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 | 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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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主管

以學術為底色 以思想為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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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

陳平原 |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7期

對於今日的中國人來說，「五四」既非榜樣，也非毒藥，而更像是用來砥礪思想與學問的「磨刀石」。我的基本立場是：尊重古典中國的精神遺產，但更迷戀複雜、喧囂卻生氣淋漓的「五四」新文化。以紀念《新青年》誕辰百年為開端，重新喚起民眾對於「五四」的記憶，不僅可以直接影響大眾輿論及某些具體專業（如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的發展，更可能重塑當代中國的精神氛圍及知識版圖。基於此判斷，如何兼及自信與自省、書齋與社會、思想與學術、批判與建設，將是我們必須直面的難題。某種意義上，這是對此前三十年「五四話題」升降起伏的一個反省：或許，談「五四」本就不該局限於書齋，解時代之惑乃題中應有之義。

十年前，我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的「導言」中說過：「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關鍵時刻』，其巨大的輻射力量，對後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都必須認真面對，這樣，才能在沉思與對話中，獲得前進的方向感與原動力。對於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來說，『五四』便扮演了這樣的重要角色。作為後來者，我們必須跟諸如『五四』（包括思想學說、文化潮流、政治運作等）這樣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關鍵學說，保持不斷的對話關係。這是一種必要的『思維操練』，也是走向『心靈成熟』的必由之路。在這個意義上，『五四』之於我輩，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更是精神。」十年後重讀這段話，我依舊堅持此立場，談以下四個問題：第一，為什麼是「五四」；第二，風雨兼程說「五四」；第三，「走出」還是「走不出」；第四，如何激活「傳統」。

為什麼是「五四」

晚清以降，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代代中國人奮起搏擊，風雲激蕩中，出現眾多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有的如過眼雲煙，有的欲說還休，有的偶爾露崢嶸，有的則能不斷召喚閱讀者與對話者——「五四」無疑屬於後者。五四運動的規模並不大，持續時間也不長，為何影響竟如此深遠？我用以下三點理由，試圖做出解釋。

第一，五四運動的當事人，迅速地自我經典化，其正麵價值得到後世大部分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的認可。有的事件嚴重影響歷史進程，當初也曾被捧到天上，只是經不起後世讀者的再三推敲，逐漸顯現頹勢，甚至成了負面教材（如太平天國或「文革」）。五四運動的幸運在於，剛剛落幕便被正式命名，且從第二年起就有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可以這麼說，「五四」成了近百年來無數充滿激情、關注國家命運、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青年學生的「精神烙印」。長輩們（政治家、學者或普通民眾）不管是否真心實意，一般不願意與青年直接對抗，故都會高舉或默許五四的旗幟。

第二，五四運動雖也有「起承轉合」，但動作幅度及戲劇性明顯不如八年抗戰。不過，後者黑白分明，發展線索及精神維度相對單純，不像前者那樣變幻莫測、豐富多彩。如果不涉及具體內容，我曾用三個詞來描述「五四」的風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眾聲喧嘩」，第三是「生氣淋漓」。每一種力量都很活躍，都有生存空間，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現，這樣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談論「五四」，對我來說，與其說是某種具體的思想學說，還不如說是這種「百家爭鳴」的狀態讓我怦然心動，歆羨不已。

第三，某種意義上，五四運動的意義是「說出來」的。回過頭來看，20世紀中國，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與其進行持續對話的，還是「五四」。一代代中國人，從各自的立場出發，不斷地與「五四」對話，賦予它各種「時代意義」，邀請其加入當下的社會變革；正是這一次次的對話、碰撞與融合，逐漸形成了今天中國的思想格局。有的事件自身潛力有限，即便鼓勵你說，也不值得長期與之對話；有的事件很重要，但長期被壓抑，缺乏深入且持續不斷的對話、質疑與拷問，使得其潛藏的精神力量沒有辦法釋放出來。而五四運動的好處在於，既有巨大潛力，又從未成為「禁忌」。

