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碑文化》（六）

100、《中山簡王劉焉墓銘字刻石》：近年在河南定縣北庄東漢中山簡王劉焉墓中發現了634塊具有重要價值的銘刻，內容多為當時的地名和工匠姓名，如「望郡石章於通作」、「北平石土衛山作」等。對於研究篆隸演變和歷史地理有十分重要的價值。1975年定縣修了專門的石刻館收藏了512塊刻石。

101、原石亡佚但有拓片或翻刻的東漢碑刻及其代表作。主要有《楊震碑》《淮源廟碑》《馮緄碑》、《楊著碑》《張表碑》《夏承碑》《婁壽碑》等22種。其中《夏承碑》和《婁壽碑》為代表作。

102、《夏承碑》：刻於東漢靈帝建寧三年（170年）。宋哲宗（1086-1094年）治河時出土於洛州廣平郡（一說河北省永年縣，一說資州，即今四川資中縣），出土時碑毫無缺失，一字不少。後漸漸剝蝕，到明代時仆倒。明成化年間（1479年）廣平知府秦民悅發現此碑，遂建「愛古軒」將碑置於此亭。後被毀。1544年廣平知府唐曜取成化年拓本重刻於漳川書院（紫山書院）。重刻碑高二米六，寬一米三，額篆「北海淳于長夏承碑」8字。此碑書奇特，雖名為隸書，實「體參篆籀而兼開正楷之法」，帶有很濃重的裝飾性，在漢碑中絕無僅有。相傳是蔡邕所刻，乾脆在重刻時碑末刻上「建寧三年蔡伯喈書」。究竟何人所刻，眾說紛紜。總之此碑特別獨特，原碑已經毀，拓本為人格外寶藏，世人難睹「廬山真面目」。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103、《婁壽碑》：刻於東漢熹平三年（174年），碑額篆「玄儒婁先生碑」6字。原碑在湖北襄陽光化縣，到明中葉已經佚失。世傳有「蘇州蔣氏宋本」、「寧波天一閣藏本」、「無錫華中本」等。傳明嘉靖無錫人華夏所藏為宋拓孤本。但此拓本缺少首頁，少48字。其書法水平受歷代推崇，堪與《禮器》《張遷碑》相比。

104、《曹蛾碑》：著名的謎語碑。曹娥是會稽上虞人，歷史上確有其人。范曄《後漢烈女傳》有記載並「為立碑焉」。傳說蔡邕題八字「黃絹幼婦外孫韭臼」八字於碑陰。是一字謎。此謎在《三國演義》里成為曹操和楊修的一段故事。《三國演義》里羅貫中把碑移到陝西藍田蔡邕故居，使得曹楊故事成為可能。（其實曹操從未到過會稽，是不可能見到此碑的）

105、漢碑失去「葬時下棺之柱」的作用，保留了一些先秦原始碑和秦代刻石的遺迹，但是在書寫和鐫刻、形制、品種等上有了許多發展。一是漢代碑沒有大小規格規定，1-3-5米不等；二是仍有「穿」「暈」。

同時與秦代刻石有三方面的演變：一是由篆字向隸書轉變。後來有楷體演變的跡象。二是不再是簡單的「豎石」，而是完全用人工採制石材，有碑座、碑身、碑首三部分組成的完整的碑。散文記事，稱「志」；韻語讚頌，稱「銘」。碑額有圭形、圓形。「圭」是古代帝王諸侯舉行隆重儀式所用的玉制禮器，有「琬圭」和「琰圭」之分：琬圭是指上端渾圓的圭；琰圭是指上端尖的圭。三是過去的碑，書碑者不署名。但東漢後期的碑，開始出現書碑的姓名。

東漢書碑者有5人：

1《武斑碑》書碑者紀伯允。《武斑碑》是東漢147年在山東嘉祥縣紫雲山，碑額隸書「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碑末「紀伯允書」4字。這是中國歷史是最早出現書碑者的碑。

