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務農：中國世俗文化擠壓宗教和精英文化2

06-17

西方的世俗文化近百年來發展十分迅猛。法國人、美國人和英國人狂熱地追求財富，追求舒適豪華的物質生活，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都是一個非常世俗化國家。學者於歌指出，以美國為例，美國主流人群追求生活的舒適和豪奢，生活的富裕也讓別國百姓羨慕嚮往。中產階級的富裕的生活一直引導世界工業化國家的消費潮流，並不斷地將消費推向一個新的高水平。美國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可以與過去皇室貴族的氣派相比擬。美國人崇尚經濟成功。蓋茨的財富總和並不一定是美國首富，但他是白手起家，完全靠自己的個人奮鬥獲得了巨大財富，所以他成了是美國文化中的英雄的代表。美國人對財富的追求和崇尚，以及對奢侈的物質的毫無愧疚的享受，似乎是只有在極端世俗化的國家才可能出現的現象。

但是，世俗文化再洶湧澎湃也是要受其制約與規範的。由於其文化結構的合理性，宗教文化、精英文化與世俗文化三駕馬車並行不悖，各伸其志，一同支撐和維護著社會的秩序與穩定。這樣的結構就有效地防止了世俗文化的劍走偏鋒向下滑落。《泰坦尼克號》作為商業巨片名夠世俗主義了吧，但它對時代理性的肯定，對人性光輝，倫理價值的展現與謳歌是極其成功的。泰坦尼克號它曾是一個輝煌的奇蹟——「永不沉沒」的夢想之船，代表著自然神秘未知力量在大海乘風破浪地前進，這無疑已成了它所屬的那個高歌猛進的時代的化身。人類充滿自豪的情緒與充分的信心，憑藉自身的智慧與力量戰勝有著龐大身軀和無窮力量的自然，甚至戰勝空間與時間;而這次航行的目的地美利堅——新大陸，在歐洲人的視界中無疑正是充滿夢想的國度、自由民主以及一系列神話的化身。在影片中有幾組鏡頭專門展示了巨輪內部巨大的機械齒輪的運轉和鍋爐內熊熊火焰，正是這段現代性敘事的絕妙註腳。而男主角站在船頭張開雙臂向浩瀚的大海高聲呼喊：「我是世界之王!」無疑把這一敘事主題推向了極致。《泰坦尼克號》所展現的不只是瀰漫世界的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和反省自身的懷疑，而是著意展示人性的力量，理性的力量，科學的力量，船可以沉沒，但人在自然面前就是不肯低下高貴的頭顱。這又是一部倫理大片，特彆強調了現代人在困境中自我拯救。在災難面前，先要搶救的是婦女和小孩這些弱小的生命，船長及船員們都義無反顧地把生路讓給別人，把死亡留給自己，這種人性的光輝感人至深。正是這種人性戰勝了死亡，戰勝了金錢、地位對人的誘惑與異化，使人回歸於生命之源的大愛之中。即使是商業化的電影也容入了多少人文情懷、普世倫理與宗教精神啊!西方文化的三駕馬車相互影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得益彰，始終把握著人文精神的神聖導向。

由於中華民族是個沒有真正宗教信仰的民族，所謂道教與佛教在中國也只是幌子，骨子裡還是世俗功利的升官發財多子多福。後來的主流意識形態就乾脆視宗教為敵了。馬克思說宗教是「引入走上邪路使人墮落的意識世界」，列寧說，「有關上帝的每一個觀念，每一種宗教都是十足最危險卑鄙可恥的觀念，都是最可惡的惡劣影響。即使數百萬的罪孽、猥褻骯髒的行徑、粗野暴行漫延，也遠比狡猾的上帝精神觀念的危險性小得多」，斯大林說，「宗教是狡猾而危險的敵人」，而毛澤東乾脆說「宗教是毒藥」。如此看待宗教，中國的宗教與宗教文化當然蕩然無存了。而一個沒有宗教及宗教文化的國度，一個失去了精神信仰與靈魂寄託的國民，還有什麼底線不能突破呢?

自古至今，中國的精英文化，命運更慘。從先秦的「學在官府」，「以吏為師」，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再到「文化革命」的「知識越多越反動」，中國政治倫理中一直以來有一種官方思維：知識分子要為我所用，並始終要與我保持一致，否則就身敗名裂。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觀念中，文化知識是為政治服務的，與自我生命的終極關懷及超越精神並沒有必然的聯繫，知識分子從政治的需要出發設計自己的前程，即「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千里舉官，為了吃穿」，與整個社會和民族的發展及個人靈魂的提升沒有精神上的聯繫。學者王富仁指出，在中國文化人的眼裡，文化知識只是文化人自己的一種才能，這種才能本身無所謂崇高和粗俗之分，有用就是硬道理，不是為真理而真理，不是為知識而知識，不是為藝術而藝術，文學藝術本身不具有崇高嚴肅的價值，文化知識自身的崇高性蕩然無存，文化本身的崇高性與掌握它的知識分子自身的精神人格沒有必然的聯繫。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一開始就不是社會的支配者，他們是為社會的支配者出主意的人。中國知識分子無法離開統治者而獨立作用於社會。而西方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的傳統就是，文化知識、文學藝術不僅僅是一種個人技藝性的東西及實現物質實利的手段，而是要把它與真理、正義、平等、人權等價值聯為一體的東西，是一種精神的力量，是一個崇高的事業。每個人的日常的生活都是狹隘的、庸俗的，而文化、文學和藝術則是把人從狹隘、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提升出來，把人提高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中的一種途徑。這就是中西文化觀的根本性差異所在。

