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流派

我國文字起源於何時，雖難確定，但根據考古材料的證明，甲骨文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一種比較成熟的字體。它是古代刻在龜甲獸骨上的一種文字。清代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發現在河南安陽城北五里的小屯村。這個地方曾是殷商時代的故都。最初發現的時候，由於洹水堤岸壞了，衝出了許多甲骨，拋棄在地面上。又有人在耕地時也發現了這種東西。可是當時人們不認識它，多不注意。後來有人稱它為龍骨，用為藥物。到了光緒二十六年，一個有心人王懿榮撿出了百多片帶到北京，這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從此遂為考古家研究的依據，確定它在我國文化史上的價值。原來這種甲骨文字，多是用來記載卜筮的辭語的。古代尊尚鬼神，遇事都要占卜，拿龜甲和獸骨的平坦面，颳去表皮的一些障礙物，就將卜辭刻在上面。因為它都是記載殷商時代的事迹，所以知道它是殷商時代的遺物，因此也叫殷墟書契。大的字體有一寸見方，小的像穀粒，可都非常精緻。甲骨文字大都有一個先寫後刻的過程。有用墨寫或硃寫在玉片、骨片、陶片上的，也有刻好後再填朱方式一直沿用到西周便絕大多數甲骨文只刻不填。從書法上看，鍾明善先生在《中國書法簡史》中認為：「甲骨文字大體可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瘦硬挺拔的細筆道的；一類是渾厚雄壯的粉筆道的。甲骨文是刀刻的，刀有鈍、銳，骨有細、硬、疏鬆之別，所成筆畫就有粗有細，有方有圓。由刀刻形成的筆畫多方折，筆畫交叉處剝落粗重，給後世書法、篆刻留下了不少用筆、用刀的方法。從結體上看，甲骨文錯綜變化，大小不一，但均衡、對稱、穩定之格局已定。從章法上看，或則錯落疏朗，或則嚴整端莊，且因骨片大小和形狀不同而異，都顯露出古樸而又爛漫的情趣。給現代書法章法求新上以有益的啟示。罕見的殷人墨跡——玉片、陶片、獸骨上的墨書、朱書，橫豎畫起筆筆畫粗圓如點漆，自然藏鋒，住筆尖細如橫針、懸針；轉折處圓潤自然，尤其寶貴。當然後期甲骨文字中也有些筆道纖弱無力的作品，不足取法。」很明顯鍾明善認為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稱得上書法。理由是以前的圖書符號並不全有用筆、結字、章法的書法三要素。甲骨文的發現，一方面給書法界開拓了新天地，很多書法家去學習借鑒，另鑄新風，書趣古樸，情味別具一格。另一方面很多人認為甲骨文雖然古雅可愛，但字體不易認識，不適宜臨摹，究屬少數人的愛好。鐘鼎文指三代鐘鼎彝器上的文字，它的發現，始於漢代。漢武帝時候，有人在汾陰得到一個寶鼎，獻給皇帝，朝廷還因此改了年號，叫元鼎，這是公元前116年的事。周以前的鐘鼎文字，簡單質樸，銘文很短，大都只有兩三個字，辭句很深奧，一般的人難以讀通。到了周代，器既日增，銘文也長，三四百字以上的屢見不鮮，文詞也很典雅。就字體來說，周初金文，從筆畫到結字都與殷商甲骨文、金文相近。此期作品，以清道光年間歧山出土的康王時重器《大盂鼎》的銘文為其代表。其它如武王時《利簋》銘文，《大豐簋》銘文；成王時《令簋》、《大鼎》、《令尊》銘文；康王時《麥鼎》銘文等也屬於這一類。把這類銘文與商《骨匕刻辭》、《帝辛四祀卣》和墨書陶片等去對照，會發現它們之間的許多相同之點。筆畫大都首尾尖細，中間較粗，「父」、「有」、「民」、「吏」、「十」、「辛」等字收筆一畫，起筆尖細，行筆漸重按成肥筆，落筆又歸尖細，形成這時金文特有頭尖、腹大、尾尖短的蝌斗尾巴形筆畫。「天」、「三」、「四」、「令」等字，往往有起筆圓重，行筆漸細的筆畫，猶有蝌斗遺意。同時，銘文中字的體形大小不勻，斜正不一，多具變化。可見金文是由甲骨文發展起來的。西周自昭王起至宣王、幽王止，金文逐漸進入成熟階段。其書法的主要特點是：（一）筆畫圓勻。起筆、收筆、轉換大多為圓筆。使後人學習篆書必須用藏鋒、裹鋒、中鋒運筆才能得到篆書筆意。