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最後一講第十三講:二十世紀的教會
【腓立比書】1:6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導論
上周我們簡短地介紹了浸信會在英國和美國的歷史,也幫助大家認識到普世宣教運動的起因和內容。
今天是《教會歷史》(其實是西方教會歷史)的最後一課,我們要認識離我們最近的一個世界,也就是二十世紀基督教教會所面臨的問題和重大事件。在美國內戰結束後,從知識界(學術界)向正統的基督教信仰發起了新一波的挑戰,這些挑戰同時臨到了基督教的學校、大學、神學院、宗派和各個地方教會。
現代主義(或稱自由派神學)
什麼是現代主義/自由派神學?
自由派神學或者現代主義並不是神學的一個分支,也不是一個新的基督教宗派,我們也不能看其為基督教。它只是自稱基督教神學罷了。自由派神學影響了很多教會,也使很多神學家、牧師走上錯誤的道路。
達爾文主義
我們都知道達爾文是誰以及達爾文提出了什麼。達爾文主義的盛行帶來的一個影響是人們普遍地把「科學」和「宗教」對立起來,低估或者拒絕一位全能的上帝設計、創造並且仍然管理著這個宇宙的事實。「科學」取代了聖經成為至高無上的標準。
高等批判學
高等批判學是一個文本鑒別的學科,這一學科的發展變成對聖經的攻擊。攻擊聖經不是神聖的啟示;聖經所講的並不是神學真理;聖經文本是不準確的、有謬誤的。
自由派神學非常有吸引力,因為它建立在人們對科學和理性過度的信任之上,也讓人在文化變遷的時候更容易地與世界「交流」和「相關」,也迎合了世界對聖經和傳統基督教教義的挑戰和懷疑。在自由派神學框架下,他們製造了一個被世界所接受的「基督教」。
信奉自由主義神學的人並沒有隱藏他們的新觀點,相反,他們非常驕傲地傳講自己的「神學」。例如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的院長,Shailer Mathews,這樣說:「世界需要對自然和社會有新的控制手段,而傳統的基督教又教導說聖經是逐字逐句無誤的。世界需要方法來解決階級矛盾與衝突,而傳統基督教又要我們相信基督的代贖……世界需要對人類事務中有神聖臨在的信心,而傳統基督教又要求人們必須接受基督是童女懷孕生下來的。」對於這位院長來說,歷史性的基督教信條和世界的需要毫無關係,所以就一定是錯誤的、是壞的,必須加以改革。
華特·饒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紐約貧民區的一位浸信會神學家和牧師,在這一觀點上走的更遠,他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社會福音」。
饒申布士因為一直在貧民區服事,所以他看到貧窮、苦難和壓迫帶來的痛苦。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基督教與社會危機》(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Crisis)。1907年適逢經濟風暴。他在此書的序言中提及他著書的對象,也就是他牧養了十一年的教會。他著書的目的是為了償還這筆愛的債務,並希望可以藉此書減輕他們所負的壓力。他的論文以「基督信仰最基本的目的在於改造現今人類的社會成為上帝的國度,使其中所涵蓋的一切關係都可經歷更新以及依照上帝的旨意重新構成」 為核心信息。
他認為,真正的福音一定包括了與社會的不公義開戰。他認為,神真正在乎的是不道德的行為,而不是救恩。他的觀點,「社會福音」,迅速在教會中間得到傳播。我們要稱讚這位牧師對社會不公義、對貧困和被壓迫階級的熱心和愛心,但是這絕不應該以犧牲聖經對於福音的定義為代價。這是一個沉重的代價。
自由主義神學的風暴從知識界開始,影響了所有的大學、神學院,最後是傳道人和教會。
基要主義運動
令人感恩的是,神沒有允許現代主義和自由派神學毫無限制地蔓延。有一群基督徒的神學家因為感到自由派神學所帶來的挑戰,所以開始團結起來並且從學術界和教會界為捍衛傳統的基督教信仰而發聲。
