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讀張愛玲與《紅樓夢》| 星期天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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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張愛玲與《紅樓夢》

王安憶

張愛玲的文藝觀

第二點就涉及到作者對文學的觀念。

《紅樓夢魘》第一章《紅樓夢未完》,張愛玲檢點《紅樓夢》幾種續書,發現關於尤二姐、尤三姐的描寫有不同之處。脂本中二尤與姐夫賈珍早有瓜葛,而且更甚,全本亦是今本第六十四回中,還有蛛絲馬跡:「卻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三姐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張愛玲從「賈珍賈蓉等」字樣看出,並不止父子二人,可能還包括賈薔。如此不堪,比焦大的惡罵還醜陋。但是在某一種續書里,尤三姐改為完人,舊本第一百十六回寶玉重遊太虛幻境竟還遇見她,「如照脂本與賈珍有染,怎麼有資格入太虛幻境?」張愛玲如是說。後又寫道:「而且二尤並提,續書者既已將尤三姐改為貞女,尤二姐方面也可能是謠言。」張愛玲還斷定,續書人還斗膽將前文動掉一句傳神之筆:「珍蓉父子回家奔喪,聽見二位姨娘來了賈蓉『便向賈珍一笑』,改為『喜得笑容滿面』。」以取消聚優的嫌疑。二尤的形狀在此續本中得到翻案,至少看得過眼,張愛玲是這樣去解釋的:「但是續書人本著通俗小說家的觀點,覺得尤二姐至多失身於賈珍,再有別人,往後的遭遇就太不使人同情了。」在此提到「通俗小說家」,並且,顯然是有微詞。雖然她數度表示對鴛鴦蝴蝶小說的好感,而劃清與五四知識分子寫作界線,事實上多少有一點言不由衷。

同一章節,又有一處引我注意。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釵飲仙醪曲演紅樓夢」中,關於妙玉的曲文中有這樣的句子「風塵骯髒違心愿,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張愛玲說「落風塵向指為娼」,諸種舊本,續書對妙玉歸宿的大方向無出入,都說是被強盜劫走,以曲文透露的命運,應是賣入妓院,續書有含糊其辭的,「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污辱。還是不屈而死,不知下落,也難妄擬」;有避而不談的,寫群盜落網,「『解到法司衙門審問去了,』邢大舅道:『咱們別管這些,快吃飯罷,今夜做個大輸贏,』」斷開了；又有甲本經人補寫,寫強盜被追捕——「恍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里的人,城裡犯了事,搶了一個女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那賊寇殺了。」張愛玲譏諷道:「這大概是衛道的甲本的手筆,一定要妙玉不屈而死才放心,寧可不符墮落的預言。」這觀念看起來挺五四的,無論對「通俗小說家」的不屑,還是「衛道」的可笑,都與五四有所關係。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張愛玲和五四的關係呢?

張愛玲與五四運動

張愛玲自許「國粹」,比較著名的一句是關於小提琴——「我最怕的是凡啞林,水一般地流著,將人生緊緊把握貼戀著的一切東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雖然也蒼涼,到臨了總像著北方人的『話又說回來了』,遠兜遠轉,依然回到人間。」這一句其實有一種微妙,似乎對小提琴的不喜歡是因為它揭開了人生的真相,使人墜入虛無,而胡琴則是挽回了生活的興緻,有點像中國人的「禪」,將極端的性質中和了。大約是因此,張愛玲常引五四為笑談,也是在同一篇散文《談音樂》中,也是同樣的著名,她寫道:「大規模的交響樂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般地沖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嘁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她又說:「我是中國人,喜歡喧嘩吵鬧,中國的鑼鼓是不問情由,劈頭劈腦打下來的,再吵些我也能夠忍受,但是交響樂的攻勢是慢慢來的,需要不少時間把大喇叭小喇叭鋼琴凡啞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來,此起彼應,這樣有計劃的陰謀我害怕。」這話說得很俏皮,又有些自貶,似乎寧可做不講理的中國人,也不要接受西方人的道理,帶著一股拒絕,且又像是遮蔽,遮蔽某一種真情實感,因為言不符實,不符合她一貫以為的人生在走下坡路的悲觀。她還有一篇散文,題目就有意味:《洋人看京戲及其他》—我其實並不情願到作者散文里去找佐證,一個小說家最能體現對世界看法的是虛構的文本——小說,散文則接近自供,提供的是旁證,最後還是回到小說。這篇散文題目是「洋人看」,而不是「張看」,這雙洋人的眼睛是不是可以解釋作啟蒙的發現?是張愛玲不願意向五四新文化妥協,借「洋人」作一個障眼法。「洋人」也是不那麼恭敬的一個稱呼,稍比「番人」好一點點。從洋人的眼睛裡看見了什麼呢?《秋海棠》里最動人的唱詞「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很平常的一句,但在秋海棠的境遇里「憑空添上了無限的蒼涼感慨」;《紅鬃烈馬》薛平貴的自私,卻依然寫成一個好人,「京戲的可愛就在這種渾樸含蓄處」;《烏盆記》里冤魂幽禁在便桶里,「西方人絕對不能了解,怎麼這種污穢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與崇高的悲劇成分摻雜在起」;還有《空城計》,她「只想掉眼淚」,因覺得諸葛亮內心或許有「不值得」之感,於是「鑼鼓喧天中,略有點凄寂的況味」說是西方人不懂,可明明又是「洋人看」,倘若沒有洋人的眼睛,這些「況味」大約是得不出來的。中國人走進現代,才對悠久的文明生出蒼涼的心情,張愛玲身在其中,也不可脫其影響。

