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玫 祝鳴:「伊斯蘭文化視野下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學術研討會綜述

  

  2008年6月14日,「伊斯蘭文化視野下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國內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召開。會議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西亞非洲研究室舉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西北民族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所、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亞非研究所以及上海伊斯蘭教協會、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上海師範大學法政學院的代表20多人參加了會議。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統戰部長楊曉渡會見了與會代表,並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上海伊斯蘭教協會會長白潤生也參加了研討會。會議圍繞著以下三個主要問題進行了學術交流。

  

  當前國際體系與伊斯蘭世界的互動

  

  其一、有關當前國際體系的特點:西方霸權的衰落、文化作用的上升的問題。與會學者認為:冷戰結束後,舊的兩極國際體系瓦解,新的國際體系卻遲遲未建立起來。之前的國際體系都是以戰爭的方式來進行更替的,只有冷戰的結束是以和平的方式結束。正因為如此,這一次國際體系的轉型期特別漫長,其趨向很難把握。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文化因素的上升。冷戰的結束不僅是硬實力的結果,還是軟實力所致。冷戰後,國際體系的硬摩擦下降,規則和制度上的「軟對抗」上升。自從地理大發現後五百年來,非西方文化第一次構成了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就如美國學者扎卡里亞所說,「他者」在崛起。在當前的國際體系轉型時期,出現了國家主權衰落與宗教復興現象。包括伊斯蘭教在內的各個宗教作為主權原則的有力競爭者,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推動主權國家的改進,從而使國際體系的轉型更有助於促進國際關係的多樣化與民主化。

  其二、有關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與伊斯蘭世界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增加了伊斯蘭世界的內部聯繫。通過網際網路等發達通訊工具的普及,使得通訊成本下降。哈馬斯等組織也有了英文網站,並以此在全球招募支持者。另有學者指出,當前的國際體系和伊斯蘭世界都處於轉變之中。西方與伊斯蘭的衝突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三個原因:文明(文化)衝突、制度衝突、利益衝突。在西方盛行的「文明衝突論」是個偽命題,其作用比較弱,制度衝突是一部分原因,而最關鍵的其實是利益衝突。冷戰結束後,美國戰略中心從西向東轉移,但美國在中東推行的「民主改造」計劃陷入困境,導致反西方勢力上升。此外在美元持續貶值的情況下,伊朗等國開始拋棄美元改以歐元作為石油貿易的貨幣,美國的美元霸權也受到了挑戰。現在已經不是西方發達國家單純向發展中國家施加影響的時代了,伊斯蘭本土文化在上升,西方霸權地位受到一定的挑戰。在談到歐盟擴大對伊斯蘭世界的影響時,有學者指出:歐盟的擴大,使得其邊界持續向東和向南推進,同中東、北非的伊斯蘭世界更加接近;包括申根協定在內的諸多減少邊界壁壘法律的實施,讓歐盟的物理邊界的作用降低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信息大溝通造成的「天涯若比鄰」效果,使得歐盟的「虛擬」心理邊界也在消失。所以,歐盟傳統意義上的邊界已經無法成為阻隔同廣大伊斯蘭世界互動的障礙,也正因此雙方產生的矛盾和衝突在最近幾年明顯日益增多。

  

  伊斯蘭世界的內外變化特點

  

  第一、軟衝突:歐洲穆斯林移民問題。有學者指出:目前,在歐洲有超過2300萬穆斯林居住,佔全歐洲人口的5%。2005年,德國就有330萬穆斯林人口,佔德國總人口的4%;預計到2050年,穆斯林人口將達700萬,佔德國總人口的10%。根據截止於2006年12月31日的統計數字,僅土耳其裔的德國人就有1738831人,是德國的第一大外來族裔。在過去的幾年時間裡,進入歐洲的移民已經超過了進入美國和加拿大的移民之和。據估計,大約有800萬非法移民在歐洲,已經相當於北美(美國和加拿大)的移民總數的2/3。移民已經成為歐洲分歧很大的一個話題。

  「9·11」事件、倫敦爆炸案和巴黎騷亂三大事件激化了歐洲穆斯林移民問題。他們在居住國保留著自己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穆斯林社區,很難融入所在國社會。造成融合困難的內部因素包括:移民人口增長過快;文化的差異性導致和當地同化程度比較低;在就業、住房和升職等方面受到歧視等。外部因素有:伊拉克戰爭加深了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矛盾;全球化的信息大溝通促進了移民和文化母國的聯繫;母國和母國文化地區經濟實力的提升,增強了民族自信心以及非法偷渡移民造成的問題等。

  學者們強調,必須認識到,移民同化困難和排外現象並不是一個發生在歐洲的孤立現象,它已成為一個世界普遍現象(如:美國面臨的拉美移民問題等)。所以,不能簡單套用「文明衝突」之類的理論來解釋。但是歐洲有其特殊性,歐洲穆斯林移民問題實質上是「穆斯林」和「移民」兩方面問題的累加,所以處理起來更加棘手。不過,歐洲和伊斯蘭世界關於歐洲穆斯林移民的衝突,更多還只是具有社會和經濟意義上的「軟」衝突,這和美國通過武力等手段直接進入中東而產生的「硬」衝突還有很大不同。

