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思想與屈原的精神

李克勤（jixuie）題記：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舉行世界和平大會，就在這次大會上評出了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名列其中，這件事情的發生，我們的毛主席起了關鍵作用。 （一）1953年端午節前後，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首都北京舉辦了楚文物展覽，在這次展覽上首次展出了屈子祠和屈原墓的照片。與此同時，蘇聯各界在莫斯科集會，即世界和平大會。這是世界人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思，也是對美國侵略朝鮮的抗議。 為此，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決定向大會贈送一幅屈原畫像。這個提議，正是毛主席作出的。 而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又是毛主席的詩友、大學問家郭沫若，郭老同時也是著名劇作家。《屈原》是郭沫若歷史劇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代表作。 毛主席的提議理所當然得到郭老以及大家的一致贊同。 在莫斯科大會上，還有一件事情十分重要。費德林院士作了《屈原及其創作》的報告。這個報告直接影響了屈原被推舉為「世界文化名人」的結果。 尼古拉·特拉菲莫維奇·費德林，俄羅斯文學家，東方語文學家，語文學博士，中國學教授，高級研究員，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85年佛羅倫薩市義大利藝術科學院院士，1966年美國政治經濟科學院院士，1959年東京中國學研究院名譽院士。1972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特邀教授。主要研究中國文學。費德林院士是蘇聯乃至世界研究屈原的著名學者，他研究屈原也和毛主席有關。 作為著名漢學家，費德林在《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一書中說，1949年毛澤東率代表團赴蘇聯訪問期間，他(費德林)任蘇方翻譯。一次，毛主席與他大談中國古典文學，在談到屈原時毛澤東曾發了一段較長的議論，其中說：「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聖。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人。」 屈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符號，普通的中國老百姓總是記著這位一生憂國憂民的好人，在這一點上，人民領袖毛主席和老百姓的心是相通的。屈原精神的集成，融會在毛澤東文化里。 （二）毛主席對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作了系統的總結，這就包括屈原精神。 屈原精神無疑是愛國的，但屈原愛國的方式卻是獨特的，他有獨立自主的思想意識，有堅持真理，不向謬誤低頭的氣節，如此剛正不阿，堅貞不屈的精神風貌，在毛主席領導的革命隊伍里，不也成了風氣嗎？這難道不是屈原精神最好的發揚光大嗎？毛澤東是文化大師，革命隊伍的那種文化氛圍，因他而興起，這是不爭事實。 早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毛澤東就如痴如醉地學習《楚辭》，對屈原崇拜得無以復加。從新中國成立直至去世之前，是毛澤東學習《楚辭》最集中的一段時期。 1951年7月，毛主席邀請老朋友周世釗、蔣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談中多次稱讚《離騷》「有一讀的價值。」 1957年12月，毛澤東要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把各種版本的《楚辭》，以及有關《楚辭》和屈原的著作盡量收集給他，大約有50餘種。 在1958年前後，毛澤東讀《離騷》最勤，並推薦給其他領導幹部閱讀。張治中陪毛主席在安徽視察工作時，主席勸說張治中讀《楚辭》時說：「那是本好書，我介紹給你看看。」 毛主席於1958年8月12日在一封信里還這樣寫道：「我今晚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會，心中喜悅。」 中央在廣西召開會議，一天晚上，毛主席正在看書，突然停電。他對衛士長李銀橋說：「你去把蠟燭給我點著。」蠟燭點燃了，他繼續看書。看的是《楚辭》，看得聚精會神，津津有味。會議期間，毛主席批示印發《離騷》給與會者。在1月16日的講話提綱中，他說學《楚辭》，要先學《離騷》。在1月21日結論提綱中，又用《離騷》中的詞句來說明文件寫作中的「概念」和「判斷」的問題。 1959年、1961年他兩次要《楚辭》，還特別指明要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辭集注》。