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瓷器14講 9

第九講：千年瓷都風華意象

——景德鎮的瓷器

在浩瀚的中國古文化長河中，有兩樣東西令世界難忘：它們是絲綢和瓷器。分別以絲綢和瓷器命名的「絲綢之路」與「陶瓷之路」，不僅僅是簡單意義上的交通要道，更是中外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交流的橋樑，也是體現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突出地位的表象。中國因此博得了「絲之國」和「瓷之國」的美名。 以瓷而聞名於世的景德鎮，地理位置優越，瓷業資源豐富，多少年以來，景德鎮以瓷器而聞名，瓷器也因景德鎮而聞名 。景德鎮以其瓷器質精韻美，光潔素雅，雍容華貴而博得了「瓷都」的美譽。中國瓷器的歷史，也因景德鎮瓷器的興衰而起伏。

千年分水嶺

中國瓷器的歷史，呈現出這麼一個事實：以區域化瓷係為特徵，此起彼伏。隋代以前，中國的瓷業中心在浙江和四川。唐、五代以浙江、河北、湖南、江西為中心；宋代以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河北、山西、廣西、廣東為代表。元明清以後主要集中在江西、福建等地。從 瓷器發展的歷史看，江西瓷器呈穩步發展的態勢，並逐漸走向輝煌。唐、五代以前，景德鎮瓷器較之浙江的越窯、河北的邢窯、湖南的長沙窯等瓷器，處於弱勢地位。這一時期，基本上是「南青（越窯）北白（邢窯）」的局面所控制。到了宋代，是中國瓷器發展的轉折點，一方面，越窯青瓷、邢窯白瓷及長沙窯瓷等老牌名瓷的全面衰落，為新的瓷窯發展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宋代瓷器市場的興起和競爭，以及宋代瓷器美學品格——素雅沉靜風格的形成，也為新生代的瓷窯提供了發展的方向和空間。這一時期，景德鎮獨具風格的青白瓷器（也稱「影青」）就是以其色質如玉的高貴品質而受到中外上流社會的青睞。這主要從兩個方面反映出來。一是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1007年）景德鎮的易名。昌南鎮因「奉御董造」，燒制宮廷用瓷，故易名「景德鎮」以示紀念；二是景德鎮青白瓷器的外銷，在「陶瓷之路」上發現有許多宋代景德鎮的青白瓷器。元代以後，景德鎮瓷器統領中國瓷器江山近700年，在「陶瓷之路」上成為中國瓷器貿易的最主要力量。其無與倫比的輝煌，得到了世界的尊敬，並奠定了其在世界陶瓷業界的堅實地位。如果將中國瓷器的發展歷史做一個千年分水嶺的話，前1000年當屬於浙江青瓷，後1000年非景德鎮莫屬。

輝煌序曲

江西是中國瓷器的源產地之一。馮先銘等學者在《中國陶瓷史》一書中說：「把瓷器出現的時間定在東漢，有大量考古資料作為依據。在浙江上虞、寧波······都曾發現過瓷製品，而尤以江西、特別是浙江發現的更多。」與浙江越窯、河北邢窯、湖南長沙窯等早期瓷窯相比，至遲在宋代以前，江西瓷器的發展還相對較慢。

景德鎮位於江西省的東北部，依境內珠山，傍長江支流昌江，是江西陶瓷業發展的重鎮，其最早的陶瓷歷史可以追溯到漢代。《乾隆浮梁縣誌》記載：「新平冶陶，始於季漢」。「新平」，即景德鎮的前稱，乾隆48年《浮梁縣誌》卷1中有記載：晉朝元康元年（291年）立新平鎮於昌江之南。也就是說漢代就有「新平」稱謂，到晉代始設新平鎮。「季漢」即是東漢。