這種圓轉、藏鋒的筆畫就是後來隸書、楷書中圓筆筆法的由來。草書的使轉也從中得到啟示。（二）結體比周初金文更緊密、平正、穩定、富有規律性。如銘文中有四個「武」字，結構完全一樣，重心平穩，上下呼應，有避有就，可以說是結構緊湊的好範例。（三）從章法上看，除最末一行稍顯擁擠處，通篇之中縱成行，行距小；橫有列，字距大，為後來漢隸碑版如《曹全碑》一類章法開了先河。其中有界格的《大克鼎》、《小克鼎》、《宗婦簋》章法尤為嚴整規範。《虢季干白盤》字距、行距都很大，顯得特別疏朗開闊，是西周金文章法中最有特色的一個。春秋戰國五百年間，東方諸國的書法，如魯、杞、紀、祝、齊、戴、燕、晉、蘇、曾、陳、鄭、蔡等，都較多繼承了成熟的西周書法的特點。西方的秦國亦繼承了西周金文的書法特點，併產生了劃時代的優秀書法作品——《石鼓文》。石鼓文是十個饅頭形石頭，每石刻一篇有韻的詩。詩的體裁類似《詩經》的四言詩。刻石的年月，自唐宋以來，就議論不定，有人說刻於周初，有人說刻於後周。唐人以為周文王或周宣王，宋人始提出為始皇以前的說法。近代學者認為是秦刻石者甚多，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獻公諸說。唐蘭先生根據那時的銘刻、文學、語彙、文字及書法的發展，證實石鼓的製作為秦獻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論證全面，很有說服力，如無新的提法，似已成為定論。《石鼓文》用筆圓勁挺拔，圓中見方。結體有略趨方正之勢，促長取短，務取其稱。字距行距開闊均衡整齊，疏朗若晴空星月。字大逾寸，近於大篆。雄強渾厚，朴茂自然，為「書家第一法則」，不為過譽。後來李斯整理的小篆，就由此脫化而來。歷代臨摹者很多。《秦公簋》和《秦公鍾》的銘文與《石鼓文》相似。其它如虢、虞的書法亦與《石鼓文》相近。此外尚有字體委婉流動、結構疏密均有意誇張、縱長的徐《洗兒鍾》、《子庫鍾》、中山王墓出土的銘文等。還有參差錯落，結體狂怪的《楚公鍾》、《楚王恙鼎》銘文等。至於兵器文字如鳥蟲書。《越王州句劍》銘文屬於篆書美術字一體；玉器銘文、古空文字、貨幣文字、符節文字，簡冊遺墨等又各具特點，往往一字數形，在書苑中形成了百花爭妍的盛況。一字數形，後人稱為奇字，什麼叫奇字呢？就是和古文不一樣的書體。《說文解字》上舉了一些例子，大多是古丈的別體字，或增減它的筆畫，或變異它的形體。《漢書?楊雄傳》說劉歆的兒子劉棻曾經跟楊雄學奇字，就是指的這種書體。從文字上的功用上講，這種各具特色的書體和一字多形的現象，恰好給書法提供了極可寶貴的資料。鐘鼎文和甲骨文一樣，寫起來很不方便，一般的書法家無從問津。清中葉以來只有一些好古的人如張廷濟、吳大癕等人才去追摹它。大篆也叫籀書，又叫籀篆。但也有相反的意見。據《漢書?藝文志》載，有「史籀十五篇」，自注云：「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漢光武帝年號）時亡其六篇。」又說：「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子壁中古文異。」據清人王國維在《史籀篇疏證序》里說，太史籀當為篇名而非人名，這種字體同鐘鼎文又有同有異，「上承石鼓文，下啟秦刻石，與篆文極近。」「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只能說基本是如此。石鼓文可為代表。秦始皇時定書體為八種，謂之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處書，八曰隸書。蟲書又叫鳥蟲書、鳥篆，以鳥蟲頭起筆，以蟲身屈曲為線的篆書美術字，是戰國《越王州句劍》銘文一類書體的延續；刻符如《新妻》、《陽陵》皆為小篆；摹印為方正的小篆，開漢印篆體的先河；用於門榜，封簡題字署書，刻於兵器的書，都是大篆、小篆或隸書應用範圍的變化而已。所謂的「秦書八體」，以漢字形體而論，不外乎是大篆、小篆、隸書三體。小篆又稱「秦篆」，《漢書?藝文志》說：秦篆作於丞相李斯。