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大家|王學典：重塑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

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認為：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相碰撞的歷史。進入21世紀，中西學的激烈爭論仍未了結。山東大學教授、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兼《文史哲》雜誌主編王學典一直研究如何把中國「中國化」，他的這一觀點在學界受到廣泛關注。在他看來,西方理論難以解釋中國當下問題，人文社科正在朝著本土化的方向回歸；中國社會成功轉型的關鍵，在於創造高於自由主義的以儒家價值觀為基礎的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本報記者專訪了王學典教授，就如何看待本土化思潮、中西學關係、傳統文化熱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齊魯晚報：在您的《把中國「中國化」》一書中，您認為人文社會科學正在朝著本土化的方向發展，您得出此定論的具體依據是什麼？

王學典：現在有一個籠罩學界的比較大的問題，也是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界格外關注的一個大問題，即在西方的民主憲政之外究竟還有沒有一條能走得通的中國道路，換句話說，中國能不能造就一個與西方民主憲政相平行、能克服西方民主憲政缺陷的基本制度安排？

這條路能不能走得通，現在誰都不敢說，上下都正在探索。本土化問題和這個問題密切相關，特別是2010年之後，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似乎昭示了一種前景，這條路能走得通。這就是中國模式、中國道路提出的一個基本依據。所謂本土化問題，是以中國道路能走通為前提的。中國按照中國的規則、國情來安排自己的道路，安排自己的制度，安排自己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目前理論界有一部分人比較悲觀，另一部分人比較樂觀。我們現在正處在十字路口上。

既然不能遽下判斷，現在就需要探討另外一個問題，我們有5000年一以貫之的道路，而且這條道路在和西方社會碰撞之前，在人類文明史上曾經達到很高的高度。這樣一個有自己一以貫之道路的龐大文明體，有沒有可能完全改變固有軌道，納入西方那條路線之中，我們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中國道路能走通，那當然會強化「四個自信」，如果最後出現挫折，當然會增加人們的疑慮。問題是這樣一個龐大的文明體，它的演化道路是有自己的規則的。

齊魯晚報：您曾經說過，中國歷史是一輛有軌電車，有著自己的軌道。

王學典：對，我一直認為中國歷史是一輛有軌電車，這個軌道概括為中國模式也好，中國道路也好，但中國歷史一定是一輛有軌電車。

中國和其他小的文明體、政治體不一樣。我曾經到過泰國，在那裡思考過一個很大的問題：像泰國這些國家，順順噹噹被納入西方的軌道，民主選舉、兩黨政治、國會，這一套西方的基本制度安排，並沒有改變其固有的社會生活，民眾依舊按照幾千年一貫的模式，該怎麼生活怎麼生活。

我當時就思考像泰國這樣的國家，為什麼會如此順利地就轉了型。思來想去，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中國是一個成熟的、有5000年一以貫之歷史的龐大的文明體，她一定有自身的軌道。通常說船小好調頭，船小了當然往哪個方向走都可以；船大了，本來在沿著一條航線走，想調頭並不容易。也就是說，要想把中國這個文明體納入到西方的軌道上去，是非常有問題的。

二十世紀以來，我們一直試圖用西方的理論、概念、模型來解釋中國，但是現在用任何一家西方的理論都無法解釋中國的崛起，所有的西方理論在解釋中國的高速發展這個對象面前都黯然失色。在這個背景之下，各個學科本土化的呼聲越來越高漲。我們得承認基本的現實，西方的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包括其他西方社會理論，都無法解釋中國這幾十年的高速發展，我感覺這一條就足以證明這些理論本身必須經過本土化的冶煉之後，才能用來解釋中國的歷史與轉型。

齊魯晚報：本土化的具體表現有哪些？

王學典：大概從2008年之後或者是2010年前後，甚至我們可以把這個界限劃在十八大召開前後，中國出現了向本土化轉型、本土化回歸這樣一種強大的潮流和趨勢。之前30年，人文社會科學實際是向西方接軌，是世界化、西方化。30年後，我們又回過頭來本土化，要告別向西方接軌的這一追求。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現實。

比如，在政治學領域，出現賢能政治的概念，認為民主選舉不適合中國。在經濟學領域，像林毅夫，更多地強調探索新的經濟學理論。我能感受到這些敏感的學界動態，和我做編輯的身份有關係，因為要編《文史哲》雜誌，要考慮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問題，這樣我才能知道雜誌往哪個方向走。

