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亮】「南海問題化」的越南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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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南海問題在越南外交中影響力不斷增大的角度，解析越共十二大期間的越南外交。文章首先剖析越共十一大期間南海問題如何主導越南外交，再在此基礎上分析越共十二大期間越南外交為南海問題所主導的可能性。南海問題在越南外交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影響到越南外交的走向以及多組重要的雙邊關係，影響到南海地區局勢。越南外交被南海問題所主導，即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的背景因素包括：首先，越南的多重「危機感」折射到南海問題上，放大了南海問題對越南的影響力；其次，南海的重要性被空前提高，導致越南內政與外交在南海問題上的投入都越來越大；第三，專業外交團隊的積極運作，是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的直接原因。上述三個方面因素在越共十二大期間，不僅不會消失，還有可能被進一步強化。此外，越南外交因南海問題而更趨活躍和積極，提升了越南的戰略優勢，為越南贏得了更多國際支持。所以，越共十二大期間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的態勢會進一步強化。

［關鍵詞］越南；越南外交；南海；南海問題化

［作者簡介］張明亮，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本文刊載於《東南亞研究》2017年第1期。

　　南海問題（或越中「海上問題」），于越共十一大期間（2011—2016年）在越南外交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對越南外交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主導了越南外交。本文把這一態勢稱作：越南外交的「南海問題化」。從公開層面上看，「南海問題化」體現在：在越南對外交往的幾乎所有渠道上都直接或間接地顯示出南海問題的存在。此舉既是過程，也是結果；作為「過程」的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意指：南海問題在越南外交進程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作為「結果」，則體現在越南外交的努力越來越多地服務于越南在南海問題上的目標。　　

　　是什麼因素導致如此境地呢？南海問題在越南外交中的突出影響力在越共十二大召開（2016年）後還會延續下去嗎？判定的根據是什麼？這些都是本文著力探討的。

一　南海問題與越南外交：探究的必要性　　

　　南海問題是越南多個雙邊外交渠道上的問題。本文在探討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之前，先論述越南與南海周邊多方之間的南海問題。這不僅有助於了解越南視角下南海問題的豐富內涵，也有助於說明本文主題的必要性。之後，再有針對性地說明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探究的必要性。

　　（一）越南視角下的南海問題　　

　　「東海」是越南對南海或南中國海的稱呼（為敘述一致，本文除了個別引用外，統一稱「南海」）。越南視角下的南海問題，涉及到南海部分島礁權利歸屬與海域劃分。具體來說，從越南角度看到的南海問題包括：

（1）北部灣灣口劃界；

（2）「黃沙群島」即中國所說的西沙群島及其海域糾紛。

　　以上兩個僅是越南與中國之間的南海問題的部分內容，以下所述還涉及到南海周邊的東盟國家——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和印尼。

（3）越南在「長沙群島」（即中國所說的南沙群島）同中國（包括台灣地區）、菲律賓、馬來西亞的衝突性權利主張。

　　南沙群島大致相當于越南所說的「長沙群島」，但在地域範圍上並不完全等同，如南沙群島西南的萬安灘與南薇灘等，並不在越南所主張的「長沙群島」範圍內，而是被越南劃入其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上；再如曾母暗沙，南／北康暗沙與南通礁等南沙群島南部的島礁，並不在越南所主張的「長沙群島」的範圍。

　　越南與馬來西亞在部分南沙島礁的「歸屬」問題上存在爭議，幾乎所有馬來西亞實際控制的南沙島礁都被越南認為是越屬「長沙群島」的一部分，如彈丸礁等。而越南控制的安波沙洲與柏礁則被馬來西亞劃入馬屬範圍內[1]。菲律賓所謂的「西菲律賓海」與越南所說的「東海」，都是對部分南海的專有性稱呼，二者代表了菲律賓與越南在南海的訴求；二者重合度較大，也體現了菲律賓與越南在南海的衝突性權利要求。菲律賓巴拉望省的「卡拉延（群島）市」，與越南慶和省的「長沙島縣」，二者都是針對中國部分南沙群島的「行政建制」；二者顯示了菲律賓與越南在南沙群島的重疊性權利主張。不過，越南與上述兩國（菲律賓與馬來西亞）之間圍繞南海及其島礁的權利爭議，從未出現過類似於或等同於越中之間南海問題或南海衝突那樣的規模或等級。越馬／越菲之間的南海問題，也不是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的主要動力，越中之間的南海問題才是推動越南從外交渠道上推動「南海問題化」的主要根源。　　

（4）越南在南沙群島及其海域同汶萊與印尼的海域主張重疊。越南主張南沙群島的南薇灘位於越南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上，而汶萊則把南薇灘劃入其在南海主張的海域範圍內。越南與印尼在納土納群島北部海域的重疊性主張，則部分地涉及到中國南海斷續線範圍內的海域[2]。

　　（二）為什麼要探討？　　

　　越南外交的「南海問題化」，其影響所及已經超越了南海問題和越南外交本身，涉及到中國外交環境與南海問題的研判。 這是越共中央指導或默許下越南外交團隊集體努力的結果，且為越南外交和越南的南海主張與利益贏得了空前的成功。　　

