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豐：經濟學視角下的貧富分化和「民粹」

　　我自己通過經濟學的方式來分析社會現象和經濟現象，有十多年的時間了。十多年前我開始在經濟類報紙上寫專欄，被批評得非常多。因為跟主流的看法不一樣，因為我用的是經濟學的方法。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事與願違的學科。我們通常的觀點是好人做好事、壞人做壞事，見到壞事，就是壞人做的，我們將壞人找出來、這個世界就會變好。而經濟學不是研究這個，剛好相反，是好心人為什麼會做壞事，自私自利的人為什麼做的事會變成好事，一些好的規定、用心良苦的規定或者政策，為什麼會出現事與願違的結果。最簡單的例子，當一個人懷著「搜尋最便宜的蘋果」的目的走進市場的時候，因為市場增加了一個需求者，蘋果的價格上升。這就是事與願違。

　　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從上個世紀40年代開始，一刀切地進軍各個領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僅是貨幣、理財、會計等，還要研究非貨幣的因素。我們說成本，大家今天來這裡聽這個講座的成本是放棄了最大的效用，未必是貨幣。你們可以選擇睡懶覺、或者是跟家人郊遊的愉快。當經濟學研究戰亂時古董為什麼會流到外面，為什麼人會變得浮躁和無奈，所有這些可不是貨幣因素。經濟學也研究風俗、法律等。為什麼男女要結婚，女的為什麼要進男家，為什麼要有禮金。北大的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以法律為研究對象，不同部門的各項分立的法律，人們看不到共同的地方，法律經濟學用一致的眼光分析它們的共同點，把它們串起來。還有政治規律，換而言之經濟學也研究政治的行為、民主的行為、投票的行為。問一個問題，我們都生活在這個社會裡，都要做無數的決策，到底這個衣服是要做成藍色或者是綠色的，到底我們的醫療是不是要免費、教育是不是要免費、到底向誰免費。所有這些公共決策的特點，第一是有約束條件，東西不夠，這個布做了藍色就不能再做綠色的，所以逼著一定要在有限資源下做一個決策。什麼時候為什麼用市場來決定，什麼時候通過政治和政府來決定？市場的方式是稱鈔票，誰出的錢多就按照誰的意思做。但有時稱選票、稱讀者來信，誰的聲音大聽誰的，這是政治的方式、非市場的方式。所有的決策也不外乎是這兩種，一個是市場決定，一個是按照意見來決定。這個意見是怎麼表達、怎麼彙集的，在美國可能是選票、在印度是選票，在中國則是通過民意，通過人大代表或者是媒體等。不管怎樣，這兩類決策機制有什麼不同？經濟學研究和回答這個問題。

　　貧富分化的經濟學分析

　　我們先來看看貧富分化問題。有很多學者，甚至包括不少經濟學者，他們認為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他們衡量貧富分化的一個辦法就是基尼係數。基尼係數是說最多的財富由社會裡百分之幾的人佔有，通過這個比例數字，基尼係數越大證明財富分配的懸殊程度越嚴重。通常有一種說法，是說基尼係數到了哪一個臨界點，社會就會發生什麼不安，超過了國際警戒線水平，就要進行財富的再分配，來降低貧富懸殊的程度。我對這一整套的說法有很多的意見。

　　首先是基尼係數本身的問題，它本身衡量什麼、計算的方式是什麼，它是用剎那間的收入來計算的，而不是用終生的收入，它是說此時此刻我的收入跟諸位的收入的比較。假設這裡是北大課堂，台下坐的沒有一個人超過18歲，我站在這個課堂、在這個社會裡基尼係數是怎樣的，貧富懸殊是怎樣的，當然是非常嚴重的。我上一堂課上千塊錢，在座每一個同學不僅沒有收入，而且還是負的，都是父母給的。這樣計算下來，這一剎那、這一秒、這一時間片斷，我們這個社會裡的財富懸殊是非常嚴重的，但是這樣的衡量是不準確的。它取決於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課堂里的人口結構和各個人的收入模式。什麼是收入模式？我經常跟北大的同學說，在座每一位同學都是百萬富翁，而且已經是百萬富翁，為什麼？我經常說北大校園裡走的每一個都是百萬富翁，你可以折現一下，終生收入是多少，畢業之後的收入是多少。

　　有人說過一句話，美國只有兩種人，富人和窮人。這種說法是非常不正確的，因為很多窮人他們也是年輕人，他們將來會變富的，會比站在台上的老師富裕得多，那是終生收入的概念。看看今天中國的富人，隨便用什麼角度來衡量，20年前是什麼樣的人，是窮人。再看當年的窮人，美國最早期福布斯首富排行，名字是好多「福特」、好多「洛克菲勒」，因為是一個家族裡好幾個。但現在他們還在榜上嗎？不在。看貧富懸殊的重要問題，不是從時間片斷的剎那來看，而應該是終生看。就像體重一樣，體重懸殊程度如果從終生來看其實是很低的，即使是胖子和瘦子，如果是一剎那，可能是非常大的。