《說文解字》說：「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頜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由此可見小篆是從大篆省改而來的。上面曾說，大篆就是籀文，既稱籀文為大篆，相對他就把秦篆叫小篆了。秦代小篆的特點是什麼？我們從流傳下來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嶧山碑》、湖北雲夢澤出土的秦代律令書和詔版、權量銘等，可以看出它的書法大都筆畫婉轉，尚存籀意，但和以前的篆書相比，則為簡單瘦硬，鋒棱峭利，結構方正勻稱。明代何良俊曾說，李斯小篆「皆大書而作細筆，勁挺圓潤，去肉而筋獨存。」又說：「唐代李陽冰亦作小篆，骨肉勻圓，可謂盡善，元時有吾予行，國初則周伯奇宗玉箸，似乎少骨。」還有人說：「小篆畫皆如箸，以便筆札，故亦稱玉箸篆。以創於李斯，故亦稱斯篆。」（引文轉引自李慎言《書法概論》第15頁）這些話即說明了秦篆的特點，也道出了後代學秦篆的一些優缺點。漢篆墨書，有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它和秦的小篆相近，是介於小篆、隸書之間的字體，它的字形基本上是長方形的，筆畫一般都圓瘦些，結構則勻稱平正。除此之外，西漢存《群臣上壽刻石》及《甘泉山元鳳刻石殘字》數種．東漢僅《嵩山少室》、《開母廟》、《西獄廟》及《劉君表殘字》等數種。其結構、筆畫，有的緊密渾圓，有的寬博瘦勁，各有優點。1930年夏在河南偃師出土的《袁安碑》，字形略方，用筆並非完全滾圓，這種寫法顯然是由秦代刻石演變來的。三國魏的篆書，現存的只《三體石經》一種，筆較圓細，收尾保留尖鋒，對後來的篆書影響很大。吳的《天發神讖碑》，結體筆法若篆若隸，字體雄偉，以沉著痛快勝。從它的字形來看，是由篆到隸的過渡；從它的轉折處的方筆看，並露出了楷書的萌芽。蘇建寫的《封禪國山碑》，字勢雄健而筆法卻多圓轉，和前碑的方折迥不相同。三國吳蜀、晉及六朝的篆書不少見；偶爾見到的如東魏李仲璇的《修孔子廟碑》，只是在楷書中雜有篆意，六義既失，筆法亦乖，不足稱道了。唐代篆書，以李陽冰為最著名。他的篆法號稱直接李斯，雖說高渾不足，卻有規矩可尋，易於學習，故對後世影響很大。漢魏以後，篆書所以不絕，實為陽冰一人之力。南唐及宋代篆書名家有徐鉉、徐楷、郭忠恕、僧夢英、蘇長卿等，余如黃伯思、郭安道、王壽卿、李康年、楊南仲、魏了翁、王洙、陳晞、張察、虞似良等人的篆書也小有名氣。元代篆書有趙孟頫、吾丘衍、周伯奇、泰不華等。他們各有所長，都為研究篆書者所重視。明代的篆書家有李東陽、騰用亨、金湜、徐霖、陳道復、程南雲、喬字、景暘、王谷祥等十人。這十人中，李最有名。其他九人大都繼承宋元流弊，柔媚有餘，缺乏骨氣。再如趙宦光，加以變化，號稱「草篆」，雖說沒有成熟，對篆書革新卻有啟發。清代篆書，人才輩出，較前代為盛。康熙時，王澍最為著名。他的篆書，取法唐李陽冰的《謙卦》，另稱一時無對。江聲學《石鼓》、《國山》也為一代高手。乾隆時洪亮吉、孫星衍、錢玷、桂馥，並以篆稱雄，玷尤傑出，用「斯冰而後，直至小生」刻成私印，可見其自命不凡。他們各有優點，但大都是筆畫細而圓的玉箸體，筆力軟弱，缺乏生氣。洪孫兩家，受僧夢英的影響，剪毫作書，每遇收處，旋轉使圓，用墨輕浮，時有枯筆，亦是一病。嘉慶時鄧石如的篆書，取法李斯和李陽冰，兼采漢碑集篆書之大成，有時還以隸筆作書，情味別具一格，其體寬博，氣勢磅踏，因而開闢了新局面。書論家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推他的作品為神品第一，錢玷也對他極為欽佩。鄧石如的學生吳熙載及以後的莫友芝等，都學鄧並有變化，為人所稱道。從藏故宮博物院的《篆書?四箴屏》等存世佳作中可領略鄧派的篆書藝術造詣。道光時黃子高的篆書，筆法峻健，逼近李斯。何紹基以顏體筆法作篆，圓融茂密，別有風格。清末以後，楊沂孫的篆書，取法《石鼓》及鐘鼎款識，融匯貫通，自成一家，蹚少韻致。吳大癕工小篆，極似陽冰，又參以古籀文，書家益漸，為世新重。吳昌碩曾入大澂幕，受其薰染，卻不為所囿。他寫石鼓文用鄧法，兼采畫梅之法。結體左右參差取姿勢，頗有奇氣，可謂自出新意。