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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奸難辨-韓侂胄為人之謎  

南宋權臣韓侂胄,在宋寧宗時期主持了兩件大事:慶元黨禁和開禧北伐。如何評價這兩件事,或者說如何評價韓侂胄這個人,自南宋以來就有不同看法,至今史學家們的分歧還是很大。因為這問題確實令人費解。  韓侂胄(1152-1207)位元組夫、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北來名臣韓琦曾孫,父親韓誠娶高宗皇后吳氏的妹妹,官至寶寧軍承宣使。以父任入官,淳熙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光宗以疾不執父喪,中外典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太子。因韓與太皇太后吳氏的關係,趙汝愚遂請韓侂胄助一臂之力。韓便通過熟人太監向太后轉達了諸大臣的建議。後在太后的主持下,太子趙擴即位,是為宋寧宗。

扭轉國事危機,韓與趙談及論功請封之事,自以為起碼能得個節度使之類的封疆大臣的職位。不料,趙汝愚說:「我是宗室,你是外戚,不應論功求賞。」於是韓只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韓感到非常失望,遂與趙汝愚有隙。而寧宗皇后韓氏,又是韓侂胄的侄孫女,韓一身兼兩重國戚,更持有定國策立新君之功,在朝中的權力漸增。寧宗年輕幼稚,對這位國丈爺也就很遷就,韓逐漸在朝中培植黨羽,主要是安插親信於台諫。  朱熹奏劾其奸,韓怒而使戲子峨冠闊袖,扮成朱熹講學模樣,使寧宗感到迂闊好笑,將朱熹罷職奉祠,貶出政壇。吏部侍郎彭龜年請留朱熹而逐侂胄,被出為地方官,而韓進保寧軍承宣使。趙汝愚為相,兩人貌合神離,怨仇益深。韓與言官謀,奏劾汝愚謀危社稷,以宗室居相位,將不利國家。慶元元年(1195),趙汝愚罷相,出知福州。一些官員見狀,上疏苦言汝愚之忠,罷相不當,俱遭到降黜。六名太學生也朕名上書,指斥言官枉害大臣,盡遭流放,人稱「慶元六君子」。  韓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其黨羽斥朱熹理學為偽學,搜羅朝野,將趙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彭龜年等一批官員,統統列入「偽學逆黨」的名籍中,網盡有關名士,共59人,一併坐罪,或貶黜,或流放,興「慶元黨禁」。後趙汝愚暴卒於貶地,朱熹在福建故土離世。而韓侂胄拜少傅,遷少師,封平原郡王,進太傅、太師,一路飆升,成為權臣。嘉泰初,有人提醒韓,再不開黨禁,將來不免有報復之禍。遂解偽學黨禁,追復趙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等先後復秩還政,一大批健在者復官自便。  開禧元年(1205),韓除平章軍國事,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權傾朝野。用進士毛自知策,以蘇師旦等為心腹,謀開邊自固,恢復中原。其間,羅致了一些名士,如薛叔似、葉適等,起廢顯用辛棄疾等抗戰派官員。又追封岳飛為鄂王,奪秦檜王爵,改謚謬丑,這一舉動大得人心。並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用。  開禧二年四月,拉開北伐戰幕,興兵分東、中、西三路攻金。初戰泗州小勝,後因所用非人,措置失當,中路先敗,東路又遭宿州之役慘敗,而西路副帥昊曦叛變投敵,為忠義之士所殺,北伐失利。遂遣使請和,因金人要素甚苛,復銳意用兵。禮部侍郎史彌遠與楊皇后密謀,命人將韓騙至玉津園殺害,函首送金廷乞和,終簽嘉定和議。  韓侂胄死後,人們多以奸臣論之,尤其是以理學為宗的士人們。如在宋人筆記中,其事迹也大多以譏嘲、貶斥的口吻加以描述。如韓曾褒岳(飛)貶秦(檜),然而岳飛的孫子岳珂,卻在其筆記《桯史》中諷刺韓侂胄兄弟,鞭撻其權傾一時,已有「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之跡象。元初《宋史·韓侂胄傳》,極為鄙夷他的為人和任政,說他如何權欲熏心,從一得勢就「時時乘間竊弄威福」,常常背著皇上,私下處理政務,卻又謊稱御筆批出。言路皆安排親黨,殘酷打擊異己,迫害道學。為鞏固地位和盜取功名,不自量力,輕率北伐。最後戰事慘敗,禍國殃民而自取其戮。這一觀點遂為正統史家所沿襲。  不過,也有為韓抱屈者。南宋末周密《齊東野語·誅韓本末》首先提出異議。說韓侂胄「身隕之後,眾惡歸焉;然其間是非,亦未盡然」。許多有關韓的醜事惡事,「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醜詆,所謂僭逆之類,悉無其實。