2《華山碑》書碑者郭香察。《華山碑》末行刻「郭香察書」4字。也有人認為應該是郭香「察書」（檢查校對）。是郭香，而非郭香蔡。

3《西狹頌》書碑者仇靖。《西狹頌》題名第十人是「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文」字樣。據考證「從史位」是官名；「下辨」是地名，即現在甘肅成縣；「漢德」是仇靖的字；「書文」表明撰文和丹書均是仇靖。

4《郙閣頌》書碑者仇紼。頌末題有「從史位。。。字漢德為此頌」，「故吏下辨。。。子長書此頌」。據考證，「子長」即仇紼的字與仇靖是下辨同里本家。

5《衡方碑》書碑者朱登。碑末行「萬世是傳」下作兩行，有「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希書」。以上五人是碑上直接刻有名字。

另外，還有經考證是碑的書寫者：

1《張平子碑》書碑者崔瑗。《後漢書》等歷史文獻中提到此人。唐張懷瓘也點評過《張平子碑》及崔瑗。可惜《張平子碑》早已經亡佚，拓也失傳，人們無法領略到此碑的精妙小篆。可惜了！

2《耿球碑》書碑者師宜官。師宜官，東漢南陽人，在晉衛恆《四體書勢》、唐張懷瓘《書斷》等歷史文獻中均有記載。曾「為袁術將命巨鹿，《耿球碑》術所立，是宜官書也。」說明他曾為袁術立過《耿球碑》。可惜此碑及拓本未曾傳世。但是南朝宋朝都對此人此碑有過很高的評價。

3《熹平石經》書碑者蔡邕、堂谿典、楊賜、馬日譂等。《熹平石經》20多萬字，絕非一人所刻。根據對《石經》字體和歷史文獻考證，當時可能參與的還有至少20多人。

4《華山廟祠堂碑》書碑者張昶。張昶是東漢敦煌人，東漢「草聖」張芝之季弟，官至黃門侍郎，善隸，書類其兄，時人稱之「亞聖」。《後漢書》《水經注》《書斷》《九品書人論》等均有記載，並明確《華山廟祠堂碑》是張昶所書。據《筆勢傳》記載，書聖王羲之曾「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說明張昶的《華山廟祠堂碑》對王羲之及後世影響很大。可惜《華山廟祠堂碑》碑拓均未存世。什麼時候能一睹這個碑，可能是所有喜歡中國文物人的共同願望。

106、三國時代的碑文化。220年曹丕稱帝，結束了196年的東漢政權，拉開了三國時代。曹魏明令禁碑，吳蜀雖然未禁，但當時經濟水平下降，無意立碑。因此三國時的碑刻非常稀少，僅有的也是統治者授意下所為。三國時代也就是15塊真假難辨的碑。其中以魏居多，吳國少，蜀漢之碑渺茫難尋。

魏國有確切年代的10種：219年的曹操《袞雪》；220年《孔羨碑》《受禪表》；224年《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黃初殘碑》；242年的《丸都山母邱儉紀功刻石》；240-249年的《正始石經》；261年的《王基碑》。

孫吳碑不多，只有4塊：272年的《谷朗碑》；276年的《禪國山碑》；276年的《天發神讖碑》；《葛府君碑》。

蜀漢傳說有1塊碑《張飛立馬銘》，但真假難辨。

107、《曹操兗雪刻石》：219年曹操與劉備爭奪漢中，在漢中褒谷口即興題隸書「袞雪」二字，左側題「魏王」小隸書。據考證，是曹操手跡。為全國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

108、《受禪表》《上尊號奏》：220年華韻賈翊等人寫了《上尊號奏》，禪讓後寫了《受禪表》。《上尊號奏》《受禪表》各有1500多字，當時立於河南臨穎南15公里的漢獻帝廟（原是魏文帝廟），一東一西，碑高三米，巍然相峙，是三國時的代表作。現在河南許昌繁城鎮。傳說此碑是司空王朗撰文，尚書梁鵠書丹，侍中鍾繇鐫字，人稱「三絕」：文表絕，書法絕，石刻絕。是最早叫「三絕碑」的碑。可能是衛覬所書刻。衛，山西夏縣人，官至尚書僕射，善書法。康有為認為是衛所刻。

