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改五百年專輯（下）：宗教改革前夕基督教充滿活力還是腐敗？

編者按

信主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真的找到了工作的意義嗎？如果真是這樣，相信現在神的國度早已被大大拓展，而不是就像沒有這位神存在一樣的局促不前，反而看見世俗的工作觀愈發大行其道。但願今天大牛的講道深深扎中我們所有人的心，讓我們再次深深反思自己的工作觀，一起悔改，竭力在工作中彰顯神的榮耀。

文|邁克爾·李維斯（Michael Reeves）

譯|拿但業 校|王培潔

宗教改革之牆

隨著十五世紀的逝去和十六世紀的誕生，舊世界似乎與新世界處在交替過程中：羅馬帝國的最後殘餘——強大的拜占庭帝國——崩潰了；哥倫布在美洲發現了一個新世界；哥白尼的「日心說」完全改寫了對宇宙的看法；並且路德還徹底重塑了基督教信仰。曾經看似穩固和確定的舊世界的基礎在變革的風暴中完全坍塌了，為一個一切都將非常不同的新紀元開闢了道路。

如果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你幾乎不太可能真正了解那個時代的情形。「中世紀」（Medieval），就是這個詞帶給我們陰暗的、哥特式的畫面構想，其中充斥了狂熱崇拜的僧侶和迷信躁動的群眾。一切都顯得如此怪異。尤其是透過一雙現代人的眼睛來看：我們都是不折不扣的民主政治的平等主義者，而他們認為所有事情都充滿了等級秩序；我們的生活永遠都充斥著對於自我的滋潤、培育和澆灌，但他們卻盡己所能地否定和譴責自我（或者至少他們都十分欽佩能夠這樣行動的人）。這樣的不同點還有很多。

然而這是宗教改革的背景，也是人們為什麼會對神學產生如此大熱情的原因。宗教改革是一場革命，不僅僅是為了爭取某些東西而進行的戰鬥，同樣也反對某些東西，例如，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的舊世界。

那麼在改教之前幾個世紀里的基督徒是什麼樣的呢？

所有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的道路都通向羅馬，這其實不足為怪。耶穌曾經向彼得說過：「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太16:18），這位使徒被認為是在羅馬殉道並被葬在羅馬，也正是他被非常字面化地理解為教會的基礎。

從前的羅馬帝國承認羅馬城為帝國之母，凱撒為帝國之父，同樣，後來的基督教羅馬帝國承認羅馬教會為母親，同時也承認彼得的繼承者為父，「父親」或者「教父」。

不過有一個尷尬的例外，就是在十一世紀的時候，東正教會與羅馬教會斷絕了聯繫，當然這並不奇怪，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除此之外，當時所有基督徒都承認羅馬教會和教宗是他們不可替代的父母。沒有父親教宗，就沒有教會；沒有母親教會，就沒有救贖。

教宗被推舉出來作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而他成為了神恩典流淌的管道。他有權力任命主教，主教相應地有權力任命神父。所有這些人，被稱為神職人員，成為了被授權可以打開「恩典泉源」的人。

恩典的泉源就是七種「聖事」：洗禮、堅振禮、彌撒、懺悔禮、婚禮、祝聖聖職禮以及終傅禮。有時這些聖事被稱為基督身體的七條「血脈」，通過這些聖事，神充滿恩典的寶血傾流出來。這看似非常機械，卻精確地表達要點：那些底層人民，沒有受過教育和沒有文化的勞苦大眾，被認為沒有能力擁有「清晰的信仰」（explicit faith）。

所以，雖然擁有「清晰的信仰」是預期的目標，但是擁有一種「隱含的信仰」（implicit faith）——亦即只要來到教會並且接受聖禮，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他們站在泉源旁邊就可以領受恩典。

通過洗禮（一般是嬰兒洗）人們首次被接納進入教會並嘗到神恩典的滋味。然而整個聖禮系統的核心卻是「彌撒禮」。當你走進地方教會的那一刻，就會清楚地體會到這一點：教堂裡面所有建築的結構最終都會通向舉行彌撒禮的「祭壇」。它被稱為祭壇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因為在每一次舉行彌撒禮的過程中，基督的身體都將會被當作新的犧牲獻給神。

通過這種日復一日的「不流血」的獻祭，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獻祭」也不斷被重演，而上帝對於罪的忿怒也會被平息。每一天基督都會被當作挽回祭獻給上帝，這樣每一天的罪也能被對付了。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好像有些東西被遺漏了，畢竟基督的身體確實不在祭壇上，那麼神父舉起的東西是否僅僅是餅和杯呢？

