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核心價值觀與中華民族的崛起

核心價值觀與中華民族的崛起

作者：公方彬（國防大學）

日期：2013-07-29

來自：前線網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並且將這一體系概括為：「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把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上升到建設和諧文化，鞏固社會的思想道德基礎的高度，這在我們黨還是第一次。正是因為建設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性，決定了我們必須深入認識和研究這一問題。

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體系的應有之義

在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過程中，必然觸及核心價值觀的命題。

第一，核心價值體系要灌注於群眾，必須尋找更有效的突破口。我認為，《決定》所講的五個方面的內容，基本上涵蓋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創造和文明積澱，囊括了中國共產黨的道德價值觀，要將如此豐富的內容灌輸到群眾中去，並不容易，所以將這一體系進一步聚焦和明晰化，是深入貫徹「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必須。這就涉及到核心價值體系的另一個層面，由不同群體或集團的核心價值觀共同構成的體系。

那麼，有哪些群體或集團的核心價值觀可以進入體系中來呢？我們認為，三大群體或集團的核心價值觀不可少：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價值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核心價值觀。民族核心價值觀是基礎，黨的核心價值觀是骨幹，軍隊的核心價值觀是重要支持。民族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作用體現於，數千年積澱下來的偉大的文明因子，恰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礎支撐所在。黨的核心價值觀的骨幹作用體現於，黨原本就是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構造者和推動者，同時這個集團又是因信仰信念和核心價值取向所促成。軍隊的核心價值觀的支持作用體現於，作為戰鬥集團，其天生就承載著犧牲，這恰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可缺少的精神營養。諸多核心價值觀的有機結合，便成就完善而又內容豐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並且是易於為集團內成員所掌握，同時可以滲透於更廣泛領域的核心價值體系。

第二，核心價值觀的本質、意義和價值。核心價值觀是整個價值體系中最基礎、最核心的部分，是一個人、一個集團乃至國家和民族長期秉承的一整套根本原則。它從深層次穩定而又恆久地影響著個體或群體的思想觀念與價值取向。核心價值觀是無形的，並且不具有強制力，但當其一經被行為主體所接受，就會形成內在的支撐和左右行為主體的價值判斷、行為指向和行為準則的強大影響力。

確立核心價值觀的意義在於：一方面，惟有確立起核心價值觀，民族文化尤其是精神創造才擁有了骨幹和建設的基礎，才會成就為巍峨的大廈，而非化為文明的碎片。另一方面，當一種最根本的價值體系確立起來後，共同的約定才會形成，和諧社會的構建才會化為真實可感。就單個人來說，所持的觀點可以不斷改變，但處事的原則不能變，一個人擁有了不移不易的原則，清晰的形象便產生出來。再一方面，社會實現和諧，並不僅僅體現於對多元價值觀的寬容，還需要在多元價值觀中塑造主流精神和核心價值觀。倘若大眾對國家和社會的認同程度，及其對未來的期待與追求，在差異性上放大至國與國的程度，多元只能帶來碰撞，帶來紊亂和無序，此時無以實現社會的和諧，無以實現中國與世界的和諧，甚至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

第三，《決定》出現核心價值體系而非核心價值觀的概念的基本原因。既然核心價值體系只有具體和明晰化，才能更好地進入集團乃至廣大群眾之中，為什麼黨的六中全會決定只勾畫了核心價值體系，而不是明確提出我們應秉承的核心價值觀？我認為其主要原因在於，核心價值觀是影響民族或政治集團思維方式、價值判斷與行為走向的重大命題，因而不可能由個別人或小群體關起門來完成，它必須集全民族、全黨的智慧，並且經過相當時間的反芻而成就起來，惟此，確立起來的核心價值觀才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才能在一個民族或一個政治集團中永恆地堅持下去。

核心價值觀——一個時代催生的命題

為什麼說今天談核心價值觀更迫切，更有意義？

第一，世界每一大國崛起之時，由於打破了既有的國際格局和運行秩序，導致政治生態發生巨變，因而必然產生多方面的不適，甚至是心理上的抗拒和排斥，這也是歷史上每一大國崛起之時，往往引發戰爭的重要原因。在中華民族崛起過程中，要避免「中國威脅論」成為阻抑中國前進的力量，實現和平崛起，一方面是西方國家必須放棄冷戰思維，另一方面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必須與世界接軌，找到本有的交集點。

第二，擁有兩千年封建統治的中華民族，曾經建立了與政治和社會特徵相適應的核心價值觀，包括「仁義禮智信」，但這種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產生於小農經濟基礎上的核心價值觀，在世界進入信息時代，知識經濟開始主導社會的情況下，已經不相適應，必須構建滿足時代要求的新的民族核心價值觀。

第三，社會結構的變化，黨的執政方式的轉型，決定了支撐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的力量已經由體制內的力量轉變為體制與非體制相結合，這無疑會把確立核心價值觀，以聚焦大眾的視點，影響大眾的價值判斷和行為走向的作用突出出來。人們已經意識到，隨著信息交流方式的變更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影響社會走向的力量，已經不是或不僅是紙媒時代若干主流媒體和體制內力量。比如，近年來若干學院派精英因為輕率對待虛擬網路的強大力量而聲名狼藉，這具有標本意義和啟示意義。如果再加上黨內民主程度的擴大，由此延伸於社會，加上有獨立人格、獨立思維與價值判斷的「個性官員」群的形成，僅僅靠體制內的力量已經難以達成最佳效果。那麼，在社會運行過程中，如何才能不因民主程度的擴大，不因官員理念的相異或相左而紊亂社會，一個重要的希望是解決思想認識問題。就政治集團而言，表現為共同的信仰和信念，而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是共有的民族核心價值觀的確立。

第四，中國現代史上還沒有出現過有如今天這樣的構建核心價值觀的政治和社會基礎，沒有生長的土壤便不會結出碩果。就如同孔孟教化理想在列國爭霸的情況下不可能得到實現，只能是蘇秦這樣的縱橫家、孫武這樣的軍事謀略家受到重視和歡迎一樣，因為後者可以帶來立竿見影的功效，前者卻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中華民族也曾經試圖構建一個符合全民族需求的核心價值觀，比如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族、民生、民權」，「民有、民享、民治」，「五四」運動產生了「民主和科學」。由於種種原因，所提出的核心價值觀並沒有真正進入民族的思想深處。隨著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執政理念，這為創立全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和理論基礎。

