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世紀回眸：沈曾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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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興人。字子培，號巽齋，別號乙盫，晚號寐叟，晚稱巽齋老人、東軒居士，又自號遜齋居士、癯禪、寐翁等。蒙元史地學家、書法家、史學家、「同光體」詩人，樸學大師。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以「碩學通儒」蜚振中外，譽稱「中國大儒」。歷任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江西廣信、南昌府知府，督糧、鹽法等道、按察使、安徽提學使、布政使，並一度護理皖撫。1910年任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監督（校長）。沈曾植書法以草書著稱，取法廣泛，熔漢隸、北碑、章草為一爐。碑、帖並治，尤得力於「二爨」，影響了于右任、馬一浮、謝無量、呂鳳子、王秋湄、羅復堪、王蘧常等書家。王觀堂先生之《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譽其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第一人」，其學識之淵博、識見之雄偉足見一斑矣。沈曾植著述甚豐，金石書法方面有《寐叟題跋》《海日樓札叢》等，於後世影響甚巨。

沈曾植行書沁園春·奉送瑞安公出都手稿

著論何曾讓阮康——從沈曾植碑帖跋文看其書學觀吳高歌

碑學思潮的興起與演變無疑是清代中晚期書學發展中最值得留意的現象。阮元、包世臣、何紹基、康有為諸人莫不以其鮮明的碑學觀念而為書學者關注。沈曾植處於碑學思潮盛行的時代，其書論受前人影響在所難免，但他卻並不為前人所囿，更不為古代書學強為分派，強為判定尊卑高下，因而他的書論並未呈現出鮮明的體系，而是散見在他的題跋、札記之中。也正由於此，他的書論遠不像阮元、康有為那樣影響廣播，但同時卻避免了後人的諸多非議。沈曾植博雅之見識、精審之態度使他的書學獨樹一幟，並為後學所重。茲從四個方面簡略述論之。

沈曾植隸書七言聯嘉興博物館藏

俗美不其君子里道高蘭若化人書

一沈曾植關於北碑南帖的觀察視角與南北會通之論。

早在嘉慶時期，阮元「二論」便為漢魏南北朝以來的書學流變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即北碑南帖當分，南北書派有別。時人對阮元「二論」雖不乏疑議，然其響應者亦不在少數。沈曾植論書雖與阮元持論迥異，但他也以南北書風之比較作為觀察視角，顯然受到阮元之影響，這在沈氏書論中有據可尋。沈曾植弟子所輯錄之《海日碎金》：「『索征西書，世所奉為北宗者。然蕭子云臨征西書，世便判作索書，南書顧可輕量也哉！』先生云：可謂君子表微。又云：嘗謂北宗之說，始自馮定遠，不始阮芸台；北碑之開，起於陳子文，不起包慎伯。世人多知阮、包，少知馮、陳。所謂不能紀遠，乃紀於近也。」由此可知，沈曾植不僅對阮元南北之說瞭然，且對此說有進一番之考證矣。

沈曾植以南北地域觀察書風異同，可謂踵武阮氏之餘緒。如沈氏《校官碑跋》云：「《校官碑》結字用筆，沉鬱雄宕，北通《夏承》，南開《天發》。吳會書自有一種風氣，略近中郎，而益暢土風。《谷朗》《爨碑》，皆其遺韻。」《校官碑》《夏承碑》均為東漢石刻，《天發》為三國吳國石刻。《校官》晚於《夏承》而早於《天發》，《夏承碑》為宋元祐間得於洺州廣平郡（今河北永年縣），《校官碑》為南宋紹興十三年（1143）得之於江蘇高淳縣。《天發》則立於江寧（今南京）天禧寺。三碑相較，《夏承》多圓筆，《天發》多方筆。《校官》在方圓之間。沈氏稱其「最喜此碑書法，以為漢季隸篆溝通，《國山》《天發》之前河也。」可見，沈曾植對《校官碑》的偏好一則由於該石刻在字體上處於篆隸過渡期，二則由於其具有溝通南北書風的特殊意義。

沈曾植行書致瞿鴻禨札（四幀）蘇偉綱藏

沈曾植不僅注意到漢魏時期石刻的南北地域問題，同樣對南北朝石刻的地域問題更有所留意。如沈氏關於六朝墓誌的跋文中嘗云：「北魏《開國侯元欽》，秀韻近南，波發沿北。」沈跋中的《開國侯元欽》即《元欽墓誌》，為北魏永安元年（528）所刻。在沈氏看來，「秀韻」為南朝多見，而「波發」為北土故習，而此志則兼備南北之特徵。又，其《星鳳樓祖本黃庭經跋》云：「吾甚願學者以此與《禪靜寺》同參，因以溯水牛山，不惟南北交融，抑且大小同貫也。」《黃庭經》傳為王羲之書，《禪靜寺》即《禪靜寺剎前敬使君碑》，該碑為東魏興和二年（540）所刻，雖為北朝碑版，然其結體已具南朝規模，故沈氏稱「南北交融」，其著眼點亦涉及南北地域問題也。