  第二、當代伊斯蘭世界的主要思潮。與會學者們認為:一方面,儘管中國和伊斯蘭國家在政治互信和經貿交往中已經取得了較大的成功,但是,中國和阿拉伯世界之間的相互了解大都是通過西方媒體,結果造成了一些誤解。阿拉伯人對中國的好感往往大於中國人對阿拉伯人的好感。另一方面,不少中國人在看待伊斯蘭的時候,往往是從西方視角去認識,結果受到西方偏見的影響,這是需要國內十分重視的問題。世界和中國對伊斯蘭的主要誤解包括:極端主義是伊斯蘭世界的主流思想。事實上,現有伊斯蘭世界的主流思想可以歸納為「中正和諧主義」或者「中間主義」,而不是「塔利班式」或「本·拉登式」的極端主義。這一中間主義有四大特點:堅持與時俱進,教法創智;堅持文化多樣性、平等和相互尊重;開展文明對話,反對文明衝突;立場鮮明地反對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伊斯蘭世界還致力於兩大目標,內部目標:致力構建「和諧社會」;外部目標:建立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此外,學者們還提倡中國應該在未來的雙邊關係中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以增加互相了解,減少認知上的誤會。

  第三、伊斯蘭世界的公共領域。與會學者認為,全球化拓展了伊斯蘭世界的公眾領域:之前政治精英對話語的壟斷被打破,草根民眾能對精英施加更大影響。一般的穆斯林參與政治進程的方式從被動變為主動、從上到下變為從下到上,形成了多方面互動的格局。其它學者補充道:伊斯蘭的公共領域不同於西方社會。傳統伊斯蘭社會的公共領域是伊斯蘭社會君主與宗教精英二元化的政治體制。二戰後,中東的公民社會組織大體分為三類:一、傳統的烏里瑪、蘇菲派教團;二、現代公民社會組織;三、集傳統與現代於一身的伊斯蘭主義組織。這些特點充分體現出中東社會的複雜性和獨特性。

  第四、伊斯蘭世界經濟兩極化。有學者指出,學術界對伊斯蘭是否制約經濟發展主要有三種觀點。觀點一、伊斯蘭否定經濟發展。觀點二、從伊斯蘭教的角度來分析伊斯蘭世界經濟發展的滯後沒有意義。觀點三、伊斯蘭教義本身和經濟發展沒有聯繫,但是在伊斯蘭教影響下建立的一些制度阻礙了經濟向前進。除了這些純理論的探索,西方的經濟學者塞維爾(Ahmed Zewail)、諾蘭德(Marcus Noland)、帕克(Howard Pack)等通過分析經濟數據和建立經濟模型證實了伊斯蘭和經濟發展沒有關聯。全球化的背景中,伊斯蘭文化和全球化理念雖有許多異曲同工之處,但由於各種原因,伊斯蘭世界與全球經濟活動基本脫節。導致伊斯蘭世界經濟兩極化的原因有很多,如資源分配不均、改革失敗、教育落後、生產力較低和領導人的施政能力等。從經濟思想層面上看:伊斯蘭教不同於其它宗教,它對經濟活動作出了很多的具體規範,既有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第五、當今伊斯蘭世界面臨的挑戰。挑戰一、伊斯蘭的國際形象問題。伊斯蘭世界面臨的重大課題之一是如何回應伊斯蘭極端主義和西方「伊斯蘭威脅論」對伊斯蘭國際形象的雙重扭曲的問題。挑戰二、穆斯林的身份認同問題。伊斯蘭世界多元文化認同複雜,如:宗教認同與民族認同、真主認同與國家認同以及伊斯蘭道路與世俗化道路等等。挑戰三、伊斯蘭世界如何與西方開展文明對話。學者認為不僅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對話難以展開,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文明對話也存在一些困難。比如,一些阿拉伯學者在中阿文明對話及共同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問題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當前中國和阿拉伯-伊斯蘭兩大文明面臨的挑戰以及各自對自身文明的認識和反應都是不同的,中國和阿拉伯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處境也不同。這些不同直接影響到了兩個文明的對話、對全球化的看法及應對全球化挑戰的方式。

  

  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互動

  

  與會代表都認為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良性互動有著重大的積極意義。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穆斯林的同化比在歐洲要成功的多。因為自從唐代以來,穆斯林在中國經過了1000多年的融合過程,已經完全成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從文化的角度看,中國和伊斯蘭世界良性互動有著堅實的基礎和重大的現實意義。雖然伊斯蘭文化與中國文化表面上看起來風格、個性、氣質不同,但是二者有著許多共同點、交匯點和契合點。二者的交往、對話,有著現實的可能性。雙方沒有利害衝突,沒有懸而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有的只是相似的歷史遭遇(如近代都受到列強侵略蹂躪)和相同的現實任務(如發展民族經濟、改善民生、建設政治文明、構建和諧社會等)。雙方的良性互動有著多方面的現實意義。首先,兩大文化的交往有助於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一系列全球性的問題,如:生態環境問題、恐怖主義問題。第二,兩大文化的交往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伊斯蘭文化內在的和平精神和中華文化「和為貴」的思想,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一旦為更多的人們所領悟和接受,將會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巨大精神動力和價值支撐。第三,兩大文化的交往,有助於構建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新秩序。第四,兩大文化的交往,有助於尋求和建立全球普世倫理。第五,兩大文化的交往有利於這兩種文明自身的發展和繁榮,可以相互借鑒、相互吸收、取長補短、優勢互補,從而能夠超越自己、提升自己、完善自己,進而走向創新、發展和繁榮。

  學者們還就中國如何與伊斯蘭世界開展對話提出以下建議:由政府主導,與一些伊斯蘭國家(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等)開展「文化年」活動;通過非政府組織(NGOs)和互設研究會的方式促進交流和溝通,增加雙方的互相了解和信賴。還有學者提出:中國應該更加積极參与到解決中東問題的各種多邊機制,同時借鑒自己在周邊構築多邊機制的經驗,提出自己的主張;將中國在開展地區合作方面積累的經驗應用到與阿拉伯世界的區域合作中去;探索與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對話新途徑,豐富對話內涵。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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