第五，曆數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國、美國等世界發展史上的所有的大帝國，其興起與沒落無不與思想文化有關。道理很簡單，失去精神支撐的經濟繁榮，一個時期可以，長期不行，因為精神追求的虛無，價值觀的扭曲，最終要反映到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來。為什麼丘吉爾揚言，寧願失去一個印度，也不願失去一個莎士比亞？那是因為，在英國成為大帝國的過程中，莎士比亞的作品提升了這個民族的人文精神。當然，同等重要的還應包括牛頓的力學定律拉開了其工業革命的序幕，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確立了其經濟新秩序，等等。為什麼那個安葬了72位包括政治家、思想家、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在內的法國先賢祠，正門上鐫刻著：「獻給偉人，祖國感謝他們！」那是因為，在法國人心目中這裡是思想與精神的聖地，是那些偉大的人物成就了法國精神和文化。可以斷言，中華民族要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通過構建核心價值觀來提升全民族的人文精神，十分重要。

第六，只有擁有了科學和永恆的核心價值觀，民族發展才擁有了體制創新的內在力量，才會不斷超越自我，有所突破。相當一段時間來，世界在討論中國能不能崛起的問題，焦點往往集中於人文精神。有人所以置疑，主要依據是中國雖然有了經濟的飛速發展，但卻尚未創造出有吸引力的文化與生活方式。這是一個不能不值得深思的命題。在美國哈佛大學召開的關於「經濟時代的文化責任」國際研討會上，有人提出「一切行為的終點都是文化」、「經濟發展是以貨幣流通方式換來非貨幣的文化成果」、「在當代，一個民族的落後和不發達是它自己的文化選擇造成的」。正是這些觀點帶給我們深刻的思考。近年來，由於我們的經濟實力越來越強大，參與國際性活動的機會越來越多，世界都在探尋中國發展的奧秘，比如遊客在參觀世博會時，每每都希望通過一睹中國館的風采而感知這種崛起，當他們看到的總是古人的「四大發明」、京劇臉譜、萬里長城，往往產生一種茫然感。因為這些雖能告訴人們一個古老的中國，但卻無法告訴一個發展的現在；可以告訴人們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創造，但卻無法告訴人們當代的貢獻。今日之中華民族，要實現崛起，最大挑戰就是民族創新能力能否實現躍升。在上個百年，媒體公布的世界科技重大發明18項，其中美國人完成9項，英國人完成4項，前蘇聯完成3項，德國人完成1項，只有基因圖譜排序吸收我們參加，也僅佔了1%的工作量。美國幾個學會曾經評出影響人類20世紀生活的重大發明20項，竟然沒有一項是擁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人所發明。在158個國際一級科學組織及其包含的1566個主要二級組織中，我國參與領導層的科學家僅佔總數的2.26%，其中在一級組織中擔任主席的僅1人，在二級組織擔任主席的僅佔1%。造成這種狀況的深層原因至少有文化傳統的原因。數千年的封建文化造就了順民和盲從。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中國就再沒有出現過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而漢武帝在嵩山、芝罘山製造了「山呼萬歲」的神話後，更導致了整個民族跪下來，跪著的人是沒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維的，因而也就不可能產生獨立的創造。再加上長期推行的「八股文」，屢屢出現的「文字獄」，一個原本聰明智慧的民族，其創新能力終於被窒息掉，到這時，知識分子能做和願做的僅僅是解讀和詮釋。這一點以現代社會科學原創於我國的極為罕見，獨樹一幟的考據學曾經盛極一時即可佐證。客觀地說，不僅在科學組織中擔任領導者少之又少，在世界其他公共組織中擔任領導者也不多，不久前香港的陳馮富珍被選為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在世界公共組織中任職的最高級官員。為什麼我們在非科學組織中擔任領導成員者同樣稀少？恐與擁有獨立人格，敢於獨立負責，善於獨立思考者太少有關。凡事顧左右而言他，惟命是從，沒有獨立判斷，沒有為社會負責不惜犧牲自我的精神力量，則不足以為他人所接受、所尊重，因而不足以擔任領導者。或者可以這樣說，有強烈的喜劇心態，而絕少悲劇洗禮的歷代文人們，一直沒有把自己的精神世界豐富起來，把道德境界提升起來，再加上缺少永恆而又崇高的信仰、信念作支撐，或者說沒有核心價值觀的指引，結果只能走向功利主義和媚俗化。

核心價值觀——折射的是一個民族的人文精神

要確立核心價值觀，充分認識其對國家和民族的影響同樣必要。

第一，以二元價值觀判斷和處理事物，意味著尚未走向科學和理性，同時意味著代表人類文明走向的核心價值觀沒有確立起來。在過去的歲月中，我們曾經存在著僵化的以二元價值觀判斷和處理一切事物的問題。舉例來看，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遠征軍與日軍在雲南騰衝進行過一場戰役。這是抗日戰爭時期發生的最大的反攻戰役之一。作戰中，遠征軍一個連堅守於高黎貢山路口，日軍久攻不下。後來日軍找了一村民帶路，繞道山後，把這個連的官兵全部打死。解放後，有人舉報那個村民，村民辯解說，自己沒有錯，因為自己是帶著壞人打壞人。審問者想了想，把他放了，後來這村民還當了生產隊長。從這個事例中，可以看出永恆的價值標準已經不存在，剩下的僅僅是功利主義和扭曲的政治圖解。

這種情況其實反映於更廣泛的領域和層面。比如，在中國的外交史上，有幾個階段的特點表現明晰。一個是以二元價值觀看世界的階段，即秉承「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第二個是藏拙階段，在需要表達我們觀點的時候，我們常常選擇了棄權。第三個階段，即目前按照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確立的「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確定我們的立場和政策」的理念處理國際事務。毫無疑問，現實的處理國際事務的原則備受好評。