——這就是被稱為「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的教義。

根據亞里士多德的學說，每一樣事物都具有「本質屬性」（substance：inner reality本身存在）和「偶然屬性」（accidents）這兩個方面。例如，一把椅子的「本質屬性」就是木頭，而它的「偶然屬性」就是諸如「棕色」或者「骯髒」之類的屬性。

給一把椅子上漆，會使得椅子的「偶然屬性」發生改變。「變質說」恰恰相反：在彌撒中，餅和杯的「本質屬性」被轉變成了基督的身體和血，而餅和酒最初的「偶然屬性」仍然保留著。聽起來很離奇，但是各種各樣的故事都在鼓勵懷疑的人接受，比如說有人看見裝在杯裡面的是真正的血，而放在盤子裡面的是真正的肉等等。

變質的時刻發生在神父用拉丁文說出「Hoc estCorpus meum」（這是我的身體）的時候。然後教堂的鐘將會發出轟鳴，神父將會舉起麵包。會眾一年只能吃到一次餅（而且他們從來沒真正領過杯。畢竟說來，萬一有哪個笨手笨腳的農夫把基督的血灑在地板上怎麼辦？），但是只要看一眼舉起的餅就會得到恩典。這樣，就可以理解，越虔誠的人就會越熱誠地跑到更多的教堂，觀看更多的彌撒，從而得到更多的恩典。

彌撒禮拜是用拉丁文進行的。人們當然一個字也不懂。但麻煩在於，很多神職人員也不懂。但發現學習禮拜的流程要比真正學習一種新的語言更快捷。所以，當會眾聽見的是「Hocus pocus」，而不是「Hoc estCorpus meum」時，誰會知道這是誰的錯誤呢？甚至神父也對他們所說的東西理解甚少，並且公開念錯詞。

對於普通會眾來講，他們難以分辨羅馬天主教正統教義和魔法、迷信的區別。對於他們來說，被祝聖的餅變成了可以攜帶的法寶，不僅可以躲避災禍，還可以給患病的牲口當葯吃，或者種下去帶來豐收。

大部分時候，教會對於半異教的「大眾基督教」都是很寬容的，但是對彌撒的尊崇可以從教會的決定看出來，為了避免不敬行為，應1215年第四次拉特蘭公會議（the fourthLateran Council）的要求，所有教堂裡面經過「轉變」的麵包和酒都必須鎖在安全的地方，這樣就沒有哪些膽大妄為的人可以用手摸到，以至於產生可怕的或者褻瀆的行為。

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的整個系統和精神的基礎必須回溯到奧古斯丁（354-430）對於稱義的理解，更精確地說，是奧古斯丁的「愛的神學」（theology of love，這「愛的神學」卻激起了極大的恐懼，真是具有諷刺意味）。

奧古斯丁教導說，我們活著就是為了愛上帝，然而我們沒法憑著自己的力量做到，必須祈求上帝幫助我們，而上帝通過使我們「稱義」來做到這一點。對於「稱義」，奧古斯丁說到，是上帝將他的愛傾倒在我們裡面的行動（參羅5:5）。而通過聖禮流向我們的恩典，使我們變得越來越有愛，越來越公義，這樣，上帝使我們「稱義」。

在這個模式里，上帝的恩典是必要的能量，好使我們變成一個更好的、更公義的以及更充滿愛的人。根據奧古斯丁的說法，最後這樣的人將變得配得拯救。這就是奧古斯丁所說的「因恩典得救贖」的意義。

神傾倒出他的恩典，使得我們變得充滿愛，且配得拯救，在奧古斯丁嘴裡顯得如此美妙。但幾個世紀以來，這樣的想法卻呈現出一幅黑暗的色調，沒有人渴望這個。與之極度相反的是：人們以一種吸引人的、樂觀的方式談論神恩工作的原理。

「上帝不會拒絕賜恩典給那些盡最大努力的人」成為了中世紀神學家最歡樂的口號。不過問題在於，你如何確定你真的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你如何確定，你是否是那個配得拯救的人？

在第四次拉特蘭公會議結束之時，就像會議所期待的那樣，為所有追求「稱義」的人產生了一個很有用的目標：會議要求所有基督徒（就永恆咒詛的痛苦）定期向神父懺悔自己的罪。在懺悔時，良心中的邪惡念頭和罪將會被拷問，這樣軟弱就可以被根除，基督徒就會變得更加公義。

然而，這樣操練的結果，根本無法給那些對此認真的基督徒帶來安慰。藉助長長的官方清單，神父將會問類似這樣的問題：「你的所有禱告、施捨或者其他宗教活動的目的是否是為了隱藏你的罪，或者是為了取悅他人而勝過取悅上帝？」「你是否愛你的親戚、朋友或者其他受造物勝過上帝？」「你是否因為天氣糟糕、疾病、貧窮、孩子或朋友的死而抱怨上帝？」最後卻顯明人毫無正義和愛可言，只不過被眾多黑暗的渴望所充斥。