從1910到1915年,他們出版了一系列的小冊子,叫做《最基本的事》(The Fundamentals),因此他們被稱為「基要派」。在這一系列的小冊子中,來自不同的宗派和神學思想,但是在基本的傳統基督教教義上一致的牧師和神學家們放下他們的分歧,為基本的基督教信仰辯護。包括普林斯頓神學家、長老會牧師華腓德(B. B. Warfield),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的院長穆林斯(E.Y. Mullins),佈道家妥銳(Reuben Torrey),以及時代論神學家司可福(C.I. Scofield)。
他們要反駁的是自由派神學對傳統基督教信仰攻擊最嚴重的領域:默示論、聖經的權威性和聖經的無誤性。基於他們在聖經上的這一共識,基要派的神學家們捍衛了自由派神學家所丟棄拒絕的基本教義,那就是「耶穌基督是神道成肉身,由童貞女所生,一生活出了無罪的生活,為了人的罪而死在了十字架上,並且從死里復活、升天,而且還要在世界的末了時帶著大榮耀降臨。罪是真實的,罪不是出於我們的想像;救恩來自神的恩典而不是來自人的努力。而教會,則是神所設立的機構,為要建造基督徒和傳揚福音。
從基要主義到基要派
「基要主義」原本的意思是指那些確認和相信傳統的、基本的基督教教義的人們。但是很快,這個詞被貶義化,被用來指那些毫不寬容的、具有攻擊性的和反智主義的人們。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自由派篡改了這個詞的含義。在1922年,一位自由派的浸信會傳道人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發表了一篇講道,題為「基要派會贏嗎?」(Shall the Fundamentalists Win?)。這篇講章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在這篇講章中,他污衊和誹謗了基要主義是具有攻擊性的、狹隘的和反智主義的。
梅晨與《基督教真偽辨》
在與自由派鬥爭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位偉大的人物,就是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教授梅晨博士。當時的普林斯頓神學院在基要派-自由派的論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正統基督教信仰的捍衛者。普林斯頓的著名神學家包括創校教授亞歷山大(Archibald Alexander)、兩位賀智(查爾斯·賀智和他的兒子A. A. 賀智),和前面提到的華腓德。
《基督教真偽辨》是梅晨(又譯梅欽,John Gresham Machen)的著作。在這本書中,他指出:
基要派與現代派的紛爭並不是對聖經的不同強調,也不是對基督教信仰的不同解釋,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
今天我們在信仰上正遇到很大的衝突,強調「救贖」的基督教信仰正和一個截然不同的信仰作殊死戰,而這個信仰偏偏又使用傳統的基督教術語,這種魚目混珠的做法使它對基督教的殺傷力特別大。這個不講「救贖」的信仰是「現代」的產物,所以被稱為「現代主義」,又稱作「新神學」或者「自由派」。……這個信仰的面貌千變萬化,它的根源只有一個,就是自然主義。換句話說,它只接受自然界常規的運行,否認基督教的起源與神的大能彰顯有任何關係。
即使是很多並不相信基督教信仰的人士也讚揚梅晨這本著作講的非常清晰也非常有力,包括專欄作家、政治評論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孟肯(H.L. Mencken)。
「猴子審判」
1925年3月23日美國田納西州頒布法令,禁止在課堂上講授「進化論」。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便尋求一位自願在法庭上驗證這條法律的田納西教師,於是製造了轟動整個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歷史性事件:「猴子審判」(Monkey trial)。又因涉案的教師名叫斯科普斯(John Thomas Scopes)所以也叫「斯科普斯案」(Scopes Case)。為斯科普斯辯護的律師團領袖是著名的刑事法專家、民權律師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
