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冠華「文革」中被江青拉攏?曾無理批判周恩來--文史--人民網

2010年11月25日11:14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本文摘自《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黃華著，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1976年對中國來說是極不尋常的一年。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朱德總司令和毛主席相繼去世，全國人民沉浸在一片哀思之中。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十年，人妖顛倒，鬼魅橫行。生產停滯，百業凋敝，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後，四人幫認為時機已到，加緊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的活動。以華國鋒、葉劍英為首的政治局常委徵得政治局許多委員和老同志的同意後決定採取斷然措施，對四人幫及部分骨幹實行隔離審查。這一行動代表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熱切願望，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的兇險陰謀，挽救了中國革命的前途。文化大革命隨之結束。四人幫被逮捕的消息一公布，舉國歡慶，全國幾百個大小城市和各地農村的億萬人民自動走上街頭，連續三天舉行慶祝遊行。我們在紐約代表團里也聚餐飲酒，慶祝打倒四人幫的勝利。　　12月1日，我接到中央的調令，要我在十天內完成辭行拜會並回國。當時我的下腰椎病急性發作，只好用電話向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安理會各常任理事國常駐代表、各友好國家大使、美國朋友和華人朋友道別，於12日回到北京。　　我抵達北京機場後，一下飛機，就看到外交部全體副部長如徐以新、韓念龍、何英、仲曦東、王海容等都來接機。我還沒有來得及詢問，王海容告訴我說，中央決定讓我擔任外交部長。喬冠華因投靠四人幫，已被撤職。外交部是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長期領導的重要部門，絕大多數幹部對文革有自己的看法，始終對四人幫及其追隨者有抵制和鬥爭。江青一夥為搶班奪權，自然不能放過這一要害部門，對外交部的文化革命插手很深，使外交部成了文革的重災區，文革一開始幾乎所有駐外使館的大使和參贊被調回國，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挨整被斗。四人幫使用卑鄙的手段矇騙廣大群眾，企圖打倒周恩來和陳毅，再次打倒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在四人幫的指使下，外交部曾開會批判周總理，誣衊他執行「三降一滅」(即「投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消滅民族解放鬥爭」)的外交路線。江青掌握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曾派員到外交部，煽動奪權。隨後，外交部的政治部被奪權，部領導癱瘓，使外交大權旁落達一個多月之久。在極「左」思潮影響下，發生了萬人圍攻人民大會堂、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等事件，造成惡劣的國際影響。1975年夏，外交部內一小撮人貼出大字報批判鄧小平搞賣國外交。文革後期，江青把喬冠華進一步拉攏過去。據後來查出的四人幫擬定的名單，喬被定為副總理兼外長。　　我回京後第二天，應邀去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先念，他對我說：「喬冠華太不像話，陷入四人幫的泥潭，已經沒到了這裡了，」他舉起手來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上面，接著說，「政治局要你回來主持外交部的工作。」過後，我去看了葉劍英副主席，他對我簡單地介紹了打倒四人幫的過程。這時我才知道，為革命多次建功立業的葉劍英同志在我國命運的關鍵時刻採取果斷措施，又一次為國家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勛。葉帥一貫抵制江青一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倒行逆施，因此被四人幫視為眼中釘，對葉帥橫加迫害，監視他的一言一行。記得1976年6月，我從紐約回國述職，去看望葉帥，他為防止竊聽，把客廳的收音機的聲音放得很大，但我們兩人的交談也無法進行了。於是葉帥建議我們到當時奉江青之命不對群眾開放的北海公園去。我們在仿膳飯店門前的湖邊，坐在兩把椅子上喝著一壺清茶談話，他的秘書警衛則四散去附近釣魚。