風雨兼程說「五四」

歷史上難得有這樣的事件，當事人的自我命名迅速傳播開去，且得到當時及後世讀者的廣泛認可。塵埃尚未落定，1919年5月9日《晨報》上已有北大教授兼教務長顧兆熊（孟余）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5月26日《每周評論》則刊出學生領袖、北大英文系學生羅家倫的《「五四運動」的精神》，5月27日的《時事新報》上，張東蓀的《「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同樣引人注目——「潮流」「運動」「精神」，關於「五四」的命名與定性竟如此及時且準確。此後，一代代文人、學者、政治家及青年學生，便是在此基礎上建構有關「五四」的神話。

說「五四」不僅僅是歷史事件，更是近百年中國讀書人重要的思想資源、極為活躍的學術話題，甚至可以作為時代思潮變化的試金石，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接受。美國學者舒衡哲在《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第六章「五四的啟示」中，辨析新中國成立後官方對「五四」的看法，以及諸多紀念活動和回憶文章，還有同時期知識分子的抉擇與掙扎。這一章的結語很是悲壯：「『五四』不只被看作鼓舞知識分子勇士的精神食糧，它將成為照亮中國的政治文化生活的一把『火炬』。」而我的《波詭雲譎的追憶、闡釋與重構——解讀「五四」言說史》則選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文藝報》等四種報刊，觀察其在五四運動30周年、40周年、50周年、60周年、70周年以及80周年時的社論及紀念文章，並將其與同時期的政治思潮相對應，看關於「五四」的言說如何隱含著巨大的政治風波、思想潛力以及道德陷阱。

不說那些意味深長的「故事」，以我有限的閱歷，也都深知聚眾談「五四」，一不小心就會溢出邊界，介入現實的政治鬥爭。談論李白、杜甫孰高孰低，或者評說《金瓶梅》《紅樓夢》的好壞，一般情況下是不會有太多聯想的——「文革」除外；可說「五四」就不一樣了，因相互誤讀或有心人的挑撥，隨時可能由平和的學術論爭一轉而成了激烈的政治對抗。關於1999年紀念「五四」的書刊及會議，我在若干小文中略有涉及，實際狀況比這嚴重得多。以致2009年4月23~25日我在北大主辦「五四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時，認真吸取十年前的教訓，從時間、議題到人員的選擇，都仔細斟酌，可還是一波三折。外面的人只曉得北大與五四運動關係密切，有責任扛這個旗子；不知道北大為了這個「責無旁貸」所必須承擔的風險。可仔細想想，沒什麼好抱怨的，為什麼人家選擇在談論「五四」的會議，而不是唐詩研究或金融會議上說大話喊口號呢？可見「五四」這個話題本身天然具有「政治性」——你想躲都躲不開。

近百年中國的風風雨雨，讓我輩讀書人明白，談論「五四」，不管你是沉湎學問，還是別有幽懷，都很容易自動地與現實政治掛鉤，只不過有時順風順水，有時則難挽狂瀾。去年秋天，我選擇在進京讀書30年這個特殊時刻，盤點零篇散簡，湊成一冊小書，交給北大出版社，約定今年春夏推出，以紀念現代史上最為重要的雜誌《新青年》（1915~1926年）創刊一百周年。當時絕對想像不到，會撞上如此「新文化研究熱」。今年一年，我先後接到十多場紀念「五四」或新文化運動學術會議的邀請；其中，北京大學最為「立意高遠」，準備年年紀念，一直講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創建一百周年。

如此大規模紀念「五四」新文化，背後推動的力量及思路不一樣，有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的只是盲目跟風，但我相信其中不少是深思熟慮的。官員我不懂，單就學者而言，之所以積極籌備此類會議，有專業上的考慮，更有不滿近20年中國思想界之日漸平庸，希望借談論「五四」攪動一池春水。