但沈曾植並不像阮元、何紹基諸人誇張南北書風之異，而意欲揚北而抑南。相反，沈氏更注重南北朝碑帖之間的共同點。如其《禪靜寺剎前敬使君碑跋》云：「北碑楷法，當以《刁惠公志》《張猛龍碑》及此銘為大宗。《刁志》近大王，《張碑》近小王，此銘則內擫外拓，藏鋒抽穎，兼用而時出之，中有可證《蘭亭》（定武）者，可證《黃庭》（秘閣）者，可證《淳化》所刻山濤、庾亮諸人書者，有開歐法者，有開褚法者。蓋南北會通，隸楷裁製，古今嬗變，胥在於此。」

沈氏碑帖跋文中屢次提及《敬使君碑》，其推重之意顯見。他認為該碑雖為北朝碑版，但運鋒結字卻有南朝風格，因此他斷定「東魏書人，始變隸風，漸傳南法」之現象為「風尚所趨」，南北朝後期出現的南北會通是必然的趨向而已。沈氏在跋中又以《刁遵墓誌》比擬王羲之書，以《張猛龍碑》比擬王獻之書，其意也在表明南北書風之相通處。同時，他又將《敬使君碑》特地標出，旨在表明該碑不僅可以與南朝諸書家的書風相互證發，而且又開啟唐初歐、褚諸家風格，由此推斷北碑與南書會通合流並非至隋唐之際，而是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然如是了。

沈曾植楷書護德瓶齋甲乙詞錄浙江省博物館藏

對於南北書風近似之處，沈曾植也不乏大膽推測。如他論六朝墓誌云：「北魏《昌國縣開國侯王紹》，結體奧秘，而行筆縱宕，鄴、洛下無此風，必南人北渡者為之。」「北魏《女尚書王僧男》書多行筆，北碑至此與南帖合矣。」此處最可見沈氏受阮元「二論」影響之痕迹，北碑處隸楷之間，南帖多行書筆意，故言南北之合。然沈氏所強調的是「會通」，是「合」，其立論實與阮元相反也。

實際上，沈曾植對於北碑南帖的判斷標準並非簡單的字形特徵的比較，而是深入到二者之精神氣韻的層面。其《張猛龍碑跋》云：「昔嘗謂南朝碑碣罕傳，由北碑擬之，則《龍藏》近右軍，《清頌》近大令。蓋一則純和蕭遠，運用師中郎，而全泯其跡，品格在《黃庭》《樂毅》之間；一則頓宕激昂，鋒距出梁鵠，而益飾以文，構法與《洛神》不異也。」沈氏所云《龍藏寺碑》與王羲之書風均「純和蕭遠」、其神韻近蔡邕而不取其形似，而《張猛龍碑》與王獻之皆「頓宕激昂」，筆鋒出於東漢梁鵠。此二者均氣韻近似，同源而異流者也。此處所言「師中郎」「出梁鵠」者皆以精神氣韻言之，而非專論用筆結體技法。由此可知，沈氏所謂的南北會通並非僅僅限於書法之「形質」的層面，其要尤在神韻相通也。

沈曾植行書謝靈運詩游南亭中堂浙江省博物館藏

當然，沈曾植論書並不是將南北書風混為一談，他與阮元、何紹基對南北朝書法的地域之分不同的是，他採納了南朝劉宋羊欣的字體分類方法。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嘗謂鍾（繇）書三體：銘石書、章程書、行狎書。沈氏在《全拙底溫故錄》中則云：「南朝書習，可分三體：寫書為一體，碑碣為一體，簡牘為一體。」沈氏所稱之寫書體即章程書，碑碣體即銘石書，簡牘大致類於行狎書而已。他進一步指出：「碑碣南北大同，大抵於楷法中猶時沿隸法。」今考南北朝碑版與沈氏之說相合，蓋楷法中雜以隸法，南北皆然。顯然，沈氏將書寫在同一種載體之上的書法進行比較或許比以地域區分更有意義，其結論自然也較阮、何更為客觀。

