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輪迴的慾望，才是真解脫（內觀的反思）
Meditation en Masse
How colonialism sparked the global Vipassana movement
作者：埃瑞克·布勞恩
Erik Braun
圖1：攝影師Luke Duggleby作品
作者介紹：
埃瑞克·布勞恩（Erik Braun）是《內觀的誕生：禪修、現代佛教、緬甸僧人雷迪尊者》（The Birth of Insight: Meditation, Modern Buddhism, and the Burmese Monk Ledi Sayadaw）（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3）的作者，現於俄克拉荷馬大學教授宗教研究。
現今，有很多人認為佛教與禪修密切相關，有人甚至認為兩者是同一回事。然而，即便算上小乘佛教徒──推動內觀禪修（Vipassana）運動的先驅者們，歷史上仍是相對較少的佛教徒認識到禪修的重要。與之相反，大多數小乘佛教徒和其他傳承的虔誠佛教信徒——包括僧侶和尼姑，更注重修持善行、謹遵佛陀教言（dharm佛法），並通過慷慨布施獲得善業。
當然，這些佛教徒也知道禪修在獲得證悟時所擔當的重要角色──按照小乘佛教的觀點，修行者不經這樣的實修無法獲得證悟。但是，他們亦沒有懷疑不作禪修也同樣能夠過著真正有價值的佛教徒生活。許多小乘佛教徒甚至認為，禪修的目的並非獲得證悟，而是希求一個美好的來世。因此，禪修或許只適合極少數離群索居於叢林或洞穴的修行人，而並不適用於我們這樣一個墮落的時代。那麼，「禪修是佛教生活的核心」這種目前廣為人知的觀點又從何而來呢？
這個問題把我們帶回到一個多世紀之前的緬甸。在此之前，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禪修會廣泛傳播。的確，以阿姜曼（Ajaan Mun，1870–1949）為代表的泰國森林禪師和達摩波羅（Dharmapala，1864–1933）等斯里蘭卡宗教佛教復興者對禪修的發展功不可沒。
他們確立了內觀修行（insight practice）,並且倡導在家人習禪。可是，他們並沒有掀起任何廣泛的運動。人們反而在緬甸看到了禪修（特別是內觀禪修）的崛起和盛行。內觀禪修的觀點認為，無論是對於在家居士或出家佛子，禪修就是將佛教的見地必然而合理地應用到生活中。然而，這種實修的興起，嚴格說來並非一種本土的發展，而是在殖民制度的影響之下形成（事實上，沒有一種當世的內觀禪修傳統能可靠地追溯到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以前）。儘管內觀禪修現時已成為一項全球性運動，但它肇始於西方帝國和東方王朝相互影響的那一刻。我們可以將起始時間定格在1885年11月28日，即英軍佔領佛國緬甸的時候。
就在決定性的那一天，緬甸淪陷，英軍控制了緬甸首府曼德勒。他們摧毀的不僅僅是一個王國，還有緬甸人所認知的世界。在緬甸人民心中，緬甸最後一任國王與歷代國王一樣，端坐在宇宙軸心，整個宇宙圍繞著曼德勒王權轉動。1878年至1885年在位的錫袍（Thibaw）國王，正是居於這一世界中心，他將保護佛教視為己任。被英國人接管後，緬甸人民親眼目睹他們的國王被手持長槍的英國士兵包圍，趕上一輛破舊的牛車，由皇宮（隨後變成了軍官吃喝玩樂的俱樂部）押至一艘輪船，被迫流亡他鄉。然而，江山易主帶給緬甸人民的創傷和顛覆性的社會變革，最終卻使內觀禪修在全世界廣泛流傳。
有別於其他英國殖民地，英國人（緬甸人稱之為「kalas」，即野蠻人）在緬甸並未設立王權政府，而是將其作為印度的一個省，直接納入「印度女王」（維多利亞女王）的統治之下。但是，緬甸人民不能指望英國女王像過去的緬甸王權那樣，以弘揚佛教為己任。相反，維多利亞女王頒布了法令，禁止扶助殖民附屬國的任何宗教。鑒於1857年在印度發生的士兵叛變流血衝突被認為是由宗教問題所引發，她宣布：「我們統治之下的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信眾的宗教事務，否則，「以違反王令論罪」。