他如楊守敬、趙之謙及近人丁佛言、章炳麟、馬衡、鄧散木、任曉麓等，在學古中也能推陳出新，具有自己的獨立風格。隸書又名左書、史書，開始形成也在秦代。秦代初年，以篆書為正體，後來程邈以篆書不易書寫，才創造了隸書。這種書體，漢代最為流行，碑文石刻，多用此體。後世學隸書的人多以漢碑為典範。隸書實際是斟酌篆書的點畫而成的一種簡單便書體。篆書點畫圓轉，隸書點畫方折，在應用上自有繁簡正變的不同。現在所見漢隸，有的方正，有的流麗，各具體態，各有其藝術之美，又以其近於楷書，遂為書法家所愛好。從近年湖北睡虎地、湖南馬王堆、山東銀雀山出土的竹帛書看，早期隸書的形體，和小篆相差不多。到了漢代，經過無數文人多次加工，逐漸美化，才成為一種具有藝術價值的字體。《褒斜道刻石》、《裴岑紀功碑》都用篆字筆法寫隸字，尚無波磔，當是由篆變隸過渡時代的作品。書風強勁奔放，仍有西漢遺意。東漢以後，體式由細長化為扁平，筆畫增加了波磔，形成「漢隸」的楷模，基本上已經定型。晉唐以後，僅僅是書寫者在形式風格上作變化罷了。唐代隸書用筆點畫圓潤而有頓挫，且較多轉側而露鋒芒，結體較漢隸加高，多數成正方形，與當時的楷書相近。這種風格，整齊而不呆板，在莊嚴中有秀美之態。如徐浩的《嵩陽觀碑》及1977年出土的《張庭硅墓誌》和他的兒子徐珙的《崔祥祐輔墓誌》等都是如此。不過徐浩的隸書風格在用筆肥潤的基礎上又變為瘦勁光滑些。唐代以後的書家，無論直接或間接，大都受徐氏父子的影響，如元代的吳睿、褚奐，一直到明代的文徵明等人，都是一派相承的。唐代的隸書風格可以從現存的碑石，如唐明皇的《石台孝經》、《開成石經》的拓本上去領略。宋朝書法家多不以隸書擅長。元代趙孟頫的隸書，從傳世的所謂五體千字文上看來，秀而弱，殊不成家數。虞集、陶宗儀《史書會要》推崇他「古隸為當代第一」未免有些誇張，從趙題在宋人畫卷引首上的隸字看，實在不很高明。明代寫隸書的書法家漸多，如李西涯、程南雲、黃以周俱有名。不過他們學的是唐隸，尋漢魏碑缺乏臨習的工夫，這是因為唐隸結體峭嚴，波磔森棱，對他們的影響甚大，故他們難以跳出唐隸的窠臼，而不能自辟蹊徑。黃以周雖以行草筆法入隸，別具面貌，但此種變法影響不甚廣泛，只有趙宦光、傅山，康乾間鄭簠、萬經等人才寫過這樣的草隸，他們雖以漢竹簡的風格摻雜草書的寫法，可多失之粗獷。清初到中葉，有兩種隸書風格，一種是結體稍趨方扁，走筆沉著不太講究圓潤，轉折用方，波磔有力，鄭簠屬於這一派。另一種是學漢銅器上的所謂「分體」，結體略長，純用中鋒，筆畫橫平豎直，圓潤中含有剛勁，篆意多於隸意，住收筆的波磔不甚明顯，風貌深厚樸質，以伊秉綬、伊念曾父子為代表。這種隸字直到民國時期，還有少數人寫它，如給商務印書館寫書籤的青山農寫的就是這種隸字。這種隸字，工藝性強，看起來非常醒目，也整齊好看。清中葉以後，直到民國初年，跟隨篆書風格的變化，隸書風格也有了變化。由於這一時期寫隸書的書法家，打破了學唐隸的框框，對傳世的漢魏隸書碑拓狠下臨習的工夫，不拘一體，多方追摹。學《禮器》、《景君銘》一類體勢靈活多變的；學《乙瑛》、《史晨》、《西嶽華山廟碑》、《曹全》一類體勢平正精細、端莊秀逸的；學《張遷》、《衡方》、《西狹頌》、《甫閣頌》一類筆勢方嚴沈厚的；學《石門頌》、《封龍山頌》、《劉平國頌》一類用筆稍圓、結體縱放飛動的；學《華山碑》、《夏承碑》華美奇特的。其代表人物如阮元、趙之謙、翁同、何紹基諸家。此外揚州八怪之一的金農，在隸書上也獨樹一幟。楷書又叫正書、真書。楷字作法式、模範講，意思是說這種書體可以作法式、模範，也就是標準字體；叫真書是指它有別於行書和草書。《晉書?李充傳》說：「充善楷書，妙參鍾（繇）、索（靖），世成重之。從兄式亦善楷隸。」因為它是由隸書演變來的，所以當時叫「楷隸」，對古隸來說，又叫「今隸」。楷書形體方正，筆畫平直，便於書寫。因此自創始至今，幾千年來一直通行中國。它的創始人和確切年代說法很不一致。不過歷代多數書家認為創始人是後漢的王次仲。王次仲的書法當然見不到。鍾繇的《宣示表》和吳國的《谷朗碑》，字體只是接近楷書而已。1974年在江西南昌的晉墓中出土了五件木簡，上面的字體正和唐人小楷十分相像。東晉以後，開始了南北朝的對立局面，書法出現了不同的風格。南朝名家有王羲之、王獻之、王僧虔、僧智永（羲之的七代孫）等。