前兩個階段的形成，有其歷史的偶然與必然，我們不能簡單地站在今天的條件下評價昨天，但是關注因此而來的外部評價，卻能引發思考。香港《風凰周刊》2005年第28期曾刊出一篇題為「中國需要增進負責任大國的意識」的文章。文章說，「過去，中國曾經長期以超級大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破壞者和對抗性面目出現，後來外交指導方針從注重意識形態變成注重國家現實利益，專註於國內經濟發展而儘可能地減少對國際矛盾衝突的介入，但隨著中國融入國際的程度加深，中國利益的國際化程度同樣也在加深。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一方面需要長期堅持韜光養晦，決不當頭，但另一方面又需要以靈活主動的外交活動改善自己在國際社會的形象認知，改善國際政治生存環境，以減少中國發展的摩擦和阻力。尤其是對中國崛起心懷警惕疑懼的美國來說，中國是作為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參與者，具有和平價值，而不僅僅是一個在既有國際秩序下的搭便車者，更不是一個破壞者，是非常必要的。」2005年9月，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在美中關係委員會發言時，曾以《中國何處去：從成員到責任》為題發表講話，其中講到這樣一句話：「我們應該使中國成為一個負責的『利益攸關者』。」雖然佐立克是站在他們的價值觀與思維方式和立場上說話，但至少反映出世界範圍內有關中國的價值判斷和要求。

我們繼續來看，2006年10月2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以「重新尋找國際角色的時代」為題分析了中國的大國定位問題，文章說：「在過去幾十年里，中國在國際上先後扮演了多種角色，彼此反差強烈，足以反映世界和中國的歷史性變遷。」「雖然中國的國際地位這些年來有大幅度上升，角色定位在理論上也很明確，但在實踐中，其面孔依然不夠清晰。」「某些時候保持角色的相對模糊，在戰略上是一個必要的選擇。可是，模糊的角色也不容易贏得朋友、信任和威信。」「中國外交以維護自身利益為出發點，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在這個前提之下，還需要更有智慧、更大膽地樹立公正、正義與誠實的形象。只有這樣，才更有可能達到近悅遠來的境界。」由此判定，我們惟有按照不變的核心價值觀為處事準則，清晰的為他人所接受的形象才會塑造出來。

第二，情感左右理性，印證著尚未做到以永恆的核心價值觀支撐行為。我認為，隨著我們黨的成熟，整個民族也在走向成熟，但同時毋庸諱言，由於貫性思維，許多人仍然沒有跳出情緒左右理性的誤區。美國「9.11事件」發生時，我們一個記者代表團在美國，看到世貿大樓被炸，集體鼓掌，由此而被視作不受歡迎的人，永遠不許踏上美國的土地。我對此也不認同。人類世界最寶貴的是生命，看到幾千無辜的生命從此煙消雲散，不給予同情，卻拍手稱快，雖然想表達的是對美國霸權主義的憤慨，但仍然證明心中失去了最基本的價值標準和價值判斷。

在這方面，更值得一說的大概是中日兩國間扯不斷、理還亂的關係。近段時間來，兩國關係轉暖，這是兩國愛好和平的人民所期盼的，但比起八十年代，兩國政府與民間的相互評價仍然不高，尤其在轉暖前的較長時間，對立情緒嚴重。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無疑是日本右翼勢力抬頭和遏制中國崛起的思維作祟。但如果反思我們一些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未必沒有值得修正之處。比如，有一段時間，不管政府官員還是學者，少有敢正面評價日本人，因為這很可能被戴上「漢奸」的帽子，罵個狗血噴頭。基於歷史的原因，中國人民的傷口尚未癒合，可以理解，但表達思想和情感一定要把軍國主義和對中國友好的日本人民分開。因為，日本人中有為南京大屠殺而與政府打官司幾十年的教授；我國東北出現毒氣事件後，日本律師援華團立即提出幫助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賠；許多日本劇團頂著壓力到各地演出，宣傳當年日本侵華的暴行；很多日本人關心中國留學生或作和平隊員到中國來援手。如果像我們一些網友不分青紅皂白，凡日本人就該挨罵，凡日本個別人的行為就要記到整個日本國民頭上，並無限上綱到國家和民族的高度，這隻能是大國小民之舉。沒有理性之光的下的行為，決非真正的愛國，不過是廉價情緒的渲瀉。

我不否認日本軍國主義的危害，但卻強調在批判過程中保持理性與成熟。看過《特洛伊》電影的人會注意到這樣一個鏡頭，特洛伊國王找英雄阿克流斯要回兒子的屍體，阿克流斯為國王的行為所折服，不僅答應歸還屍體，並且給予禮遇，但最後還是說：「有什麼用呢？明天我們繼續攻城，你仍然是我的敵人。」國王回答：「你現在就是我的敵人，但對敵人也要給予應有的尊重。」由此聯想開來，宋美玲去世時，大陸媒體對其在抗日戰爭期間的貢獻作了正面評價，對此外電報道說：「中共學會了尊重對手」。日本民族身上反映出來的東西有沒有值得我們思考和給我們啟示的東西呢？回答是肯定的。舉例來看，抗日戰爭時期，最令日本關東軍頭痛的人是楊靖宇，其犧牲後，日本人剖開了他的腹部，發現胃裡全是棉絮和雜草，在場的所有人向其肅立鞠躬致敬，日本討伐隊長命令雕刻楊靖宇的頭顱和遺體一起下葬，並在墓前刻碑，稱其為「中國的戰神」。當時一位十五歲的日本小姑娘視其為精神的戀人，60年後來到靖宇墓前，長跪不起，訴說半個多世紀來的思念之苦，在場的中國人都為之感動。狼牙山五壯士，當英雄從棋盤砣跳崖，道長李海忠親眼看到攻上山頂的日軍排成幾列，隨著指揮官的口令鞠躬。尤其是，我們作為戰爭的受害者，因而擁有了道德上的優越感和無可比擬的力量，為此而應當有比日本人更寬廣的胸懷，更大的包容度，更辯證的思維，更穩定不變的核心價值觀。再比如，二戰結束前發生的日軍與美軍的塞班島戰役，四萬多日軍最後打到僅剩下幾千人，也就是這些缺胳膊少腿的幾千日軍仍然向美軍發起了自殺性衝鋒，同時島上日軍家屬抱著孩子一家一家投向懸崖下的大海，為了制止慘烈的自殺行為，美軍官兵一再呼喊「我們不會傷害你們！」毫無效果。到這時，「毋忘珍珠港」的格言已經被拋之腦後，許多美國士兵泣不成聲。作為中國人，我不會為給中國人留下深深傷痛的武士道精神喝彩，但作為軍人，我會做到並希望所有的軍人精神世界中激蕩著英雄氣，到為維護國家利益需要獻身時，敢於視死如歸，含笑沙場。