以上所述的努力製造出了巨大的擾亂，我們可以在十五世紀諾福克郡的一位名叫瑪格麗·坎普（Margery Kempe）的婦女的自傳中看到這一點。在自傳中，她描述到，在她向神父懺悔離開之後，她感到非常恐怖，像她這樣的罪人完全應得何等的咒詛，她看到邪靈開始圍繞著她，咒詛她，讓她噬咬和抓撓自己。現代人會很快將之歸結為某種形式的心智不穩定。瑪格麗自己卻非常肯定，她的精神崩潰應該歸結為她認真地對待那個時代的神學。從懺悔里，她了解到她不夠公義，不配獲得救贖。

當然了，教會的官方教導很清楚：沒有人在死的時候能夠足夠公義，可以完全配得拯救。但是也沒有什麼理由來嚴厲警告，因為還有煉獄存在。除非基督徒在死的時候，還沒有為非常嚴重的罪懺悔，例如殺人（那樣他們就會去地獄），否則他們都會有機會在煉獄裡面慢慢地洗滌自己的罪惡，直到完全洗凈，升入天堂。

大約在十五世紀末期左右，熱那亞的凱瑟琳（Catherineof Genoa）用「充滿榮光」的詞語寫了《論煉獄》（Treatiseon Purgatory）一書。在書中，她解釋道：人們享受和擁抱他們的懲罰，因為他們渴望為神的緣故被潔凈。

然而，比凱瑟琳更加世俗的靈魂，對於成千上萬年的刑罰則會抱有更不樂觀的遠景。大部分人並不享受這種遠景，而是為自己和自己所愛的人尋找出路，好快速完成煉獄這道流程。如同祈禱一樣，彌撒也被說成是可以幫助煉獄裡面的靈魂，彌撒禮所帶來的恩典可以直接幫助死去並受折磨的靈魂。

基於這個理由，一個完整的煉獄產業形成了：富人建立了彌撒堂（一種小教堂，裡面的神父專門為贊助者和其幸運的受惠人的靈魂獻上祈禱和彌撒）；不那麼富有的人則聚集在「互助會」（fraternities）裡面，為了相同的目標而祈禱。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毫無質疑地遵循以上那些官方路線。舉個例子，1235年成為林肯主教的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RobertGrosseteste，1168－1253）相信，神職人員應該將宣講聖經放在首位，而不是舉行彌撒。他自己更多地用英文而不是拉丁文佈道，這樣人們就能夠理解他所說的內容。他不止一次和教皇發生衝突（比如，教皇在他的教區裡面任命一位不會講英文的神父)，有時候極其劇烈，以至於他稱教皇是應該被詛咒的敵基督。幾乎沒有人可以因為這種言論而免罪，但是格羅斯泰斯特是如此的有影響力，不僅因為他個人生活的純全無瑕，也因為他是一位學者、科學家和語言學家，連教皇也無法使他閉嘴。

中世紀羅馬天主教另一個不可能忽略的方面就是聖徒崇拜。歐洲大地充滿了擁有各種聖徒的聖地神龕，這些聖徒十分地重要，不僅在屬靈方面，也在經濟方面。擁有足夠多像樣的守護聖徒遺物的聖地，就可以吸引穩定的朝聖者隊伍，從朝聖者到旅店老闆的每一個人，都能因此獲得利益。基督在中世紀大眾的心目中的形象越來越可怕，這成了聖徒崇拜的催化劑。

升天和再臨的基督越來越多地被視為聖潔中帶著無比恐怖的末日審判者。誰可以接近他呢? 當然他一定會聽他母親的話。這樣，基督進入了天堂，馬利亞卻成了基督和那些想要接近他的人之間的調解者。當然，為了使得馬利亞的尊榮能與這調解者的身份相稱，馬利亞也成為了無法接近的、有著星辰般榮光的天堂的皇后。

根據同樣的邏輯，人們開始祈求馬利亞的母親——安妮，使她成為調解者。這樣對於聖安妮的崇拜也迅速發展起來，吸引了許多人虔誠地奉獻，包括籍籍無名的德國人路德一家。不僅僅是聖安妮，天堂里還擠滿了其他聖徒，每一位都是審判者和罪人之間良好的調解者。大地上充滿了他們的遺物，就是那些能夠傳遞他們的恩典和益處的物品。