109、《孔羨碑》：刻於魏文帝（220年），現在曲阜孔廟。碑文是說孔子21世孫議郎孔羨修孔子舊廟，置百石卒史守廟，廟外更作屋宇，接納學者至此講學等事的詔文。碑額篆「魯孔子廟之碑」6字，碑文22行每行40字。此碑受歷代評價較高。梁鵠，甘肅平涼人，據唐張懷瓘《書斷》記載，梁「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宋張稚圭認為《孔羨碑》「曹植詞，梁鵠書」。

110、《曹真殘碑》：刻於魏明帝（235年）。清1843年出土於陝西西安南門外5公里田野間，當時碑已殘，只存中間一段。現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

111、《範式碑》：刻於魏明帝（235年）山東任城縣。宋後碑斷，清1776年出土于山東濟寧州學西龍門坊水口，現保存在濟寧鐵塔寺漢碑群內。碑主範式，是山東金鄉人，官至廬江太守，此碑是其歿後縣令及鄉人為紀念其功德所立。保留了東漢許多特點，與《華山碑》《史晨碑》屬同一流派。

112、《正始石經》：也叫《三體石經》。刻始於魏廢帝曹芳正始二年（241年），故名「正始石經」。由於用古文、小篆、隸書三種字體蟬聯書刻，故又稱《三體石經》。主要內容是《尚書》《春秋》和部分《左傳》。同樣立於洛陽城南開陽門外的太學講堂兩側，分南北兩排，與漢《熹平石經》相向而立。石經每塊長二米七，全長100米。從晉朝開始就已經殘損，歷經劫難。北宋有殘石出土。清時出土存《尚書君奭》百字內容的殘石；1922年以後陸續出土殘石，前後共約2500字。是唯一的三體石經。邯鄲淳，字子叔，河南禹州人，博學有才華。《書斷》、《四體書勢》《魏書》認為《石經》為邯鄲淳所刻書。

113、《谷朗碑》：刻於吳末帝鳳凰元年（272年），是東吳九真太守谷朗的墓碑。原碑在湖南耒陽縣東，後移到縣北杜甫祠。碑額正書「吳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1行11字。正面書18行每行24字。碑側有谷起鳳谷尚志等谷氏後人題名。碑中之字在明清及民國初年被剜鑿過。關於此碑書體，有說隸書，有說楷書。三國正是隸楷轉折過渡期，因此《谷朗碑》是字體演變和書法研究上有重要價值。

114、《禪國山碑》：刻於三國吳末帝孫皓天璽元年（276年）。內容是給孫皓歌功頌德，還說了許多祥瑞。在陽羨縣舉行了隆重的封禪典禮，將離墨山封為國山，在山上樹立了「禪國山碑」。該碑是由篆書刻成，給人以莊重肅穆的感覺。相傳，此碑是吳國著名書法家蘇建所書（也有一說是皇象所書），用筆在秦篆漢隸之間。可惜的是，此碑在「文革」中遭槍彈所擊，留下十數處傷痕，亂刻畫者甚多。可辨之字僅西南下截一塊，其餘皆平盪，一字無存。只能通過拓本了解內容。傳世的拓本，北宋拓本、明拓本均為精品，也是絕品。《禪國山碑》中記錄了當時吳國曾發生過的地震，為地震科研提供寶貴歷史資料。

115、《天發神讖碑》：刻於吳末帝孫皓天璽元年（276年），是孫皓因「天降符瑞」而刻立的紀功碑。此碑為一塊矮圓幢形巨石，原在江蘇南京嚴山。宋1091年移南禧門，建亭保護。宋代時斷為三段，清1805年失火將碑焚毀。此碑拓本較少，現在故宮藏有宋拓本。此碑是以書體怪異著稱，是我國古代碑刻中一件奇特的、獨一無二的作品。歷來關注此碑的人很多，著作很多，雖然與《禪國山碑》同為篆書，但書法風格大相徑庭。後者與秦篆相似；而前者以方筆作篆，簡直古怪得驚世駭俗。