　　儘管越南的南海問題是多個越南對外雙邊關係中的問題，但南海問題在越中雙邊關係中表現得尤其突出，即衝突面多過協調與合作。而在越中之外的越南對外的雙邊關係中，圍繞南海問題的協作多過衝突。如越南與菲律賓之間的南海問題，再如越南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南海問題[3]，都能在雙邊協作的方向上向前推進，至少不至於影響雙邊關係。另如越南與汶萊之間的南海問題，僅是理論上存在重疊海域而已——南薇灘及其附近海域，甚至都未成為雙邊關係中的問題，越南與汶萊雙邊渠道公開層面上從未為南海問題衝突過[4]。　　

　　對比之下，越中雙邊關係中的南海問題，則顯示出更大的負面影響，南海問題不僅是影響到越中雙邊關係的問題，甚至影響到地區局勢，牽動越中各自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雙邊關係。典型的表現是：中美關係也受到越中南海問題的影響。2010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河內東盟地區論壇上關於南海問題關乎美國「國家利益」的公開表態，是越中南海問題影響中美關係的直接表現，不僅是美國直接操作南海問題的結果，也是越南外交巧妙地利用南海問題的結果。2014年5月至7月，越南在西沙群島中建南海域全力阻擊中國勘測活動之舉，不僅得到區域內國家的直接或間接聲援，也得到美國的支持；中國海上勘測活動在中美元首通話後迅速終止，難道僅僅是巧合嗎？難道沒有一丁點越南「南海問題化」外交努力的結果嗎？因此，解讀越南外交的「南海問題化」，有以下意義：　　

　　一方面，探討越南外交的「南海問題化」，有助於了解越共十二大期間的越南外交走勢。本文是從特定角度——南海問題的視角，解讀越南外交，研判越共十二大的越南外交。越南外交不僅改變了越南自身的地緣安全環境，也改變了越南周邊區域的地緣安全態勢，影響到越南周邊國家的外交環境。其中，中國的外交環境就深受越南外交走勢的影響。進一步看，越南外交在南海問題上的「發力」，已經在越共十一大期間，使得越南在南海問題上的博弈優勢明顯增加，也使得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挑戰越來越大。此種態勢是否會延續呢？從南海問題的角度研判越南的外交走勢，有助於研判上述走勢。　　

　　另一方面，解析越南外交的「南海問題化」，有助於更加全面地了解新時期——「南海仲裁案」之後的南海問題走勢。2016年，開啟的不僅是越南外交的新時期——越共十二大召開之後的越南外交，還因為「南海仲裁案」結果的正式出爐，而進入南海問題的新時代——南海的「後仲裁」時代；越共十二大召開之後的越南外交針對南海問題的走勢，恰與「南海仲裁案」之後的南海問題走勢重合。從菲律賓角度探討「南海仲裁案」非常必要，從越南角度解讀「南海仲裁案」也很重要。越南雖然不是「南海仲裁案」的發起方，但是「南海仲裁案」的受益者，事實上也是「南海仲裁案」的支持者。越南之前的南海主張，同「南海仲裁案」的裁決結果高度重合，二者主要都是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否定中國的南海主張。早在1994年，越南政府就延聘美國律師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角度幾乎全盤否定了中國的南海主張，如「南海斷續線」與中國歷史性權利主張的合法性。美國律師為越南政府所作的報告以英文刊發在專業刊物上。越南當時尚未與美國建交，而越南政府已有如此遠見的行動，比起菲律賓政府針對南海問題而延聘美國律師，越南政府所為更具戰略性[5]。越南政府反覆明確要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據強調南海權利，那麼在「南海仲裁案」之後，越南會如何務實地援引「南海仲裁案」的有利結果呢？「南海仲裁案」的正式結果出爐，是越共十二大召開之後；「南海仲裁案」的正式結果，在越共十一大期間越南外交無法有效援引和利用，但卻是越共十二大召開之後的越南外交可以有效利用的。

二　越南外交：如何「南海問題化」？

　　把南海問題——主要是越南的南海立場和利益，放到越南外交的主要位置，或者說在全方位的外交中貫穿南海問題，是越共十一大期間越南外交的顯著特色之一。部分地藉助于越南外交在南海問題上的投入，越南在區域內外製衡中國的籌碼空前加大，並直接或間接提升了越南在美國、日本、印度以及俄羅斯等國「抑制中國」戰略中的份量，大大改善了越南同美國、日本、印度等國的關係。越共十一大期間，越南在對華關係之外的幾乎所有雙邊關係領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這是越南地緣價值的自然結果，也是越南外交努力的結果——尤其是越南外交在南海問題上積極投入的結果。　　

　　2011年越共十一大召開後，越南外交在南海問題上的投入力度空前加大，包括政黨外交和政府外交兩個層面。在社會主義國家之外的外交方面，越共十一屆中央總書記的參與範圍與力度在公開層面上，超過了之前的歷任總書記。以越共總書記歷史性訪問美國為代表，越南共產黨對外交往的力度與廣泛程度都達到了一個新高度，南海問題成為越共總書記外訪的主要議題之一[6]。此外，越共總書記訪問日本和印度期間，南海問題都是雙邊議程中的主要問題之一。　　