這些遺物的真實性是成問題的，一個著名的笑話是：整個基督教歐洲散布著那麼多的「受難十字架的碎片」，那麼受難的十字架一定是十分巨大的，巨大到人類無法舉起的程度。不過話說回來，基督畢竟是全能的。

官方的立場是馬利亞和聖徒應當受到尊敬而不是敬拜，但對於沒有受過教育的普羅大眾來說，這種說法過於微妙以至於他們也難以區別。更可能的情況是聖徒的大軍被當成了眾神的遊行，而他們的遺物被當作有魔力的物品。

如何教導沒有文化的人們神學體系的這種複雜性，進而避免偶像崇拜呢？答案是，即使是在最貧窮的教堂裡面，信徒也被各種各樣聖徒和童貞女馬利亞的圖畫和肖像所包圍，這些圖像藏在彩色的玻璃、雕像和壁畫里：它們是「窮人的聖經」，是「文盲的書籍」。缺少話語，人們就通過圖像學習。

然而，一尊童貞女馬利亞的雕像很難說有能力教導「尊敬」和「敬拜」的區別，而且所有敬拜都採用人們聽不懂的拉丁文，說明教導並沒有被放在第一位。有些神學家甚至發出這樣的言論，認為拉丁文是一種如此神聖和有能力的語言，甚至那些不懂拉丁文的人也能被它影響。聽起來真不可靠。結果就是，人們並不需要通過「理解」的方式來領受神的恩典——一個未成形的「隱藏的信心」卻能。實際上，缺乏教導使人也只能如此理解。

如果你曾經不幸地置身於一群宗教改革史專家當中，那麼做一件事可以激起他們的興奮，就是大聲地問說：「宗教改革前夕的基督教究竟是充滿活力還是已經腐敗了？」這保證是一個會引發一場爭吵的問題。幾年前這個話題還幾乎不會激起什麼反響，似乎每一個人都很開心地認同：宗教改革前的歐洲人在呼籲改革，並痛恨腐敗的羅馬教會所加的重軛。現在這樣的觀點也沒有消失。

但歷史研究——尤其是1980年之後的研究表明，出乎人們的意料的是，在宗教改革之前，信仰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當然有人會抱怨，但絕大多數民眾仍然懷揣熱情投身其中。比起從前，人民贊助更多為死人舉行的彌撒，建造更多的教堂，樹立起來更多聖徒的雕像，也組織起更多的朝聖活動。關於奉獻和屬靈的書籍——就像今天內容混雜的書籍一樣——在那些有能力閱讀的人群裡面格外流行。

這樣，人們的宗教熱情意味著他們渴望改革。縱觀十四世紀，修道院內部發起了秩序改革，甚至教廷也經歷了一些分階段的改革。

每一個人都同意教會這棵大樹上有一些已經死掉的枝子和腐爛的果子，當聽到詩人但丁在他的《神曲》里把教皇尼古拉三世（Nicholas Ⅲ）和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Ⅷ）投入地獄的第八層時，每個人都會發笑。當然會有腐敗的老教皇和在舉行彌撒禮以前喝得酩酊大醉的神父，但事實是，人們發笑卻恰恰表明教會的穩固和安全。

教會看起來似乎能應付這一切。而且人們對於修理死去的枝子的渴望恰恰表明他們愛這棵樹。對改革的渴望從來沒有伴隨著這一種想法：整棵樹的軀幹已經徹底腐朽了。畢竟，盼望一個好教皇和盼望沒有教皇是非常不同的；盼望好神父和彌撒也與盼望沒有「聖品階層」和彌撒是很不一樣的。

但丁也表明了這一點，他不僅在《地獄篇》裡面刑罰了邪惡的教皇，也同樣將神聖的審判施加在那些抵擋教皇的人身上。畢竟，教皇不論是好是壞，都是基督的代言人。

這就是宗教改革前夕大部分基督徒的境況：全心奉獻，也全心支持改革，但不是想徹底顛覆他們的宗教信仰。那時的社會尋找的並不是徹底的改變，而是清理眾所周知的職權濫用。

那麼，是活力還是腐敗？這本來就是一對錯誤的對比。改教前夕的基督教無疑是受歡迎的，並且充滿了活力，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是健康的、是符合聖經的。事實上，如果宗教改革帶來的是所有人期待的那種改革，那它也不過是一場自然的社會運動，一次道德革新。

但那是改教家們所反對的：

宗教改革不是一次受歡迎的道德改良，它挑戰了基督教的核心。他們宣稱神的話語介入其間並改變世界。它是不期而至的，且是與人的想法背道而馳。它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聖的突發事件。

（本文節選自《教會》雜誌2016年09月號（總第61期）《中世紀的信仰：改教的背景》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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