯滅是非。「挫其銳，解其紛」，故能上下相安。「和其光，同其塵」，故能內外無事。這正是道家修身治國的絕妙智慧。

其二，秦朝自統一中國以來，北擊匈奴，南伐百越，築長城，修阿房，無一不是需傾舉國之力的大工程。這一切都極大的消耗了國家財富，加重了人民負擔，激化了社會矛盾。早在西漢立國之初，休養生息、節約民力成為了雷打不動的國策之一，漢高祖劉邦就曾批評過丞相蕭何主持修建的宮殿太過奢華。曹參的這一番議論雖然沒有直接點明，實際上也隱含著這一層意思。老子首倡「道法自然」，這也成了後世道家學說的核心思想。日月星辰的運行有其法度，春夏秋冬的交替有其常制。世間一切的興衰變化皆有其內在規律，大道未曾有所施為而萬物自然得以生長。深得道家思想個中三昧的曹參自然精於此道，故藉此勸喻漢惠帝效法自然之道，清靜自守垂拱而治，以期達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的「無為而無不為」之境界。

漢惠帝懂了，他確實懂了，不僅他懂了，在他之後執掌國政的呂后、漢文帝、漢景帝、竇太后都懂了，漢初延續了幾代人的黃老道家治國理念，最終成就了中國歷史上中央集權制大一統帝國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而流傳下「蕭規曹隨」美名的曹參，也得到了時人極高的評價：「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黃老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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