世界基督教基要主義協會(World Christian Fundamentals Association)的主席,田納西州眾議員代表約翰·布特勒(John Butler)遊說州議員通過反進化論的法案,並成功通過了布特勒法案(Butler Act)。布特勒在法案通過後表示:「我不知道何謂進化論……我從報紙上讀到,男孩女孩們從學校回家跟他們的父母說聖經完全是胡說八道。」田納西州州長奧斯汀·佩伊(Austin Peay)簽署該法案以獲得農村議員的支持,但他認為法律並不會被強制執行,也不會干擾田納西州的學校教育。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熱誠地感謝佩伊:「這個州的基督教家長欠你一個對於拯救孩子避免受到一個未被證實的假說的有毒影響的感謝。」
作為對此事件的回應,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進行了一個測試案例:通過資助一位叫做約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的高中老師來試圖違背布特勒法案。這位老師作為生物學的代課教師,在1925年5月5日因按照喬治·威廉·亨特(George William Hunter)所著的教科書《公民生物學》(Civic Biology)上的一些章節來教授進化論而被控告。1925年4月5日,坎伯蘭(Cumberland)煤鐵公司的經理喬治·拉巴里(George Rappleyea)在羅賓遜的藥局遇到了縣學校的負責人瓦爾德·懷特(Walter White)和當地的律師蘇·K·希克斯(Sue K. Hicks),並告訴他們這起審訊所引起的爭論可以提高德頓的知名度和關注度。於是他們一起找到了24歲的高中數學老師約翰·斯科普斯,並讓他承認違法教授了進化論。但斯科普斯本人忘記了他是否在課上教授了進化論,於是他向喬治·拉巴里等人提出:「如果你們能證明我確實教授了進化論,那麼我會很樂意出庭受審」。之後,斯科普斯越來越希望出庭,甚至讓自己的學生來指證他。正如斯科普斯所願,在三個學生向大陪審團指證他後,儘管遭受各方質疑指證的真實性,他還是於5月25日被正式起訴[5][6]。
猴子審判因為媒體的參與和熱炒而成為全美的焦點。著名的專欄作家,《巴爾的摩太陽報》的記者孟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孟肯甚至支付了一部分的辯護費用,以使官司能夠打下去。整個庭審第一次借著新興的廣播事業而在全美直播。
原告方律師團由湯姆·斯圖爾特(Tom Stewart)帶領,還有赫伯特(Herbert)、蘇·希克斯、班·B·麥肯錫(Ben B. McKenzie)和美國前國務卿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布萊恩曾經三次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正處於職業的巔峰。布萊恩的三個主要論點是:
聖經的啟示高過人的理性。
傳統的價值觀對於美國公民來說是必要的。
達爾文主義給窮人、少數民族和社會邊緣群體會帶來極大的危險。
很明顯,布萊恩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虔誠的基督徒,但不是一個神學家。布萊恩譴責向孩子教授「人類只是成千上萬種哺乳動物之一」的觀點,而辯方的馬龍的一次發言被公認為本次審判中最精彩的一次。他成功地引起了群眾對「宗教裁判所」的恐懼,提出應將聖經保留在神學和道德層面上,而與科學無關。 他宣稱,布萊恩的「決鬥至死」觀點不成立,因為「你無法與真理決鬥」。當他完成演說時,全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在審判的第六天,辯方用完了所有的證人。法官宣布,所有的「聖經」上的辯詞是無效的,不應該被提交給陪審團。 第七天,辯方提出了一個極為罕見的請求:要求法官讓布萊恩出庭作證。達羅成功地利用了這一機會來詰問布萊恩,使他顯示出了對聖經的無知以及「字面理解聖經內容」觀點的荒謬之處,使得布萊恩顏面掃地。
最後,在6月21日陪審團只用了九分鐘就做出了判決,斯科普斯被判為有罪,必須繳納100美元的罰款。勞爾斯頓沒有給斯科普斯反駁的機會就判決了罰款,在尼爾向法官提出這個疏漏之後,原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法庭上發言:「尊敬的法官,我認為我被判處違反了一個不公的法律。在未來我將一如既往地,用各種方式反對這個法律,任何其它行為都是對我學術自由——由憲法保證的講授真理權利的侵犯。我認為判決的罰款是不公的。」