李心傳蜀人,去天萬里,輕信紀聞,疏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擇是否而盡取之,何哉?」可見有些史載也不可輕信。近代史學家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卷四也認為:韓侂胄「操弄威福,有廢立之漸,無不臣之心,其所行事,亦善惡互見,不盡如宋史所詆」。如「盡以奸臣目之,不免門戶道學之見」。  韓侂胄一生主要做了兩件事;慶元黨禁和開禧北伐。如何評價這兩件事,也就是評價韓侂胄為臣為人的關鍵所在。恰恰在這兩件事上,人們也各執己見,或截然對立。  有學者認為,慶元黨禁的發動者使黨爭以道學之爭的面貌出現,對政敵所主張的道德規範、價值觀念,在歪曲醜化的前提下,借政權力量予以全面聲討與徹底掃蕩,而聲討與掃蕩的,正是士大夫長久以來藉以安身立命的東西。於是,一切是非都顛倒了,人們毀方為圓,變真為佞,其弊不可勝言。同時,韓氏藉此走上權臣之路,專斷朝政。(《細說宋朝》)  也有學者認為,慶元黨禁使「道學的虛偽、欺騙的本質被揭穿,孔、孟、程、朱的門徒,無地自容,是理所當然的」。(《中國通史》第五冊)理學後成為一統天下之官學,它嚴重束縛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空間,阻礙了中國文化的創新發展,對它進行些揭露,不無益處。當然這類對理學的打擊,也只是統治者內部的黨爭而已,鬥爭過於殘酷。  否定開禧北伐者,如虞雲國《細說宋朝》認為,發動者純屬政治投機和軍事冒險,不認真衡量敵我的力量對比。「南宋自個兒未有振起之形,卻要去打『宇內小康』的金朝,其結局不言而喻」。所以,其是在專制獨裁政體之下,以民族或統一的名義,貿然將國家拖入一場「不度事勢」的戰爭,給人民帶來更大的災難。酈家駒也認為,把金章宗時的形勢估計為亂亡之勢指日可待是缺乏根據的,韓發動的北伐是對辛棄疾的曲解,不但用人不當,錯誤估計形勢,而且是為鞏固自己權位的一種政治投機,不見得是堅定的抗戰派。  而周密《齊東野語·誅韓本末》說:「壽皇(宋孝宗)雄心遠慮,無日不在中原,侂胄習聞其說,且值金虜寖微,於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是說開禧北伐乃繼承孝宗皇帝恢復中原之遺志。當時抗戰派人士也深受鼓舞,如辛棄疾嘉泰末入朝,在分析金朝的國內形勢後,力言「金國必亂必亡」,要求宋廷委付大臣備戰北伐。北伐初勝時,辛棄疾還作詞讚頌韓侂胄。陸遊也對韓侂胄北伐寄予很大希望,八十二歲了還作詩言志:「中原蝗旱胡運衰。王師北伐方傳詔。一聞戰鼓意氣生,猶能為國平燕趙」似乎還想上戰場,從這位老人身上能折射出當時民眾的振奮精神。韓侂胄被害,嘉定和議後,陸遊又寫了一首《讀史》:「蕭相守關成漢業,穆之一死宋班師。赫連拓跋非難取,天意從來未易知。」詩人借古諷今,認為由於韓侂胄之死,才導致宋軍抗金的失敗,反對史彌遠的投降。  由此肯定開禧北伐者,認為北伐動機不純說不能成立。北伐代表了人民的願望和國家的統一,對一個大官僚追求這樣的「功利」,我們不必苛求其「動機不純」。當時金政權正處於由盛轉衰的過程中,蒙古、西夏北方諸族的一連串反坑鬥爭,還有旱荒等災害,使其統治有一定危機,而南宋有一定的潛在實力,國內也較穩定,北伐條件是基本具備的。這時發動北伐戰爭是正義的,雖然由於種種原因而失敗了,但不能全盤否定。「軍事慘敗」說也值得懷疑,其失敗主要是政治上指揮的失誤和史彌遠集團的妥協投降所致,所以,史彌遠一夥的求和投降,才是北伐失敗的罪魁禍首。  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五冊《宋史》相關章節概括評論道:「韓侂胄執政前後十三年,反道學,貶秦檜,發動北伐戰爭,雖然由於用人不當,遭到叛徒和投降派的破壞而失敗,但在政治上、思想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岳飛因抗金得勝而被謀害。韓侂胄因出兵失敗而被暗殺。他們都是因為堅持抗敵遭受迫害而犧牲。但由於韓侂胄大力反朱熹,長期遭到孔、孟、程、朱門徒的咒罵。元代儒生修《宋史》,特立《道學傳》崇程朱,又立《奸臣傳》不列入史彌遠,反而將韓侂胄與秦檜並列,辱罵他是『奸惡』。這段被歪曲了的歷史,應該恢復其本來面目了。」  虞雲國《細說宋朝》對韓持基本否定觀點,前已略述,分析得也相當透徹。但又指出:「韓侂胄是權臣,卻不是奸臣與逆臣,《宋史》將他列入《奸臣傳》,顯然有失公正。」正如酈家駒也認為,把韓侂胄與秦檜並列為奸臣確實不公平,應作重新評價。其實,從上述分析的各種情況而言,如何評價韓侂胄的歷史功過,確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絕非是一個「權臣」概念所能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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