一個成熟的偉大的民族，不僅要有批評別人的能力，同時更應當理性和善於學習他人，包括從對手那裡學習。未必不可以說，在紀律與秩序方面，日本民族很值得我們學習。幾年前，一個訪問學者歸國後講了個故事。一次他到伊豆半島旅遊，在回東京的路上出現了少有的大塞車，然而有幾個現象令其震驚，一個是上行道塞車幾百公里，下行道沒有幾輛車，但沒有車跑到下行道上去；幾百公里沒有看到一個警察維持秩序；沒有人按喇叭催前面的人。寫到這裡後，作者感嘆：「如此守秩序、萬眾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

第三，當自信建立於對不同社會運行規則茫然之上時，同樣反映著缺少理性思維，缺少核心價值觀的支撐。中華民族有幾百年的閉關鎖國史，包括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時間，國門也處於關閉狀態，再加上東西方的冷戰，導致了我們對世界遊戲規則的不夠了解。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有很大一批人走了出去，但就整個社會來講，對世界的認識仍然不夠全面。事實上，我們的社會體制制度與西方國家有著很大的區別，面對區別，能不能理性對待顯示著一個民族的成熟程度。

比如，我們一些人看到西方媒體上出現學者或議員對中國不友好的文章後，往往認定為政府態度，這屬於對西方媒體與政府的關係不了解，在我們國家媒體控制在黨和政府手裡，宣傳什麼和不宣傳什麼有足夠的控制力，雖然西方的媒體本質上是為其制度和價值觀服務，但卻並不是簡單地聽命於政府，在一定意義上媒體的主要職能是監督政府，政府想改善自己的形象還需要花錢買廣告。所以說，個別人的個別言論並不代表政府，也不可能代表政府。

再比如，西方國家的政府是權力有限的政府，並且行政和司法分立。媒體曾經披露，布希到加州，施瓦辛格拒絕接見，這在我們國家顯然是不可想像的，道理很簡單，西方的各級政府首腦主要向選民負責，而非向總統負責。我們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不同的體制制度有其民族性和必然性，因而不值得討論。關鍵在於，面對不同制度模式，一些人總想以自己的思維要求世界，這就促使思維走偏。相對而言，我國政府基本上是包辦一切的政府，有著相對無限的權力。而西方國家政府在三權分離的規範下，權力則小得多。我們可以藉助行政許可權制集會，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則沒有這種權力。既然如此，當看到外國一些針對我們的抗議活動後，就認為是政府授意或放縱的結果，要求予以取締，無疑於要求其修改憲法，進而變成我們這樣的權力相對無限的政府。以日本為例，其政府就無權制止右翼勢力在大阪進行集會，甚至其政府無權干涉大阪市的內部事務。大阪市市長是由大阪市民選舉產生，日本首相無權任命或撤換大阪市長的職務。至於有人給日本天皇寫公開信，說明的是不理解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中，天皇無權過問政事。再比如日本法院判處東史郎敗訴，一些中國人因此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這也屬於不了解三權分立的國家，政府無權干涉司法。在日本，只有議會才有權禁止右派進行民間集會，只有最高法院才有權判決東史郎案件。這一點有俄國皇太子尼古拉在日本被刺事件為證。1892年俄國皇太子尼古拉（後來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訪問日本期間，被一名警察砍了一刀。此事震驚朝野，日本天皇親自出面賠禮道歉，其政府也答應嚴懲兇手。日本政府原本想儘快極刑處決該警察來息事寧人，以免俄國藉此事為由對日本進行武裝報復。然而高法院在審理此案時，最高大法官卻說∶「該警察犯的只是殺人未遂罪，按照日本法律不能判死刑」。最後該警察只判了有期徒刑。

不同的體制制度，皆建立於特有的文化傳統和政治生態之上，沒有必要強求一致。這裡的要害在於如何避免以自己的價值觀來要求他人行止的問題。當今時代，美國所犯的錯誤之一就是輸出美國式民主，而不看他民族是否存在排異反應。隨著中國的強勁發展，需要調整的國家間、民族間的關係越來越複雜，需要解決的矛盾越來越多，既然經濟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決定著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不可能永遠關起門來過日子，那麼就有一個處理的原則與方法問題。當政府在處理關係過程中，擁有成熟的核心價值觀作支撐，並且形成良性互動，那麼決策與執行都很容易；如果沒有或失去核心價值觀，一切行為都建立於短期化和情緒化之上，那麼政府的政策是很難得到良好執行的，與世界的交往必然進入一個磨擦與碰撞頻出的過程之中。正是由於對此的正確判斷，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領導幹部：「堅持用寬廣的眼界觀察世界，提高科學判斷國際形勢和進行戰略思維的水平。」「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確定我們的立場和政策」。「加快熟悉和善於運用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積极參与有關國際事務和國際規則的磋商和制定」。

核心價值觀——奠基於堅實的思想支撐之上

毫無疑問，按照簡潔、清晰、易記、深刻和思想容量大的原則，將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一支軍隊最深厚的精神內核抽象出來，構成核心價值觀，並非易事，其困難主要不是緣於以往有沒有清晰的提法，或有沒有思想的積澱，關鍵在於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奠基於什麼理念或思想基礎之上。只有弄清了這一點，原本積澱下來的思想或精神實質才易於把握並抽象出來。由於時間關係，這裡我主要就構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的有關問題作出闡述。

概括起來，民族核心價值觀奠基於普世性、民族性、政治性、崇高性、時代性。

第一，關於普世性原則。既然核心價值觀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價值體系中最本質、最具決定作用的部分，它支撐和影響著所有價值判斷和行為走向，那麼它就應當奠基於對整個人類發展史和未來走向的總概括之上，要將整個人類文明積澱下來的最本質的價值準則結合進去，惟此才敢言吸引和召喚更廣泛的人們去遵循和堅守，才敢言以此支撐和諧社會的構建，支撐和推動和諧世界的形成。因為，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在多元文化深度交融的今天，如果長期對他民族、他文化，特別是人類共有的文化視而不見，既不是科學的態度，更非理性的行為。只有堅持民族核心價值觀的普世性原則，民族間的交集點和相通性才會形成，共存共榮才能實現。