如果以宋真宗景德年作為景德鎮瓷器發展的轉折點，那麼，在此以前景德鎮瓷器的面貌是怎樣呢？毫無疑問，在這一時期中國陶瓷史以大量的筆墨關注浙江越窯、湖南長沙窯、河北邢窯等瓷器，我想是基於這麼幾個原因：一、這些瓷器在海外的大量發現和出土，奠定了宋代以前這些瓷器作為早期外銷瓷的重要地位。在非洲的東海岸、埃及，西亞、東南亞、東亞的日本、朝鮮等地大量發現宋代以前越窯青瓷、邢白瓷、長沙窯瓷等。二、贛政治、經濟、文化自身的弱勢。這種弱勢，我想在一定意義上是吳、越、楚文化的光芒所遮掩罷了。吳、越、楚都曾建國，有深厚的政治、經濟、文化優勢。江西位於兩湖和江浙之間，自古素有「楚尾吳頭」之稱，是一個處於邊緣的政治地界，政治、經濟和文化地位遠沒有楚、吳、越強大，這可從唐朝時隸屬「吳地」的揚州其陶瓷貿易中反映出來。唐朝時，揚州是對外貿易的大商港，時有「揚州富甲天下，時人稱揚（揚州）一益（益州）二」、「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⑸的美譽。繁華濟世，商貿雲集。作為陶瓷貿易地的揚州，從近幾年的考古發掘看，很少有宋代以前的景德鎮瓷器出土，多為湖南長沙窯、浙江越窯、河北邢窯等瓷器，這也從旁佐證了宋代以前中國瓷器「南青北白」的局面。但是作為瓷器產地的景德鎮，無論是當時的茶葉，還是瓷器，都為時人知曉。唐代詩人白居易就在《琵琶行》中寫到「浮梁」的茶葉：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三、再看看當時人們對景德鎮瓷器的態度。藍浦《景德鎮陶錄》載：「楚之長沙屬有醴陵土碗，器質甚粗，······正如吾昌南在漢時，只供邇偽粗用也。」這是漢時景德鎮瓷器的面貌。東晉南朝時，江南經濟的普遍發展，景德鎮的瓷器手工業也獲得了發展。其瓷也開始為人知曉。《江西通志》載：「陳至德元年（583年），詔新平以陶礎貢，巧而弗堅。再制，不堪用，乃止。」但「鎮瓷自陳以來名天下」之「名」，我想只能是理解為「為人所知」了。到了唐代，以「假玉器」之美名而為天下知的景德鎮瓷器，在《陶錄》中可見一斑。「陶窯，唐初器也。土惟白壤，體稍薄，色素潤。鎮鍾秀里人陶氏所燒造。邑志云：唐武德中，鎮民陶玉者，載瓷入關中，稱為假玉器。且貢於朝，於是昌南鎮瓷名天下。」我想，這「假玉器」之「名」，應在陳朝之「名」的基礎上前進了一大步，至少她已經為統治階級所喜好。但與當時有「內丘白瓷甌，天下無貴賤通用之」⑺美譽的邢白瓷相比還是要遜色一些。這是否可以理解為唐代景德鎮的「假玉器」為宋代景德鎮瓷業的大發展埋下了伏筆。而這一契機又要歸功於唐代諸多名瓷的衰落，如越窯、邢窯等。但話說回來，唐代已經為統治階級所知曉的景德鎮「假玉器」瓷器，為何沒有引起注意？這顯然又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唐代以茶品瓷的審美觀念，淹沒了景德鎮瓷器的輝煌。這可從陸羽的《茶經》對越窯瓷器的高度評價中找到最好的注釋。雖然這時景德鎮也以出產茶葉為名，但受陸羽「青則益茶」的瓷器美學觀念影響，景德鎮瓷器沒有引起重視。當然，還有諸多因素如交通、戰爭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宋代以前景德鎮瓷器的地位。

陶瓷之路

1877年，德國的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在他所著的《中國》（三卷）一書中首先使用「絲綢之路」的概念，這條發端於漢代長安的陸上交通要道，在近1000年的中外交流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這條以傳播絲綢、茶葉等商品為主的道路，對中國陶瓷器的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陶瓷器上的許多佛教紋飾和造型，便是「絲綢之路」影響下的直接結果，漢代以後中國文化的各個層面，均與這條路結下了不解之緣。佛教是絲綢之路上傳播得最為成功的文化形態。李希霍芬之後的一個世紀，一位日本的古陶瓷學者三上次男（1907~？）則從海路搜尋中國古陶瓷傳播之路，並以詳實的中國古陶瓷資料著成了《陶瓷之路》（1969年初版，先後出版10多次，影響巨大）一書，於是，這條唐代中後期從中國東南沿海出發遠抵非洲的海上商路，就以「陶瓷之路」為名而讓世界知曉。這條也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瓷器之路」的商路，其沿途灑落的中國各朝的瓷器，宛若璀璨的群星點綴其上。而數量最大的便是景德鎮瓷器。如果說越窯青瓷等瓷器是「陶瓷之路」早期文化和商業的先行者，那麼景德鎮瓷器則從根本上奠定了這條商路堅實的商業貿易和學術地位。「絲綢之路」與「陶瓷之路」是東西方交流的大動脈，如果說「絲綢之路」給中國帶來了宗教的虔誠，那麼「陶瓷之路」則是以其巨大的商業財富而顯示其地位的。