在此期間毛澤東外出帶去的各種書籍中，也有《楚辭集注》和《屈宋古音義》。 （三）毛主席多次高度評價屈原。 主席曾說：「劉邦為什麼能打敗項羽？因為劉邦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屈原如果繼續當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因為丟了官，才有可能接近下層生活，才有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知識往往是經過困難，經過挫折才得來的。」 1958年3月中央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在提倡幹部要講真話時，說屈原是敢講真話的人，敢為原則而鬥爭，雖然不得志。 1961年秋，毛澤東專門寫了一首《七絕屈原》：「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 毛澤東終生喜愛屈原的《離騷》和以《離騷》為主的《楚辭》，對屈原的偉大愛國精神和天才的文學創作給予極高的評價。他評價屈原是繼《詩經》之後「首屈一指」、「第一位有創作個性的詩人」。對《離騷》中抒發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和憂國憂民的愛國熱情，毛主席都極為崇敬。 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因為開除了『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 毛主席的這一評論，不僅對研究屈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對研究文學創作，也具有深刻的啟示。尤其是對於我們理解毛主席培養革命接班人艱苦奮鬥的作風，而作出的一一些當時不為人所認識和理解的舉措，十分有價值。 毛主席對屈原的《天問》，也是愛之頗深。他特別肯定屈原《天問》在唯物主義思想方面的貢獻。1964年8月，毛澤東同幾位哲學家談話時，從唐代的劉禹錫《天說》回溯到屈原的《天問》的時候說，到現在《天問》沒有解釋清楚，《天對》（柳宗元）之作，講什麼也沒說清楚，只知大意。《天問》了不起，幾千年以前，提出各種問題，關於宇宙，關於自然，關於歷史。 主席以古喻今，引導我們不僅要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更要的是要學會提出問題。（四）毛主席對屈原創作藝術作品的手法，不僅精通而且運用自如。 他的詩詞名篇之一《七律·答友人》前四句：「九嶷山上白雲飛，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 即採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風下翠微」，就是由屈原《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變化而來。 「斑竹一枝千滴淚」也是借用湘夫人聞帝舜死於蒼梧，十分悲痛，眼淚沾在青竹上，留下點點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毛主席在日常工作中也經常能聯想到《楚辭》中的詩句，達到信手拈來的地步。 1950年3月10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羅馬尼亞首任駐華大使遞交國書。按照周總理的布置，讓中國第一代駐外大使來勤政殿，在八扇紅木屏風後靜觀呈遞國書儀式。 此前，主席和總理曾專門接見過這些新中國的第一批以將軍為主的駐外大使，並與他們親切交談。 當毛主席走到黃鎮面前，好像想起了什麼，問道：「黃鎮，你原來那個名字黃士元不是很好嗎，改它做什麼？」黃鎮答道：「我的脾氣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鎮靜』。」 毛主席說：「黃鎮這個名字也不錯，《楚辭》中說，白玉兮為鎮。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黃而不可毀其節。派你出去，是要完璧歸趙嘍。你也做個藺相如吧。」 我們知道，「白玉兮為鎮」也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可見毛主席對屈原作品的熟悉和運用自如的程度。

1954年10月26日，正在中國訪問的印度總理尼赫魯離京到外地訪問，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主席等中國領導人辭行。 毛主席當場吟誦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兩句詩後說：「離別固然令人傷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興的事嗎？」 可見，毛主席已經在屈原的基礎上，有所發展。這正是他一貫提倡的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的方法的具體表現。 （五）毛主席因為對屈原精神的深度把握，從而將屈原精神這一中華文化的特殊標誌，從廣度上加以傳播。 青年毛澤東當時讀師範時做了一本專門的聽課和讀書筆記，取名為《講堂錄》。