第二，關於民族性原則。由封閉到開放，由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的中國社會，需要構建新的與時代背景相適應的核心價值觀，這個核心價值觀的建設必須建立於民族文化傳統之上，而不是奠基於外來文化。這一點對世界各國都具有規律性。以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為例，其成就於幾百年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的發展，精神因子甚至追溯至古希臘文明，追溯於基督教教義。當然，對於歷史文化必須持以科學的態度，歷史虛無主義不行，民粹主義也不行，惟一可行的就是尋找民族文化中最優秀的成分，結合現代文明，予以發掘、歸納和整理，力求煥發出更加燦爛的光輝。

第三，關於政治性原則。在一個價值觀念多元的社會要形成主流精神與核心價值觀，沒有執政黨的倡導和推動是難以想像的。同時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必然代表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否則便不具有執政的合法性，當一個民族選擇了某一政黨，即意味著這個黨的政治思想、執政理念可以滿足民族的要求，集團的核心價值觀與民族核心價值觀有著相通性。以中國共產黨為例，所強調的構建和諧社會，即建立於「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基礎之上，這基本上滿足了民族核心價值觀的需求，或者說支撐了民族核心價值觀的建立與推行。所以說，民族核心價值觀的構建，一定不能脫離執政黨的執政理念，假如新構建的核心價值觀與執政黨的價值理念相左，不僅難以確立起來，甚至導致思想領域的紊亂。

第四，關於崇高性原則。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思想文化和精神世界的綜合反映，是一個民族凈化靈魂走向卓越的重要途徑。當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充斥著媚俗的精神因子，滿足的是短期利益需要，反映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這種核心價值觀便不會起到應有的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因而不可能使一個民族走向輝煌。實踐證明，任何民族的主流精神如果走向庸俗，大眾熱衷於感官刺激，這個民族便不可避免走向衰敗。所以，要使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只能建立於崇高之上。與此同時，作為一個走向世界，並寄希望於被世界所接受的民族，惟有以崇高的精神訴求來佔領道德的制高點。

第五，關於時代性原則。提出時代性要求基於兩個方面的判斷。一個是歷史由一個個時代構成，沒有一個個時代便不存在歷史，因此回顧歷史、總結歷史便不能迴避時代，或者必須藉助當今時代；另一個是強烈的時代呼喚必然建立於社會需求或重大缺失之上，尤其是能夠成為大眾的共同要求，必定具有普遍意義，因為純粹利益的分配和獲取會涉及某個集團和階層，尤其是利益分配往往在政策調整過程中改變群體的參與，只有信仰信念和公共道德範疇的價值追求，或者說只有精神世界的追求，才具有廣泛的號召力，才會成為一個時代的最強音，才會使人產生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強烈意識。

以上五個方面的基本要素，雖互為促進，缺一不可，但把普世性突出出來，反映的是我們對核心價值觀的理解。一方面，普世的價值觀是人類共有的準則，只有共同遵循，相通相容，世界才有了堅實的基礎。美國「9·11」事件使全世界認識到，恐怖主義是國家、民族、階級、宗教間各種尖銳複雜矛盾的反映，只有真正解決公正，合理地處理國際國內事務，才能消除各種潛在的矛盾衝突，才能保證人類走出「文明衝突」的怪圈。為此，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必須在各種政治、宗教和文化價值觀之中尋求一個共有的核心價值觀作為認知的基礎。比如人類天性中或宗教與文化中無一例外地主張愛與互助，這是一種超越種族、文化和宗教的精神訴求，因而必然地要進入到核心價值觀中來，惟此才能避免出現因利己主義、民族主義而導致無盡的衝突。另一方面，政治具有階級性，同時是功利的，最科學的核心價值觀則具有泛民族性、全人類性，至少存在這種精神內核。作為執政集團，只有把普世的價值觀結合到自己的執政理念中來，才能證明我們這個民族和政黨是國際秩序的建設者、世界和諧發展的推動者，而不是相反。即使從政黨利益考慮問題，政黨主動地把自己的價值觀超越直接利益，最終獲得的恰恰是最大利益，因為這使人更能感知執政黨的偉大，那種只講執政黨現實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價值理念，雖然可以獲得一時之效益，但由於不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因而號召力有限，這一點在信息傳播方式和人的思維方式發生巨大變化了的今天，尤其重要。

有人或許認為，強調了核心價值觀的普世性原則，民族特性會隨之而喪失，就像世界上有些國家因為擔心經濟全球化而失掉自己，進而持反對態度一樣。其實，核心價值觀強調普世性，不是一種價值觀向另一種價值觀妥協，而是尋找原本的自己，是塑造和成就自己，雖然一些核心價值觀的構成要素在我們民族歷史上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而西方文化中很早就存在著這樣的精神品質，但只要我們將這些價值觀與民族文化很好地對接起來，深入挖掘已有的因子，就不會失去根基，喪失自我。

民主、平等、公正、互助——支撐中華民族崛起的核心價值觀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認為，符合全民族需要並可作為共同追求，具有廣泛號召力的科學的核心價值觀，應確定為民主、平等、公正、互助。其中民主和平等反映的是一種社會形態，是大眾在社會活動中存在的關係方式，而公正和互助則是一種要求，一種對每一個社會成員承擔義務的期待。

關於民主

什麼叫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

民主是一種普世的價值準則，是人類共有的文明成果，不獨享於某個國家、民族和政黨。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當人們的權利需要制度予以維護時，民主作為一種不可缺少的對權力的約束方式而成為手段；但當一個社會已經進入法制健全、和諧有序時，民主便成了目的，尤其是對於有著民主傳統或擁有此方面強烈追求的國家和民族，更是如此。民主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是一種運動的過程和狀態，不是不可更易的範式。民主制度完善於西方，但民主的傳統，尤其民主的因子並不都發端於西方。所以民主並不是西方的獨有價值，也是東方的價值，它是人類共同追求的政治目標，具有普世性。