景德鎮瓷器從宋代開始源源不斷的輸往海外，到明代，就像《沈懷清記》中說：「昌南鎮陶器行於九域，施及外洋，······」從世界各地考古調查的情況看，無論是直接與景德鎮有過瓷器貿易還是沒有交往的國家和地區，幾乎都收藏有景德鎮的瓷器。鎮器遍天下，一點也不為過。

日本與朝鮮是「陶瓷之路」上與中國較近的國家，也是與中國有近2000年歷史文化交往的國家，日本與朝鮮發現了大量的中國古陶瓷。在日本很少有唐代景德鎮瓷器的發現和出土，而較早的則是宋代景德鎮的青白瓷，景德鎮宋代青白瓷的出土數量較同時期的青瓷多。據劉蘭華在《宋代瓷器和對日貿易》文中提供的資料顯示，這些瓷器現多收藏在日本出光美術館、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福崗市美術館、浜松美術館等地。此外還有景德鎮元明時期的瓷器，但很少發現清代的瓷器。清代瓷器很少發現，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桃山時代豐臣秀吉發動的史稱「陶瓷戰爭」，給日本的陶瓷業帶來了空前的繁盛，並且18世紀末以後日本瓷器（伊萬里瓷器）一度取代中國瓷器而獨領歐洲瓷器市場。英國人哈里·迦納（Harry Garner）在《東方的青花瓷器》（Oriental Blue and White）一書中有一章談到了日本的青花瓷器。中國陶瓷對日本的影響很大，正如1973年中島健藏先生所言：「我們可以斷言，如果不談中國的影響，那麼根本無法說明日本的傳統工藝美術。」

朝鮮於1930年在龍媒島發現景德鎮的白瓷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朝鮮新安沉船中打撈的瓷器。1976~1977年朝鮮文物管理局曾在朝鮮西南海域打撈，共發現白瓷（主要是青白瓷和樞府瓷）2280件，據分析，均為景德鎮生產，這些瓷器現大多收藏在朝鮮國立中央博物館。朝鮮出土的宋代瓷器以景德鎮的青白瓷數量為多。

從日本和朝鮮出土的景德鎮瓷器看，可以說明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器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同時也印證了景德鎮瓷器始於宋代外銷的史實。

東南亞是「陶瓷之路」的中轉站和避風港。咽喉般的地理位置註定了它在東西方交流史上的顯著位置，其重要性自唐代以後逐漸顯現出來。就瓷器而言，據估計，僅在馬六甲海峽就有近200艘15世紀以後的沉船。這就可以推測在15世紀以前，航海技術相對較落後的一段時期，在印度洋往西的海域不知道有多少航船在此航行、停泊和沉沒。一船一船的瓷器，托載著多少商人的美夢和訴說著千載的艱辛與磨難。東南亞與中國的海交歷史從3世紀時就已開始。王仲犖在《魏晉南北朝史》中引用阿拉伯人的記載說：「中國商船從3世紀中葉，開始從廣州到達檳榔嶼，4世紀到錫蘭······」景德鎮瓷器抵達東南亞，較早發現的亦是宋代的青白瓷。1963年據蘇萊曼的論文《東南亞出土的中國外銷瓷器》提供的信息：「印尼全境都發現了青白瓷，它僅次於青瓷。從景德鎮瓷到釉下印花粗白瓷都有。······」佛教與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盛行與發展，是中國瓷器得以傳播的重要原因。從總體上看，元代以前東南亞發現的景德鎮瓷器依然處於弱勢，還是以青瓷等為主。