她還有一篇散文《談看書》,文章只談兩部分,一是西方小說是民國小說,沒有提及五四新小說,感覺她越過了五四,直接從西方里獲取養料。顯然,她對西方小說不如交響樂的反感,前面也說過,她對尤金·奧尼爾《大神布朗》的感動。《談看書》里她耐心地複述多篇西方小說,並且提到一個人物郁達夫,可見她還是讀新文學作品的,她提到郁達夫常用的一個西方概念,她譯成「三底門答爾」(sentimental1),她沒有直接肯定或否定這個概念,只是以此作為衡量,凡「三底門答爾」的大概都屬通俗小說,而「現代西方態度嚴肅的文藝,至少在宗旨上力避『三底門答爾」」,我認為應是傷感主義的意思吧。以此可見,張愛玲對西方文學觀念是很注意而且研究的。有時候一個作者表述自己,會受某一種情緒控制,所以我們要會聽話。她談到美國的「行業小說」,應屬「類型小說」,她真看了不少,對它們的路數也相當了解,以為「遠不及中國的社會小說」,但也承認趨勢下沉。這裡又提到新文藝一次「清末民初的諷刺小說的宣傳教育性,被新文藝繼承了去」,也透露給我們,張愛玲還是關注新文藝的。不知道張愛玲有沒有讀過蘇聯小說《日瓦戈醫生》,倘若讀過我估計她會喜歡,它是說當舊生活腐爛了,新生活脫胎而出的痛苦,終於來臨平安的時代,亂世里人又好比「寄人籬下」。舊時代的人世,五四是要以啟蒙來改造的,而張愛玲則以為是歷史的必然,不動是走下坡路,動則也是下坡路。她的小說《五四遺事》,可說將這觀念具體和生動化了。