圖2：（從左至右）1885年，Supayaji公主，Supayalat女王和錫袍（Thibaw）國王於緬甸曼德勒的王宮（大英圖書館藏）
現在聽來，這個法令好像也合乎情理，甚至是一項確保宗教自由的明智政策。然而，對緬甸佛教來說，卻是一記重創。最為接近「佛教」的巴利語「Buddha-sasana」，簡而言之，就是「佛陀的教言」，其意義簡潔地涵蓋了整個佛教傳統。它不僅意味著佛法（dhamma）或佛陀的教言，而且還包括佛教體制教育的化現——僧侶們。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緬甸佛教徒像大多數佛教徒一樣，認為佛教（sasana）的存亡自有定數。問題不在於佛教是否會隱沒，而在於何時隱沒。所以人們努力的目標是讓佛法長久住世。按論藏著述的說法，佛法住世的最長期限為5000年。南傳佛教認為佛教的存續需要一位信奉佛教的國王慷慨供養出家僧人和寺院，而且要確保出家眾和在家眾秉持佛教理念。因此，英國官方的「不干預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被視為一種極大的侮辱和傷害，尤其是他們允許基督教傳教士在緬甸開辦教會，還享受優惠待遇。
緬甸人並沒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國王下台後，信徒們自覺地組織起來，開辦了許多協會和組織，規模空前。他們舉行了面向僧人的經論考試，整合各種資源，對寺院進行衣食供養，而且他們自己也開始深入學習佛法，用以駁斥基督教的詰責，藉此將那些瀕臨失傳的珍貴教言保存了下來。
這場盛況空前的佛教復興運動使得許多得道高僧成為講經論法的超級巨星。按傳統，法師說法時要以法扇遮面，但他們卻開創了一種名為「去扇」的說法新形式。這些法師們深入到數以萬計的聞法者當中，並以平實易懂的語言講經說法，引人入勝。為攝受更多信眾，一些僧人甚至借用知名演員的名字作為法名[這有點像美國僧侶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給自己起名布萊德·彼特比丘〔Bhikkhu Brad Pitt〕]。
與講經說法同時出現的還有佛教書籍的印刷出版。許多新建的印刷廠印製大量價格低廉、教言詳盡的書籍。許多著作是有關阿毗達摩(Abhidhamma)的精妙思想——在巴利文大藏經中，旨在將心與實相的特質系統化的部分。一般信眾從未接觸過如此大量的經典。不管內容有多複雜，他們都全盤進行學習，還經常聚在一起研討艱深的教義。他們的學習態度極為嚴肅認真，時常舉行公眾集會。人們情緒激動地反駁作者的觀點，甚至會出現焚書情況。
圖3：1885年，英國陸軍步兵於緬甸曼德勒（大英圖書館藏）
殖民統治迫使社會進行變革，在這種背景的驅使下，新的佛教修行方式不斷湧現，並與舊有的模式齊頭並進。所有這一切改變了佛教徒的生活，為內觀修行的蓬勃發展打下了基礎。信眾因一起學習佛法理論而形成「我們」的整體意識，這使得在家眾肩負起保護佛教的責任，而從前，乃是國王的使命。
在20世紀初期緬甸鬧哄哄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下，禪修成為另一種保護佛教的方式。禪修者個人所獲得的修證，改善了整個社會的業力，從而加強了佛教的整體力量。同時，證悟——從前被人們認為在這樣的墮落時代無法實現的修行目標，如今亦逐漸被認為通過禪修之路就可能即生實現。殖民政策、傳教士的攻擊使在家佛教徒產生了躁動的情緒，擔憂、覺醒、認知等，皆被觸發並得以發展，這一切都驅使人們進行修持。
在這些導師中，最傑出的是一位名叫雷迪的尊者（Ledi Sayadaw ，1846–1923）。他最早提出在家眾要用禪修等方式改善生活。在二十世紀初期，他使用淺顯易懂的語言闡述禪修，使之完全可以與我們繁忙的世俗生活相融合。因「去扇」教法而聞名的雷迪尊者，他撰寫的佛教教義內容高深但語言平白易懂，為人所稱道。
正如一位緬甸作家所言，他猶如雨潤萬物般傳播了阿毗達摩。此外，他將修習阿毗達摩與內觀修行相結合，使人們了知到觀察世界的基礎，以此獲得解脫的洞見。儘管他主張深入地聞思，但他亦強調：即便是只了知地、水、火、風四大自性處於不斷變化的在家修行人，同樣可以獲得巨大的心靈益處。如雷迪尊者所說，「對於那些學識淵博的人來說，所有我內外的一切、我家內家外的一切、我所住的村子裡外的一切，都是令無常觀生起和增上的對境。」