西亞和非洲是早期「陶瓷之路」的終點，之所以這樣劃分，主要是區別於17世紀以後這條商路的殖民性。17世紀以後在這條商路上傳播的主要是景德鎮瓷器。

17世紀以前，景德鎮瓷器輸往西亞和非洲的主要是青白瓷、青花瓷（青白花瓷）等。在西亞，阿拉伯商人控制了大量的瓷器貿易，此外，還有中國和印度商人。阿拉伯商人精明果敢的冒險意識和不畏艱辛的探索精神，以及阿拉伯商人對中國瓷器高超的鑒賞能力是其得以主宰瓷器市場的重要原因。如今在土耳其收藏的世界上元青花最多的托普卡卜·撒拉伊博物館便是一很好的明證。作為當時商業訂件的如此高質量的元青花瓷在西亞有豐厚的收藏，的確是世所罕見，就連中國也難以企及。在西亞，現今遺存的許多商港遺迹，默默闡釋著歲月的滄桑。伊朗的西拉夫、伊拉克的撒馬拉等，位於阿拉伯半島的阿曼，更有「通往中國之門戶」之稱，這裡曾留下了許多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和中國商人友好交往的印跡。

當今並不發達的非洲，可在1000年前則是世界上少有的富庶之地。非洲尤其是北非堪稱「中國古瓷的博物館」，景德鎮的青白瓷在宋代就曾到達此地。20世紀60年代，以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等為首的日本出光中東文化調查團在埃及的考古發現，進一步揭開了1000年前非洲與東方文化交往的神秘面紗。「有世界陶瓷片展覽會」的埃及福斯塔特（今開羅）遺址告訴世人，當時的埃及，幾乎家家戶戶使用過質量精美、價格昂貴的中國瓷器，這一點在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和曾經在埃及作過調查的美國東方文化調查局官員斯坎倫的報告中均可以找到充分的註解。正是在福斯塔特，埃及人認識了中國景德鎮的瓷器。為元明清大量進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非洲的坦尚尼亞，也是發現中國瓷器較多的地區。英國考古學家惠勒（R.E.M.Wheeler）在坦尚尼亞考古時總結說：「我一生中從沒有見過如此多的瓷片，正如過去兩個星期我在沿海和基爾瓦島所見到的，毫不誇張地說中國瓷片可以整鍬地鏟起來。」並接著說：「我認為公平地說，就中世紀而言，從10世紀以來的坦尚尼亞地下埋藏的歷史是用中國瓷器寫成的。」

景德鎮瓷器由「陶瓷之路」輸出而形成規模當在元代。元代青花瓷器是當時主要的外銷瓷，有「人間瑰寶」之稱。這種在中國國內都很少收藏的瓷器，卻在域外得到較多發現。據統計，存世的元青花瓷完整器約300餘件，而土耳其的博物館就藏有80餘件之多。自1929年英國人霍布遜發現元青花紀年款瓷器後，掀起了中國青花瓷研究的熱潮。英國人哈里·迦納（Harry Garner）著有《東方的青花瓷器》，系統闡述了中國青花瓷器的起源、發展與衰落，並與日本等國的青花瓷器進行了比較，取得了為世矚目的成就。此外，美國人波普也在青花瓷的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元代景德鎮瓷器的大量外銷，除了自身優良的品質、快速發達的海上交通外，元代疆域的拓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疆域最寬廣的一個朝代。

明清以來，景德鎮瓷器全面發展，無論是瓷器生產規模、品種、數量還是瓷器質量、外銷力度均居世界前列，從而迎來了中國瓷器史上最輝煌和最顛峰的時刻，在景德鎮，是「晝間白煙掩蓋天空，夜則紅焰燒天」；「陶瓷之路」上「舟帆日日蔽江來」的船隻也在傳誦著「瓷都」景德鎮一個又一個美麗動人的瓷器傳說，正是基於此，中國瓷器最後的一抹夕陽也在景德鎮的上空划了一個美麗的圓弧。歷史總是在起伏中蜿蜒向前。

浮梁瓷韻

「浮梁」一詞，註定要烙上深深的文化印跡。「浮處萬山之中」的浮梁，以盛產茶葉而著稱。在唐宋時代，以茶器和諧為一體的品茶美學觀念，雖然沒有將景德鎮的瓷器推上至尊的地位，但茶葉已在唐代沉澱了浮梁深厚的文化內涵。白居易的一句「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耐人尋味。白居易由浮梁的茶葉闡釋出利與義的關係，的確為後來的景德鎮和其他地方的商人樹立了良好的價值標準和商業道德準則。