這是一部頗有諷刺意味的小說,主題與魯迅的《傷逝》接近,說的都是革命的不徹底性,使生活沒有進步反而倒退了。但不同的是,《傷逝》充滿著惋惜的痛楚,《五四遺事》則自頭至尾都透那諧謔,猶如一出滑稽戲。故事講的是一對自由戀愛的男女,女方姓范,文中很西式地稱之「密斯范」,是女校高材生,新女性的代表。男方也是很新式地簡稱一個字「羅」,中學教書先生,已經結婚。五四時期的自由男女仔細推敲總有一點不對於等,女性常單身,革命性的戀愛往往是人生第一次,屬初戀;男性卻多已經完成封建家庭交予的責任,結婚甚至生子,魯迅不也有母親贈送的禮物—朱氏?就這樣,已婚的羅和密斯范情投意合,私訂終身。這一天羅先生向家中宣布,和妻子離婚,之後便是分居和交涉,拖延數年。密斯范終於等不起了,開始另覓婚嫁機會,對象是個開當鋪的,不是先進男女里的人,但交往倒已染了時下風氣,有點新派的意思,約會吃的是西餐,訂婚物也依西方規矩,送枚鑽戒。此事刺激了羅,離婚這種事本來「開弓沒有回頭箭」,只有再接再厲,賠付巨款作贍養費,協議離婚。是不是負氣,還是本來就有點厭倦,娶了一位極年輕有錢的王小姐,給王小姐買了一顆更大的鑽石。密斯范這頭的事卻不大順利,當鋪老闆到底不怎麼信任新女性,又聽說密斯范以前交過男朋友,婚事就取消了。羅和密斯范同在杭州城,難免抬頭不見低頭見,且又擋不住昔日的同道推波助瀾,於是巧不巧地,邂逅在西湖,鴛夢重溫,舊情復燃。羅又回家和王小姐鬧離婚,這一回就是走法庭,打官司再一番傾家蕩產,換來離婚書。有情人終成眷屬,這一對舊好到底走在了一起,照理說應該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可是事與願違又是事出必然,結婚後的日子過得就像《花凋》里的鄭家,潦倒得很。當年的麗人密斯范呢,無味如《紅玫瑰與白玫瑰》的孟煙鸝,瑣碎如《留情》里的敦鳳,乖戾則有《金鎖記》曹七巧之風範。張愛玲對婚姻似乎一律無興趣,她筆下的家庭無論舊還是新都沒有幸福可言,唯一的例外大約可算《傾城之戀》的范柳原和白流蘇,「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終於換來,是一個傳奇,其實她又不相信奇蹟。羅和密斯范結婚時在西湖邊新建成的白色房子,很快變得舊了裡邊的人舊得更厲害,脆弱時又聽說王小姐還未嫁,就有多人事撮合,不叫「納妾」,而是「接她回來」。再接著,又有羅家族中的長輩詰問:「既然把王家的接回來了,你第一個太太為什麼不接回來?讓人家說你不公平。」於是,羅就有了三個妻子,朋友們很促狹地取笑道:「至少你們不用另外找搭子。關起門來就是一桌麻將。」故事結束,既沒有傷感主義「三底門答爾」,也不是批判現實主義的嚴肅,大約有一點從民國諷刺小說移植過來的「宣傳教育性」,移植到哪裡?她不會同意是新文藝,因為有成見。張愛玲確是現代文學裡的一個另類,就依她意見,不歸到五四文學,但是無疑地,她是在西方啟蒙思想影響下的小說家,從這點說,她又是和五四同源。

張愛玲小說寫的多是小市民,既不在知識分子以為有啟蒙價值的範圍里,也不在左翼文藝歌頌的群體,是被擯棄的人生,但在張愛玲,卻是在「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的「成千上萬的人」里,以眾生平等的觀念,不也是五四的民主科學精神?對這平庸的人群,張愛玲自有看法,在散文《自己的文章》里,她為小說《連環套》作辯護——傅雷批評為「惡俗的漫畫氣息。」她寫道:「姘居的女人呢,她們的原來地位總比男人還要低些,但多是些有著潑辣的生命力的。」很有意思,雖然不是革命的,可是有生命力。回頭看她的《傾城之戀》,白流蘇也是有生命力的一個。她爭奪范柳原,是把自己的人生作賭注的,每步跨出去都沒有回頭路。她隨范柳原去香港,先是在輿論上,然後在事實上,成為「姘居的女人」,范柳原則是可進可退,這有點像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娜與佛倫斯基同居,前者被逐出社交圈,後者卻依然正常地生活。所以白流蘇走出這一步是非常悲壯的,張愛玲給出一個香港淪陷的背景,彷彿是賦予烈士的形象。《金鎖記》里的曹七巧更是原始野蠻,張愛玲的野蠻人是在物質文明裡,原始性異化成強烈的破壞慾望。沈從文的原始性是在自然山水之間,和諧美好,現代都會卻是原始人的囚籠,勢必是可怖的,也會被風雅的先生們視作「惡俗」。

以上就是我對《紅樓夢魘》的兩點心得,是與認識張愛玲有關。一點是她對人世的看法,人世最好的時候是在兒童,最好不要長大,但是不長大又很尷尬。也是個人處境使然,生活在亂世里,看不到好起來的跡象,哪裡有一個大觀園?第二點就是她的文藝觀,無論張愛玲怎樣抽離她和五四的關係,還是時代中人。尤其她對通俗與嚴肅的分界,顯然得之於西方小說思想。

（本文選自《小說與我》王安憶/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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