　　越南外交在南海問題上的全方位投入，主要指：（1）越南為南海問題在東盟渠道上的投入：利用東盟平台並與東盟夥伴們合作放大南海問題的國際影響力，從而在南海問題上形成對中國更大的壓力和對中國不利的輿論氛圍；（2）越南為南海問題在對美外交中的投入：爭取美國支持越南的部分南海主張；引入美國援助，提升越南在南海的（軍隊與警察）實力；引進美國能源企業參與到南海爭議海域勘測和開發油氣資源。2014年5-7月越南與中國在西沙群島中建島南海域對峙，距離越南石油（VietOil）與美國艾克森－美孚（Exxon－Mobil）公司合作開採的「藍鯨」海上氣田不遠，「藍鯨」氣田被認為可能是亞洲海域最大的海上氣田[7]。（3）對俄日印外交中都貫徹越南對南海問題的主張，在南海問題上引入俄羅斯、日本與印度的勢力，服務于越南的目標。（4）越南雙邊外交的公開文件（聯合公報或共同新聞稿）中，通常都有直接或間接涉及南海問題的內容。　　

　　越南在對外的雙邊渠道上突出南海問題，較為成功，也為實現越南的南海主張和利益帶來不少收益。其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藉助美國、日本、俄羅斯及東盟等，間接為越南的南海主張「背書」。為南海問題「背書」，是《環球時報》2016年9月報道新加坡在不結盟運動會議期間間接呼應「南海仲裁案」做法時所用的辭彙，指的是新加坡間接支持「南海仲裁案」的行為[8]。美國、日本、俄羅斯與東盟等在南海問題上為越南「背書」，並不是直接支持越南對南海部分島礁和海域的權利主張，而是間接支持越南在南海的要求，事實上支持了越南的主張，或作出對越南有利的公開表述。最明確的表現是：重複越南在南海問題上對海洋法的堅持；若依據越南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解讀，不僅「長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屬於」越南，而且越南大陸衍生出來的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將會吞噬掉大片的南海海域；不僅中國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大片海域會被越南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覆蓋」，中國「南海斷續線」內的大片海域也會被越南主張的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涵蓋」掉。因此，在越南與其它國家的雙邊公開文件中明確複述越南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和主張，事實上是以聯合文件的形式支持越南的南海主張（或立場）。越美、越日、越印、越俄，以及越南與東盟國家的公開聯合文件中都有類似的表述[9]。　　

（2）直接或間接支持提升越南在南海的軍事或警察實力。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都曾直接或間接支持越南提升海上軍事和警察實力，或提供資金支持，或直接提供艦船，出售先進艦船等。美國與日本在越南提升海事能力方面，提供的支持較多。美國官方支援亞太國家的計劃與資金分配中，援助越南的份額很大，這在過去也是沒有過的。此外，美國還加大與越南海軍合作的力度與密度，客觀上都間接提升了越南在南海的活動能力，提升了越南在南海對抗中國的實力，也提升了越南在美國制衡中國戰略中的地位。日本在海軍人員培訓和二手艦艇援助方面協助越南[10]。俄羅斯是向越南軍方提供最多裝備的一方，對越南海軍實質性提升實力幫助最大的潛艇，就是俄羅斯出售給越南的[11]。印度則在海軍人員培訓和空中監測方面，協助越南提升實力[12]。

（3）引進外國企業參與越南在南海爭議海域的開發。美國、俄羅斯與印度的石油企業都參與或計劃參與到越南在南海爭議海域的油氣勘測和開發活動中。這些外國能源企業在贏取商業利益的同時，也成為越南實現其南海海洋權益的有效政策工具。前蘇聯石油企業是最早同越南協作開採南海爭議海域油氣資源的，俄羅斯延續了兩國在該領域的合作態勢。2013年，俄羅斯總統訪問越南前夕，俄羅斯石油公司先行訪越，協商領域就是海洋石油開發。美國石油企業在美國官方同越南建交之前，就先行進入越南在南海爭議海域的勘探活動。美越官方還推動兩國石油企業在爭議海域的商業活動，2009年美國國防部長在新加坡亞洲安全論壇上公開為美國企業在越南附近爭議海域的開採活動提供道義支持。此外，印度石油企業也同越南合作參與到南海爭議海域的勘探活動中。這些都是越南政府及其企業努力爭取的結果。　　

（4）其它在公開渠道上可以顯示出來的合作可能更多，且更有效，如雙邊協調與情報交流。越南與菲律賓在越共十一大期間圍繞南海問題的交流空前增多，其中就包括兩國駐守南沙島礁的軍事人員之間的往來與情報交換，還包括兩國海軍和海警之間的合作[13]。　　

　　越共十一大召開之前即2011年前，南海問題已在越南外交中「暫」露頭角，但尚未成為當時越南外交的主要議題之一。2010年越南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期間，在7月份河內召開的東盟地區論壇（ARF）上，越南作為東道主與美國「協調」出南海問題的「熱潮」。中國外交部發布了一份措辭嚴厲的公開聲明，批評越南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期間在南海問題上的做法。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在南海問題上前所未有地強硬地直接回擊中國的南海立場，展示了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自此美國積極介入南海問題。希拉里在參選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出版的回憶錄中，較為詳盡地回顧了2010年她及其國務院團隊在南海問題上針對中國所作的準備，但較少涉及美國與越南在2010年東盟地區論壇期間的「協作」。美國積極介入南海問題，客觀上也符合越南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如接下來的分析所顯示的：引美國進入南海和南海問題，恰恰是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的主要方向之一，也是其積極努力的結果之一。不過，越共十一大召開之前即2011年之前，南海問題在越南外交中的地位遠不及2011年之後。