景德鎮的瓷器自陳以來「名」天下，唐代出現了作為朝廷貢品的「假玉器」，到宋代「天下咸稱景德鎮瓷器」。但唐一代陸羽倡導的「青則益茶」的瓷器審美觀念，使得素有「千峰翠色」之稱的越窯青瓷遮掩了同時代諸多瓷器的光芒。宋代雖然亦盛行「鬥茶」之風，但「陶業咸受王室保護」的大好形勢，使得許多瓷器得以亮世。在機會均等的情況下，景德鎮以「體薄而潤」的青白瓷獨攬朝野。尤其是「景德」易名，更加奠定了景德鎮瓷器在上流社會的地位。西方人更是稱頌景德鎮的宋代為「瓷器成功的時代」。

宋代以後，景德鎮的瓷器日益為人們熟知，也受到了文人雅士的賞識和讚美，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學和中國文人生活的內涵。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唐一代，幾乎美好的形容詞都已為青瓷和白瓷獨攬。人們形容越窯青瓷「類玉類冰」，邢窯白瓷「像銀像雪」；越窯的「青」是「古鏡破苔」、「嫩荷涵露」，白瓷是「扣如哀玉」、「勝似霜雪」。作為兼於兩者的青白瓷，的確令文人們挖空了心思。其實清人蘭浦在《景德鎮陶錄》中也談到唐代景德鎮的霍窯所產瓷器「色素，土善膩，質薄，佳者瑩縝如玉······」；龔 在《景德鎮陶歌》中也說：「武德年稱假玉瓷，即今真玉未為奇」。以玉喻瓷，是唐代瓷器審美的重要特徵。對景德鎮青白瓷的讚美，以宋代詞人李清照的《醉花蔭》中的句子較有代表性。「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櫥，半夜涼初透······」。文中「玉枕」，乃指色質如玉的景德鎮青白瓷。玉之於文人，是清雅之器，與文人之品格、德性較為吻喻，古有「君子於玉比德焉」之說。瓷之美者，類於玉焉。李清照溫婉之筆調，憂鬱之情思，凈潔之心靈，都寓於「玉枕」（影青瓷枕）之中，猶似淡雲涵潤，加上「影青」寓意「隱情」，含而不露，更賦予了青白瓷諸多神秘的含義。

青花瓷器是景德鎮的代表性瓷器品種，元代最為經典，明清時蓬勃發展，以白地蘭花為主要特徵，有「瓷國明珠」之稱。青花瓷器也是對海外影響最大的景德鎮瓷器品種之一。《瀛涯勝覽》中「爪哇條」載：「國人最喜中國青花瓷器。」18世紀的法國羅可可藝術就曾受到景德鎮青花等瓷器的影響。正像日本小林太市郎在《羅可可的形成》一文中所說：「當時能提供這種充實的曲線之模範只有中國的工藝美術品。特別是柔軟的瓷器的曲線······，這種羅可可曲線，它保存了中國瓷器的優雅端莊氣派，它含有強大的生命力。」日本人更稱明代的青花瓷為「素肌玉骨」。

