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被視作政治冷感的華裔，怎樣在美國社會集體發聲？

紐約警察梁彼得審判引發的華裔社群大規模街頭抗議。關心美國亞裔政治的朋友們，應該都知道不久前的紐約警察梁彼得審判，及其引發的華裔社群的大規模街頭抗議。雖然這次抗議的街頭部分已經告一段落，但我希望華裔社群對於種族平等的追求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延續和發展。目前我們能做的，也許正是通過翻譯、討論、寫作等等來發展和培養我們的語言，使得種族歧視、種族平等、社會運動這些議題，能夠在中文和在華裔社群中真正生根。從抗議者使用的標語出發，我希望能夠討論華裔社群與美國社會種族問題脈絡的關係，並且能夠將一點美國黑人種族理論的思考帶入我們對於亞裔處境的思考之中。在抗議活動中，有很多抗議者的訴求是直接與梁彼得的審判和判罰相關的，「聲援梁彼得」或者「梁彼得應得到正義」這樣的標語並不少見，「一個悲劇，兩個受害者」也出現在各個城市的抗議中。這樣的標語將梁彼得擺在受害者的位置上，認為梁彼得的殺人是失誤，而非故意，而警察系統和司法系統以梁彼得為替罪羊，為整個警察系統的暴力買單，是非常不公的。這樣的措辭是很危險的，它看上去很有道理，但缺乏對於美國種族狀況的關切，尤其是忽視了美國黑人的處境和充斥著嚴重種族歧視的警察暴力。 美國的警察暴力中存在著嚴重的種族歧視問題，這被稱為「種族歸納」（racial profiling），意為警察系統和司法系統在懷疑一個人的時候，會因為這個人的種族身份而產生不同的判斷。據「描繪警察暴力」網站（mappingpoliceviolence.org）統計，2015年一年，至少有102位手無寸鐵的黑人死於警察暴力，是白人的五倍。在日常的警察執法中，警察對於同樣情況中的白人和黑人區別對待，也時常發生。對於警察暴力的討論，不應脫離種族的語境。有人也許會說，黑人的犯罪率高於白人，黑人居住的街區的犯罪率也高於白人，但對此的討論也不應脫離種族的語境：這些差別與美國社會深重而廣泛的種族歧視是分不開的。美國黑人相較於白人，缺少受教育機會、工作機會、社會訴求能見度等等權益，他們在歷史上長期受到壓迫；在當下，即便有種族平等的相關法律，也積重難返，難以迅速改善黑人的處境，更難以撼動白人長久以來所享受的白人特權。梁彼得案中被殺的受害者阿凱·格里（Akai Gurley）正是來自於居住在低收入人群房屋中的黑人家庭，美國華盛頓大學女性與性/別研究系博士候選人周舒璇對此評論說：「梁說害怕黑暗所以不小心扣動扳機，但那黑暗卻是Akai Gurley一家不得不日夜生活的公屋，那黑暗是怎樣無視黑人生命無視低收入人群的政府才能建造出的黑暗。」令警察感到恐懼的黑暗，卻是政府為低收入人群規劃的生活場所，這體現的種族特權可謂觸目驚心。的確，美國對於警察暴力的處理中很少懲罰白人警察，而往往從重處罰有色人種警察。這體現了白人特權如何滲透入警察暴力的各個環節：白人警察不僅更少被處罰，這樣的處理還會激起少數族裔之間的矛盾，從而愈發掩蓋這一系統中的白人特權。在梁彼得案中，很多抗議者指出，紐約警方對於被起訴的白人警察和梁彼得提供截然不同的法律幫助和支持，但與其說這是因為梁彼得作為華裔而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毋寧說是充斥著白人特權的執法系統在為白人警察開脫。真正的不公平，在於執法系統如何因為膚色而粗暴地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具有威脅，在於警察以害怕為由就可以採取極端手段來制服甚至傷害手無寸鐵的黑人，在於白人警察往往會逃脫追責，而有色人種警察的審判又會引起不同少數族裔之間的誤解和敵意。聲稱梁彼得無罪，是延續警察系統的白人特權，試圖淡化針對有色人種的不公正執法。因而在抗議發生時，「黑人生命也是生命」（Black Lives Matter）的運動者會同時抗議，甚至打斷華裔社群的抗議，來為Akai Gurley要求一份應屬於他的正義。如果無視這一點，華裔社群的抗議就很容易錯失更加深重的種族不公正，而在華裔社群和黑人權益運動之間產生不必要的敵意。亞裔社群在美國的種族處境一直以來是有一些尷尬的。美國的種族問題由於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歷史背景，一直聚焦於黑人與白人的關係之中。亞裔——尤其是華裔，雖然也曾經是備受歧視的勞動力，隨後又受到排華法案的驅逐，但在當今的種族圖景中，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這是因為二戰後美國移民政策改變，更多的亞裔得以進入美國接受高等教育，從而進入中產階級，因而勞工階層和中產階級的亞裔之間產生了持久的階級張力。