三　越南外交：為何「南海問題化」？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是越共十一大期間越南國內治理導向「南海問題化」的延續。　　

　　越南國內治理導向的「南海問題化」，是指越共十一大期間，越南黨對內治理領域出現了太多直接或間接涉及南海問題的元素。如：（1）越南黨、國家和政府領導人在南海問題上的公開表態越來越多。越共十一大期間，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前四位的領導人，幾乎都曾公開在南海問題上表態，且立場強硬，與華對抗姿態明顯。反觀越共十大期間（2006—2011年），越南黨政高層基本未在公開場合述及南海問題，僅時任國家主席的阮明哲於卸任前在越中邊界附近間接強硬表態。（2）舉辦涉及南海問題的大型活動和項目也越來越多，並且越來越多地設置同南海有關的標識物，如「黃沙和長沙」紀念園區，以「黃沙」和「長沙」為道路命名，在景區顯要位置放置同「黃沙群島」和「長沙群島」有關的物品。越共十一大之前，越南黨和政府在南海問題上的投入遠少過越共十一大期間；越南在南海問題上的「投入」包括：直接在南海的投入與開發，間接為南海問題所作的宣傳活動等。（3）放任和默許越南民間針對南海議題的活動，此類活動中甚至包含有反對越共的成分。　　

　　越南外交之「南海問題化」，僅是越南國內治理「南海問題化」的一個支脈而已。下述幾方面因素，既是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的背景因素，也是判斷其前景的主要依據。若下述幾個因素在越共十二大之後仍然存在，那麼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的態勢就會延續下去。

　　（一）三重「危機感」　　

　　越南未必是危機四伏的國家，但越共高層應該算是「危機感」重重的。 越共十一大期間在南海問題上的投入，能夠間接折射出越共高層的重重「危機感」。越南可能存在的危機包括：國土安全與民族國家構建，政權安全與黨內高層的個人權位之安危，這些都會直接或間接體現在越南外交對南海問題的側重傾向上。　　

　　「危機感」是對危機或潛在危機的認知，屬主觀行為，隨意性大；「危機感」並不完全等同於危機，而且有可能放大危機。「危機感」的存在或出現除了危機本身之外，還取決於產生「危機感」的人本身，如人在其他方面的現實需要。但這裡要強調的是，越南精英層的「危機感」，毫無疑問有其客觀基礎。

　　1.源自國土安全與民族國家構建的「危機感」　　

　　越南國土中，爭議部分較多；越南民族國家建立的時間並不長，構建民族國家的挑戰仍較多。二者合在一起，加重「危機感」的可能性較大。與此相對應的是：越南黨和政府高調維護國土完整和主權獨立，不僅以此作為越南立國的目標，還作為彌補越共執政危機的應對之策。　　

　　越南爭議國土面積佔據如今越南領土面積的1/3強，1/2弱；且越南有效守衛國土的能力永遠無法滿足其需要，尤其是面對北方的傳統強敵——中國之時。如今越南中部是古國占婆被滅之後，進入越南版圖的，占婆的後裔占人如今流散在越南、柬埔寨、泰國和馬來西亞等地。湄公河三角洲地區曾經是高棉王國的一部分，如今在越南南部還生活著不少高棉人，他們是越南境內少數族裔的一部分，而高棉族又是柬埔寨的主體民族。在柬埔寨和美國等地，還存在要求收回「下柬埔寨」土地的高棉人團體。　　

　　越南同鄰國國土爭議，主要涉及柬埔寨與中國。越南與中國的領土、島礁與海域糾紛，不在此展開。此處詳說越南與柬埔寨的領土糾紛，以及越柬糾紛如何與越中糾紛交織在一起，強化越南精英層在國土安全上的危機感。　　

　　越南與柬埔寨之間不僅有目前的邊界領土糾紛，還有部分柬埔寨人對「下柬埔寨」的不懈追求，這都使得越南與柬埔寨之間的領土糾紛難以短時間內有效化解。如今越南南部湄公河流域的大片區域，最早是柬埔寨歷代政權的土地，最早的居民可能也是高棉人。柬埔寨歷史上曾活躍過的不少政治人物，都出生在「下柬埔寨」，如20世紀80年代抵抗越南與金邊政權的宋雙，再如同日本人合作過的柬埔寨民族主義者山玉成。如今居住在越南南部的高棉族人，成為越南境內的少數族群之一，且在物質上屬於邊緣群體，在文化和宗教領域被嚴格管制。柬埔寨以及美國境內的高棉人活躍群體和人士，不斷地以「下柬埔寨」和越南境內的高棉人權益問題，向越南、柬埔寨乃至國際社會呼籲和抗議。　　

　　越柬中複雜三邊關係的歷史與現實，都無法讓越南對其國土安全完全放心，反倒可能會讓越南的精英層對國土安全越來越警惕。20世紀70年代末，越南與柬埔寨的領土和邊界糾紛，幾乎就是引發越柬衝突的導火線，且被捲入複雜的中國、越南與柬埔寨的三邊關係之中。如今，類似的「劇情」又有上演的態勢。類似的劇情是：當中國對越南的援助減少或停止之際，中國對柬埔寨的援助急劇增加；當越南與柬埔寨和中國的關係轉冷之際，柬埔寨與中國的關係越來越「暖」了。柬埔寨國內的「厭（反）越」情緒與行動，在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達到高峰，如今類似的情緒與運動在柬埔寨不僅仍有厚實的群眾基礎，且不時在柬埔寨國內政治變動之時與柬越關係緊張之際表現出來。20世紀70年代末，此種態勢曾經加劇了越南精英層的「危機感」，如今的類似態勢也難免會加劇類似的危機感。　　