這本筆記共47頁、94面，前1頁全部是毛澤東抄錄的屈原的《離騷》和《九歌》。在《離騷》正文的上方，還寫有他對各章節內容的理解與概括。 1915年，毛澤東在校時，就與志同道合的羅章龍縱論《離騷》，主張對之進行新評價。 1921年農曆端午節，毛澤東的好友易白沙，隻身赴京剌殺北洋政府首腦未果，旋即南下組織軍隊北伐亦未果，於是他選在屈原投江的日子跳海自殺，以喚起民眾。毛澤東為易君寫了輓聯：「無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憤死，我為民國前途哭；去年追悼陳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長沙後進何。」 對聯中的陳公就是陳天華。陳天華也是學習屈原，為救國喚起民眾而在日本跳海自殺的。由此足見毛澤東在青年時期，與他同時代的熱血青年們一樣，受屈原影響程度之深之大，同時青年毛澤東已經從文化性格上，將屈原精神融進了自己的血脈之中。 屈原對毛澤東藝術的影響，使其詩詞意境高遠，毛主席的革命浪漫主義，可以明顯地看到屈原的影子。 除屈原的思想和人格給毛澤東巨大影響外，《楚辭》本身的藝術魅力也給毛澤東的詩詞以巨大影響。毛澤東詩詞的浪漫與屈原詞賦可謂一脈相承，這也解釋了為什麼20世紀那批中國最有名望的詩人包括柳亞子、郭沫若等，都為主席的詩詞而著迷。 直到毛主席晚年，老人家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屈原，運用屈原。1972年9月27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會見了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外相大平正芳和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 會見結束時，毛主席將一部裝幀精美的《楚辭集注》（《楚辭》共17篇，以屈原的作品為主）作為禮物，贈送給田中角榮首相。 屈原是我國第一個偉大的愛國詩人，也是第一個浪漫主義詩人，他的代表作抒情長詩《離騷》，兩千多年來更是被尊為「可與日月爭光」的傑作。作品不僅有極高的思想價值，更有很強的藝術魅力，其為人為文結合得非常完美，對後世影響極大，無人能出其右。屈原在20世紀以及今後，由於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的緣故，將影響世界，誰會懷疑這一點呢？（六）我們都喜歡談論屈原，但是對於屈原精神的現代把握，無人能與毛主席相比。 我們可從他1959年8月在《關於枚乘七發》的批語中看到這樣的話：「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屬於浪漫主義流派，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賈誼、枚乘略遜一籌，然亦甚有可喜之處。」「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是「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這是毛主席對屈原以及其開創的騷體，進而對屈原精神作出的現代性評價！ 毛主席用他獨特的古今中外法，深刻把握了屈原精神的精髓，高度概括了屈原的當代文化影響，從而從廣度上，進一步讓我中華民族的文化走向世界，在這個文化運動中，屈原成為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應該注意的是，那次評選的世界文化名人，主要是從具有反抗精神，做出了開創性文化貢獻的世界級文化人這個角度評的，另三位是，還有波蘭的天文學家、日心說創始人哥白尼；義大利詩人；現代義大利語的奠基者、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開拓人物之一、《神曲》作者但丁。還有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劇作家、詩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文學的集大成者莎士比亞。作為世界文化名人，我國的屈原，當之無愧，這也是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在建國初期將民族文化世界化的一次成功嘗試。 還要明確指出的是，屈原不是那種曲高和寡的文人，而是毛主席說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名人，是所有中國人都推崇的文化人，他是有深度，有高度的文人，但是他是平民英雄，為廣大老百姓所熱愛，所以，人民領袖毛主席最懂這一點，也最準確地把握了這一點，這也是人民創造歷史的必然。

經過歷史的又一個大跨越之後，我們會進一步深入理解毛主席對屈原精神的深度把握，從而對毛澤東文化認識更進一步。中華文化的振興，無疑需要對從古至今，從屈原到毛澤東有全面理解，否則，一切都是空談。那種脫離群眾的高高在上的統治文化，是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的，也是得不到世界人民普遍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