強調將民主作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的基本組成部分，是我們黨的執政理念的必然結果。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從一開始就打出了民主的旗幟。尤其是改革開放後，我們黨一直探索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道路。我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從我國的體制特點來看，自上而下的權力運行力量十分強大，而從下而上的反饋能力較弱。在這種剛性機構下，如果民主法治不健全，民眾維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社會裂痕會不斷擴大，舊傷尚未恢復，新傷又會產生，積累太多便會危及政權的穩固。不僅如此，如香港有媒體所言，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的領導者不再是權力的擁有者，而是權力的執行者，是13億人口的「職業經理人」，既然沒有革命戰爭年代成長起來的領袖擁有的解放者、「大救星」的權威，就只能通過平衡、溝通、協調來進行。這就是革命黨與執政黨的某種區別所在。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執政方式的變化十分重要的一點是權利的再分配，我們講構建和諧社會首要的是解決社會公正的問題，如何才能解決？通過政府的力量進行二次分配不可缺少，而要解決好二次分配，顯然需要對既得利益者的無度利益攫取施以強力限制，而既得利益者形成於舊體制之上，而舊體制的最大特點是自上而下的權力無限地大，而自下而上的民主權利非常弱小，你不解決部分權力讓度給弱勢群體，則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和諧社會必需的公正和公平問題。正是歷史的發展，也是由於我們黨在順應時代的潮流，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明確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執政目標、執政任務、執政理念，其中首要的一點便是民主法治。

強調將民主作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的基本組成部分，有社會發展規律的動因。從世界來看，當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000美元後，公民的維權意識、參政意識和和熱情將呈幾何級增長。許多年前，有人對群眾在富裕起來後產生不滿情緒表示不理解，批評說是「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後罵娘。」其實，這原本不難理解，一個人沒有飯吃的時候只有一件事要做，有了飯吃以後會生出許多事來。生出來的事便包括民主、平等、公正、權益等訴求。在過去很長時間裡，我們少飯吃，所以大眾更關心的是吃飽飯，當走向富裕後，相當一部分人便有時間和精力來談論民主、平等的問題，這甚至已經成為滿足人們的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內容。同時，隨著國家進一步開放，民眾看到了多元的世界，開始對民主有了全新的認識，由此政治不再是小部分人進行的「圈子裡」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順應時代潮流，鮮明地打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旗幟來，才會更有力地將民族推向高峰。

強調將民主作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的基本組成部分，有我國社會現實的推動。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民眾的民主意識和民主權力較前有了大大強化，價值判斷與行為方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我們注意互聯網上的信息，一個有趣的現象會幫助我們認識和把握問題，這就是對領袖感情的表達方式正在發生新的變化。毛澤東時代，人們喊的是「毛主席萬歲！」雖然表達的是真誠的情感，但不可否認的是大家懷有仰視的心態；鄧小平時代，人們喊出的是「小平您好！」表達的是親切感，是一種近乎於平等的心態；到了今天，如果我們看一下互聯網上出現的帖子，會發現許多人親切地稱謂：「胡哥，我們擁護你！」即人民群眾把自己的領袖已經視作一家人了。三者結合起來認識，未必不反映出中國政治文化的脈絡和走向。尤其是後者似與俄羅斯流行過的一首歌：「嫁人就要嫁普京這樣的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相信胡錦濤主席看到這樣的帖子一定倍感欣慰，他已經靠自己的執政理念和親民作風真正地走到了中國民眾的心裡。

關於平等

平等是普世的價值觀，也是共產黨執政的法理基礎，世界各個民族不管是本質上還是口頭上，都倡導人與人的平等。比如，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家所強調的天賦人權，生而平等的理念，等等。誠然，平等不是中國封建歷史的主流，整個一部封建史就是由等級制度構建起來的金字塔結構，這種尊卑有序的社會形態，突出反映著人與人的不平等，並且這種不平等已經進入大眾文化和心理之中，進入了價值評判系統。但是，當時代發展到今天，平等已經成為證明一個民族和社會文明進步的基本指標，成為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追求後，將其確定為核心價值觀的組織部分，在所必須。平等的內涵很豐富，包括人與人的平等，國家與國家的平等，民族與民族的平等，文明與文明的平等。

強調將平等作為我們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念決定的，也是中央領導的率先垂範所印證的。講平等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念，相信不會有人懷疑，因為我們黨帶領人民群眾鬧革命，解決的就是人壓迫人，人剝削人，人與人的不平等，沒有了平等，中國革命也就失去了意義和價值。講領導人行為的啟示，或許大家都注意到，黨十六大選出黨和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後，他亮相時的第一個動作便具有很強的征服力和昭示意義，這就是採取鞠躬的方式答謝在場的代表。我認為不能小看這一動作，其中反映的既是胡錦濤主席的對權力的理解，同時也折射著他內心深處的平民心態。1783年12月23日，在美國安納波利斯即大陸會議所在地，地位、權力與榮譽皆如日中天的華盛頓，依照傑斐遜以及其他開國元勛對新制度的理解和想像，及其對權力、責任和義務的深刻理解，向議員們鞠躬，議員們只是手觸帽沿還禮。胡主席並不僅僅那一次表現，此後的所有行為都反映著同樣的特點，據我所知，他外出視察工作時讓專給他準備的大一點的椅子改成與大家一樣，並把「首長」的標籤改為胡錦濤的名字；他和英模見面時把將要發表的新聞稿中的「接見」改為「會面」；他將處理事故的新聞稿中某領導「親自前往」，改為「趕赴現場」……所有這些都不能不使人眼睛一亮，真正認識到一種不可更易的平等意識。再看溫家寶總理，2004年10月份，溫家寶總理到雲南魯甸地震災區慰問群眾，當他來到特困戶馬才英家時，問老人：「我到你帳篷里看看，好不好？」一句簡單的問話，反映了其憲政下的平等意識和平民心態。未必不可以說，他們內心世界的美好強化了親和力。