　　殘酷的現實與越南刻意解讀出來的悲劇性歷史，都會加重越南高層在國土安全上的「危機感」。越南政治和知識精英們非常善於對中國之外的第三方「解釋」越南的悲劇色彩，部分地反映出越南精英們的「危機感」。《李光耀回憶錄》中反映越共前總書記杜梅曾向李光耀本人渲泄過類似情緒[14]。杜梅在1994年還向美國美孚（Mobil）石油公司高管們表達出類似情緒[15]。當時正值越南同中國關係「正常化」後不久，兩國就因南沙群島萬安灘的石油勘探事宜，鬧出了雙邊關係「正常化」後的首個公開糾紛。中國引進美國克里斯通（Crestone）能源公司參與萬安灘海域勘探，越南則引進更大的美國公司（美孚）參與臨近海域勘測。為此，越共總書記親自會見美國美孚（Mobil）石油公司高層，最終，在萬安灘海域的油氣區塊之爭中，越南使用美國石油公司作為南海政策工具的手法更為有效[16]。　　

　　越南政治精英們在國土安全和民族國家構建方面，所遭遇的危機越多，其「危機感」就可能越重，越南黨和政府在守護南海島礁和海域上的決心就可能會越大，力度就可能會越強。

　　2.源自政權穩定與否的執政「危機感」　　

　　越共為保衛社會主義政權所作的努力越來越大了，因為政權的危機與高層的「危機感」與日俱增。越共十二大之後，越南反擊「顏色革命」的呼聲與努力有增無減，黨與軍方媒體不時發出類似的聲音，顯示越共所面臨的「顏色革命」壓力之大與其警惕性之高。2016年初越共十二大之前，越共反擊「顏色革命」之努力達到新的高度，直接說明其面臨的執政危機也達到了新境地[17]。越共確立全國性政權的時間並不長，其政權的危機與高層的「危機感」卻伴隨著執政者。撐起民族主義的大旗，是越共執政者追求和守衛社會主義政權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在越共追求全國性政權的進程中，始終如一堅持的就是越共倡導的民族主義大旗。越戰期間，越共在南北的宣傳不少都是以越共作為民族主義者的形象出現的，力爭迴避越共的共產主義者一面。　　

　　在南海問題上表現出強硬立場，是越共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最有效手段，也是越共十一大期間頻繁使用的手段。曾經的民族主義立場，可以用反對外來侵略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在南海問題上，不僅仍可借用曾經的反對外來侵略的旗幟，還可以加上守護國家領土完整的旗號。　　

　　越南宣傳的外來侵略與南海問題，交織在中國議題上，直接或間接推動越南的「厭華」乃至「反華」意識與行動。越共十一大期間，因越共忌憚被戴上「賣國」的帽子，從而縱容不少涉及南海問題的活動；事實上不少活動對於有效地維護越南的南海利益未必切實可行或有效。執政者未必不明了，但執政者更需要維繫民族主義者的立場形象，以彌補其執政合法性之不足。

　　3.高層個人權位的安危　　

　　越共高層在追求和維繫個人權位的過程中，可能會把南海問題作為強化個人權位的手段之一。在南海問題的決策和公開表態中，高層個人採取或支持對中國的強硬立場，有助於鞏固個人在黨內的權位。在南海問題上採取對華穩健姿態（或叫友好姿態），可能自1974年1月西沙海戰之後，再已難以成為越共高層決策者的選擇了。越共十一屆中央政治局排名前四位的要員，基本上都曾在公開渠道上就南海問題做過強硬表態；之前的越共「四駕馬車」從未如此公開強硬地做過表態。　　

　　越共中央政治局是越南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機構，同時也是「迷局」——「謎」太多的「局」。每次政治局「入局」與「出局」的不公開博弈，不僅顯示出越南政局的複雜性，也顯示出高層個人權位的不確定性之大。杜梅之後的越共高層難以再有「一錘定音」者，黨內高位者或潛在高位者之間的博弈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大致「勢均力敵」的態勢。高位者個人在高層權位博弈中欠缺絕對優勢，就很容易找到民族主義的旗號和議題；而南海問題恰恰是最容易切入的議題，且是最便利的渠道。高層放縱基層和民間在南海問題上的激進主張和行動，就有利於高層的「愛國形象」，有利於高層在政治博弈中獲取有利位置。　　

　　上述三個層面上的「危機感」，或直接或間接地折射到越南處理南海問題的方式與策略上，以強化越南南海主張與行動的方式，來轉移或淡化上述三領域的「危機感」。　　

　　從「危機感」增加的角度探討越南外交的「南海問題化」，至少存在如下兩種挑戰或不確定性。首先，「危機感」源自對危機或潛在危機的認知與判定，未必真實地反映危機，存在刻意放大危機的可能性。其次，上述三重危機感源自筆者的解讀，但筆者不僅沒有當面訪談評估對象的機會，且缺乏相關領域的專業訓練，因而使得本文對於越南三重「危機感」的評估會缺乏足夠的說服力。但願此種對「危機感」的推斷，有助於了解和理解越南的南海意識的勃興和頻繁的行動。