在此之前，任何想修持內觀禪修的人必須先進入被稱為禪那（jhanas）的深度禪定狀態（samadhi） ，這是一種公認的觀點。但要想達到這種殊勝的境界，需要長年遠離都市，深入到叢林或山中進行密集禪修。然而現在，雷迪尊者認為，要想獲得內觀修行所需的內心安定，無須進入深度禪定的狀態。如果能夠達到那種境界當然好（雷迪尊者說他就可以做到），但人們真正需要的只是最低水平的專註力，便能使禪修者一次次將注意力拉回到思維的事物上。
心在那一刻的狀態被稱為「剎那定」（ khanika-samadhi），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純觀修」或「干觀修（suddha-vipassana 或 sukkha-vipassana），但不包括深度心念集中。這種實修方法在權威文本中曾有論述，但之前並未有人進行普遍推廣，雷迪尊者是首位以此作為核心教授內容的導師。他廣泛傳播了這一觀點：忘掉叢林和洞穴，禪修在城市裡也可以進行。
在雷迪尊者倡導的禪修方法流行多年之後，另一名法師明貢尊者（Mingun Sayadaw，1868–1955），在剎那定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內觀禪修理論，在某種程度上，這要歸功於雷迪尊者的傳承。明貢尊者教導禪修者要關注心念從根識升起的每一個瞬間，把所有體驗分解成不斷流動的過程。
這種對根識感受的關注能引導我們去理解後來出現的「正念（sati）」，這與德裔高僧向智長老（Nyanaponika）稱作「純然關注」的著名觀念轅出一轍（關注體驗的過程最終有助西方將「正念」這一概念從佛法教義的框架中跳脫出來，並從世俗的角度進行闡釋）。1911年，明貢尊者因成為首位組織在家人進行集體禪修的法師而聲名遠播。幾乎所有在緬甸出現的禪修方法都源於明貢尊者或雷迪尊者的傳承。
在這些大德的大力弘揚下，在家人的實修在緬甸得到了廣泛開展。但在他們看來，這種修行方法並非獨樹一幟。像現代大多數禪修者一樣，他們將佛陀視為榜樣，將最早的佛教經典奉為圭臬。在佛陀涅槃後的幾個世紀，巴利語經典（suttas）的編纂，如《念處經》（Satipatthana Sutta ，論述正念的基礎）和《安般守意經》（Anapanasati Sutta，論述對呼吸的專註）成為主要的禪修著述，至今亦然。
但這些理論在此之前並未在修習中得到廣泛運用，現在美國和亞洲的禪修導師都認為對這些經教的闡釋可能存在巨大差異。例如，一些斯里蘭卡的僧侶就曾批評明貢尊者的修持方法[由他的學生馬哈希尊者（Mahasi Sayadaw ，1904–1982）教授]缺乏依據——換句話說，即為臆造，毫無權威性可言。正如集體禪修這樣的修行方式在特定環境下發展起來一樣，對於內觀禪修經典教義的闡釋，也是在相同的社會背景和類似的壓力下形成的。
到了20世紀30年代，為數眾多的在家人開始按照雷迪尊者和明貢尊者的傳承實踐禪修。此時，緬甸正經歷歷史上又一個動亂時期。叛軍叛亂、民族主義組織的分分合合導致的政治動亂、經濟大蕭條（特別是米價大幅下跌）以及種族間的騷亂接連發生，這些都推動了內觀禪修的發展。
雷迪尊者在1923年離世，他的眾多弟子在30年代積極傳授內觀禪修的修法。最為傑出的是一位名為烏波帖（U Po Thet）的在家居士，後被稱為鐵吉老師（Saya Thetgyi ,1873–1945）。他將內觀禪修推向全世界，並且成為得到僧人開許，最早開始教授內觀禪修的在家居士之一。雷迪尊者甚至還同意鐵吉指導出家僧人，完全顛覆了出家僧人和在家居士的傳統角色定位。
雷迪尊者對鐵吉的公開認可，促成了在鐵吉之後在家人教授禪修的傳承。儘管鐵吉不是出家僧人，但他為了專註於禪修，已經遠離妻兒，過著獨身生活。他最傑出的弟子烏巴慶（U Ba Khin,1899–1971），則是六個孩子的父親，也是一名政府官員。1948年，緬甸擺脫殖民統治後，他在剛獨立的緬甸聯邦政府中升任審計長。烏巴慶超越了他的老師，將世俗生活與內觀實修相融合，使禪修完全世俗化，這種嘗試與生活如此貼近，以至在50年代，烏巴慶宣揚觀修可以清除體內放射性有害物質──那時還處於原子時代初期，人們對於放射性有害物質憂心忡忡。
圖4：1948年馬哈希尊者於緬甸