這些中產階級亞裔雖然面臨著更加嚴苛的要求——為了證明自己而必須「加倍優秀」（double as good，形容少數族裔的自我證明困境），也慢慢成為了「模範少數族群」（model minority）。普林斯頓大學學者鄭安玲（Anne Anlin Cheng）在《種族的憂鬱》（The Melancholy of Race）一書中，將美國亞裔群體的種族狀況描述為既是非法移民，同時又是模範少數族群，既是在美國求生存的外國人，又是白手起家勤奮致富的「美國夢」最常用的例證。處於這樣的兩難處境中，亞裔族群在面對美國種族社會的種種問題時，難免會出現各種搖擺：既需要面臨來自白人的種族歧視，又需要證明自己與「主流」（白人）社會的期待一樣優秀，既需要抗議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又需要維持自己優秀而傑出的「形象」。這次抗議的號召理由之一，便是針對美國華裔社群長期以來的尷尬處境：既沒有白人的特權，又沒有黑人長久的民權運動歷史，華裔在美國社會中鮮見政治發聲，而在當下的社會運動圖景中，集體發聲似乎是唯一能夠迅速見效的政治行動方式。為梁彼得集體發聲，振臂一呼，集結了美國華裔長久以來處於政治與社會困境中的不滿，和被視作政治冷感的無奈處境。然而，不得不說，由於長期以來我們對於美國社會的種族問題及其歷史，對於警察暴力和種族歸納問題也缺乏深入的討論，這次抗議的訴求中，不少訴求都像是在爭取白人特權，幾乎無視甚至加深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正如西雅圖的兩個社會運動團體西雅圖黑人讀書會（Seattle Black Book Club）與環太平洋團結網路（Pacific Rim Solidarity Network）在聯合聲明中所稱：「顯而易見，這個要求強化了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主義等級制度。華裔美國人以黑人的性命為代價，要求得到白人的同等待遇。」有人也許會說，我並沒有看不起黑人，只是認為華裔應該在美國主流社會中更有地位而已，這怎麼能算是種族主義呢？誠然，在當下的身份政治脈絡中，華裔在美國的確需要有政治發聲，也的確面臨著來自美國主流社會的種種刻板印象、調笑和欺凌；然而，如果不真誠的聽取其他少數族裔的壓迫與抗爭經驗，如果不聯合起來正視滲透美國社會的體系化的種族主義， 我們如何能夠真正去爭取種族的平等，而不是爭取自己在不平等結構中能夠爬到更高？2015年年末，Emory大學哲學系教授喬治·楊希（George Yancy）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致美國白人》（Dear White America）的公開信，引發了巨大的反響。在文中，Yancy教授犀利而誠摯的剖析了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的運作方式。他認為：作為男性，即便我不有意看輕女性、努力避免傷害女性，我仍然受益於這個社會普遍的性別歧視，我作為男性的種種特權與我們文化對於女性的剝奪和壓迫是分不開的，「即便我再好心，我仍然每天都在參與著性別歧視的延續」。那麼，作為白人，你與一個黑人一起走進一家商店，保安隨即尾隨那位黑人；你去申請銀行貸款，你的膚色不會給你扣分；你不需要在面對警察暴力之後，對你的孩子解釋為什麼警察會加倍懷疑有色人種——這些日常的便利就是你享有的特權，而有色人種就是在同樣的情境中忍受著歧視與偏見。如果亞裔社群不從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脈絡入手，而是僅僅面向「主流」（白人）社會來爭取一份尊嚴與舒適，那麼我們便仍舊是受益於美國種族主義社會對於有色人種的普遍壓迫，仍舊在參與種族主義的延續。如果我們的語言能夠深入討論這些種族和壓迫議題，一方面可以使我們更容易與其他少數族裔和其他社會運動（性別、勞工、移民、階級等等）分享和聯結，一方面也可以哺育更多的敘述與思考。這樣，在我們需要發聲的時候，我們不至於被窘迫的擠壓在各個矛盾之間，或者強調自己聲音的同時忽視了同樣重要的其他聲音，而可以有從我們日常生活經驗和共享的歷史中所生長出來的真誠有力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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