另外，政治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我不認為這個講話內容純粹是政治家的要求，很多內容很內行很具體，部分反映了學界的呼聲。講話提出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沒有說要建立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

我個人認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能把中國經驗、傳統文化、儒學的很多內容置放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則可能帶有排他性，不能納入中國本土傳統文化。而且從政治家的角度，他更需要一套中國的東西去支撐國際舞台上的活動，毫無疑問，政治家感受到了很多我們學者或是普通民眾感受不到的那些問題。

齊魯晚報：在人文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過程中，會面臨哪些問題？哪個問題最為嚴重？

王學典：什麼叫本土化？按照我的理解，第一，研究、回答的必須是中國的問題，是依據中國現實提出來的問題，而不能是從西方搬過來的問題。第二，你必須要面對中國經驗。

我們現在的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用的都是西方教科書，這些學科的研究者很少閱讀中國政治文獻，在這種知識背景下，面對的不是真實的中國問題。你不閱讀中國的材料，你怎麼能面對中國經驗呢？比方說我們原來一直討論市場經濟，而中國的市場經濟按照我的說法是一個政府在場的市場經濟。政府和市場，從目前來看，雖然有矛盾，代價也很高，但總體來看，它對中國經濟的轉型提升，科技實力、軍事實力、民眾生活的改善發揮了作用，你不能說這幾十年經濟生活的改善和政府沒關係，這是不現實的。這類問題都是中國式的問題。

高校正在搞學科評估，沒有一個學校在評估經濟學和政治學時，用評估對象解決了多少現實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當中的問題作為標準來衡量。我們的衡量標準是在國外發表多少篇論文、在A類期刊發表多少篇論文、教師梯隊是否完善、老中青是否結合、博士化率、海歸有多少，等等。這樣的學科建設還有什麼意義？這個指揮棒導向是什麼呢？

社會科學必須從中國經驗出發，從中國材料出發，從中國案例出發，必須把你所研究的對象放在中國的社會文化脈絡當中去把握，不能根據西方的脈絡來把握、衡量。

但目前又找不到一個現成的理論體系，所以本土化碰到的問題第一個就是無先例可循。人們儘管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中國本土的東西怎麼歸納和概括，沒有先例。第二，缺乏理論工具。自由主義有一個工具箱，用哪個拿哪個。中國這一百多年的學術界基本上是西方理論思想的「殖民地」。

齊魯晚報：有評價認為，您是上世紀80年代躋身啟蒙思潮主流的青年先鋒；也有說，您是早年「西學」，晚年「中學」，發生了轉向。您怎麼看這種議論？

王學典：自從我出版《把中國「中國化」》這本書之後，學術界有好多朋友問我：你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很激進的青年，主張全盤西化，你現在是不是改變了？我就告訴他，我的基本追求沒有改變，我給他舉了個例子，上世紀80年代，歷史學界有一個古史分期的問題，就是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我當時認為中國沒有所謂奴隸制社會，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社會這些說法是從西方傳進來的歷史發展理論，沒辦法解釋中國歷史。我上世紀80年代質疑用奴隸制、封建制解釋中國歷史，實際上所追求的就是本土化——歷史觀的本土化。

近30年來，我們實際上對西方政治學、經濟學、法學都搞了許多教條主義。現在，我們應該反對一切教條主義。從質疑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到質疑一切對西方社會科學的教條主義，這就是我走過的路。我不認為我在迎合時尚。

齊魯晚報：這幾年傳統文化復興的呼聲越來越高。您現在具體負責山大儒學高等研究院工作，您對儒學、傳統文化走向有怎樣的判斷？目前社會上出現了儒學進校園、讀經班、國學社、鄉村儒學、社區儒學，您怎麼看待這種「國學熱」？

王學典：我有一個觀察，近二百年來，中國和西方走了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西方是把平民紳士化、貴族化。你到美國，普通民眾見面，一定要跟你打招呼，早上見面了說，good morning，上電梯時也彼此招呼一下，這本質上是一種紳士風度。

而在這段時期內，中國卻恰恰與之相反，我們是把君子、貴族、精英平民化、草根化，有段時期甚至是流氓化、野蠻化。儒學復興的本質是把國民重新君子化、重新紳士化、重新精英化、重新貴族化。再進一步說，重新文明化。它針對的是道德墮落，禮儀之邦喪失這一問題。