緬甸重獲獨立後，新的緬甸政府在總理烏努（U Nu）的帶領下，利用內觀禪修的深遠影響力，將佛教信仰作為實現國家統一的主要政治策略。20世紀50年代是緬甸佛教復興的轉型時期。1954年至1956年，政府承辦了第六次佛教經典結集，來自很多國家的小乘佛教僧侶聚集在一起，旨在修正巴利文經典文本傳播時出現的所有問題。
事實上，這次結集僅限於緬甸，但政府卻通過這種活動來提升自己在世界舞台上傑出的佛教國家的形象。同時，政府制訂政策資助禪修中心，並允許政府職員停薪留職進行禪修。內觀禪修被官方所推崇，它不僅是促進個人證悟、護持佛教的方式，也是愛國教育以及國家認同的源泉。從1886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這不到75年的時間裡，禪修從極少數人的追求發展，成為優秀公民應盡的義務。
烏巴慶的努力促成了這次精神復興，但烏努總理卻更青睞馬哈希尊者。早年在兩人會晤時，總理對尊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949年，政府任命馬哈希尊者為仰光塔他那耶塔（Thathana Yeiktha）禪修中心的負責人，於是，這裡很快成為緬甸最大的禪修中心。數年後，1952年，烏巴慶也在仰光建起了國際禪修中心。正是依靠兩位禪師及其禪修中心的發展，內觀禪學的修習方法得以形成，並傳播到全世界。
1956年，馬哈希尊者的禪修技巧被緬甸導師帶到斯里蘭卡，同一時期，又被傳到泰國。馬哈希尊者本人遊歷亞洲和西方，廣泛推廣這一正念禪修技藝，甚至在西方掀起了一場禪修運動。
烏巴慶尊者在他的禪修中心教授了大量學生，包括許多後來在西方具有影響力的導師，例如多·米婭·斯溫[Daw Mya Thwin,被稱為大師母（Sayamagyi）或女院長(Reverend Mother)]、露絲·丹尼森（Ruth Denison）、羅伯特·哈維（Robert Hover）、約翰·科爾曼（John Coleman）。1956年始，烏巴慶尊者開始教授一名具有印度血統的緬甸人——著名的葛印卡導師(S. N. Goenka，1924–2013)，他在1969年移居印度。葛印卡最終在世界各地建立了120多個禪修中心的培訓網路，每年培養數以千計的禪修者。
就在緬甸禪修導師將禪修推向世界的同時，全世界也在張開臂膀歡迎這些導師的到來。20世紀60年代，在反映了眾多年輕人所期盼的靈性探索的驅使下，約瑟夫·戈德斯坦（Joseph Goldstein）、傑克·康菲爾德（Jack Kornfield）、莎朗·莎茲伯格（Sharon Salzberg）分別接受了雷迪尊者和明昆尊者傳承的教導。康菲爾德（Kornfield）甚至汲取了阿姜查（Ajaan Chah）的泰國森林禪修教法，並體現在自己的教學當中。
這三位美國人把內觀禪修法帶到西方，並在馬薩諸塞州和加利福尼亞分別建立了內觀禪修協會（IMS）和靈岩禪修中心，因而被學者溫迪·卡奇（Wendy Cadge）稱為「逆信使」。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為西方尋求的古代智慧——真正的禪修教導和實修，在數十年前已受到殖民主義不可磨滅的影響而轉變。
當然，禪修的概念總是反映不同時地的修習者的需求、希望和恐懼。時至今日，內觀禪修的發展狀況與一個世紀前在緬甸初始發展的的模樣已大相徑庭。例如，在美國，強調將正念（sati）視為純然專註，這主要源於明昆禪師的傳承，但同時又展現了西方獨特的世俗化修法，是一種偏向治療的方式。這種世俗的觀修形式，在與心理學的交流過程中，使人們找到了新的強大的靈感之源和構想。
內觀禪修的不斷發展揭示了一個有力而可能的事實：內觀並不真正存在。無論怎樣，它並不會是單一不變的實體，而是隨著時間推移，由各種闡釋和修行技巧在不同環境的偶爾聚合。這可以看成是佛教基本理論「無常觀」的有力示現。如果將無常理解為緣於各種因緣業力，那麼從佛教的角度來看，人生便具有極大的諷刺意味。因為，正如這種簡化的內觀禪修所示，禪修者需擺脫那些將他纏縛於輪迴苦海的事件和慾望，方能獲得解脫。
文章來源：http://www.tricycle.com/feature/meditation-en-masse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