葉帥對國內局勢異常擔憂和不滿，不過他對老幹部和軍隊很有信心，並認為廣大群眾也只是對四人幫敢怒不敢言而已。果然，不到半年之後，四人幫垮台，全國歡騰，中國開始了一個新的局面。　　對於喬冠華，人們並不缺乏了解。根據張穎同志（章文晉副部長的夫人）在她著的《外交風雲親歷記》一書中回憶，1974年冬天，她陪同時任駐加拿大大使的章文晉回國述職，向喬冠華部長彙報工作。喬冠華和章含之請他夫婦倆到家裡坐。喬冠華對張穎談起國內文革狀況，重點是談江青。喬冠華說江青領導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稱讚重用。又說江青認為張穎很能幹，從小參加革命，表現不錯，要調張穎去文化組負責工作。喬冠華接著說：「當前文革的形勢你知道，周總理病重，看來不久於人世。識時務者為俊傑嘛，應該好好想想，何況江青那麼看重你。」章含之則對章文晉說，江青對他有好感，很欣賞他。顯然，喬冠華、章含之認為時機已到，直接抬出江青的旗幟，為江青收羅人才，拉幫結夥。這段回憶十分深刻鮮明地展示出喬冠華、章含之的醜惡心態。　　1977年，全國掀起揭批四人幫的高潮，進一步揭露他們的罪行。外交部的廣大幹部群眾對追隨江青和反對周總理的喬冠華和章含之憤怒揭發譴責，開了兩次外交部全體大會對他們進行批判。　　我與喬冠華在外交部共事多年，他的前妻龔澎同志是我在燕大的校友。龔澎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骨幹，業務能力和政治思想都很強，是女幹部中的傑出人才。在重慶時期，外事工作方面她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我對她一向敬重，可惜她在文革中過於緊張勞累，英年早逝。我在幹校勞動時聞此噩耗，深為痛惜。喬冠華頗有文采，所寫時事述評受到讀者歡迎，得到組織上的重用。但他的毛病缺點也非常突出，強烈的個人主義和名利思想，不思改造，反而怨天尤人，這嚴重地阻礙了他的進步，也影響了他同領導和同志的關係，曾受到周恩來、董必武和李克農同志多次的嚴肅批評。文革後期，他參加了對周總理的無理批判，受到外交部廣大幹部的非議，他在「識時務者為俊傑」的人生觀支配下終於投靠江青一夥。　　因為看到文革時期外交部的工作嚴重耽誤，我深感目前應抓緊恢復工作，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這也是外交部同志們普遍的急切心愿，故對批喬適可而止。但是，外交部內部的極左殘餘和派性仍表現頑固，工作秩序還沒有走上正軌。　　1978年，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在精神上取得解放。為了切實撥亂反正，全黨全國開展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辯論和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外交部也以這種精神對工作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清理，使正氣上升，整個集體走上團結奮力的軌道。　　正確的幹部政策是外交工作的重要保證。我回部不久即陸續恢復了那些被無端地靠邊站的德才兼備的幹部的職務，調整了部和司的建制，並把分散在五個省的五七幹校勞動的四千多名幹部陸續調回外交部和部屬單位，充實了國內和各駐外使領館的幹部隊伍。　　外交部長的工作是繁重的。首先作為中央在對外政策方面的執行機構和參謀部，外交部各地區司和業務司忙於辦案、調研，上呈請示、建議和對策，組團出訪和出席國際會議，接待各國官方代表團的訪問，參加有關重大問題的談判和交涉，向中央政治局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重要外交事務作出報告。在我任職期間，根據中央指示，我們完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中、美建交、處理美售台武器的八一七聯合公報的談判和發表，就香港回歸問題做前期準備，開始改善同印度和蘇聯的關係，陪同中央領導同志或率團對亞、非、拉、歐、美五十二個國家進行正式友好訪問，參與和同多位來訪的外交部長或國家領導人會談。　　在辦公室和住所，每天要閱批大量的文件。周總理生前常教育我們說，外交工作，授權有限。外事無小事。我理解，凡是政策性和對外表態的口徑，甚至說詞，負責人應親自過目。我們尤其注意請示報告，主動取得中央的領導和指示，避免發生任何差錯。外交部工作的特點是急電多，尤其是我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發來的急電或特急提前電報多，而且往往是傍晚發來，限在午夜之前批複，以便我常駐代表團能在紐約時間次日上午及時發言表態或投票。好在紐約和北京有十二小時的時差，這為代表團的請示贏得時間。有時一些特急電報從紐約發到外交部送到我住處閱批，有的由機要通信員立等並即刻送請小平同志審批。那時小平同志聽力還好，有時就在電話里向他請示。

（責任編輯：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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