　　（二）越共十一屆中央更充分地認識到南海問題對越南的重要性，並以實際行動不斷加以強化　　

　　在上述三重「危機感」的大背景下，南海對越南的重要性與南海問題的嚴重性被進一步凸顯出來。海洋（南海）對於越南的重要性——包括從安全和經濟角度，已被歷屆越共中央所看重，但從具體策略和行動上落實越共對海洋——南海的看重，則是起步于越共十大後半期，具體落實則是越共十一大期間。越共十屆七中全會通過的《越南海洋戰略》，為越共十一大期間幾乎全方位地推動南海海洋權益和戰略，奠定了基礎[18]。　　

　　越共十一大期間，一些貌似民間的相關活動，頗能顯示南海問題在越共政治議程中的地位之提升。以下以越南「黃沙群島」意識的發展為例，來說明越南對南海和南海問題的重視程度之提高。 「黃沙群島」即中國西沙群島，是越南南海問題的核心之一，事實上也是越中「海上問題」的主要問題；從越中關係近些年發展態勢來看，越中圍繞「黃沙群島」發生的糾葛甚至多過圍繞「長沙群島」的糾紛。　　

　　一位同行曾形象地比喻：中國人對台灣的感情有多深，越南人對「黃沙群島」的感情就有多深！1974年中國與西貢政權在西沙群島武裝衝突之後，西貢學界為配合南越政權對「黃沙群島」的權利主張而出版的《史地特刊》中，有文章高度認可「黃沙群島」對越南的情感價值，並呼籲把1月19日定為「黃沙日」，寫入越南的教材；該特刊被翻印成中文後以《黃沙和長沙特考》的名稱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1974年1月在西沙群島同中國作戰的西貢政權，是越南共產黨政權所堅決反對的，而中國則是強力支持越南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反對西貢政權的。不過，越共政權不僅從未反對過西貢政權的南海主張，甚至在1975年之後公開延續了西貢政權的南海主張。2014年之後，越共政權在「黃沙群島」問題上的公開主張與做法越來越像《黃沙和長沙特考》所主張的，公開紀念1974年「黃沙衝突」，甚至有意於寫入教科書[20]。　　

　　越共十一大期間，越南紀念南海的相關活動空前增多。越南紀念1974年1月「黃沙海戰」及其死難者的活動，從2014年開始浮上公開層面，並有望持續下去。這些「民間」「黃沙」意識的勃興，事實上是越南官方重視南海問題的間接反映。

　　（三）外交團隊的操作，尤其是外長范平明的「職業風範」　　

　　「形勢比人強」，強調形勢（或態勢），但也不能忽略主要的政策參與者和執行者個人或團隊的努力，這裡要說的就是越共十一大期間出任越南外長的范平明。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是否是越南外交團隊建言的結果，目前還無法考證，因為這是內部決策的結果。但從公開層面看，可以肯定的是：這是越南外交團隊運作或執行的結果！單從執行效果看，就有必要探討越共十一大期間，越南外交團隊的努力與「貢獻」。其中，越南外交團隊的「領頭羊」——時任越南外長的范平明最值得關注，他傳承了父輩重視南海問題的外交理念和做法。　

　　越南外長范平明任內，越南外交在對華外交之外幾乎所有領域，都有非常好的成績；且在這份「成績單」中，都有南海問題的影子。越南同大國——美國、俄羅斯、印度以及日本的關係，都在范平明任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越南同東盟的合作，或者說參與東盟的力度與效果，也好過之前的任何時期。即便是越中關係，從越南角度看，也可用空前成功來形容。雖然越中雙邊在政治領域因「中建南海域」事件而跌入非戰爭時期的最低谷，但畢竟越南能以非戰爭手段成功地「逼退」了中國在越中爭議海域的企圖與努力。越共十大期間，也就是范平明出任外長之前，越南的外交團隊的最高職位並非專業的外交人士擔任，因此這一時期，越南外交較為平淡，尤其是相較於之後范平明出任越南外長期間的越南外交。　　

　　范平明是越南前資深外交官阮基石的兒子，其外交思路與套路頗有其父的遺風。阮基石1991年失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位置，被不少外媒解讀為鄧小平的傑作。部分地藉助於傳說中鄧小平的「推動」，阮基石的名望更上一層樓，儘管其實際政治地位下降了——離開政治圈[21]。關於阮基石的報道里，通常都會提及他離開越南高層可能與中國之間的關聯，儘管從未經過考證[22]。阮基石的對華外交被較多地界定為「反華」思路，藉助阮基石在位時的主要副手——陳光基，可以「閱讀」出阮基石的外交理念，即如何警惕與戒備中國。在陳光基回憶錄中充滿了越南精英們對中國（北方）的負面認知，以及如何在全球化時代藉助「時代」與國際力量，以非戰爭手段制衡中國的理念，這幾乎就是越共十一大期間越南外交的「教科書」[23]。　　