116、《葛府君碑》：原碑在江蘇句容。元1273年童邱戚發現，碑額「吳故衡陽郡太守葛府君之墓」3行12字。清乾隆孫星衍訪得，有拓本出世，但字跡嚴重漫漶。是中國書法長河中具有重要標誌意義的第一座楷書石碑。康有為說是「真書第一古石」。

117、《張飛立馬銘》：蜀碑是一個空白，探尋蜀碑是中國碑文化研究中備受關注的問題。1988年3月1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江中撈出張飛立馬銘》稱：1985年12月在四川閬中縣錦屏山的江中，撈出「張飛立馬銘」。1987年10月請200多名專家，鑒定是真。真乎？假乎？大家公論。

118、兩晉十六國的碑文化：晉仍沿襲曹魏的禁碑令，所以碑刻不多。但是墓誌數量大增。

由於禁碑，但是無法阻止人們對逝者紀念，於是出現了墓誌替代墓碑。起初，他們製作一些小型墓碑，簡單刻上死者姓名、官職、籍貫等，與死者一併埋入墓中，比如《張永昌墓碑》《夫人天水趙氏墓碑》。後來，加上了一些功德、生平、頌文等。

墓誌的形成，大概經過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刻銘墓磚—墓誌的原始形態。主要是春秋戰國，以至秦代的墓中出土。內容主要是名字、官職等簡單文字，表述死者的身份。

第二階段，墓石—墓誌的雛形。東漢以後，出現了一種新的墓石。如106年的《賈武仲妻馬姜墓石》、115年的《張盛墓石》、151年的《繆宇墓石》、155年《徐州從事墓石》、171年《胡元壬墓石》。這些墓石里雖然不完全具備首題、志文、頌文三部分，但內容要豐富的多，字數達幾十個之多。

第三階段，碑形墓誌—墓誌與墓碑的融合轉變期。在魏晉時期，出現了種集墓碑與墓誌一體的碑形墓誌。如291年的《菅氏夫人墓碑》（西安碑林），有碑額、碑身、碑座組成，內容有死者出身、行狀、葬地、年月以及讚頌死者的銘文等。

第四階段，完整形式的墓誌—墓誌的定型期。到了西晉末年，洛陽的《南陽王妃墓誌》是一塊成熟標準的墓誌。寬長36厘米，呈正方形，完全沒有碑的痕迹，題首「晉……王妃墓志銘並序」。北魏太武（425年）的《靳英墓誌》是一塊成熟的墓誌，包括首題、志文、頌文三者齊全，明言「墓志銘」字樣。

據考證，記載中兩晉十六國時期有碑碣50多種。其中：西晉的約23種；東晉十六國約有29種。而存世的大概有30多種。

119、《孫夫人碑》：刻於晉武帝（272年）。清1793年發現於山東任城新甫山下，現在泰安岱廟。碑額隸書「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之碑」三行11字。碑陽隸書20行每行37字，共740字。碑陰有清嘉慶二年泰安知府的刻跋。基本筆畫沿襲了漢隸風格。與東漢《範式碑》相似。

120、《皇帝三臨辟雍碑》：刻於晉武帝（278年）。司馬炎稱帝後，先後三次親臨辟雍(太學)視察，並讓太子陪同。士子們刻碑紀念。碑首隸書「大晉龍興皇帝三臨辟雍皇太子再蒞之盛德隆熙之頌」四行23字。碑陽隸書1500字，碑陰為立碑者姓名。羅振玉認為此碑是晉碑之首。此碑1931年出土於河南洛陽金村鎮。

121、《呂望表》：刻於晉武帝（289年）。盧無忌撰文。內容為在汲家冢發現竹書周志部分與呂尚奇遇之事。發現地是姜太公呂望的鄉里，太公的裔孫、縣令范陽人盧無忌為了頌揚先祖高德，立碑紀念。碑額隸書「齊太公呂望表」6字。碑陽600字。原石在河南汲縣太公廟內，明代已經斷裂，後佚。清乾隆1786年黃易先後訪得兩塊殘碑，移置汲縣縣學中。

