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防禦機制如何保護我們？ | 安娜·弗洛伊德

心理防禦機制是我們與自己或他人相處產生問題的根源。在它的驅動之下，我們會錯誤的指責他人，將合理的批評視為粗暴的攻擊，將他人真誠的話語曲解為挖苦諷刺的內涵。

最出色的心理防禦機制研究者是精神分析學家安娜·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兒（老弗洛伊德最早提出心理防禦機制，他的女兒安娜繼承並發展，為心理學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1895年安娜出生在維也納，她是家裡六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在19世紀即將結束時，她父親正因其關於性慾與心理關係的激進理論在歐洲大陸聲名遠播。安娜起初被視為「平凡」的孩子，她在學校的生活十分的艱難，同學們給她起了個不吉利的綽號「黑色惡魔」。成年後，她成為了一名學校的教師，而後又成為一名精神分析學家——而且是兒童治療領域的先驅者。

在1934年，她出版了《自我與心理防禦機制》一書，其中首次提出了一個核心概念：我們會本能的通過一系列防禦性行為來保護自我（我們對自身所期望的樣子）。對這些試圖分擔我們痛苦的行為進行分析的理論，就是防禦機制理論。問題在於，在短期視角上我們對自己的防禦行為，往往在長期看來是有害於我們自身的。從長期考慮來看，它會有害於我們在處理現實方面的實踐機會，而這種實踐才能帶來我們身心的最終成熟。安娜·弗洛伊德提出了十種關鍵的防禦機制。

1. 否認

否認（Denial）是最常見的防禦機制，它是指扭曲個體在創傷情境下的想法、情感及感覺來逃避心理上的痛苦，或將不愉快的事件否定，當作它根本沒有發生，來獲取心理上暫時的安慰。

我們拒絕承認當下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更願意這樣想：「我非常喜歡喝酒，有時的確會喝到宿醉，但我一般不會喝多！」；「我花了不少錢，但也沒比其他人多花多少啦，在消費方面，我不認為我是一個不理性的人。」如果有其他人（親屬，朋友，家人）試圖讓我們承認自己的問題，我們往往過激的回應他們。

這種下意識的防禦行為，短期內使我們感覺一切都好。因為承認問題，意味著我們不得不去應付與其相關的所有困難。否認阻礙著我們認清事實本身所帶來的長期性問題。

有時，單純的否認無法使人感到足夠安全，於是人們開始站在問題的反面創造「證據」。一個九歲的男孩，他可能很喜歡從媽媽那裡得到擁抱，但卻羞於對自己承認這點，他可能聲稱媽媽是刻薄，討厭的人。他向自己證明「我不需要她」，但當他感到脆弱和孤獨時，事實可能並非如此。

否認不等於說謊。這種防禦機制更像是一個屏障，讓我們很難認清生活中發生了什麼。

2. 投射

投射（Projection）防禦機制是指個人不自覺地把自己的過失或不被社會認可的慾念加諸他人，藉以減輕內心焦慮。

你接到通知，老闆想單獨約你聊一些嚴肅的事。你的本能反應可能會想「我的天！他們一定是要開除我了「，你為自己給出多個他們發現你糟糕事情的假設。在你的頭腦中，你將老闆構想為冷漠強大，怒火中燒的樣子，而當你到會時，聽到的卻是即將簽訂的重要合同的建議。所以這些情緒——恐懼、冷漠、憤怒可能都來自於你自己，你將情緒投射到了同事身上。

又或者，今年你賺的錢比去年少，你可能開始感覺合伙人變得苛刻，你為此感到焦慮，開始想像你和他們之間即將產生裂痕，還有他們那沒有表情的冷漠面孔。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產生這些感受。對於你可能沒創造更多利潤這件事， 他們可以真摯地理解你。

對自己感到沮喪是一種很不舒服的體驗，作為替代，人們往往會將情緒指向他人。畢竟，在你的假想中，有一個苛刻永不滿足的合伙人，這會讓你對可能發生的事情感覺好受一些。為了不去想你無法賺到更多錢這一糟糕事實，你頭腦構建了事情的另一版本：你有一個令人討厭的合伙人。

3. 轉向自身

我們藉助轉向自身（Turning against the self）防禦機制來掙脫痛苦上的折磨，儘管這聽起來令人不解，但是傷害自己，和自己發脾氣的確可能成為一種防禦行為。

這種防禦機制可以追溯到童年，一個被父母遺棄或傷害的孩子很可能通過「傷害自己」這種思維來逃避現實，儘管冷酷，卻好過其他方式。「一定是我做錯了什麼，我沒有用，不然我的父母不會這樣對我。」所以，這個想法的結論是——「我的父母還是好父母」。這樣的痛苦沒有真相那麼悲慘——事實上父母真的沒有在乎他。

4. 升華

升華（Sublimation）這一機制是指一個人受挫後的心理壓抑向符合社會規範的、具有建設性意義的方向抒發的心理反應。

許多音樂家將消極的生活體驗，比如藥物成癮，社交問題，家庭問題……都升華在他們那些引人共鳴的歌曲和表演中，轉而激勵和鼓舞著大眾。比如文森特·梵高這樣精神失常的藝術家，深陷於對苦艾酒的迷醉之中，還割掉了自己的耳朵。他最後成功的將自己心中困惑通過藝術表達出來，升華為令人難忘的藝術畫作。歌德也曾因失戀創作《少年維特之煩惱》，他們都將內在的壓抑升華為偉大的創作。