沈曾植不僅指出南北朝之會通，而且指出了北朝書法並非靜止，而是不斷變化的。他的《高湛墓誌跋》云：「大抵北朝書法，亦是因時變易，正光以前為一種，最古勁；天平以下為一種，稍平易；齊末為一種，風格視永徽相上下，古隸相傳之法，無復存矣。」或許在沈曾植看來，南北朝書法的演變正是最終合流的原因。而他的南北會通觀與阮元、何紹基諸人誇大南北書風差異之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沈曾植行書致瞿鴻禨札蘇偉綱藏

二沈曾植不為前代書風強作分派，也不為前人碑帖定尊卑、高下之別，這反映了沈氏書學輕流派之見，而重求是的態度。

沈曾植《文皇率更傳六代筆法》條云：「自六代以來，南北書法，不論真草，結字皆有師承，代相祖習。惟大令能因筆成勢，自生奇正，而羊、薄不能紹其傳。至唐初而文皇倡之於上，率更行之於下，傳六代之筆法，而不用其結法。有唐一代，雄奇百出，皆文皇、率更之餘習也。」沈氏既認為南北會通，又言筆法相承，至於有唐一代，筆法雖為六朝之舊，然結字卻因時而變，而此承上啟下之關捩實由唐太宗、歐陽詢扭轉也。沈氏此論雖承自舊說，然文中點出唐代結字之法一變六朝之舊，可謂卓識。阮、何論書則不僅於南北朝書以地域分之，論唐人書也以南北區分之，如謂歐、褚為北派，虞世南為南派，並以此定碑學、帖學之統系，實則不免流派之見，而未盡客觀也。

沈曾植行書褚遂良山河帖扇面私人藏

沈曾植楷書蘇軾跋蔡帖扇面浙江平湖博物館藏

沈曾植雖然對漢魏碑版用功頗深，但他並無備魏、卑唐之意，此又與包世臣、康有為之論書大相徑庭。沈曾植曾以宋拓《淳化閣帖》課子：「楷法入手從唐碑，行草入手從晉帖。立此以為定則，而後可以上窺秦漢，下周近世。」又指出明前所拓《聖教序》「純是唐法，與晉法無關。然學唐賢書，無論何處，不能不從此入手，猶草書之有永師也。」沈曾植認為唐代楷書、行書是書法的初階，是進一步師法漢魏的基石，因此對唐碑持肯定的態度。而不類康有為所言：「至於有唐，雖設書學，士大夫講之猶甚。然纘承陳、隋之餘，綴其遺緒之一二，不復能變，專講結構，幾若運算元。截鶴續鳧，整齊過甚。歐、虞、褚、薛，筆法雖未盡亡，然澆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顏、柳迭奏，澌滅盡矣。」「若從唐人入手，則終身淺薄，無復有窺見古人之日。」

沈、康素有交誼，而論書迥然有異者，其因在於沈氏注重求是，而康氏囿於其自設的今學、古學之藩籬而已。沈曾植學碑「但問其字之佳不佳，不問其漢魏隋唐碑」之態度無疑是學習書法的客觀態度，也是「求是」的態度。沈氏不排斥唐碑，是因為唐碑在書法藝術水平上具有極高的價值，它是值得取法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沈氏之說較為中和。

沈曾植楷書國子監古槐歌浙江省博物館藏

沈曾植對前賢書論也往往有切實的解讀，這也是其論書在於「求是」的佐證。如其論《安吳中畫豐滿之義》條云：「安吳中畫豐滿之說，出自懷寧。懷寧以摹印法論書，如疏處可使走馬，密處不令通風，亦印家訣也。惟小篆與古隸，可極中滿能事。八分勢在波發，纖濃輕重，左右不能無偏勝，證以漢末諸碑可見。故中畫蓄力，雖為書家秘密，非中郎、鍾、衛法也。」沈氏此論可謂是鄧石如、包世臣「中畫豐滿」之說的活解，鄧、包雖雲「中畫豐滿」，但未言明何種字體適合此原則。沈氏指出小篆、古隸可以此為準，而八分書則不必如此，篆分不同體，因而其筆法也自當有別。沈氏之解讀往往使學書者讀之豁然。

再如，關於運筆的問題，沈氏也有獨到之見解。如其《手腕之異》條云：「寫書寫經，則章程書之流也。碑碣摩崖，則銘石書之流也。章程以細密為準，則宜用指。銘石以宏廓為用，則宜用腕。因所書之宜適，而字勢異，筆勢異，手腕之異，由此興焉。」前人論書多謂「指主執，腕主運」，即執筆在手指，運筆在手腕。只此一原則，卻並未說明該原則與字體大小之關係，以致誤導學書者。沈氏則指出書字時用指用腕的原則是「因所書之宜適」，銘石之書為大字，宜用腕，而章程書為小字，宜用指。此也與以前之教條迥異者也。