　　范平明第一任外長期間，越南外交在南海問題上的積極投入，以及部分地由此換來的越南對外關係幾乎全面豐收，部分地彰顯了范平明傳承其父輩外交理念的結果。一方面，在不與中國開戰的前提下，以一切非戰爭手段對抗中國；2014年5月至7月在西沙群島中建南海域，越南做到了。另一方面，以其它大國——尤其是中國的對手或「潛在對手」，來牽制中國。這一點，在范平明第一個外長任期內，越南也成功地做到了。那麼，他的第二個外長任期會如何呢？

四　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的收益與走勢　　

　　越南外交的「南海問題化」傾向，為越南帶來的收益是明確的；與此同時，催生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的諸多因素在2016年越共十二大召開後不僅不會消失，而且還有可能進一步被放大。因此，有理由判定：越共十二大召開後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的傾向和態勢不但不會弱化，反倒有可能進一步強化。

　　（一）外交收益　　

　　南海問題導向下的越南外交，不僅盤活了越南外交，而且進一步提升了越南的地緣價值——尤其是越南在美國、俄羅斯、日本、東盟國家對華戰略中的價值。　　

　　越南外交在越共十一大期間的成就是空前的。越南在對華外交之外的幾乎所有領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包括越南與大國的關係，以及越南與東盟夥伴們在南海問題上的「協作」[24]。越南與美國的關係在越共十一大期間取得突破性進展，代表性事件是越共總書記歷史性地訪問美國；越南與美國在包括軍事在內的各領域的交流與互動均達到了兩國歷史新的高度，且越美政治、軍事乃至經濟領域的互動中，針對中國的意圖越來越明顯。如在有可能被美國新任總統捨棄的TPP議題上，越南在越共十二大之前積極迎合美國奧巴馬政府之需而力挺TPP的主要動機之一，就是抑制越南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並間接實現在政治上向美國靠攏[25]。越南與日本的關係也在越共十一大期間發展到新高度，不僅體現在越共總書記訪問日本，也不光體現在日本對越南的投資和援助越來越積極，還體現在日本在南海問題上同越南的積極呼應，並積極幫助越南提升海事能力[26]。俄羅斯是越南的傳統盟友，也是對越南最為「友善」的大國，俄羅斯不僅未「侵略」過越南，還曾在越南最困難的時候給予其援助。越南與俄羅斯各領域合作也超過越共十大期間[27]。與此同時，在越共十一大期間，越中政治關係卻降至1991年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後的最低點，而越中關係仍朝著有利於越南的方向發展，即隨著經濟上雙邊經貿往來不斷增長，越南更能以和平手段阻止中國在南海的活動[28]。　　

　　在上述越南對外多個雙邊關係對立式發展中，貫穿其中的主線之一是：越南與其它大國在南海問題上的交集越來越大，共同利益越來越多；同時，越南在南海和南海問題上同中國的分歧和糾葛越來越多，兩國高層不斷呼籲的「海上問題」的共同利益越來越難以落實。　　

　　越南在南海和南海問題上堅定地對抗中國的做法，符合美國、俄羅斯、日本、印度與東盟國家對華策略的需要。越南歷史上多次成為美國等國牽制（制衡）中國的「籌碼」。越南自身的地緣價值，一方面是越南悲劇性命運的根源，另一方面卻也是越南地緣優勢的體現。對域外大國而言——尤其是同中國存在潛在或現實地緣衝突的大國而言，越南的地緣價值是無可替代的。越南幾乎是所有意欲抑制中國的其它大國的最理想選擇之一。在情感認同上，越南先天性地警惕並可能潛在地敵視中國，主觀上合乎其它大國抑制中國的需要。客觀上的地緣優勢，有助於其它大國藉助越南牽制中國。自殖民時代西方大國介入南海地區事務以來，從法國開始的其它大國都曾充分利用越南的地緣價值[29]。

　　（二）「南海問題化」延續並強化的可能性　　

　　國內背景及其外交收益是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的主要背景因素，且上述四方面因素在越共十二大之後，不僅未見消退，反見增長。　　

　　首先，從外交團隊的角度看，越共十二大後，范平明在黨內的職位不降反升，政府職位更加鞏固。　　

　　越共十一大期間，擔任外長的范平明僅是越共中央委員，這也是越共政權歷史少有的現象，即職業外交高官未進入政治局。此前，不僅越南外長由政治局委員級別的政府副總理兼任，甚至越南駐社會主義大國的大使都是政治局委員。由此可見，外交在越南的重要性。越共十二大召開後，范平明升至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出任副總理，在越南黨內決策圈中的地位抬升。這意味著越共十二大期間，范平明的外交理念和思路會更多地影響到越南的外交，那麼南海問題仍會在越南外交中佔據重要位置。　　

　　其次，三重危機與「危機感」都未放緩或減輕，反而有可能加重。　　

　　中國在南海的積極進取，肯定加重越南的國土「危機感」；柬埔寨選舉態勢之不確定性，以及柬埔寨與中國關係越來越密切，都會進一步加重越南在國土安全層面上的「危機感」。越共十二大僅是短暫緩解了越共的執政危機，並暫時擱置了黨內派系紛爭；越共總書記超齡「服役」之態勢未必能延續太久，阮富仲之後的越共總書記產生的過程，又是一波黨內權位博弈的高潮。越共十二大後，越共警惕「和平演變」的努力越多，顯示越共執政危機越大，越共高層的危機意識（或「危機感」）也就越重。　　