「走出」還是「走不出」

如何看待早就沉入歷史深處、但又不斷被喚醒、被提及的「五四」，取決於當下的政治局勢與思想潮流，還有一代人的精神追求。1993年，我曾撰寫題為《走出五四》的短文，感嘆「在思想文化領域，我們至今仍生活在『五四』的餘蔭里」；可16年後，我又撰寫了《走不出的「五四」？》，稱不管你持什麼立場，是左還是右，是激進還是保守，都必須不斷地跟「五四」對話。從主張「走出」到認定「走不出」（後者雖然加了個問號，實際上頗有安之若素的意味），代表了我對「五四」理解的深入。

促使我轉變思考方向的，除了《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等專業著作，還包括「五四老人」俞平伯的詩文以及我前後兩次赴台參加「五四」學術研討會的直接感受。

1949年5月4日的《人民日報》第六版，刊登俞平伯、葉聖陶、宋雲彬、何家槐、王亞平、臧克家等文化名人紀念「五四」的文章，此外，還有柏生的《幾個「五四」時代的人物訪問記》。在採訪記中，俞平伯的回答很有趣：「五四」新文化人氣勢如虹，想做很多事情，「卻一直沒有認真干（當然在某一意義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現在被中共同志們艱苦卓絕地給做成了」；因此，這好比是30年前的支票，如今總算兌現了。又過了30年，也就是1979年，俞平伯撰《「五四」六十周年憶往事》（十首），除了懷念「風雨操場昔會逢」以及「趙家樓焰已騰空」，再就是將「四五」比擬「五四」，稱「波瀾壯闊後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的詩後自註：「當時余浮慕新學，嚮往民主而知解良淺。」比起許多政治人物的宏論，我更認同詩人俞平伯的立場：曾經，我們以為「五四」的支票已經兌現了；其實，當初的「浮慕新學」與日後的「竹枝漁鼓」，均有很大的局限性。

1999年4月我赴台參加政治大學主辦的「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會後接受《中國時報》記者採訪，談及台灣民眾為何對「五四」不太感興趣，對方的解答是：「因為我們已經跨過了追求民主科學的階段。」當時我很懷疑，因為這很像1949年俞平伯「支票終於兌現了」的說法。2009年我赴台參加「五四文學人物影像」開幕式及相關論壇，發現年輕人對「五四」的興趣明顯提升。為什麼會有如此變化，除了各大學「中國現代文學」課程的講授外，還與普通民眾不再盲目樂觀有關。我曾對照海峽兩岸關於「五四」的想像與闡釋，既看異同，更注重相互影響。

最近20年，海峽兩岸在如何看「五四」的問題上互相影響。台灣影響大陸的，是對激進主義思潮的批評，尤其不滿五四新文化人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大陸影響台灣的，是新文學不僅僅屬於溫柔且文雅的徐志摩，必須直面魯迅等左翼文人粗礪的吶喊與刻骨銘心的痛苦。

這裡說的主要是文學與思想，實際政治比這複雜多了。但不管怎麼說，輕易斷言我們已經走出「五四」的「餘蔭」或「陰影」，似乎都很不明智。

作為歷史事件的「五四」，早就翻過去了；而作為精神氣質或思想資源的「五四」，仍在發揮很大作用。這本是平常事，為何我會糾纏於「走出」與「走不出」呢？那是因為，五四新文化人的豐功偉績，某種意義上成了後來者巨大的精神壓力。比如，北大師生最常碰到的責難是：你們為什麼不再「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如此「影響的焦慮」，導致我們談論「五四」的功過得失時，難得平心靜氣。其實，換一個角度，那只是一個與你長期結伴而行、隨時可以打招呼或坐下來促膝談心，說不定關鍵時刻還能幫你出主意的「好朋友」，這麼一想，無所謂「走出」，也無所謂「走不出」了。

如何激活「傳統」

中國人說「傳統」，往往指的是遙遠的過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國文化，尤其是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其實，晚清以降的中國文化、思想、學術，早就構成了一個新的傳統。可以這麼說，以孔夫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是一個偉大的傳統；以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個偉大的傳統。某種意義上，對於後一個傳統的接納、反思、批評、拓展，更是當務之急，因其更為切近當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與之血肉相連，更有可能影響其安身立命。