沈曾植楷書明徐文山大令手抄賈浪仙長江集跋 1876年國家圖書館藏

沈曾植楷書石門頌跋（部分） 1887年國家圖書館藏

沈曾植行書石門頌跋（部分） 1887年國家圖書館藏

三沈曾植書論中的碑學色彩。沈氏跋文中儘管有不少關於帖學的內容，但究其書學思想而言，則帶有濃郁的碑學特徵。

素為書學界普遍認為開碑學觀念之先的傅山嘗云：「楷書不知篆隸之變，任寫到妙境，終是俗格。」換言之，楷書由篆隸演變而來，楷書中只有蘊含篆隸意味方成高格。如果說傅山倡導的是今體書寫中應有古體的意味，那麼沈曾植論書倡導「異體同勢」「古今雜形」的理念便是對這一觀念的發展，同時也是對康有為倡導「筆意雜沓」以求「新理異態」的呼應。沈氏《古今雜形》條謂：「『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怪誕』『靡有常制』。『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按：異體同勢，即所謂古今雜形也？」「異體同勢」語出衛恆《四體書勢》：「修短相副，異體同勢」，此相傳為蔡邕《隸勢》之語，故沈曾植認為蔡邕博採李斯、曹喜之筆法取得了「古今雜形」的效果。此處的「古今雜形」可以理解為篆書、隸書筆法、結體的雜用而得到的書寫趣味。沈氏屢次提及的漢魏碑版中的典範之作如《校官碑》《夏承碑》等大都具有類似的特徵。

同樣，在相傳為王羲之的《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沈曾植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沈氏認為右軍父子之所以超凡入聖，其秘訣在於「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即諸體雜糅，方有意氣可以生髮。以此解讀王羲之書法，自與唐宋以降之帖學者相異趣也。

沈曾植行書東陽別本蘭亭跋（部分）

在借鑒前代書論基礎上，沈曾植進而對書寫提出了具體可行而諸體兼適的方法。他的《論行楷篆隸通變》云：「楷之生動，多取於行；篆之生動，多取於隸。隸者，篆之行也。篆參隸勢而姿生，隸參楷勢而姿生，此通乎今以為變也。篆參籀勢而質古，隸參篆勢而質古，此通乎古以為變也。故夫物相雜而文生，物相兼而數頤。完白以篆體不備，而博諸碑額瓦當，以盡筆勢，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術也。」簡言之，無論以古通今，或以今通古，其旨在於參之他勢而求變化，相反，如果筆法單一，結體單調則必然會了無生氣可言。

沈曾植行、楷書張猛龍碑跋（部分） 1891年國家圖書館藏

四沈氏通曉學術，雖為碑跋札記，片言隻語亦可得中肯綮，啟迪後學。

如其《護德瓶齋涉筆》之「漢碑敘歷官稱治某經」條云：「漢碑敘歷官，多稱治某經，《漢書》列傳亦然，蓋沿其官薄書之也。」今考《袁安碑》「授易孟氏」，《張遷碑》「治京氏易」，《孔宙碑》「治嚴氏春秋」，《尹宙碑》「治公羊春秋經」，《武榮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鄭固碑》「初受業於歐陽（尚書）」，《魯峻碑》「治《魯詩》，兼通《顏氏春秋》」云云，皆如沈氏之說。也有一些碑版雖未稱「治某經」，但行文也與此相關，如《衡方碑》謂碑主「取詩悅書」，《夏承碑》「治詩尚書」云云，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兩漢尚經學，尤其是今文經學為當時官學，通一經者方可入仕途。《漢書》列傳與漢碑行文相通。沈氏雖論漢碑之行文，但卻點出漢代學術之特徵也。

沈曾植楷書郁岡齋墨妙·蕭子云書月儀帖跋（部分） 1889年國家圖書館藏

沈曾植行書郁岡齋墨妙·蕭子云書月儀帖跋（部分） 1889年國家圖書館藏

此外，沈曾植關於古代碑帖多有源流縷析梳理之功。沈氏論碑帖極重視碑帖拓本源流之序與優劣之別。如其於《淳化閣帖》《絳帖》《大觀帖》《寶晉堂法帖》《寶賢堂法帖》《停雲帖》等宋元明歷朝刻帖之源流、真偽、優劣、風格皆有高論，又於《蘭亭》《聖教》《十七帖》《洛神》等經典法帖也多所洞見，發前人之覆矣。