北朝名家有索靖、崔悅、盧諶、高遵等。南朝多帖，書法婉麗風流，行草書兼工；北朝多碑，書體比較守舊，雄奇樸拙，楷書較精。南朝書法多用圓筆，長於使轉；北朝書法多用方筆，工於點畫。南北書家，可謂各有所長，正表現了漢字書法藝術的豐富多彩。南朝的《爨寶子》、《爨龍顏》二碑，是從隸到楷過渡書體的典型之一，並對北魏諸碑起著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隋代統一南北以後，書法也出現了總和南北、下開唐宋百花齊放的局面。當時名書家傳下來的墨跡，除了王羲之的後代智永的《真草千字文》，還有《龍藏寺碑》、《董美人墓誌》、《蘇孝慈墓誌》及近年新出土的《獨孤信墓誌》等，都能總和南北，在秀麗中具有嚴整遒勁的風格，可作楷書模式。唐代書法，大都繼承前代，精益求精，有所創新，自成一格。如虞世南、歐陽詢曾在隋朝做官，到了唐代書名大著。其它如褚遂良、薛稷、李邕、徐浩、顏真卿、柳公權等，也都能各創一體，為後世所取法。顏真卿以比較雄深圓厚的筆法來寫楷書，其中摻有篆筆，尤工大字，對後世書法影響極大。當時的柳公權是學顏而自成一體的，宋代蘇、黃、米、蔡受顏書的影響很深，元康里巙、柳貫，明代李東陽，清代的劉墉、錢灃、何紹基、翁同龢都受顏書的影響。他們這些在朝派書法都堂皇嚴正有作，而樸實自然往往不足。有些墓誌，如李元超、焦松等尚有六朝遺意，用筆瀟洒清秀，出於自然，有許多都勝過在朝派。唐末五代，書家很少，只有楊凝式自顏、柳入二王之妙，筆跡雄傑，楷法精確，對宋代影響較大。楷書自唐代確立了規模，以後各代用作標準，但也因人因時而異，發展並不平衡。比如唐代最重結構，宋代卻特重姿態。正因如此，則稱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的行草書成就較大，楷書則不及唐代。四家都曾學過顏真卿、楊凝式，而面目各不相同。總的說來，黃書雄健開朗，米書豪爽多變，成就最大；蘇書板重，蔡書拘謹，成就較差。四家以外還有李建忠、曾布、薛紹彭、陸遊、辛棄疾、岳飛等，他們的書法也各有一些特色。元代書家，最著名的是趙孟頫。他對前代名家書法，幾乎無所不學，功力極深，兼長眾體，尤得二王之妙。筆法圓轉周到，姿態優美；可惜缺少骨力，沒有雄偉的氣勢，這些優缺點，對當時及後世影響都很深遠。當時有名的書家，如鮮於樞、揭傒斯、柯九思等，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響。他的學生俞和，親友鄧文原、張雨、王蒙等，受他的影響更是顯著。至明代名書法家文徵明、董其昌等，也沒有脫出他的範圍。明代書家，因為重視帖學，大都擅長小楷，而大楷其所長。文徵明工夫最純，到老不懈，成就很大；但由於未能脫離趙體，特別是大楷，筆力既弱，結構也欠謹嚴。清代學他和趙體的很多，流弊也很大。明代的書家還有宋濂、解縉、李東陽、吳寬、王寵 清代初年的書家，大都習閣帖，學趙、董，很少有獨立的風格。傅山學顏真卿，頗有所得，趙秋谷推他為清朝第一。查士標學米、董，人稱為米董再生，實際上並非完全相同。劉墉長於小楷，摹仿古人，頗有新意。包世臣推崇他的小真書，為近代第一。清末何紹基學顏，兼習漢碑，從顏體蛻化出來，體勢遒勁流利，也能自成風格，學之者不少。成就較高者有郭風惠等。由清到近代的楷書家，還有王澍、蔣衡、梁中書、王文治、鄧石如、趙之謙、楊守敬、翁方綱、翁同龢、張裕如、吳昌碩、包世臣、康有為等，尤其是鄧石如、趙之謙等人改學南北朝碑誌體，化古為新，開闢了楷書的另一條道路。行書起於東漢末，相傳為穎川人劉德升創造，到晉代最為盛行，是楷書的一種變體。唐張懷瓘《書州對王獻之的行書贊云：「非草非真」。又云：「行書即正書之小訛，務從簡便，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它的特點是近於真書而不拘束，近於草書而不放縱；筆畫聯綿，各自獨立，不像草書連寫使人不易認識；它介於真草二者之間，書寫方便，切合實用。主流是王羲之的《蘭亭序》和《集王聖教序》，所以《蘭亭序》就成為行書的典範，從唐宋至今，摹仿的人很多。唐代李世民、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李邕的行書各有優點，都很著名。