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宋魯鄭昏話連篇

　　極端仇視民主，以反對在中國大陸施行民主政治為己任的宋魯鄭，如今又說起《中國特色民主從清算中華民國開始》的昏話來。

　　之所以鄙夷為「昏話」，是因為他說，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的「模式」，被國際稱為「北京共識」，在國內則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的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足見其對「中國特色民主」之說的肯定與擁躉，但其文章的題目《中國特色民主從清算中華民國開始》，卻只能給人「中國特色民主」不是什麼好東西，乃是「中華民國」的一脈相承，所以必須從源頭加以「清算」的糊塗印象——其理由則是，「中國第一次的民主試驗中華民國」被「過於美化」了。

　　如果其本意是說「中國特色民主」好，只是擔心沾染上民國的壞東西，那也應該從「清算」中華民國的「民主」、而不是「國家」開始。

　　退言之，即便「清算中華民國」之說成立，通篇卻只說了清末民初那段歷史，把袁世凱，梁啟超，連同國父孫中山，都「清算」了一遍——尤其是「清算」孫中山說，其「個人獨裁」之行，與其「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之言，「實在是歷史的反諷」——並沒說到中華民國的全部歷史。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說了一大堆「清算中華民國」的話，根本沒「中國特色民主」什麼事兒。

　　凡此種種，思維混亂，概念模糊，不講邏輯，信口開河，詞不達意，文不對題——如此命題立意，作為一個「反民主鬥士」，「忠勇」固然可嘉，無奈眼高手低，昏話出口成章，毫無學養可言。

　　二

　　類似的昏話很多。

　　譬如「中華民族從本質上講是務實和講求實際的，因此對待歷史也一向如此」這句——這是中華民族的的「本質」、尤其是優秀品質么？不過是宋某拉中華民族做他「實用主義」的「虎皮」罷了。

　　其用意是在說明「一個政權是否合法並不是看其來源，而是看其治理的有效性」這一「實際」，而「秦朝雖然短命和殘暴」，但其「治理」就極其「有效」——「第一次建立了統一的中國，統一的語言，統一的度量衡」，「而且其建立的制度更是為後世效仿，影響長達兩千多年」。

　　對專制的崇拜與讚美溢於言表，其觀點的荒謬令人吃驚。

　　在宋某眼中，中華民國則是治理無效，是一個「既沒有帶給中國獨立、也沒有帶來統一，更沒有帶來富強與尊嚴的時代，相反在其短短的三十七年間，經濟陷入破產，軍閥混戰，大規模的內戰，外敵入侵，國土分裂，從上到下的完全腐敗」，「清末中國面臨的三大挑戰：極端的貧困和積弱不振、列強環伺的生存危機、國家的分裂和軍隊的軍閥化，中華民國不但一個挑戰都沒有解決，反而更加惡化」，更有甚者的是，「如果說清朝是倒塌的大廈，中華民國則不但連清理地基的工作都未能做到，而且把地基都丟掉了」。

　　——什麼「地基」？語焉不詳。

　　總而言之，中華民國連滿清王朝都不如，。

　　三

　　下面的話，就更發昏了。

　　他竟然認為，中華民國是「一個按照中國傳統幾乎要被全盤否定的時期」，是「荒唐禍國的悲劇」，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劇」，不應該「享有著無數光環」，如「終結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第一個亞洲共和國」——連這也反對，也「清算」， 宋某可真是無知無識無畏無恥了。

　　他還說，「中國的歷史傳統在『中華民國』被顛覆」，主張「重回中國歷史傳統，徹底反思和清算中華民國已是刻不容緩，特別是在中華民國建立即將迎來一百周年之際」。

　　連用三個「中國歷史傳統」何所指？仍然是語焉不詳。從文章的思路與行文的鋪墊來看，只能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大一統」了。

　　這就是宋某的邏輯。

　　在21世紀，這樣看待歷史，這樣看待推翻了帝制的中華民國，說他「昏了頭」不為過分。

　　這些昏話，當然是為了反襯「重新將整個中國有效整合是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才完成」。

　　四

　　至於宋某對「中華民國何以和平建立」，「民國初年民主實驗的真相」，「國會選舉」，「新聞自由」，「為何袁世凱的帝制、梁啟超的開明專制、孫中山的共和都歸於失敗」，「袁世凱、孫中山和梁啟超之後的中華民國」，以及「西方對待中華民國的真面目」的分析，洋洋洒洒，只是他的一家之言，非但無甚高見，有關史實的引述以及觀點，或荒誕不羈，或大有磋商之處，只是多費唇舌徒勞無益，故不贅。