強調將平等作為我們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是消滅封建思想，提高執政效能，實現社會和諧的目標與理念決定的。數千年的封建統治，由於儒家文化把人分為三六九等，工作分高低貴賤，從而沒有形成大眾的平等觀念。許多人進入骨子裡的就是「草民意識」。正因為此，導致了對生命的漠視。有一次我看電視，有記者採訪一系列殺人案的案犯，記者問殺人時有什麼感覺？回答：殺人和殺豬的感覺一樣。為什麼會這樣？原因是他的人格和生命被踐踏過，因而失去了對生命的敬畏。能夠說明問題的事例我們可以講出很多，比如，2006年上半年，深圳出台了交通事故賠償規定，依照此規定，農村人獲賠十幾萬，而城市人獲賠近百萬。這是否意味生命存在著貴賤之分？2006年「五一」節期間，雲南迪慶發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6人死亡，有媒體報道「6名死者中有1名北大學生，其餘為普通遊客。」想一想，成為了北大學生就不普通，成為了領導幹部尤其是高層領導幹部呢？所以說，我們要實現社會的平等，必須通過將平等納入核心價值觀的範疇，通過長期熏陶，使全民族的平等意識真正建立起來。

關於公正

公正即為公平和正義，它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也是我們黨倡導的和諧社會的基本構成所在。法國思想家皮佑認為：「正義是人民的最迫切的義務，同樣也是人民的最神聖的權利，因為正義是大自然賦予人民的萬世長存的遺產。」人類發展史一再證明，當一個社會僅有效率，而缺乏公平和正義，這個社會再富有，物質生活水平再高，都不會產生真正的意義，並且這種效率也不會持久。換言之，當一個社會的發展過多地傾向於強勢階層，而弱勢群體不僅得不到政策制度上的救濟，甚至不能得到起碼的同情，這種社會形態就不能認定是理想的，一定程度上還會抑制社會發展。世界銀行《2006年世界發展報告》認為，公平性與追求長期繁榮是相輔相成的，高度的經濟和政治上不平等，將導致在經濟體制和社會安排上系統地偏袒更有權勢的群體的利益，這樣的體制將破壞國家的經濟增長，並將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在世行報告中，公平性的基本定義是機會人人平等。報告起草人弗朗西斯科·費雷拉說：「不公平的體制降低了整個社會的效率。如果中間和較貧困的群體不能發揮他們的才能，社會就喪失了創新和投資的機會，會造成經濟代價。」由此，公平正義是人類的共同追求，是一個社會和諧的基礎。在市場經濟社會，平均主義是不存在的，或者說資產上的分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社會發展規律告訴我們，必須進行有效競爭，才會產生效率，正因為此，民眾並不反對影視明星的高收入，不反對創造知識經濟的科技創新者的高收入，而是強調要有一個公平競爭的平台，即不是讓部分人承擔整個改革的成本，而讓另一部分人搭乘權力尋租的順風車；讓一部分人在市場經濟的高度競爭中承受壓力，而讓一部分人藉助國家權利創造壟斷利益。

一個人也好，一個集團也好，沒有公正，所有的社會存在都可能被扭曲，人的精神世界便沒有了意義和價值。何為擁有了公正的理念和處事原則？我們講一個國外的事例。1993年，美國得克薩斯州政府人權委員會為了反對種族歧視，要求白人激進組織「KKK騎士團」交出其成員名單。原因是該組織在聯邦法庭要求得州一小鎮結束住房方面的種族隔離後，仍然不斷威脅和騷擾進住的黑人。面對該要求，「KKK騎士團」組織者勞艾向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尋求法律援助。後來任務落到美國黑人民權律師格列芬身上。由於格列芬的辯護，最後得克薩斯州最高法院裁定，「KKK騎士團」沒有必要公布自己的成員名單。同樣是由於為「KKK騎士團」辯護，格列芬受到各方面的壓力。比如，美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取消了他的成員資格。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格列芬向人們展示出一種很值得思考的價值觀或理念。他說：「這個案子和種族分歧沒有關係。這個案子和我是不是喜歡勞艾，或者勞艾是不是喜歡我，也沒有關係。這個案子涉及他是否有言論和結社自由的原則。」他還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KKK是說過很多邪惡、兇狠、醜惡的話。但是，KKK有說出這些話的權利。如果你問這樣的問題：他們有沒有權利組織、集會、自由的言論？答案只能是，他們有這個權利。我們無法迴避這一點。如果剝奪了他們的權利，也就是剝奪了我們的權利。」其間，格列芬還講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給那些我們所喜歡的組織以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權利，這是非常容易的，這使我們感覺良好。對那些令我們憤怒的人，那些我們恨不得令其閉嘴的人，實行同樣的原則，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憲法第一修正案不是為了針對某些人，保護另一些人，而是為了針對政府，保護我們大家。舉例說，如果你開始剝奪KKK的第一修正案權利，那麼接下來吃苦頭的就是我們黑人了。那些強迫他們沉默的法律就會把我們團團圍住，強迫我們沉默。」這一思想，對於追求公正的人和社會是富有啟示意義的。

關於互助

互助是一種最樸素的不經修飾的行為，同時它又必然折射出人類的美德。互助是天性使然，經社會改造，這種天性伴隨於人類發展始終。當我們評價國家、民族和社會在每一歷史階段的成敗得失時，往往將這一因素考慮進去，進入當今時代，如果評價一個社會的人居環境，同樣不能脫離該內容，因為只有互助才能使人感知人性的美好，感知社會的和諧與溫馨。這也是互助一直被認定為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質所在，是任何國家民族努力追求所在。對於社會主義中國來說，互助的意義更為突出，因為我們的理想目標是共同富裕，儘管這種目標具有終極性，而未必是全過程，但作為一種制度的本質特徵，則不能不提出諸多要求，其必包括強者對弱者的幫助，先富對後富者的幫助。互助既是人性的體現，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體現，因而必然地要進入核心價值觀的範疇。

