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一生對日本人的愛與恨

魯迅一生對日本人的愛與恨

中國人對日本人的評價標準似乎只有一個：對華態度，想想，也只能用這個標準。日本人的對華態度，反差非常之大，有時甚至是敵對的。就以八年抗戰來說，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殺人放火，但也有的日本人和八路軍並肩作戰，他們是「日本反戰同盟」的日本友好人士。就是現在，有鼓吹購買釣魚島而興風作浪的石原慎太郎，也有反對這一挑釁行為的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時間倒回70幾年前的魯迅時代，曰本人的對華態度同樣是這樣的矛盾和極端，因此，魯迅一生也是對日本人有愛有恨。又由於魯迅特殊的生活經歷，所以魯迅對日本人的愛恨情結，幾乎伴隨終生，筆者準備回顧總結一下。

魯迅，姓周，名樹人。弟兄三人，排行老大。祖父介孚公，原是京官，因牽扯進「科場案」，被清政府逮捕入獄，死於牢中。父親是個讀書人，30多歲，得了「肺癆」早逝。這一切都發生在魯迅13歲前後，因此家道中落，一個家庭全靠母親魯瑞支撐。

魯迅7歲「發矇」讀書，12歲就讀於壽鏡吾老生先生的三味書屋。1898年，17歲的魯迅拿著母親給他準備的13塊大洋，離開家鄉，考進了江南水師學堂，後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讀書。先前從7歲到17歲的10年「寒窗」苦讀，奠定了魯迅深厚的古文底蘊，為他日後的文學生涯打下了雄厚的基礎。

1902年礦路學堂畢業，因其成績優異，被選派曰本留學，從此與曰本結緣。不久二弟周作人也去了日本。

魯迅在曰本東京補習了一年多日語後，就要考慮報考什麼專業的問題了。

對於少年魯迅來說，對他印象最深，刺擊最大的茣過於父親的病，為此他還寫過一篇短文《父親的病》。文中雖沒明言，但已多處暗示，父親是被庸醫，中醫害死的。尤其提到中醫所開「藥引」的奇怪，令人髮指，什麼「蟋蟀一對」，旁註小字道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 魯迅憤怒地寫道「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弦或再醮，連做葯資格也喪失了。」

於是，魯迅決定學醫，戰時可去前線，和平時期也可醫治像他父親似的病。這便去了仙台醫學專科學校。沒想到遇到了令魯迅終身難忘的好老師——藤野嚴九郎。

對於一個異國學生，藤野先生的作為，的確令魯迅十分的感動，不但問：「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么？」 而且，把魯迅的講義要去「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魯迅自然也考出了好成績，從而還引起了一些所謂的「愛國青年」的憤然。懷疑是藤野漏題給魯迅。「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已的能力了。」

接著的一件事，更加刺傷了魯迅的民族自尊心。課堂的間隙所放影的時事片。當時正值日俄在中國的東北打仗，「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然而，就是這刺耳的「萬歲！」歡呼聲，使魯迅警覺了，反思了：「即使有著健康的體魄，也只是去作同類被殺的看客」。於是從此做出決定：「棄醫從文」，用文字去喚醒民眾。

然而，儘管如此，藤野先生卻成了魯迅終生深深愛著的第一位曰本人，為了表達自已對日本老師的敬意，便將「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 並將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 以便「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

母親一天天老了，作為長子魯迅，定要挑起全家人的生活擔子。於是，1909年夏季，魯迅結束了七年在日本留學丶工作的生活，回到了家鄉紹興。

1911年，周作人也從日本回國了。周作人，比大哥魯迅風流得多，也和知名文人郭沫若一樣，在日本留學期間，自由戀愛，討了個日本老婆。不同的是，郭沫若為了祖國的抗戰，決別了日本妻子，一個人回國的，而周作人卻將這個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帶回了家。就是這個羽太信子——十足的禍水，給周家，尤其給周家兄弟帶來了無盡的災難，致使五四「文壇雙星」 之一的周作人，隕落為漢奸文人。

其實羽太信子才進周家門時，還是低眉順眼，磕頭蟲似的懂禮貌。又因為魯迅在日本生活過，懂日語，同時了解日本的風土人情，所以和這個弟媳婦還算談得來。

1911年10月，滿清王朝崩潰了，中華民國成立了。魯迅受蔡元培之邀在教育部任職，於1912年2月往南京赴任，同年5月與教育部一起遷往北京。幾乎同時周作人也到了北京。1911年到1919年8年間，羽太信子都生活在紹興周家，羽太信子除和丈夫周作人通信外，與魯迅也有書信往來。

在北京，此時的周氐兄弟，已成了著名的「五四雙星」，尤其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頗具盛名，除在教育部任職外，還在北京幾所大學兼職上課，同時陸續發表了在社會青年中影響深遠的《狂人曰記》，《孔乙已》，《葯》等小說。

1919年魯迅決定舉家移居北京，同往的有母親魯瑞，名義妻子朱安，弟媳羽太信子及兩個侄子，一同住進魯迅事先已買好的八道灣四合院。

這裡要說明的是，1920年秋，魯迅在女師大上課時結識了許廣平。許廣平被魯迅淵博的學識和高尚的師德人品所感動，雖然魯迅比她大18歲，她仍不顧輿論的壓力，義無反顧的向魯迅發起了愛情攻勢。