　　其絮絮叨叨不厭其煩的，也是令讀者不勝其煩的，依然是他幾乎所有文章的主題——民主是個壞東西。同時，他也在再次地表現著其歷史觀點的糊塗，及其「顧頭不顧腚」的醜陋——譬如他說，「一個制度從本質上講是內生性的，需要與自己的國情相適應，照搬它國只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並嘲笑美國「這樣一個各方面和中國都是南轅北轍的國家居然在民國之初一邊倒的被選做藍本，足可見當時的政治精英是多麼的理想化」，但他怎麼就忘了，在當今之台灣，師宗西方的民主，不是正在逐步演進么？

　　五

　　宋某認為，「一個政權是否合法並不是看其來源，而是看其治理的有效性」。

　　這是似是而非之說。

　　我們可以不看一個政權的來源，因為這是歷史演變的既成事實。但它在執政以後，應當逐步「還權於民」，這才是判斷其合法與否的唯一標準，而絕不是「治理的有效性」——秦朝的暴政，紅朝太祖的極權，東鄰金家的專制，「治」民「理」政有術也「有效」，難道就「合法」了？

　　需要指出的是，「還權於民」不是空話，必須有程序做保障，要在國民的「授權」——由國民選舉，監督，問責，罷免，否則，自我標榜「代表」人民及其利益，不是契約行為，既不可信，也不可靠，甚至可能成為把人民利益「代表」走了借口。

　　六

　　片面，偏激，絕對，否認事實，為了「攻其一點」，往往「不顧其餘」，乃至急不擇言，漏洞百出，為天下笑，是宋某文章——叫做「文字」才確切——的通病。

　　對於辛亥革命之以中華民國取代滿清王朝，宋某認為「帝制的失敗並不意味著共和的勝利」，而胡適則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說，「這個政治大革命雖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後來種種革新事業的總出發點，因為那個頑固腐敗勢力的大本營若不顛覆，一切新人物與新思想都不容易出頭」—— 不說「終結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第一個亞洲共和國」的定論了，民初的新政，包括宋某所說的「民主試驗」，「國會選舉」，「新聞自由」等，雖系草創，但民主已然「出頭」，並且有模有樣，遑論孕育了五四新文化，開「兼容並包，學術自由」教育之先河，造就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代思想巨擘學術大師，令權力豢養的犬儒們無地自容了。

　　「徹底反思」中華民國無可非議，但如宋某這般「刻不容緩」地「徹底清算」中華民國及其民主，卻是可笑不自量了。

　　須知，民主是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民初的民主，乃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初試鋒芒，也是今日台灣民主的濫觴。換言之，今日台灣的民主，其來有自——那就是國父的理論，民初的實踐。

　　這也為大陸的社會現實所反證。

　　中共在野之時，也曾以民主為標榜，但那只是「統戰」的旗幟，爭取民心的口號，所以一朝權力在手，立即拋卻如敝屣，代之以「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尤其要集中」，把「人民民主專政」演變為「與人奮鬥」的工具。

　　對孫中山，只是給了一個「革命先行者」的「謚號」敬而遠之，並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取代了他的「三民主義」，更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視憲法為無物。

　　對此，毛澤東自己並不否認，坦言自己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缺乏中華民國的民主傳統。

　　七

　　民國的新聞與言論自由，也被宋某視為「暴力傾向，令人觸目驚心」，他引用袁世凱的話印證說：「目下報紙決無正當輿論，每選一事，無論是非曲直，必要受各報一番無謂之攻擊，就是孔子、堯舜生於今日，亦難免不被人笑罵」。

　　這當是所有獨裁者的心理和態度，宋某真是善解人意，不愧是權力的「可人」。

　　宋某怎不說說魯迅的雜文，針砭時弊，抨擊時政，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即使被刪改，也多能見報，那可是在民國啊。

　　宋某更應該知道，自稱與魯迅心相通的毛澤東曾說，倘若魯迅還活著，那就免開尊口，否則，就到牢房中爬格子去。

　　宋某沒說，他也絕不說這話。

　　這或許正是權力青睞宋某的地方——他不但公開謾罵民主，並且以獵犬的警覺，嗅出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對權力的潛在危險，進而狂吠不已，既表忠，也表功。

　　八

　　作為政論文章，這篇昏話的軟肋是，「清算」民國的民主，只是停留在實用主義的事實羅列，未能全面剖析民主「行路難」的深層次原因——譬如，犬儒反對民主的鼓噪就沒提及。

　　說到犬儒，其實也可叫做儒犬，但無論叫什麼，「犬」之為「儒」，並不容易，得具備「儒」家的修養和學問，起碼文字得好。[文章來自共識網：http://ne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008231642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