歐的行書字形比較狹長，筆法險勁，虞世南圓潤，褚遂良秀媚，都和他們的正書有統一的風貌。李邕專以行書見長，體勢雄健。顏、柳也都有圓勁的行體，而顏的行書更為深厚雄壯，筆勢奔放，帶有篆意。北宋有代表的書法家為蘇、黃、米、蔡。蘇的楷書肩聳肉多，行書字形大都帶些扁方，較肥；喜用濃墨，因此前人有「黑豬」之稱。行書《黃州寒食許》，用筆流利自然，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作。黃書橫、捺、撇往往較長，因此有「伸手掛足」之誚。他的《黃州寒食詩題跋》，有人稱此書「瀟酒妙絕，與東坡聯珠合璧，同傳千古」。米芾自稱為「集古書」，姿態略有奇險，直筆喜偏向右方微斜，這是他的特點。蔡襄的書法有《澄心堂帖》、《思詠帖》等。歐陽修評他的書法為「行書第一，楷書第二，草書第三。」蘇黃二家的字都比較縱逸，有獨創風格，宋人中期以來的行書，走的就是這條道路。南宋和當時的北方金國，行書學蘇米的人較多。南宋的吳說，行書很秀麗，同時又創立一種細如遊絲的行草書，叫「遊絲書」，可謂別開生面；吳琚刻意學米芾行書，形神俱似。王升也是學米芾行書的高手。宋代的書法總的說來，楷書不及唐代，而行書講意態，神韻特勝。元代趙孟頫的行書，從李邕上溯王羲之，略帶媚姿，晚年比較蒼勁。總的情況來看是恢復晉唐遺法，一變蘇黃傳統，宋與元兩代的書體分道揚鑣，在趙的行書中看得最為清楚。趙的行書對當時和後世影響都大，但大都軟弱無力，唯鮮於樞的行書才比較雄峻一些。明代書家，大都長於行書，對正楷和草書寫得較少，有時還往往在楷書、草書中雜有行書。李東陽、祝允明、董其昌等都是如此。他們都走的是由趙孟頫上追晉唐的路子。米萬鍾與董其昌齊名，有「南董北米」之譽。但術走的是米芾的路子，行筆瘦勁較勝於董，在功力純熟上，則不如董的圓活流利。祝允明學的方面多，面目也多，但得力的地方是在黃米之間，自己的面目反而卻很少，有人說他「筆意縱橫，才情奔放；勁健之偏，流於俗野。」文徵明學的方面也不少，但主要是得力於黃趙。他工力既純，又能把所學的融合起來化為自己的面目，故成就較大，勝於祝而成為一代大家。他的學生多，流傳的墨跡也多。故當時曾有「吳中皆文氏一筆書」之稱。周天球最能繼文書，文也曾說：「他日得吳筆者周生也。」實際上周到晚年已自辟蹊徑，略變其體了。此外，明初書家還有三宋：宋克名最著，宋遂次之，宋廣較微。永樂時沈度、沈粲兄弟俱善行書，度以婉麗勝，粲以遒逸勝。王世貞說：「粲行筆圓熟，章法尤精，足稱米南宮（芾）入室。」後因遞相模仿，降為館閣體。解縉稍能去俗，吳寬稱他的書法為永樂時之首。吳寬本人書法東坡，用筆滋潤，時有奇趣。沈周法山谷，字如其畫，瀟洒有致。王寵的書法，以抽取巧，頗有逸致。邢侗書法鍾、王，深得羲之《十七帖》筆意。徐渭書法，筆情奔放，出人意表。袁宏道稱他為「八法之散聖」。陳獻章束茅代筆，隨意點畫，也自成一家。明清之際的書法家以行草見長的，還有傅山、王鐸、朱耷等。傅學魏的書風，大小正、行、草俱佳。所書屏、聯、冊頁，運筆柔中寓剛，圓轉自如，意態天真，生氣鬱勃，為人所稱。王鐸的書法，宗法二王，兼采米意，筆力遒勁，以縱橫取勢，在當時風行趙、董之際，可謂別具一格。他的《擬山園帖》，各體具備，運筆雖說有些缺乏蘊藉，而能力矯靡弱的習氣，其功實不可沒。朱耷的書法，散見於他的畫幅。他學晉唐而有別趣。結體簡樸，線長單純，雖說變化較少，而意境猶如其畫，卻異常清新可嘉。清代的書法，尤其是行書，由於趙董影響頗深，大都重視帖學，形成了「台閣體」，人們稱為帖學時期。楷書如此，行書也不例外。最有名的書家，如劉墉，他初從趙、董入手，後學魏晉，行書草書筆力雄厚，中年以後自成一家，以拙中含姿，淡中入妙著稱。王文治精於帕學，行書學《蘭亭》、《聖教》，以筆法秀逸著稱。梁同書學顏、柳、米，能自成一家，又以精研帖學，與劉墉、王文治並稱為「劉梁王」。張照初學董，繼入顏、米，氣魄雄厚，筆法清利，行書勝於楷書。翁方綱，初學顏，繼學歐柳，臨摹三唐，面目僅存。包世臣說他「只是工匠之精者……不止無一筆是自己而已。」學書雖深卻缺乏創造性，這種品評很為切當。乾隆以後，由於古代碑誌出土日多，金石學大興，書法也隨著改變方向，到了嘉道年間，特稱為碑學時期。