　　南海問題很可能會與鞏固執政地位及黨內博弈交織在一起，成為鞏固執政地位和換取黨內權位的有效籌碼。　　

　　第三，南海仍是越南生存與發展所高度依賴的，南海問題仍是越南黨和政府所高度看重的。南海問題不僅關係到越南的「領土」完整與否，甚至關係到越共執政地位的安穩與否，由此決定了越南黨和政府在南海問題上的投入只會增加，不會減少，並會影響到外交層面上。　　

　　由此斷定：越共十二大期間，南海問題在越南外交中的影響力不僅不會下降，反而還會上升；越南外交「南海問題化」之態勢會進一步被強化。　　

　　越共十二大期間越南外交的「南海問題化」之目標可能包括：（1）進一步爭取中國之外的其它國家在公開層面上為越南的部分南海主張和立場「背書」；（2）為「南海仲裁案」「背書」。為「南海仲裁案」「背書」意指：在不直接提及「南海仲裁案」的前提下，力挺「南海仲裁案」的實質內容[30]。「背書」一詞也適合描述「南海仲裁案」之後越南在南海問題上設法維護「南海仲裁案」內涵的做法，如對國際司法程序的尊重並強調國際法，事實上指的就是「南海仲裁案」及其法律程序，但不會明確提及「南海仲裁案」，以免刺激中國。（3）藉助其它國家的援助和支援，進一步提升越南的海上活動實力——海軍和海上警察；（4）藉由南海問題為越南造就的地緣優勢和籌碼，積極拓展改善越南同中國之外的國家關係的渠道，尤其是那些在戰略和地緣等領域同中國存在衝突的國家，如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以及東盟大多數夥伴們，以此提升越南間接抑制中國的能力。

注釋

[1] 「Malaysia Stamps Sovereignty Over Layang Layang Island with Postal Code」, The Straits Times, August 13,2015.

[2] 「Indonesia, Vietnam Aim to Double Trade by 2018」, The Jakarta Post(online), Feb. 16, 2016.

[3] 「Hanoi and KL Reach BroadUnderstanding on Sea Claims」, The Star（online）, June 2, 2009.

[4] 「Closer Brunei-Vietnam Tie」, The Borne Post(online), November 28, 2012.

[5] Brice M. Claret，「Competing claims of Vietnam and China in the Vanguard Bank and BlueDragon Areas of South China Sea: Part II」, Oil & Gas Law and TaxationReview, November 1995.

[6]《阮富仲訪白宮遭越南裔民眾抗議》，美國之音中文網，http://www.voachinese.com，2015-07-08.

[7] 「Isabel Ordonez，Exxon Makes Find off Vietna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5,2011.

[8]《不結盟運動首腦會閉幕新加坡不顧反對妄提南海仲裁》，《環球時報》2016年9月21日。

[9]張明亮：《「東盟化」南海議題：進程、動力與前景》，《南洋問題研究》2016年第1期。

[10]《南中國海緊張，日向越再捐兩艘巡邏艇》，美國之音中文網，http://www.voachinese.com，2015-11-04。

[11] Carlyle A. Thayer, The Russia-Vietnam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East Asia Forum（online）, October 9, 2012.

[12] 「India, Vietnam Agree to Scale up DefenceCooperation」, The Times of India(online), May 26, 2015；《為觀測南中國海局勢，越南同意印度在首都設衛星站》，（新加坡）《聯合早報》2016年1月26日。

[13]張明亮：《越（南）菲（律賓）南海合作之途徑與挑戰》，《東南亞研究會通訊》2014年第1期。

[14]（新加坡）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2000年，第349頁。

[15] R.Thomas Collins, Blue Dragon:Reckon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Virginia: RavensYard Publishing, Ltd, 2002,p.69.

[16] Michael Richardson, 「Vietnam Drills for Oil in BlockClaimed by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3, 1994.

[17]張明亮：《越共遭遇空前挑戰》，《鳳凰周刊》2016年第6期。

[18]於向東：《越南全面海洋戰略形成述略》，《當代亞太》2008年第5期。

[19]〈越〉阮雅等著，戴可來譯《黃沙和長沙特考》，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7頁。

[20]《越南欲為西沙海戰建紀念碑或重申黃沙「主權」》，《環球時報》2015年12月15日。

[21]《阮基石》，《南洋資料譯叢》2003年第3期。

[22] 「Nguyen Co Thach, Hanoi Foreign Minister, 75」, The New York Times,12 April 1998.

[23]《陳光基回憶錄》的中譯本，放在一個叫「泰來發自越南」的博客里。

[24]李永明：《越南推行務實平衡外交》，（新加坡）《聯合早報》2015年4月11日。

[25]張明亮：《越共遭遇空前挑戰》，《鳳凰周刊》2016年第6期。

[26]鄧應文：《漸行漸近的日越關係：動因與前景》，《當代世界》2015年第11期。

[27] Le Hong Hiep, 「Defence Cooperation Underpins Vietnam-Russia Push for Renewed Economic Cooperation」, East Asia Forum（online）, 13 November 2013.

[28]張明亮：《抑華」與「依華」——越共十二大後的越南外交》，《國際關係研究》2016年第2期。

[29]同上。

[30]《不結盟運動首腦會閉幕，新加坡不顧反對妄提南海仲裁》，《環球時報》2016年9月21日。

【責任編輯：鄧仕超】

本文刊載於《東南亞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