原來魯迅出於對母親的孝敬，接納了朱安，並且很尊重她，但魯迅又認為「沒有愛情的婚姻是痛苦的，不如犧牲自已」，其實也犧牲了朱安，夫人只是個「名份」。

但是，在許廣平猛烈的愛情攻勢下，魯迅終於動揺了初衷，對許廣平說：「你勝利了！」1925年他們確定了愛情關係，1926年宣布同居，1927年定居上海。

這期間，令魯迅沒想到的是，「簫牆內亂」，兄弟反目！1923年7月19日周氏兄弟絕交，不久，魯迅搬出了八道灣，並接走了母親和朱安，住進了西三條衚衕的四合院。

兄弟反目的原因，魯迅和周作人都很少提及，兩弟兄都諱莫如深。僅從魯迅1923年7月19日的曰記中看到：「上午啟孟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 所寫啟孟，即周作人，顯然魯迅接信後是想和周作人溝通一下，但周作人拒絕了。那麼啟孟持的什麼信呢？——絕交信，內容是：「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曰作人。」 這件不明不白的「家庭公案」，引來了社會上眾多猜測，有些無聊文人，藉機污衊魯迅，污七八糟地編些「葷段子」，而其實，恰恰折射了一些人的骯髒靈魂。但是，到底周家發生了什麼事？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就水清石頭現了。

1961年，周作人在給朋友的信中，曾對許廣平評論道：「內人因同情前夫人（朱安）之故, 對於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詞, 出自舊家庭之故, 其如此看法亦屬難怪。」 這就是說，他們周氐兄弟鬧矛盾的起因，是許廣平的介入而引起的。真是這樣嗎？我們看前夫人（朱安）怎麼說。

朱安說：「她（指羽太信子）常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那個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他們冷清死。」 沒圓房的魯迅夫婦，當然沒孩子，冷清是肯的，而羽太信子偏偏還要向朱安受傷的心上撒鹽，這是像周作人所說的「同情前夫人」嗎？

其實魯迅和朱安，除了沒有床笫之事，其他一切正常，魯迅並不嫌棄朱安，朱安也並不怨恨魯迅。在1914年11月，朱安回娘家探親時，還請自已家的兄弟幫忙寫信給魯迅，建議他納妾，一來生活有人照應，二來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由此推斷，對於許廣平接近魯迅，朱安並不反感，反道是羽太信子看到魯迅即將有了正常人的生活，妒火中燒，惡言惡語，指桑罵槐，由此家中失和就是自然的了。

還是魯迅好友許壽裳說得中肯可信，許說：「他們兄弟不和，就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願同他一道住。」

同在一個屋檐下，久則生厭，況且還是異國一個長舌婦！魯迅想，搬走也好，免得每次許廣平來，茣名其妙地受些冤枉氣。於是在1923年8日2曰，魯迅移居磚塔衚衕61號。

令魯迅沒想到的是1924年6月11日，回八道灣取書及什器之時，發生了兄弟相毆事件，魯迅在當晚日記中寫到：「下午往八道灣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穾出罵，毆打……」從此，兄弟親情徹底破裂，一直到老死，都不再往來。

魯迅也曾想過「劫波渡盡兄弟在，相見一笑弭恩仇」，但是，一個羽太信子橫亘其間，魯迅的願望親情，終未實現。而周作人這個是非不分，一葉障目的小人，終被這個日本女人拖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淪為了漢奸，日本投降後，被關進了大牢，從此在中國文壇上銷聲匿跡。

由於北洋軍閥的迫害，通緝「反動文人魯迅」，加之南方革命形勢看好和友人相邀，魯迅便結速了14年的北京生活，於1926年8月南下，先到廈門大學任教，1927年1月又到中山大學。1927年10月才到達上海。這其間，許廣平並未同行，有《兩地書》印證。

魯迅在上海生活的10年，同樣結識了一些日本人，其中的內山完造，是最值得記憶的。

內山完造，是一個同情中國的日本友人。1929年在上海建了一家書店，這內山書店便是魯迅晚年在上海的重要活動場所。魯迅常來書店買書，會客。魯迅的著作及進步作家如茅盾的作品，也常在內山書店出售，中學課本中的《一面》，便是例證。內山完造是魯迅的摯友，在上海白色恐怖嚴重時，及「一二八淞滬抗戰」時，魯迅和郭沬若都曾到該店避難。革命烈士方誌敏的《可愛的中國》獄中手稿，便是通過內山書店轉交到魯迅手上，然後又轉交到黨中央的。

解放後，上海市政府為了表達對日本友人內山完造的敬意，還重新修葺了內山書店，作為永久的紀念。

魯迅是1936年10月19日逝世的，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的5年間，魯迅為抗戰做了大量的工作。就在他去世的三個月前，當時在上海的「托派」寫信給魯迅，對中共領導的民族統一戰線及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加以攻擊。1936年6月9日，卧在病榻上的魯迅憤然請人代筆，口授回信予以嚴厲斥責：「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

就在回擊托派的第二天，即6月10日，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病中答訪問者，o.v. 筆錄中, 以最後的生命之光指出:「 中國的惟一的出路, 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 並詳細答到：「這文學和運動，要一直發展著，……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中去，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鬥爭這總流里去。……. 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場。」

這裡不難看到，在民族危亡的1936年，魯迅以生命的最後一息，堅持對日作戰。

魯迅一生，愛恨分明，魯迅是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