乾隆時被人稱為「揚州八怪」的畫家鄭燮、李筩等，不僅是畫家，也是書法家。他們反對館閣體，寫字多參用篆隸結構，表現一種狂怪的姿態。雖然狂怪是缺點，但在學習碑誌，革新書風方面，卻起了推動作用。在八怪中，郊燮的成就最突出。他的行書除了有篆隸，還雜有楷書及草書，雖說駁雜不純，而能使之統一，面目一新，為人所重視。清初及中葉以後，畫家兼書法家的還有陳洪綬、查士標、王時敏、揮壽平、伊秉授、陳鴻壽等。他們的行書，大都筆法清秀，遒逸有致，善於配合畫法，增添作品的光彩，也為人所喜愛。在清代末年，何紹基的書法以顏為基礎，而又兼臨諸碑，能夠吸取眾長，自成一體，在當時及後代有一定的影響。其他書家如鄧石如精於篆隸，也擅長行草書，他寫的「海為龍世界，雲是鶴家鄉」一類聯語及屏條等，氣魄雄偉，富於新意，為人所喜愛。康有為的行書雖說不如他在《藝舟雙楫》所唱的調高，但也有一些長處，表現了他的特色。草書的「草」字，有草創、草稿的意思。有聯綿形式的叫連綿草。奔放自在的叫破體或破草。這種字體又分「章草」和「今草」二種。章草相傳是漢元帝劉奭時黃門令創製的。現在流傳的有他的《急就章》，因取其「章」字，叫做「章草」。另一說是後漢章帝劉炟喜歡杜度的草書，叫他上奏公事也用草書，所以叫做章草。關於章草的創製時代，除上述二說處，還有秦代說和魏代說，不過一般人大都認為草書起於秦末漢初。章草是在隸體的基礎上加以改進，使其更為簡便實用。它的出現，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經濟文化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它的用筆因襲隸書，特別是捺畫的末尾，全屬隸法。但它在字的筆畫里，已開創了「今草」的聯綿筆勢。筆畫連帶處，往往圓如轉圈，即所謂「筆有方圓，法兼使轉」的運筆方法。寫章草要筆畫平直，含有隸意，不像今草的歪斜取勢，而素帶使轉又和今草有共同之處。因為它介於這兩種字體之間，對於學習隸書和草書都有幫助，所以它作為文字工具的實用價值，雖說已消失，而作為一種書法藝術，仍有保留的必要。關於章草的演變，可參見卓君庸著的《章草考》。漢代書法家張芝，善寫章草，他也是今草的創始者，對後來草書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傳世的有章草《秋涼平善帖》。史游與吳國的皇象也善於章草，皆寫了《急就章》，皇象還有《頑暗表》、《文武帖》等。晉代索靖寫有《月儀帖》、《出師頒》，對後來的草書也都有相當的影響。所以宋代姜夔在《續書譜》里說：「大凡草書，先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法，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元代趙孟頫的行草書，就曾取法章草，他臨過皇象的《急就章》。由於他的提倡，使這種即將滅絕的書體又在元明之間得到盛行。當時名家鄧文原、文從義、俞和等，就是在趙的影響下出現的。明代的初年宋克寫的《急就篇》和《張懷瓘論用筆十法》等，也是受趙的影響，但筆勢較挺拔有力，不像趙書流於妍媚軟弱。今草是由章草演變來的。後漢時，張芝法崔瑗、杜度，變章草為今草，有「出蘭」之譽。他的草書，體勢聯綿，筆意奔放，人們稱為「一筆書」。意思是聯綿不斷，一筆寫成。這就是張懷瓘《書斷》所說的「拔毛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終，而為下字之始」的寫法。因此，寫起來比章草更趨簡便迅速，所以他說：「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為今草，加其流速」。張芝的草書在《閣帖》里有五帖，除第五帖《秋涼平善》是章草，其餘四帖都是今草，只是上下貫串，氣脈通聯，並非整篇聯綿不斷。魏韋誕稱張為「草聖」；晉王羲之對漢魏書，僅推張和鍾繇，認為其餘不足觀；而王的草書也受張的影響。晉代草書家索靖，是張芝姐姐的孫子，他傳張芝的草法，並學韋誕，筆勢勁健，很為人所推重，王羲之博採眾長，兼精諸體，得力於張芝、鍾繇，而能增減古法，改變漢魏樸質的書風，遒媚勁健，而千變萬化，純出自然。