王富仁在《中俄知識分子之差異》一文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比較：在中國，文與武是兩個對立的概念，文人與戰士是嚴格區分的，而在西方，文人與戰士是同體的，思想情感與鬥爭精神是同體的。他們是文人，也是戰士，戰士的精神同樣貫穿在他們的文化活動中。他們有的既是貴族階級是社會的統治者，同時也是這個社會的保衛者，戰士是一個榮譽的稱號，是一個高貴的職位，是一個社會成員與整個民族的命運和整個社會的發展聯繫在一起的基本標誌。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則豐富著戰士的精神意志，它最終成就的是思想的戰士、精神的戰士，而不是有思想的懦夫，有感情的庸人。知識分子在整體上都沒有從根本上喪失自己的獨立性，他們沒有放棄自己的人道主義的思想旗幟，他們在專制主義的統治下仍然以戰士的勇敢保衛了人道主義的思想原則。在西方歷史上，有過政治上的黑暗時代，但卻沒有文化上的黑暗時代，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有為文化發展奮鬥的文化戰士和精神戰士。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產生伊始，就與戰士是分體的，知識分子是出主意的人，戰士是為國王賣命的人。知識分子把戰士視為沒有頭腦的傻瓜，戰士視文人為膽小怕事的懦夫。弱不禁風在知識分子身上不是一個嚴重的弱點，而是一個光榮的標記，溫文爾雅、文質彬彬被視為君子必備的作風。戰士的勇敢，戰士的不怕犧牲的精神、戰士的頑強的意志力量，都不是中國文化中自然具有的基本精神內涵。然而，西方文化精英與戰士的英武精神緊密結合在一起，社會的責任感、戰士的鬥爭精神和宗教的超現實的人類關懷，這就是西方知識分子之魂魄。

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崇尚實踐理性，總是在現實物質世界中打圈圈的。還是王富仁先生分析得透徹，這種實踐理性自身沒有飛躍的能力，很難使人類文化發生質的飛躍。一個民族沒有宗教意味的精神追求，一切實踐活動都不可能具有持續的精神動力。一個皇帝，把自己的政權鞏固住了，就不再有必不可少的政治追求;一個富人，有了龐大的財產，就不再發掘新的經濟潛力;一個知識分子，考取了進士，就不再追求新知。這是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人、其中也包括中國知識分子缺乏內在精神力量的主要原因。這是中國文化和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根本弱點。人格的魅力，是在文化產品中滲透著的知識分子堅韌追求的精神力量，沒有超現實的民族關懷和人類關懷，就沒有知識分子堅韌追求的精神力量，也不可能感受到他們的人格魅力。

誰造成了中國宗教文化土壤的鹽鹼化?學者姜草子在《宗教是科學與民主的助產士》一文中指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秦始皇的專制大一統。秦制之後，在經濟與政治結構上，中國告別了封建社會，踏入了集權社會，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20世紀，致使中國民主政治的發育，與那些具有連續性封建傳統的國家相比，難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在思想文化上，秦制幾乎徹底剷除了中國發育宗教的土壤，沒有宗教文化呵護的中國智者大哲，已再沒有在民間出現的可能。

姜先生深刻地指出：宗教文化，為何能延續古代西方智者的思想與哲學生命?一方面，這是因為宗教文化的傳播方式是民間性的，一種思想和理論，進入宗教的屋宇，以宗教語言表達出來，更容易讓大眾接受，尤其是更容易被他們領悟，浸入普通人的心靈。而思想與理論，通過宗教語言轉換成民眾的意識之後，就如種子落入了土壤，才能在民間獲得持久的生命活力。另一方面，宗教是一種權力，思想與理論為宗教所接受，受到宗教權力的保護，能有效抵禦世俗權力對它們的打壓、傷害和閹割。古代社會是一種權力說了算的社會。一個這樣的權力唯大的社會，如果宗教文化勢力缺位，世俗權力就能做到無法無天，民間思想及智者的生存空間就會被嚴重壓縮。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歷經2000多年，至今仍在西方文化譜系中佔有至尊的位置，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因為他們在漫長的中世紀得到了宗教的庇護，沒有被世俗權力所摧殘。而中國不同，對有利於王朝統治的思想就收歸國有，如孔、孟，如程、朱;不利於王朝的就一概封殺，如墨子，如李贄，如黃宗羲，如郭嵩濤。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是沒有生存空間沒有發言權的。

事實上，中國只有世俗文化。所謂主流文化，也就是鼓吹讀書做官，封妻蔭子，難道還不世俗還不功利?從另一種意義上說，中國文化實質是一種權力文化，有權就有理，這權力不是最世俗的東西么?一個只允許世俗文化天下一統，不給宗教文化與精英文化留下地盤、留下生存空間，不形成文化的三駕馬車齊頭並進的態勢，那我們就走不出文化歷史的三峽，道德的滑坡，人性的低落就得不到根本的扭轉，社會的穩定與世界先進文明的接軌也就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