　　再看收入模式，有些人很早就有收入了，有些人的收入模式是高峰馬上下來到零，這種人是什麼人？體育明星、歌星，他們是要吃青春飯的，所以他們的競爭非常激烈。然後還有性別，男性和女性的差距也很大，一個最紅的男明星，比如說電影明星，和最紅的電影女明星，市價差多少，誰高誰低？男明星要比女明星差不多高一倍，這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男明星耐用。就像是石頭房子比磚房持久，老男人耐用，但女人貶值就快。有些人的收入一生是平的，初中畢業之後就做了計程車司機，就開始賺錢了，這個時候收入要比很多還在讀博士的人高多了，一開始在高位，但是一直都是這個位置，不會漲。讀醫學、讀博士，40歲才開始出來工作，你前面都是負債，但此後他的收入是遞增的。有一些行業是很平均的，比如說會計，每一個會計基本上工資水平都是相當平均的，因為技能是標準化的。有一些技能是贏者通吃的，喬布斯一個人贏出來，比爾·蓋茨一個人贏出來，所有人都敗了。肖邦鋼琴比賽第一名和第二名有什麼區別，我們可能聽不出來，差別是非常小的，但是一旦決出勝負，第一名出了唱片，掙大錢，誰還會記得第二名是誰呢？這是競爭模式。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計量度和計量方式。基尼係數是以錢算的，大饑荒時餓死人，餓死了算負數還是零，負多少？沒得算。有一個有趣的研究，整個世界在非常好景的時候，比如說1929年大蕭條之前，還有就是近十年，非常好景的時候，基尼係數全球是非常高的，因為一些人的財富集聚了很多，是可衡量的，差距是大了，但是所有人收入都上去了。你再看二戰時期，基尼係數很低，為什麼？因為可衡量的財富總量很少，差距很小。人民公社期間也是這樣，我家比你家富裕很多，差別在什麼地方呢？我家有一個手電筒，手電筒當時屬於電器，你家沒有，我家多兩塊番薯，而你家沒有。基尼係數差別很小，但是實際的結果是餓死人。生與死的差別。

　　現在這種推導說基尼係數很大，貧富懸殊很嚴重，要進行財富再分配。而我的觀點是基於基尼係數的衡量很有問題，貧富分化可能很大，但是我們要區分的關鍵是最後一點，「不平」還是「不公」。要反對的是哪一個。蘋果手機在北京推出那天，大家排隊將玻璃門都擠破了，蘋果公司掃地的人，我相信都比外面排隊的人有錢。為什麼大家還爭著給他錢，這不是進一步惡化不平嗎？但人們不在乎這個不平，因為他覺得「公」，蘋果公司做的產品好，人們願意加劇這個不平，這是公而「不平」。有很多「不平」是因為「不公」造成的，我們的行政壟斷，我們的貪污腐化，我們的官員問題，還有各種制度的問題。這些不公擺在那裡，這些「不公」會產生「不平」，但是「不平」是由各種因素造成的，所以我的看法很簡單，你首先要區分到底是「不平」還是「不公」，要反「不平」還是反「不公」，如果反「不平」的話就回到計劃經濟時代。如果你要反「不公」的話，就不需要看基尼係數，不需要繞這個彎子，你就直截了當地去反對這些「不公」好了。當然，膽量問題、代價問題是有的。我們也可以不斷呼籲，政府放開更多的管制，讓市場來說話，不要國進民退等。

　　用經濟學視角分析民粹

　　下面談一下民粹主義。英國哲學家邊沁的一句話，社會要追求最大多數的最大利益、最大幸福。大家都喜歡這句話，流傳很廣。但這是一句廢話，空洞無物。

　　什麼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利益。假設社會上有3個人，收入分別是2、3、4，如果發生變化，成為1、2、8，有一個人的收入極大化，但是多數人的幸福都減少，這時雖然社會的總收益增大，但大家說不算。如果從2、3、4變成3、4、1，有一個人極大受損，從4變成了1，這是不是整個社會多數人的幸福？鬥地主、土改，把公司國有化，最後一個資本家都沒有了，這是中國的經歷。雖然這樣大部分人都好了一點點，但這顯然不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化。如果從2、3、4變成4、6、0，這是不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呢？也不是。如果從2、3、4變成4、6、8，大家說是不是呢？大家說是，但是我說還不是，因為貧富差距變大了，以前差距是1，而這時差距是2，有人抱怨貧富差距拉大了，大家也不幸福。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這句話的意思。實際上，這背後是一個數學的原理，也就是說當你說最大化時，永遠只能保持其他所有的要素指標不變，最大化一個指標，那才叫最大化。不可能同時最大化兩個指標。永遠記住這個基本的邏輯。