青花瓷器明凈、素雅，與中國水墨畫有異曲同工之妙，故多為文人們賞玩、讚美和典藏。文人雅士的硯台筆洗，明清宮廷的杯盤碗盞，甚至域外皇室的裝點粉飾，均能見到青花瓷器的身影。從《景德鎮陶歌》可以看出當時人對其的評價，「白釉青花一火成，花從釉里吐分明。可參造物先天妙，無極由來太極生。」以巧奪天工、造化神秀來形容青花瓷器是不為過。值得一提的是在景德鎮的瓷器品種中，惟有青花瓷器能體現文人的詩境、畫境和情境。文人直接參与青花瓷的創作，是作為工藝美術的青花瓷器走向文人藝術情境的主要原因。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器物造型的詩意化傾向。如玉壺春瓶。便是從唐人詩句「玉壺先春」詩意而來。梅瓶，取「梅之瘦骨」之意。二、紋飾題材的文人傾向。在青花瓷中，常以文人喜好的繪畫、詩歌題材來裝飾。如：「歲寒三友」——松竹梅，「四君子」——梅蘭竹菊。有著名的「四愛圖」：王羲之愛蘭，周茂叔愛蓮，孟浩然愛梅，林和靖愛鶴。以及文人鍾情的山水。更有直接反映文人自身生活的題材：如文房、品茗、參禪、郊遊、雅集等；或歷史、神話故事，如「蕭何月下追韓信」、「空城計」、「群仙祝壽」、「八仙過海」等；三、在表現方法上吸取文人的筆意。如花鳥畫中，有徐渭、八大山人等的筆意，山水畫中有「四王」的用筆。四、在瓷器裝飾的布局上吸收了中國畫的很多特點，如詩書畫印一體化。這一點似乎在清代督陶官俊公唐英時代（1682~1756）表現得更為明顯。如果將一件青花瓷器沿剖面展開，實則是一幅典型的中國畫。五、比較典型的還有與瓷器相關的一些稱謂，均富有文采。如齋名：大雅齋，寧遠齋，叢菊齋，問心齋等；如堂名：述古堂，志勤堂，聽雨堂，明遠堂等；此外如「清玩」、「香溪閑玩」等也出現於瓷器之上。

與青花瓷器等不同的是景德鎮的彩瓷，多傾向於宮廷趣味，體現的是富貴氣息，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格調。明清以後的彩瓷，亦非景德鎮莫屬。代表性的彩瓷品種有：「粉彩瓷」——有「東方瑰寶」之稱。《景德鎮陶歌》中說：「白胎燒就彩紅來，五色成窯畫作開。」「顏色釉瓷」——有「人造寶石」之美譽。經典作品有霽紅和霽藍。霽紅又稱「美人祭」，《陶歌》中說：「官古窯成重霽紅，最難全美費良工。霜天晴晝精心合，一樣摶燒百不同。」清高宗有御詩詠「霽青」（霽藍）：「落霞彩散不留形，浴出長天霽色青。」《昌江雜詠》中說：「百種佳器不勝挑，霽紅霽翠比瓊瑤。故家盆碗無奇品，不羨哥窯與定窯。」此外，還有「鬥彩」、「琺琅彩」等。這些彩瓷多以花鳥等題材裝飾，以顯富麗之氣，呈皇室之威儀。

餘緒

景德鎮瓷器由康雍乾盛世走向衰微，是瓷器發展的必然。重要的是如何應對這種必然。從現今的景德鎮瓷業狀況看，形勢不容樂觀。但景德鎮潛在的陶瓷文化優勢，又是其他任何一個產瓷之地無以比擬。

現今景德鎮的「仿古瓷」已經脫離了學術研究的邊緣，走向了殘酷的商業操作，這一方面既模糊了本來就難以鑒定的中國瓷器的邊界，另一方面也會產生極為嚴重的瓷器危機。

作為「瓷都」，在傳統瓷業延續基礎上的現當代瓷藝，也未在世界陶藝界取得應有的地位，這也是令人深思的一點。難道景德鎮真的成了「帝國」之落日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生活用瓷競爭的日趨激烈，也是景德鎮瓷業面臨的重要危機，放眼街市，累累瓷堆，商業的繁榮不僅僅是外在的表象？

與古作比，應該說景德鎮的交通、商業、開放程度等均要強於過去，但擁有如此深厚文化底蘊的城市，為什麼一親歷總難以讓人勾起對昔日「烽火連沙岸，雲帆濟滄海」、「陶舍重重倚岸開」的繁華意象？江西旅遊資源如此豐富，是否可開發一條像浙江慈溪「楊梅旅遊」那樣的景德鎮「瓷器旅遊」路線呢？因為在珠山腳下有說不盡美麗動人的傳說，我想文化旅遊應是21世紀的熱點旅遊項目之一。

「風物長宜放眼量」，「瓷都」的文化和歷史應是永遠的財富，這一「脆薄」的智慧自產生的那天起，就受到尊貴的禮遇和重視，長期以來，國際市場上中國瓷器拍賣價格的居高不下，的確令人激動和自豪。海外學者對中國陶瓷的熱衷和潛心研究，又極大鼓舞了我們對這一燦爛文化的社會責任。我想這一輝煌的故跡和文化沉澱，應在新世紀再度綻放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