古人說：「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中國已經完成了倉廩實的任務，剩下的是知禮節、知榮辱。知禮節、知榮辱是什麼？是價值觀的重建，是品質、境界、操守、人格的提升。我們要再造一個君子國。我個人認為，傳統文化復興的要義就在這裡。

另外，我不認為儒學復興在研究院，儘管山大儒學高等研究院在研究儒學。儒學復興也不在讀經班、電視講座上，儒學復興的根基是再造一個以儒家原則為基礎的克服自由主義缺陷的更富有東方溫情的倫理型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你們是否觀察到了一個問題，中國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人際交往背後，是沒有主義支撐的。西方是自由主義作支撐，傳統的中國社會是由儒學在支撐，但我們今天所有社會活動背後的支撐是什麼？沒有。

所以說傳統文化必須復興，因為它前期被貶得太厲害了，這是一種反彈，但還沒反彈到足夠高度。也正因為此，我不認為傳統文化的復興過了，事實上這種復興還沒到位。

齊魯晚報：您說要創造一個高於自由主義的以儒家價值觀為基礎的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目前有沒有這樣一個樣板？好多人喜歡列舉中國台灣。

王學典：我個人也認為中國台灣、韓國已經部分具備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的某些特徵，特別是台灣，因為台灣是中國的本土，是中華文化的直接移植和延續。你到台灣去，會發現他們既能尊重個性，比如說注意保持彼此之間的距離，尊重契約；但大家又能很快打成一片，吃個飯、喝個酒、大家暢談開懷大笑，帶有中國社會的人情味。

中國人特別崇尚大團圓，春節到了，一家人在一起。西方過節也去看父母，但與東方倫理型的生活方式相去甚遠。包括西方人喝酒，大家從頭到尾拿著一杯紅酒，僅僅是一種形式。中國人喝酒是喝烈酒，三杯酒下肚，所有的誤解、問題、障礙和最初見面的距離都消失了。我認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只要得當，把那些壞毛病去掉，保留最本質的東西，會更具有人情味。

什麼時候把更富有人情味的東方倫理型的生活方式再造出來，中國社會轉型就成功了。

齊魯晚報：您認為目前再造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礙是什麼？

王學典：比較困難，但也不是不可克服，只不過中國目前還沒進行這方面努力。新加坡有一個政策，兒子在父母的小區或父母在兒子的小區買房，給一定的折扣，鼓勵聚居。在城市社區生活的安排上，我們目前並沒有考慮到幾千年來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生活模式，沒把那些要素加以提煉吸收，融合在新的社區生活當中。如果政策適當鼓勵朝這個方向發展，能減少很多問題。

我剛才說了，我們的社會生活背後沒有主義支撐。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背後，是有主義支撐的，即儒家的倫理、價值觀念，就像西方的社會生活背後是自由主義作支撐一樣。仁義禮智信是一套規範，在過去是起巨大約束作用的，現在做不到這一點。

我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儒學復興不是簡單地重視傳統文化。儒學復興不是復古，而是再造一個新的文化。明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我覺得新文化這個概念沒什麼問題，不能完全回到傳統當中去，也回不去，但也並非與中國傳統文化絕緣，而是能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又能吸收自由主義的某些東西。

齊魯晚報：塑造新的生活方式，要對中西方文化做怎樣的取捨？具體能做些什麼？

王學典：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致命缺陷，在我看來是漠視個性、扼殺個性。中國傳統文化是義務本位，是一種集體取向、社群取向、共同體取向。無論這種共同體是國家、是政府、是家族、是家庭還是其他。

西方的文化強調個性至上、個體至上，但也有缺陷，已經暴露出很多問題，像槍擊事件連綿不斷。我個人認為，人類的未來是創造一種新的文化，吸取東西方文化的優秀成分，綜合為一個新的文化。這個新文化能同時兼顧個體與社群，同時帶有本民族的某些表現形式和特點，這會是一條比較好的道路。

我們曾經提出在曲阜實行文化特區，儒學院一個教授曾在政協會上提出這個提案，我也支持。重建禮儀之邦從哪裡開始？從山東開始。山東從哪裡開始？從曲阜開始。比如，我們應該構建一個禮儀中心，負責制定一套國民禮儀規範，主要內容是儒家的價值觀念，或者中國傳統社會的價值系統，同時又吸收西方尊重個人、權利的某些有益成分。