由於他在書法藝術上具有繼往開來的卓越成就，其書跡為歷代所寶重，影響之大，在書法家中，很少有人和他相比，故有「書聖」之稱。他的草書刻本很多，以《十七帖》為著名。《喪亂帖》早在唐德宗時就流入日本。另外還有《奉帖》、《孔侍中》帖。王獻之是王羲之的第七子，他的書法起初學他父親，後學張芝，改變字體，別創新法，俊邁有生氣。當時稱他的草書為「破體」（即行書的變體）。南朝各代及唐宋以來的書家，大都受他的影響。他的墨跡有《鴨頭九帖》和《中秋帖》。《中秋帖》在清代與羲之的《快雪時晴》、王珣的《伯遠帖》合稱「三希」。隋代草書家，以智永為最著名。他是王羲之的七代孫，書學繼承祖法，功力很深，以精熟守法見稱。虞世南得到他的傳授，對初唐影響很大。傳世的《真草千字文》，有墨跡及刻本，可供參看。唐代書家，以楷書為主，也多能草書。這時的草書，大多是今草，偶爾寫章草的，只是對古體的摹擬，沒有什麼發展。虞世南既然親受智永的傳授，又深得王羲之的規模，所以用筆圓融凝重，外柔內剛，因而自成一家。褚遂良學他，又取法羲之，草書婉暢多姿，顏真卿也很受他的影響，這由他的《爭坐位》、《祭侄文槁》等帖可以看出。武則天的《升仙太子碑》，體勢和章草相近，字字獨立不相連屬，用筆則出自二王。如果說唐太宗李世民的《晉詞銘》是第一次用行書入碑的，那麼此碑則是第一次用今草入碑的。孫過庭的草書，也是字字區分，不作聯綿體勢。他的筆法濃潤圓熟近智永，更像二王。所以米芾評他的《書譜》說：「唐草書得二王法，無出其右。」但他精於章草，善於變勢，曾說：「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這是他能自成一家的主要原因，孫過庭的《書譜》，論理既很精闢，書法也稱工妙，不僅教人以法，尤能示人以范。張旭精通楷法，尤以草書著名。他既吸取了孫過庭的優點，又得力於後漢的張芝，所寫的草書，聯綿迴繞，變化多樣，流暢清勁，自創新路。他往往酒醉後狂走，然後下筆，時人稱他為「張顛」。張的草書與李白的詩歌、裴衣的劍舞號為「三絕」。顏真卿向他請教筆法後由學褚的婉暢多姿變為雄偉剛健；但顏以楷法作草，往往行楷相雜，未能統一。而真正繼承和發展了張旭的草書寫法則為懷素。評書家說懷素「飲酒後，興到運筆，如驟雨旋風，飛動圓轉隨手變化，而不失其度」，並稱他的書法為狂草。這一字體，在草書中最為放縱，起源於張芝，開派於張旭，得名於懷素。因為他繼承了張旭而有所發展，稱「以狂繼顛」。傳世的書法有《自敘》、《苦筍》等帖，對後世影響很大，評價也高。唐代以後，宋元明諸書家，多善行書，草書則非所長，即使偶然有作草書的，也大都是在草書里兼有行楷，駁雜不純。這種現象在宋四大家及元明清的趙、董、文、祝、吳寬等人的作品中都不能免。這時書家的作品可以稱得起草書的，如黃庭堅的《諸上座帖》，雖說個別字不免小失，而筆勢雄放瑰奇，飄縱雋逸，卻能自成一格。明代王鐸有些條幅，雖說筆勢尚欠雄健，而字字聯綿、圓轉自如，一氣呵成，也能自成一家。其他如明清之際的博山，他的行草筆力雄奇宕逸，有人說他「可配王鐸，且欲過之」。有人說他「宕逸渾脫，可與石齋（王鐸）、覺斯（黃道周）伯仲」。《桐蔭論畫》評道周草書「筆意離奇超妙，深得二王神髓，」也自有他的可取之處。本來草書與行書時常混為一體，並不十分嚴格。在運筆方面，有的體勢圓融，而筆力不足，如趙孟騄與董其昌；有的筆力勁健，而較為粗獷，如祝以明；有的功力很深，而結體偏狹，如吳寬；有的緊密遒媚，而變化較少，如文徵明與王寵；有的甚至流入庸俗，如包世臣與翁方綱等。此外，明代早、中期，狂縱的草書體甚為流行、晚明又有一種參以古草的古今合體寫法的草字。前者知名的有張弼、張駿和祝允明等，後者有黃道周、倪雲璐等人。清代草書從總體上看，無多大變化，更談不上新的發展。清末沈曾植用方側筆寫古今合體的草書，略有一些新的風格，但還沒有完全脫離黃、倪的法規。關於草書的論著，可參看明代韓道亨的《草訣百韻歌》、清代石樑的《草字彙》。工具書《中國書法大字典》，所收歷代名書家字跡，各體全備。草書變化較多，取材廣泛，按部首檢查，作比較研究，非常方便，尤宜參閱。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