還有一些例子，比如有罵人的衝動，結果可能升華為評論家來滿足自己；比如有打人的衝動，可能學習搏擊來滿足自己；比如有攻擊性的衝動想要約束別人，可能會升華為想要使他一絲不苟，專註做事的決心；即使法西斯主義的衝動也可能轉變為一種有益於社會的渴望。

5. 退行

退行（Regression）防禦機制是指人們在受到挫折或面臨焦慮時，放棄已經學到的比較成熟的適應技巧或方式，而退行到早期生活階段的某種行為方式，以原始、幼稚的方法來應付當前情景，降低自己的焦慮。

《阿獃與阿瓜》

童年是最安全的時代，不需要承擔責任，也不需要得到別人的理解，沒有艱難的抉擇，做事也無需解釋。作為一種防禦機制，當退行發生時，當事人會在一些關鍵問題上變得孩子氣。可能在當下重要的問題上猶豫不絕，遲遲不能做出決定與承擔責任。

退行的核心特徵之一就是——麻煩和自己沒有關係，那都是別人惹來的。在孩子眼裡父母主宰世界，他們無所不能。如果有什麼事情不對了，他們也能讓一切回歸正軌。如果有誰是不能被責備的，那一定是孩子。

發脾氣是退行的另一特徵，當事人可能通過哭鬧來處理問題，而不是真正嘗試去解決問題。在成年人的世界裡，這看起來挺瘋狂。而孩子真的是需要通過哭鬧、揮拳這些信號來獲得幫助的。所以，像孩子那樣發脾氣意味著——你必須幫我處理這個問題，因為我是個孩子。

6.合理化

合理化（Rationalisation）防禦機制是指當某一個追求目標不能實現時，會找某些理由為自己開脫，使自己心理上得到安慰，有時也會找出一些借口來掩飾自己的行為和不願承認的事實。

合理化總是能給我們最好的結論：我是無辜的，我是很棒的，我是有價值的。它的一個典型情境就是對自己很喜歡卻無法得到的東西進行貶低。在被一個公司拒絕後，防禦性的合理化機制會說：「這是一個特無聊的公司」「我從來就沒有想從事這個工作」。事實上我們可能很渴望從事這份工作，但承認這個念頭是痛苦的，還會讓自己感到羞恥，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給自己找個理由——「嗯，這不是我想要的工作」。這不是對工作優勢評估導致的結論，而是急迫要維護自尊的心理需求。

《大話王》

7.理智化

理智化（Intellectualisation）和合理化機制差不多。它是指，無視發生在我們身上的痛苦，並在我們頭腦中上演一場高度理性化與事實完全不同的對話。和伴侶分手後的失落、內疚、背叛以及憤怒等傷疤可能變成古羅馬帝國衰敗問題或二胎政策的利弊。許多知識分子不僅僅是想得多，他們有時還會因為「理智化」而感到內疚；還會擔心他們的問題能否持續化研究不會陷入困境。

6.反向作用

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是指我們的行為與最初的想法截然相反。我們也叫它「過度補償（over compensating）」。一些人可能發現自己對青少年有性衝動，於是他加入一個強調青年禁慾的宗教團體；當我們被自己同學吸引而感到尷尬時，我們可能不願承認自己的情感，甚至對這個人變得刻薄，惡言相向。

9. 轉移

轉移（Displacement）是將我們渴望的行為（通常是帶有侵略性的）重定向到發泄物上（通常是人）。當憤怒的情緒受到了壓抑，為了發泄自己的情緒，我們可能將自己的情緒發泄到替罪羊身上。

一個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些人在工作中被老闆訓斥了，不敢對老闆發脾氣，所以下班回家後將情緒發泄到家人身上。

《刺客聯盟》

10. 幻想

幻想是另一個逃避的防禦機制，當事人通過將自己從現實剝離來迴避問題。

幻想可以體現在許多生活場景中，從發獃，讀小說到觀賞電影。我們通過這些或長或短的時刻將自己從這個紛雜煩擾之處傳送到安逸舒適之所。特別是結束了一天頭疼的工作回到家中，你可能只想安靜地看場動作片，聽著迷幻音樂發獃或在你懂的網站上流連忘返。凡此種種讓我們能夠暫時地從問題和顧慮中解脫出來，甚至整個旅遊業也是建立在我們對這種解脫的需求之上。

未來如此的光明

在完成防禦機制著作的四年後，安娜為躲避納粹在維也納的迫害於1938年3月舉家遷往倫敦。戰後她與好友，青少年犯罪問題專家凱特·弗里德倫德（Kate Friedlaender）一起，在漢普斯特德（Hampstead）一家診所開設了兒童心理治療課程。

安娜於1892年離世，她的骨灰被裝在一隻古希臘式骨灰龕中，安置於倫敦北部的格林火葬場（Golders Green Crematorium）她的父母及一生密友和同事桃樂西·蒂法尼-卜林厄姆（Dorothy Tiffany-Burlingham）旁邊。

結論

安娜·弗洛伊德以極大的包容心看待我們心理上的防禦機制，她認為迫近的壓力驅使我們採取這種迴避態度。它是我們應對危脅和減緩心理傷痛的本能反應。

安娜不斷提醒我們這種防禦並非出於自願，不是我們有意識的選擇。防禦機制啟動時我們並不能意識到我們的迴避和防禦，我們的剋制和拒絕，以及內心的合理化調節。防禦機制的任務是減弱和消除壓力，而非探求真相。正如之前所說——短期視角上我們對自己的防禦行為，往往在長期看來是有害於我們自身的。從長期考慮來看，它會有害於我們在處理現實方面的實踐機會，而這種實踐才能帶來我們身心的最終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