強調將互助作為核心價值觀的構成要素，既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美化社會的途徑。應當承認，當前社會中的確存在著大量不道德現象，我們社會一直探索各種教育的和制定行為規範來引導道德行為，比如一段時間裡人們熱炒所謂「道德銀行」，甚至法國的《解放報》刊文予以介紹，其中介紹說長沙市某區街道辦事處副主任吳女士的辦公桌上堆了很多紅皮存摺。這是她領導的「道德銀行」的道德存摺。她每天在這些摺子上登記街坊鄰里的儲蓄和支出，比如存入：打掃公共場所衛生，10小時；探望老人，8小時；照顧病人，3小時……這些善舉都被記入道德存摺入一欄，而受惠病人恢復健康後要想辦法還上透支的道德賬目。每天我對此持以異議。什麼是道德，它是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甚至是人與自然關係及其行為規範的總概括，是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比較與價值判斷，同時通過制度規範、思想教育和社會輿論來形成導向性力量。什麼是銀行，它是經營貨幣的金融機構，不管是銀行本身，還是儲戶，都在追逐經濟利益。正因為如此，將道德與銀行掛鉤就不能不讓人感動莫名其妙了。當然，可怕的還不是莫名其妙，而是這很可能會扭曲道德，當一個人做些有益於社會和他人的時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回報，是增值，這樣的行為是何方道德，只能是一種商業行為。其實這種方式並不具有可操作性。

真正成熟的閃耀著人性之光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行為，並不反映在助人者與受助者的直接對接之上，而是反映於行為無痕，作用有形。即我們不知道資助了誰，但卻知道資助行為註定有價值，註定會作用到最需要的人那裡，並予其以生活上的幫助和心靈上的撫慰。一個人的助困行為，只有到了不自覺之中亦有此衝動，不刻意中亦有此行為，不管他人如何評價或置疑仍一如既往，這時才敢言道德實踐真正源自理念和境界，才敢言自己已經走上一個有始無終的運動。舉例來看，目前美國的6萬多個基金會掌握著6700多億美元的慈善捐款，每年來自捐款人的千億善款並不是直接作用於受助者，而是通過基金會來實施援助。不直接資助，也就不存在受助者的回報，哪怕是一聲「謝謝」。我們相信，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上不可勝數的受惠於比爾·蓋茨、巴菲特、洛克菲勒慈善基金的人，不會有多少寫信或打電話表達感激之情，他們也不需要這樣的感激，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該這樣做。這一點早已通過其思想和行為做出證明。幾年前，包括蓋茨、巴菲特、索羅斯等人在內的120位美國最有錢的富翁，以廣告形式聯名在《紐約時報》上刊出一封致美國國會的公開信：「請對我們徵稅！」他們所以反對布希總統提出的普遍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取消聯邦遺產稅等一攬子減稅計劃，是因為他們認為「取消遺產稅是個大錯誤，會造就一個貴族階級。」由於政府財政收入減少，在公共醫療保健、社會保障、教育等領域的投入也會減少，弱勢階層得不到應有的關照。有了這樣的價值觀念，還會在意受助者是否感激嗎？！至於目前我們社會中廣泛採用的一對一式的助學活動，其實是一種成本很高的捐助形式，所以至此，一定意義上源自社會誠信不足，政府或民間慈善機構公信力下降，不足以支撐人們善意善行，是不得已而為之。

我們反對施助者對受助者的感恩要求或期待，在於這不僅會扭曲或異化道德行為，更有可能泯滅人們原本存有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行為，因為你反覆強化的你來我往、你施予我回報的道德價值觀，無疑告訴人們，予我有恩者必須回報，從未予我幫助者，我亦無援手之責任。這種付出與回報的對等法則，具有濃厚的商業交往特徵，它不可能把愛和道德延伸開來，形成一種人性化的成熟理念，形成普遍的存在於大眾中的取向。即使對於已經處於行動中的人們，其熱情也往往因時因事因環境氛圍而決定行止，即行為得到社會褒獎，受助者感激之時，則熱情倍增，當心理期待得不到滿足，失落感陡生，幫助他人的內在情感衝動則趨向弱化，一些人甚至由此而終止道德行為。此道理不難理解，因為建立於利害關係之上的善，必定難以持久和社會化、公共化。所以，強調受助者的回報，雖然初衷是張揚道德，實際結出的卻是抑制道德行為的果實。為什麼我們國家的慈善事業不發達，人均捐善款僅0.92元人民幣，占人均GDP的0.012%（美國人均捐善款460美元，占人均GDP的2.17%），就是在經濟發達的上海，人均捐獻僅1.7元（含企業捐獻人均11.5元）註冊企業1000萬家，99%的企業不向社會捐獻？為什麼我國的自殺率長期高企，幾達世界平均數的2.3倍，原因之一即在於此。

從助人者的道德提升和心靈凈化的角度看問題，過於看重受助者的感激之情，反映的是精神世界不夠豐富，道德價值觀尚不成熟，即不是人性之光的驅使，不是源自核心價值觀的推動。正因為如此而難以讓予者和受者在整個活動中產生心靈的感動，進而凈化和崇高起來。有媒體稱，一位得到200元救助的小姑娘被領導作為道具反覆被拉到媒體上宣傳，最後孩子難過地哭著說自己不願意接受幫助了。此類事例即為此觀點的註腳。什麼行為才算道德上的成熟？筆者認為，在你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做好事，而天天在做好事時，就意味著道德的成熟。當把善行看得很重大，過程搞得很隆重之時，可視作一個人做好事的數量本身不能判定為道德境界的成熟，這種情況下也很難化為日常生活中的自覺，就社會而言則難以做到普及化和平民化。

反對讓受助者背上道德的十字架，並非反對社會互助行為在受助者身上產生塑造作用，進而使其將道德行為發揚光大，而是認為這種作用要依照其規律進行。社會慈善是一種展示人性之美的活動，你幫助了困難者，其便由此感知人性之美、社會之美，久而久之他便鑄就出一顆美好的心靈，他會在後來的生活中努力去幫助周圍的困難者，你或許也會遇到困難，這時你不應寄希望於受助者來幫助你，而應由周圍的人幫助你。只有到了這種境界和社會狀態，助人者、受助者、整個社會才算步入良性循環，才還道德行為以本來面目。

反對讓受助學生背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也非反對社會為了張揚道德，引導和強化道德行為而制定必要的規範。更確切地說，不僅不反對，並且認為社會在此方面尚屬缺位，至少沒有做出有效引導民眾價值走向的道德引導力量。一般來說，道德先行者由於信仰信念的堅定，道德價值觀的成熟，但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其行為一定受主流社會的道德判斷與道德認定的影響，當主流社會藉助公共權力和資源給予道德行為以肯定時，其最初的道德價值觀必被強化，其行為必將走向經常，反之則亦反。

（報告人系國防大學軍隊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長，據「宣講家」網站報告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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