雖然基要主義者們贏得了這場審判,但是辯方傑出的表現和媒體的直播使民眾開始憎惡基要派,基要派被從此披上了愚蠢、反智、反科學和落後的外衣。
基要派的退縮
很多歷史學家認為,在1925年的「猴子審判」之後,美國基要派由於民眾的反應而退縮,選擇不再在公共場合下為傳統基督教辯護,而是選擇孤立起來做自己的事情。這讓自由派神學完全佔據了學術界和公共輿論。
這一觀點有一定道理,但是其實在1920-30年代,基要派和現代派進入了另一個戰場:教會和宗派。自由主義神學開始從大學和神學院進入了教會和宗派,主要是浸信會和長老會這兩大宗派。自由派神學贏了。梅晨從普林斯頓辭職,建立了威斯敏斯特神學院;同時退出了美國長老會(PCUSA),建立了正信長老會(OPC)。
新正統神學
基要派退縮了,自由派贏了。這時另一群神學家開始反對自由派神學,這些人被稱為是「新正統主義」(Neo-Orthodoxy)。
新正統神學在某種程度上贊同自由派對於聖經權威性的理解,但是仍然批評自由派神學對人類罪惡和對上帝全能主權的忽視。
代表人物:卡爾·巴特
巴特是瑞士神學家,1918年因為《羅馬書釋義》(中譯:華東師範大學2005年出版)的出版而獲得學術聲譽。隨後,他寫了一本巨著《教會教義學》(節選本中譯: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這是一本系統神學的巨著。在巴特的著作中,他強調人的罪性,和人對神有不可抗拒的需要,他也強調神在基督里完全的顯現,以及神對所有受造物完全的主權。
但是巴特同樣強調人個體與神相遇時的主觀經歷與感受,而不是強調神在歷史中客觀的啟示和作為。他相信,聖經不是神絕對、完全的話語,聖經只是「包括了」神的話語,而且聖經只在我們去讀它的時候才會「成為」神的話語。
雖然巴特努力地保留了正統基督教的很多教義,但是同時他也做出了妥協,接受了聖經批判學,並且大大低估了神借著聖經和基督所做的特殊啟示的客觀性,而強調人領受的主觀性。
還有兩位代表人物是尼布爾兄弟(Reinhold and H. Richard Niebuhr)
尼布爾兄弟都畢業於耶魯大學神學院。理查·尼布爾繼續在耶魯神學院任教,而哥哥雷茵霍爾德·尼布爾則加入了紐約協和神學院。尼布爾兄弟深受巴特神學的影響,他們反對自由派神學,想要讓世界認識到罪的現實,和神將要給這世界帶來的審判。
理查·尼布爾認為,自由派神學是「一個不會憤怒的上帝透過一個沒有十字架的基督將一群沒有罪的人帶入一個沒有審判的國度。」
尼布爾成為美國一位著名的神學家,他出現在《時代》雜誌的封面上,他到處演講,他與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們就公共議題發表很多對話。他主張「基督教現實主義」:督促教會在社會和政治議題上更多參與,並且與社會共同面對和解決危機。他總是提醒人們小心自由派的烏托邦主義,不要忽視人的自我中心,並且提醒世界在一個墮落和罪惡的世界裡,人們只能獲得相對的公義,同時等候神最後的公義。
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ism)
新正統神學糾正了自由派神學中最糟糕的一部分,但是仍然還沒有回到傳統的、保守的、合乎聖經的基督教信仰上來。
在基要派陣營中,有一部分非常固執的牧師和神學家們仍然決定不與世界有任何的來往(雙重隔離),做自己的事工。因此,從1940年代開始,一場新的神學運動開始醞釀。
新福音派:一方面,持守和保護傳統的、基要的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願意在知識上和行動上與其他教會進行對話。
新福音派最受歡迎的人物:葛培理(佈道家)
學術派領袖:卡爾·亨利(《今日基督教》創辦人,Carl F.H. Henry),奧根奇(富勒神學院院長,Harold Ockenga),以及卡內爾(E. J. Carnell)。
英國的神學家: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和巴刻(J. I. Packer)。
新福音派跨教會團體的產生
