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將從「阿拉伯之春」失去什麼?（轉）
西方將從「阿拉伯之春」失去什麼?
[11632] (2011-01-31)
fieldset {width: 306px;border: 1px solid #990000;align: center;}legend {font-family: Arial,"宋體";font-size: 12px;font-weight: bold;color: #990000;}經濟危機必然導致政治危機，可謂顛撲不破的真理。自從美國的次貸危機、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一波接一波如多米諾骨牌般發生以來，西方各主要國家的政府都應聲倒下，出現權力更迭：美國、英國、冰島、希臘、愛爾蘭。其中美國的變天最為令世人矚目：出現了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一向是白人入住的「白」宮，終於迎來一位黑膚色的主人。當然隨後發生的外交、內政的大轉折也是理所應當。不過，由於政黨更替是在西方的遊戲規則之下，所以掩蓋了政治危機的實質。就在西方以為通過這套遊戲規則換來喘息之機時，西方製造的經濟危機卻在它們最重要的盟友中東引燃了全面的政治危機：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捲阿拉伯世界共和制國家。
二十年前，當革命席捲蘇東集團時，可用這樣幾個詞來形容西方：處心積慮、期待已久、興高彩烈。但當類似的風潮席捲阿拉伯世界之時，也西方卻要用如下幾個詞來形容：憂心忡忡、焦慮不安、兩難困境。 一向標榜建立民主符合自己利益的西方，何以面對「阿拉伯之春」卻表現的如此出乎世人的期望？其實原因很簡單，蘇東集團是西方的敵人，而中東各國家是西方的盟友。
中東安危事涉西方的經濟（能源）安全----石油和國家安全----反恐。阿拉伯世界革命發生之後，石油價格應聲而漲，這對嚴重依賴石油、經濟尚未真正復甦的西方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僅以美國為例，美國3大股市上周五跌幅創下近半年來之最，股市恐慌指標站上近兩個月來新高點，美國政府最不希望升值的美元卻收紅。美元堅挺則必將打擊美國經濟的復甦。
革命發生之後，極端仇視西方的伊斯蘭勢力頓趨活躍。在革命已經成功的突尼西亞，基地組織的身影已經顯現，伊斯蘭政黨也借民主獲得合法地位。在埃及，最強大的反對勢力、高舉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教兩面大旗的「穆斯林兄弟會」已經投身到這場革命當中。西方媒體分析認為，只要穆巴拉克倒台，穆斯林兄弟會必定填補政治真空。穆斯林兄弟會的立場眾所周知：當年美國率聯軍出兵伊拉克解救科威特，就是它公開反對穆巴拉支持美國的立場。另外，穆斯林兄弟會和哈瑪斯有著良好的關係，並在中東許多國家有分支機構，一旦這一幕成為現實，埃及極有可能選擇聯合伊朗(這是為什麼伊朗呼籲尊重抗議者、沙特卻立場完全相反的原因)、哈瑪斯對抗以色列和美國。以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影響力和阿拉伯世界根深蒂固的反西方傳統，西方的大中東戰略勢必完全崩潰。已經在經濟危機中受了重創的西方，如果再失去了石油和安全，其前景可想而知。這就是為什麼，即使立場偏左、強調民主和人權價值觀的法國《解放報》也承認，這一幕對以色列、美國和歐洲都是災難性的和無法接受的。
還有一點不得不提的是，如果阿拉伯革命最終成功，西方特別是美國提供的先進軍事武器將落入極端伊斯蘭勢力手中。且不說是否會引發大規模的武器擴散和先進技術的流失，至少被重新武裝起來的他們將極大提高挑戰美國的能力。現在埃及空軍駕駛的F-16正在開羅上空盤旋，對於美國來說第一位要擔心的不是會不會真的被派上用場，而是是否會落入基地組織之手。
不管阿拉伯革命是否會成功，西方還要註定再失去一樣東西：它的民主價值觀。本來，阿拉伯革命是可以用來證明西方的普世價值的，更可用來彌補由於經濟危機而造成的話語權正當性的損害。但由於擔心溫和和世俗的專制政府垮台，西方並沒有給予示威者期待的支持。這不僅再次暴露了西方輸出民主的兩面性，更引發了抗議民眾的不滿。即使CNN也承認，在亞歷山大的示威群眾中，充滿了反美情緒。特別是，此次革命起勢之迅猛、一點就著的爆炸性局面超出所有人的想像，也足見西方傾力支持的盟友是多麼的不得人心。
假設革命之後誕生了極端伊斯蘭政權，西方自然無法承認和接受。就如同此前對待通過選舉上台的哈瑪斯。這種對民主原則的否定，自然令西方難以自圓其說。如果穆巴拉克最終依靠武力結束危機，做為長期盟友的西方將更會尷尬：無論是反對還是支持，顯然除了接受事實別無選擇。這樣西方就實質性的成為了穆巴拉克鎮壓民主的幫凶，它還有什麼資格在全球推銷它的民主價值觀呢？
說來弔詭的是，極端伊斯蘭勢力恰恰是西方催生出來的。歷史上的積怨且不必說，僅冷戰後，西方就以各種理由發動多場戰爭。同時對以色列繼續持偏袒政策。這等於培育了基地等恐怖主義的穩床。「九一一」的發生，本來已是最高的警訊，但卻並沒有令西方改弦易轍，相反更依賴武力。今天所有的後果都通過這場阿拉伯革命民展現出來。
當然，革命洗禮後的阿拉伯世界還會出現一種可能：由於宗教、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因素，民主無法走向成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主導後革命時代，整個中東地區陷入長期的亂局（現在的突尼西亞和埃及都發生大規模搶劫和囚犯越獄事件。開羅的博物館也受到衝擊，其中兩具珍貴的木乃伊也受損）。就如同當年的中華民國一樣，雖然成功推翻了清政府，但卻未能提供一個有效的政治解決方案，反而將國家更引入混亂和災難。在這種情況下，西方民主的適用性、普世性宣傳也就不攻自破。
西方自發生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後，其正當性一直處於衰減中。這次阿拉伯之春，不過是這一過程的加深和延續。至於最終會出現什麼後果，很難預測。不過如果以史為鑒，1929年西方世界的大危機，導致極端納粹勢力登上歷史舞台。哪么這一次西方的全球危機，會不會又導致極端伊斯蘭勢力登上歷史舞台的中心呢？
如果從獨善其身的中國角度來講，西方模式正當性的下降，毫無疑問就是中國模式正當性的上升。衰落中的西方未必能夠獨力應對極端伊斯蘭勢力的挑戰----就如同無法獨力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一樣，恐怕又要需要請求中國出手援助。做為交換，西方能夠給予已經今非昔比的中國的條件恐怕就是世界的領導權了----更可能的是分享世界的領導權。就如同當年英國為戰勝納粹，不得不交出世界的領導權和海外軍事基地一樣。如果說，全球經濟危機無形中令中國崛起的速度大大加快，哪么這場阿拉伯之春，恐怕更是要提前把中國推到世界領導者的地位。
法國巴黎 宋魯鄭
《聯合早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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