122、《劉韜墓碑》：碑主是晉代使持節都督劉韜的墓碑，清乾隆初年在河南偃師縣杏園庄挖井時發現，被棄於一百姓家。1783年縣令武億發現收存，並仿刻一石。道光1847年原石歸山西介休馬氏所得，後不知去向。此碑上銳下平，圭首方趺，是介於墓誌與墓碑之間的小碑。碑文僅5行47字。如此簡略的墓誌，極少見。是晉隸的上佳作品。

123、《左棻墓誌》：刻於西晉永康元年（300年）。1930年出土於河南偃師蔡庄村，先後歸新安張鈁、陝西於佑任收藏。現存陝西省博物館。碑誌很小，系磚刻隸字。碑主系晉代著名文學家左思之妹。此志石保存完好，字跡清晰，偏漢隸，但有向楷過渡的變化。是晉志中文字最佳刻石。

124、《謝鯤墓誌》《王興之夫婦墓誌》：謝鯤是東晉名士。1964年在南京中華門外古殘墓中出土，為長條形花崗岩墓石。隸書已經無漢隸特點，近似於曹魏時的隸書。《王興之夫婦墓誌》刻於341年。1965年出土於南京燕子磯。墓字介於隸楷之間，與南朝《爨寶子碑》體態相近。碑主王興之考證為王彬之子。王彬在《晉書》有傳，其次兄王曠即是王羲之之父。因此，王興之可能是王羲之的堂兄弟。此兩碑，引發了一起「公案」：即王羲之《蘭亭序》的真偽。有人懷疑《蘭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的作品，應該是智永仿造，而世傳馮承素摹本，就是智永仿托的原跡。智永陳隋僧人，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孫。

125、《謝安墓無字碑》：是繼漢武帝那塊無字碑後，第二塊著名的「無字碑」。謝安（320-385年），晉宰相，383年指揮「淝水之戰」獲勝。位於南京梅崗。

126、《王羲之「鵝」字碑》：目前位於浙江省天台山國清寺內。

127、《王羲之「振衣濯足」摩崖石刻》：安徽和縣南30公里處西梁山，與當塗縣東梁山隔江對峙，猶如一座天設門戶，合稱」天門山」。傳說王羲之在東晉永和三年（347年）遊覽此山時，在西梁山上揮毫提書「振衣濯足」4個大字，是王羲之罕見的碑刻遺迹。

128、《鄧太尉祠碑》：刻於前秦建元三年（即東晉永和二年，347年），由前秦馮翊護軍鄭能進所刻，記載了護軍所轄的五部城堡和部族，最後還詳列了軍府將右26人姓名，為研究前秦時與少數民族關係及關中地區民族居住情況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原碑在陝西蒲城東阿村的鄧公祠里，碑尖首形，上有穿，高一米七，隸書帶折，與「二爨碑」極相似。前秦之碑希少，僅此與《廣武將軍碑》二塊，故彌足珍貴。

129、《廣武將軍碑》：刻於前秦建元四年（368年），碑高一米七，圭首，碑額隸書「立界山石祠」5字。據說碑正文中第一行有「廣武將軍」字樣，故稱《廣武將軍碑》。此碑是廣武將軍紀功碑，敘述了廣武將軍的生世、政績和官名疆界等。原碑在陝西白水縣史官村倉頡廟裡，1972年移到西安碑林。此碑雖為隸書，但又有篆意的楷意，字跡粗枝大葉，不拘小節，有北方民族原始粗獷之氣息，受到歷代名家好評。

130、《司馬芳殘碑》：可能刻於東晉。1952年出土於西安西大街廣濟街，是陝西首次發現的晉碑，現存西安碑林。出土僅存碑上半部，殘高一米一，寬一米。碑額篆「漢故司隸校尉京兆尹司馬君之碑頌」。碑陽有隸書殘剩124字，碑陰有題名。《水經注》部記載此碑。碑文中有「君諱芳字文豫河內」字樣，經考證為司馬懿之父司馬芳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