全國福音派聯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學園傳道會(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青年歸主協會(Youth For Christ)
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今日基督教》雜誌(Christianity Today)
卡爾·亨利
富勒神學院的創校教授之一。
1956年搬到華盛頓,創辦《今日基督教》雜誌。同時加入了國會山浸信會成為成員,直到去世。
比較新正統派與新福音派
雖然欣賞新正統神學給學術界帶來的貢獻,福音派在學術上對教會的需要更加敏感,也做出了更好的回應。
卡爾·巴特和卡爾·亨利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有一場論壇,在這一論壇上:
在介紹了自己是《今日基督教》雜誌的主編之後,我說:「問題是,巴特博士,就耶穌復活這件事的歷史性與事實性而言……」我指著坐在前面的媒體記者桌,包括來自各大報紙和新聞社的宗教記者——美聯社、宗教新聞社、華盛頓時報、華盛頓星報以及其他媒體,繼續說:「如果這些記者在耶穌所在的時代也有同樣報道事實的責任,耶穌的復活是不是也是他們應當報道的範疇?」「耶穌的復活是不是一個事實?這一事實是不是應當人盡皆知?」巴特開始生氣了,他指著我,「卡爾·亨利?你們的雜誌是《今日基督教》還是《昨日基督教》?」聽眾大部分是自由派的教授和神學家們,他們爆發出笑聲。當碰到這種衝突的時候,總有人會想到聖經的經文。於是我回答說,「昨日,今日,直到永遠」。聽眾們笑得更大聲了。這時巴特這樣回答我的問題:「童女生子你怎麼說?記者們會拍照嗎?」他進一步地指出,跟耶穌基督有關的事只是對信徒而言的,而不是對不信的世界而言的。巴特認為,復活的真實性取決於個人信不信。
尼布爾與卡耐爾的論戰
在1957年,葛培理在紐約舉辦了佈道會。尼布爾寫了一篇文章對葛培理提出尖銳的批評,他說他「害怕葛培理的事工。」
卡耐爾迅速加入,為葛培理辯護。卡耐爾正在寫他的博士論文,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基督教現實主義」的,他知道尼布爾的觀點優勢和劣勢在哪裡。他看到福音派與新正統派有很大的區別,他寫道:「正統基督教根據聖經理解人類社會和歷史的問題,而基督教現實主義則是從人類社會和歷史的問題去理解聖經。」對卡耐爾來說,這不是一個神學辯論而已。他繼續寫到:「當提到『個人信仰』的問題時,基督教現實主義就一點都不現實了。現實主義把現實的罪帶向了抽象的救恩。」尼布爾更多地把基督的十字架和復活看作是一個「記號」、「象徵」,而不是歷史事實。最後,卡耐爾總結說,正統的基督教神學其實比基督教現實主義更加「現實」。
六十和七十年代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主流基督教」開始衰退,福音派在人數上成了主流。1976年被媒體稱為「福音派之年」。
葛培理的佈道會有非常的成功(和危機),教會急速膨脹,人口從城市往鄉村流動。
宗派的迴轉:密蘇里路德宗和美南浸信會都在六、七十年代從自由派神學中回頭,回到了正統基督教信仰里。
今日福音派:
福音派作為一場神學運動是非常有效的,它成功地保護了正統的基督教信仰,傳揚了福音,並且與文化進行了對話。優勢:保守的神學,對福音的熱情和能量,深思熟慮的學術質量,以及展現了來自不同宗派和傳統弟兄姊妹之間的合一。
福音派運動也有很多弱點,在今天已經止步不前:1.沒有信仰告白和教義的邊界。福音派運動關注的是個人與神的關係、悔改和迴轉的經驗,也由於它是跨宗派的運動,所以沒有辦法形成一個教義性的信仰告白。福音派運動找不到一個歷史性的、客觀的信仰告白來定義自己的身份與邊界。他們只是擁有一套非常基礎的、核心的基礎教義。那麼問題就來了,如果有新的教會或者宗派,也宣稱自己有「重生」的經歷,卻不同意福音派所主張的核心教義,他們還是福音派嗎?例如在摩門教里也有「福音派摩門教」,他們也自稱有重生的經歷。
2.沒有在具體的地方教會裡紮根。因為福音派的焦點是學術圈和跨教會機構,以及跨宗派的合作,忽視了地方教會在神的救恩計劃中的角色。從某個角度來說,這使很多基督徒把機構當作教會,例如學生施工、弟兄事工、姊妹事工、運動員事工等等。到了二十一世紀,福音派需要認識到他們對歷史性信條的需要,以及把事工放在地方教會裡。這也是我們教會支持和開始九標誌事工的原因——恢復地方教會在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性。