這套禮儀規範可以先從山東試點，從曲阜試點，先在曲阜選擇某一個街道、鄉鎮，或者某一個社區，然後逐漸推廣。經過10年、20年，或30年的嘗試，塑造一個可以複製的生活方式。

齊魯晚報：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台灣、韓國經歷過一個權力下移的演進過程。台灣在上世紀70年代也有一個傳統文化的復興過程，但實現您所說的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是在威權社會解體之後，才逐步構建起來的。

王學典：社會的演化和歷史的發展肯定有自身的規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歷史自身的規則，就是我說的有軌電車，歷史永遠按照自己的規則前進。無論你投入多少精力和鮮血，歷史不會改變。你想讓它快點，它未必能快，你想讓它慢點，它也未必能慢下來。

比如中國，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家轉型，不是三天兩天就能成功的。但中國社會面臨一個大問題，我們和傳統社會發生了巨大的斷裂。中國傳統社會的自然狀態已被徹底破壞、徹底摧毀。20世紀的革命也好、外國侵略也好、戰爭也好、動亂也好、貧困也好，已經把大陸傳統社會的遺存摧毀了。所以它遠不像韓國、中國台灣這種原住民的社會，基本上是按照幾千年的原始軌道往前挪動。中國大陸如何重新彌補斷裂造成的空白，是要解決的一個難題。

齊魯晚報：這也是為什麼您這些年一直重視並組織儒家與自由主義的對話，這個命題很有針對性。

王學典：這就是我一開始就提出的問題，在民主憲政之外，是否有一條最終能走得通的中國道路。如果能走通，我們成功地實現了對權力的限制、制衡。依靠共產黨的方式，而不是通過西方三權分立，把公權力所能造成的危害降至最低。三權分立就是個形式，本質是對政府權力的限制，權力必須關到籠子里，這是核心。至於哪種方法來關，這個可以探索。我們能不能再造一個籠子來實現對公權力的限制？這是我們要探索的問題。比如說中國香港的廉政公署，在西方就沒有。

像山東省剛成立了監察委員會，如果它能成功地實現對公權力的限制、約束、制衡。為什麼一定要有三權分立？問題在於西方的民主憲政有一系列成功的樣板擺在那裡，而我們這條道路目前還沒有一個成功的樣板讓人家複製，需要等若干年之後才能得到檢驗。

所謂中國化、本土化也就是要尋找一種中國模型、中國範式，要創造一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範式。這種範式不能只解釋這一時，理論思想的概括力，必須是穿越時空的，它既能解釋中國近30年的變遷，又能解釋中國長達3000年的變遷，還能成功地對未來做某種程度的指導、預測。我認為這是當前所有人文社會科學努力的方向，都往這個方向聚焦，或者是落腳點在這個地方。

齊魯晚報：儒學在中國歷史上幾度輝煌，長期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存在。現在要復興優秀傳統文化，就儒學而言，它怎樣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保持其獨立性？

王學典：歷史上，儒學本身不一定要和皇權結合起來，但是儒學確實也在追求權力。孔子周遊列國，就是想讓人用他，就是想取得權力。但是儒家對權力的追求，是想通過權力來實現自身的理想，而非享受權力。

馮友蘭因為「文革」時的表現被批評，但侯外廬先生解釋說：你們都不了解馮先生，馮先生向權力中心靠攏，這不是馮先生的品質決定的，而是馮先生搞的學問決定的。儒學從來都很看重國家權力、公共權力，儒家看重權力，是藉助公共權力實現自己的理想，實現心中那一套社會制度安排。

歷史上所有的儒家都熱衷於和官方打交道，儒學和權力有著不可分割的一致性。它不像道家，道家把權力看作糞土，因為道家不承擔對人間社會的使命，它是超脫的。但儒家不行，儒家對人間社會有一套全面的制度安排，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而這一套制度安排要變成現實，「治國平天下」，必須依靠權力。如果手裡沒有權力，怎麼能對人間社會進行安排呢？怎麼讓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理想要想實現，一刻也離不開權力，這是所有的儒家都熱衷於和官方打交道的秘密。

只要搞儒學，只要信奉儒家哲學，就可能有追求權力的願望，這是必然的。但儒家從來只是把權力看作是實現自身理想的一個工具，而不把權力當作一個終極的追求。其終極目標不是攫取權力，更不是通過攫取權力攫取財富，那就和儒家理想完全背道而馳了。儒家的理想是要安排人間秩序，要為萬世開太平，治國平天下，怎麼能離開政治平台呢？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李師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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