沈曾植書論主要集中在經由他過目的碑帖題跋上，因此，他的論述或考究淵源，或略陳所識，雖多為就事論事，然頗多新意。他的著述雖然不如阮、康系統，但以跋代論的形式卻避免了為遷就某種理論而做出未必合乎實際的臆斷。

沈曾植楷書錄褚遂良樂毅論跋蘇偉綱藏

沈曾植書法早歲習館閣，以備科舉之需。後規模於包世臣、吳讓之。沈氏在《題崔敬邕墓誌舊拓本》詩中云：「百年欲起安吳老，八法重添《歷下談》。」又云：「包張傳法太平時，晚見吳生最老師。」包世臣嘗著《歷下筆譚》，論書推尊鄧石如，倡導北朝碑版。吳熙載從包世臣學書，恪守師法。包世臣真行草稿無不工，嗜篆分而未致力，吳熙載則篆分功力尤深。沈氏學包、吳，故樂道之。又，夏承燾在《天風閣學詞日記》卷二中也記載：「冒鶴老嘗語寐老曰：君筆誠奇縱矣，然不過以方筆為包安吳耳。寐老拍其肩曰：此安可為外人道。」可見，近代學者冒鶴亭對於沈氏書法淵源的判斷是得到沈氏本人認可的，這是沈承包法的旁證。

包、吳之外，沈曾植還嗜好張裕釗書法，而他受張裕釗的影響，也與包世臣直接相關。光緒十一年（1885），張裕釗送其二子至京師參加鄉試，經沈曾植的友人袁昶召集，曾與張裕釗論書法。此後，張裕釗又有四條屏相贈。張氏文中以鳳、鯤喻沈，並對其才識褒獎有加。光緒十四年（1888），袁昶請張裕釗書寫先瑩墓道刻石時，沈曾植又向張裕釗請教筆法。據《袁昶日記》載：「詣廉翁叩筆法，廉翁論包安吳言執筆名指力與大指相敵乃有佳書，及始艮終乾之訣，甚善。」可見張氏筆法亦淵源於包，或於包氏有借鑒之處。然而無論包、張對沈曾植影響程度如何，要之他們都偏重於碑派，這引導了沈氏書學的取向。

沈曾植行書李靖碑拓本題跋

沈曾植晚年居上海，學人意氣，遺老情懷，詩書自遣，聊以度日。沈曾植常自稱其「書學深而書功淺」，晚年遍臨諸碑帖是對「書功淺」的彌補。此期，他對彝鼎文字、漢魏六朝碑版、歷代名帖無不博收廣蓄，寢饋多方，融化貫徹。沈氏臨帖重意而不拘其形，不墨守成規，皆以神會為則。他嘗言：「摹流沙墜簡，當懸臂拓大書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當有合。」以此為準則，故其下筆自然多有己意。沈氏在法帖選擇上力圖避免姿媚、流俗習氣，因此他經常臨摹一些冷僻的碑版，尤得力於「二爨」，取其楷隸互參之形，古拙率真之態。這種選擇正合乎他所追求的「異體同勢」「古今雜糅」之原則。曾熙評云：「工處在拙，妙處在生，勝人處在不穩。」「下筆時時有犯險之心，故不穩，愈不穩則愈妙。」可謂允當之論。當然，沈氏雖見聞多富，才高識博，然晚年之不合時宜之心境恰恰使他在書法審美取向上做出了與眾不同的選擇，而這種選擇最終成就了其獨特的書法風格。

沈曾植行書信札嘉興博物館藏

除了對漢魏碑版的偏好外，沈曾植還廣泛取法張伯英、索征西、黃山谷、黃道周、倪元璐諸人草書，並熔鑄百家，自成一體。張芝、索靖均以章草名世，格調高古，為後世法。倪元璐、黃道周則皆以章草入大草，奇險生趣，聚散多變，為晚明書學翹楚。沈曾植借鑒前賢，汲取北碑的雄肆、沉厚之風，參之章草筆勢，質厚而簡捷，雄肆而古拙。他以方筆頓挫強化跌宕之感，筆多斷而意連，墨似滯而還暢，融濃情於點畫之間，得意象於法度之外。抑揚盡致，委曲得宜，如古藤之老枝紛披，酣暢淋漓，矯健奇崛，自然天成。論者以為有清一代「自碑學盛行，書家皆究心篆隸，草書鮮有名家者，自公出而草法復明。」（本文節選自吳高歌《著論何曾讓阮康——從沈曾植碑帖跋文看其書學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