　　所謂民意、大多數人的意見是什麼？哪怕是再簡單的東西，只要大家一起選、一起投票，有些人喜歡這樣，有些人喜歡那樣，就永遠投不出結果，永遠投不出所謂大多數人的意見，這是阿羅的「難能定律」，我們在這裡沒有辦法展開，這是一個拿諾貝爾獎的基本定律。最終推出什麼結果呢？取決於召集人、會議議程，為什麼召集人、會議議程那麼重要，他怎麼問就會得出什麼樣的答案，這是公共選擇定律的基本含義。

　　我們都很關心民意，覺得什麼事情都通過民主的過程來決定，就能夠得到一個好的結果，但是事實上你看一看，我們身邊絕大多數好的產品，可不是通過大多數人的意見決定的。這些多是獨裁，是一個人決定的。蘋果公司所有人都反對，喬布斯就要做成這個樣子，他是偏執狂，他說鍵盤做出來漂亮到讓用戶有衝動去舔一下。汽車怎麼設計，不是大多數人決定的，腦科手術怎麼做也不是大多數人決定的。大多數人決定的事情也不等於就是有效的。

　　當然中國有一個民主化進程，路要走很長。我們看很成熟的民主國家，美國、英國，這些國家的經濟政策，長期以來，他們不斷地推出對經濟有害的政策，關稅、最低工資、物價管制，層出不窮。為什麼民主進程不能制止這些錯誤的經濟政策出台呢？這有一個基本的邏輯假設，是認為大多數人在大多數的時候是對的，總能糾錯，總能回歸到正確的道路上。

　　問題就出在這個假定上，不是大多數人大多數時候都對。這是因為在市場中人們的行為和政治中的行為是不一樣的。買一個東西，做一個行為決定，帶來的收益有兩個部分，一個是「面子」，感覺好，第二是「實用」。

　　在稱讀者來信的場合，在稱選票的場合，人們主張的東西多是感覺好的。窮人該不該得到免費教育，就是應該。你說這句話時不需要付任何的代價，公共知識分子也這麼說，很多人鼓掌。抵制日貨的遊行中，大家都在喊抵制日貨，但是拍攝的人都用什麼相機？他們扔掉了嗎？在網上發帖的人用什麼電腦？行動和言論之所以出現差距，在於他們若付之於行動，就得自己承擔後果；若只是口頭空喊，那就要多爽喊多爽，基本上無需承擔後果。

　　什麼是「民粹」？就是任何事情由大多數人決定。市場可不是這樣，是少數人決定生產，再看消費者願意不願意買單，用鈔票買單每一個人都是有代價的，扔相機、砸相機是自己真正要承受的，錢用在這裡就不能用在那裡了。而政治市場、言論市場，因為成本接近於零，所以大家追求的是「面子」和「感覺」。也就是說，在市場上大家講究「實用」，而在政治上大家講究「面子」，這是市場和政治的差別。

　　經濟學家需要考慮成本

　　社會上很多所謂民意的呼聲，是不考慮成本的。而經濟學家是要考慮成本，是要考慮看不見的效果。而這個時候，民主的呼聲，民意的呼聲很高，不可阻擋怎麼辦？憲政。

　　「憲政」是限制什麼東西可以拿去民意投票，什麼東西不可以拿去民意投票的原則。我娶老婆，娶誰是不能拿來討論的，這就是「憲政」。大家覺得這很簡單，理所當然啊。那我再問，我家裡請一個保姆要不要大家決定，大家又理所當然地搖頭不要。錯了。即使在美國，家裡請一個保姆，是要全國人民決定的，為什麼？因為美國通過一系列的法律，最後規定了勞動要有資格。所以進入美國有各種各樣的簽證，有學生簽證，這是不能工作的，非法移民不能工作，所有這些都是有規定的。在美國你願意出賣勞動力，有人願意請你做保姆，窮學生願意幫別人做一點事情，或者留學生的家屬願意給別人做一點事情，但這是違法的。「請保姆」和「娶老婆」本來是一回事，但是投票出來的結果，就是法律侵犯個人工作謀生的權利，就是侵犯個人與他人締結自願合約的權利。貿易堡壘目的是保護本國一個落後生產者的利益，這些不合理的政策，在民主體制下最後還是出台了，而且不斷出台。即使美國這樣的國家，由於憲法還有漏洞，也沒有完全堵住。

　　我們要引進民主，聽民主的聲音，但我希望在民主建立之前先要建立的是「憲政」，我們要區分什麼可以通過投票決定、什麼不可以按投票的方式來決定。很多人以為英國和美國先有「民主」後有「自由」，但是實際上英國在投票權擴展到大多數的男性之前，就先有了幾百年「自由」的歷史。美國可不是200年，而是有400多年的歷史。美國有漫長的殖民地歷史。美國有今天，不是「因為」有民主，而是「儘管」有民主。他們早就有了私產保護、有限政府、言論自由和獨立司法。有了這些之後，「民主」才會受到控制。這是我要講的「憲政」概念。

　　（薛兆豐，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