國會山浸信會
國會山浸信會開始於Celestia Ferris和她的禱告會
1860年開始在她家中有禱告會,位置是在A街上,二街和三街之間。當時大家看到需要在這個地區建立一個主日學學校,因為孩子很多。1871年,城市浸信會聯會被建立,並且開始在七街和A街的路口主日學學校里聚會。在1872年,大家湊錢買下了六街和A街路口的地塊,準備在這裡建造一個禮拜堂。
Ferris太太和磚頭
Ferris太太是建造教堂的一個主要推動者。她是主日學校的老師,她教導小孩子們如果看到路上被人丟棄的磚塊,就撿來放到教堂工地上。有人在他的日記里這樣記載後來發生了什麼:一些很有企業家精神的孩子們就去到一個磚廠,請求磚廠的主人送一車磚給建堂的工人。磚廠的主人很慷慨地送了一車磚,結果主日學校的孩子們開始拜訪所有的磚廠,並且獲得了更多的磚頭。用這些磚頭,成員們建造了一個小禮拜堂。
教會被建立
在1878年,大家決定正式地建立教會。於是把市區所有的浸信會代表都招聚過來開了一個會。在這個會議上通過了這樣的決議:「作為城市聯會的弟兄姊妹們,我們對肢體們在這裡建立一間福音教會表示弟兄般的支持。」在1878年2月27日,教會正式成立。有31位成員,並且共同簽署了教會之約。現在仍然懸掛在後牆上。
Stephen H. Mirick (1877-1878) 是當時的負責人,後來有五位弟兄先後接替他的角色直到1903年。當時的名字叫「城市浸信會」,教會從1878年的31個成員,增長到1892年的244個成員。雖然教會有增長,但是也有很多挑戰,他們靠著神用信心勝過。在1884年,教會面臨很多挑戰,Francis McLean在寫給董事會的報告中卻說,「教會在人數上大大減少,而且沒有牧師,但是我們有信心,從信心就會產生出行為來。」
在1903年,鮑爾(John Compton Ball)接受呼召成為牧師。鮑爾帶領教會長達41年,在這41年間教會增長到3000人,現在的教會建築也是在那時候被建造的。他剛上任的時候教會就坐不下了。1911年,原先的小禮拜堂被拆除,現在的建築被建成。鮑爾是一個忠心的僕人,無論是在家裡還是在會眾面前都忠心、毫不保留地傳講聖經和聖經在我們生活中的地位與權威性。
接替鮑爾的牧師是懷特博士(Dr. K. Owen White),他也是一個忠心的傳道人。教會的信仰告白從1878年到今天只改過一次,這是教會全體會眾對基督教信仰忠心的象徵。
1951年,教會增加附屬樓,也就是現在的三層教育樓。在1950年代,對停車場的需求開始增長,教會也開始考慮在首都東大街植堂。然而,教會的成員因為城市居民往郊區搬遷而開始下降,1960年代市區的暴亂更加速了這一人口下滑的趨勢。在1967年,教會的名字從城市浸信會改為國會山城市浸信會。
從1950年代開始,教會一直沒有長期固定的牧師。從懷特卸任到1970年代末都沒有。1980-88年,Walt Tomme, Jr.擔任牧師,1990年Harry Kilbride接替擔任了兩年的牧師。這些年教會有很多令人傷心的問題和麻煩,但同時神也信實地帶領著教會。
1994年9月,狄馬可和他的家庭搬到華盛頓,開始擔任主任牧師。教會的名字改為「國會山浸信會」,教會的事工也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但是教會仍然忠於140多年前Ferris太太所禱告的使命:福音的傳揚。
總結
一千六百多年前,奧古斯丁在回顧了神的工作之後,在他的著作《上帝之城》中這樣總結:
然而,在此逐一詳細討論每一個時代那就太長了。我們只要說第七日是我們的安息日也就夠了,這個安息日不會以黑夜告終,而會以「主日」的到來而告終。主日是第八日,是永久的日子,它因基督的復活而成聖,不僅象徵著聖靈的安息,而且也象徵著身體的安息。到那時,我們將安息和觀看,我們將觀看和愛,我們將愛和讚美。處在一個沒有終點的終結處,你們瞧,將來會是什麼樣子?除了抵達一個沒有終點的王國,我們還能給自己確立其他終點嗎?
所以在我看來,在主的幫助下,我現在已經償還了我的債務,到了該結束這本巨著的時候了。願那些認為這本書太小或太大的人原諒我,願那些認為這本書正好的人不要感謝我。而是與我一同感謝上帝。阿門!阿門!
作者:國會山浸信會眾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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