人類文明史上，有時星光，有時月亮，有時螢火蟲更吸引人。改革開放30多年來，「五四」的命運如坐過山車。1980年代，「五四」作為學習榜樣及精神源泉，深深介入了那時的思想解放運動；1990年代，「五四」作為學術課題，在大學及研究所得到深入的探究，但逐漸失去影響社會進程的能力；進入新世紀後，隨著「傳統」「國學」「儒家」地位的不斷攀升，「五四」話題變得有些尷尬，在某些學術領域甚至成了主要批判對象。而在日常生活中，你常能聽到好像「很有文化」的官員、商人、記者乃至大學校長，將今日中國所有道德困境，一股腦推給了「五四」的「反孔」。言下之意，假如沒有「五四」的搗蛋，中國不僅經濟上迅速崛起，道德及文化更是獨步天下。此類「宏論」之所以有市場，除了大的政治局勢與文化潮流，也與研究現代中國的學者們大都埋頭書齋，忙著撰寫高頭講章，而不屑於「爭論」有關

我並不否認「五四」新文化人的偏激、天真乃至淺薄，但那是一批識大體、做大事的人物，比起今天很多在書齋里條分縷析、口沫橫飛的批評家，要高明得多。去年「五四」，我是這樣答澎湃網記者問的：1919年的中國，各種思潮風起雲湧，諸多力量逐鹿中原，熱血青年只在救國救民、尋求變革這一點上有共識，至於旗幟、立場、理論、路徑等，完全可能南轅北轍。日後有的成功了，有的失敗了，有的走向了反面，今人只能感嘆唏噓，不要輕易否定。經由一代代人的鉤稽與闡釋，那些長期被壓抑的聲音，正逐漸浮出水面；而那些陽光下的陰影，也日漸為後人所關注。如何看待林紓的捍衛古文、怎麼論述《學衡》之對抗《新青年》，以及火燒趙家樓之功過得失、學潮為何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力量、「五四」到底是新文化運動的推進還是挫折等，所有這些，不僅涉及具體人物評價，更牽涉大的歷史觀。這個時候，既不能抹殺已獲得的新視野與新證據，也不應該輕易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通達的歷史學家，會認真傾聽並妥善處理「眾聲喧嘩」中不同聲部的意義，而不至於像翻烙餅一樣，今天翻過來，明天翻過去。在我看來，「五四」可愛的地方，正在於其不純粹，五彩斑斕，充滿動態感與複雜性。

我的基本立場是：尊重古典中國的精神遺產，但更迷戀複雜、喧囂卻生氣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說過：「就像法國人不斷跟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話、跟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話，中國人也需要不斷地跟『五四』等『關鍵時刻』對話。這個過程，可以訓練思想，積聚力量，培養歷史感，以更加開闊的視野，來面對日益紛紜複雜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對於今日的中國人來說，「五四」既非榜樣，也非毒藥，而更像是用來砥礪思想與學問的「磨刀石」。

今年各地學人幾乎不約而同地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我看來，這既是大好事，也不無隱憂。因為，任何一個偶然因素，都可能使這「熱潮」戛然而止。能否堅持正常的學術論爭，包括與新儒家或國學家之間，改「隔山打牛」為「打開天窗說亮話」，有擔當而又不越界，是此次大規模紀念活動能否持續且深入展開的關鍵。以紀念《新青年》誕辰百年為開端，重新喚起民眾對於「五四」的記憶，接下來的幾年，只要不因觸碰紅線而引起激烈反彈，有國內外眾多學者的積极參与，不僅可以直接影響大眾輿論及某些具體專業（如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的發展，更可能重塑當代中國的精神氛圍及知識版圖。基於此判斷，如何兼及自信與自省、書齋與社會、思想與學術、批判與建設，將是我們必須直面的難題。

這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除了堅守自家學術立場，不隨風擺動外，還得有進取心，直接回應各種敏感話題（包括狙擊打著國學旗號的「沉渣泛起」）。某種意義上，這是對此前30年「五四話題」升降起伏的一個反省：或許，談「五四」本就不該局限於書齋，解時代之惑乃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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