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龍閃：虛無主義在俄國的發生和流變

虛無主義在俄國19～20世紀的社會和思想文化史上，是為世人所矚目的一種十分突出的社會思潮和社會現象。它既是這一時期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又是與俄羅斯思想、俄羅斯民族性格密切相關聯的一個獨特現象。考察這種思潮和現象在俄國的產生、形成、發展和流變，對深刻認識俄國社會及其歷史，對認識俄羅斯民族性特徵及其對俄國發展道路、現代化的影響，乃至認識該思潮對其所波及國家和地區的影響，都是十分重要的。在進入論題之前，需特別說明，我們對俄國虛無主義的研究，既區別於西方自由主義學派，也不同於傳統蘇聯史學派。前者不加具體分析，不予區別，將19世紀革命民粹主義運動，甚至整個革命運動都一概稱之為虛無主義運動，這是為我們所堅決摒棄的;而後者則否定虛無主義在革命運動中的存在，把虛無主義說成是貴族陣營、自由主義者對革命運動和革命者的「歪曲」和「污衊」，這也是我們不能同意的。我們認為，虛無主義是俄國19世紀和20世紀的一個客觀存在，它是進步陣營、民粹主義運動和整個革命隊伍中一個極端主義派別，是歪曲革命、對革命運動的一種扭曲和醜化。它對革命事業自始至終是起著損毀和破壞作用的。虛無主義從1820年代末到1830上半期傳入並發生於俄國，在1850年代末到1860年代中期形成、發展，經過1870到1880年的演變，以致影響到20世紀頭30年的極左文化運動，在不同時期都給革命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危害。現在研究這段社會思想史，總結、反思革命的經驗教訓，不能不看到虛無主義在其中曾經有過的危害作用;如果我們對此閉目塞聽，視而不見，就失去了我們作為學者和知識分子應承擔的歷史責任和使命。虛無主義在俄國的緣起虛無主義原是一種歐洲的現象，但傳到俄國同其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相結合，又成了一種地道的俄羅斯現象。據有關考證，虛無主義在中世紀作為一種學說已為人所知，那是指1179年被亞歷山大三世教皇革出教門的一種否定耶穌真身肉胎，否定耶穌其人真實存在的虛無主義學說。到1733年，它又被一位哲學家(Ф.Л.Гетциусом)運用在神學、哲學和其他學科之中。在社會思想史上，「虛無主義」是一種觀察世界的立場和觀點，它否定人類通行觀念的存在，否定世人普遍接受的道德和文化價值，不承認任何權威，人們就把這種觀點和立場稱作虛無主義。德國和法國對虛無主義概念的解釋，應該看作是虛無主義在俄國的思想源頭。1820年代下半期和1830年代，沙俄政府害怕青年人到法國受到進步思想影響，倡導他們到德國遊學，期望用德國的紀律和秩序規整俄國青年。但事與願違，恰在這個時候從德國社會內部涌動著啟蒙主義思潮，興起了「狂飆突進運動」，其聲勢之大，甚至超過了法國本土的情狀。這樣，德國興起的啟蒙思想、浪漫主義，以及其中的虛無主義思想，就影響了俄國青年一代。然而，這只是虛無主義在俄國的理論來源，並不足以說明虛無主義在俄國廣泛傳播的真正原因;一種思想形態的東西，一種思潮的存在和傳播，必須從相應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存在中去尋找，去發掘。18世紀初的彼得改革，在社會上層引進了西方文明，改革造就的貴族階層是這種文明的直接受益者。經過數十年對西方文化教育、文明禮儀和生活方式的移植、仿效和學習，這個階層從內到外，從物質到精神，其文明程度幾乎已可同西方的上等人相匹敵。但是俄國社會的下層，廣大民眾，特別是被視同牛馬、沒有人身自由的農奴，卻仍然生活在野蠻、專橫、貧窮和非人待遇之中。文明化的貴族知識分子，更由於接受了法國啟蒙主義和共和思想，並在1812年拿破崙戰爭中走出國門，耳濡目染西歐文明的現狀，回國後對照俄國的野蠻和黑暗，深感憤憤然而心緒難平。於是，便發生了十二月黨人起義和後來所遭到的殘酷鎮壓。1820年代下半期到1830年代，俄國青年在尼古拉二世的高壓恐怖統治下，懷著極度苦悶來到德國，從這裡接受了黑格爾、謝林和費希特等人的思想，其中也包括弗里德里希.H.雅可比的虛無主義對他們的影響。這些思想在他們頭腦中發酵、滋長，便釀成了1830年代及此後在俄國發展起來的各種思想潮流。據俄國學者考證，虛無主義最早被俄國學界所使用，是1829年由評論家、美學家Н.И.納傑日津在《歐洲通報》雜誌上發表的題為《虛無主義者的一幫》一文中。後來在19世紀30～40年代，使用這個概念的還有Н. А.波列伏依、В. Г.別林斯基、М. Н.卡特科夫以及其他俄國作家和政論家;他們賦予這個用語以各種色彩，既有褒義也有貶義。唯有М. А.巴枯寧和後來的П. А.克魯泡特金等人才給虛無主義以正面含義，而無視它所包含的貶損和責備色彩。到1858年，一位叫В.В.別爾維的教授，在其《看待生命開始與終結的心理對比觀點》一書中，作為懷疑主義的同義語也使用了「虛無主義」的概念。上面這些，都只是從「虛無主義」概念傳播的角度來說的。其實，正是在這個概念開始在俄國出現和傳播的時候，社會上作為實實在在的思想形態的虛無主義，已經存在了。這是同俄國落後的專制農奴制社會，同十二月黨人起義被鎮壓以後尼古拉二世所實行的黑暗警察統治，和俄國青年的思想情緒聯繫在一塊的。在俄國，最早發出虛無主義先聲的，應該看作是П. Я.恰達耶夫(1794～1856)。恰達耶夫為中國讀者所知曉，是普希金《致П. Я.恰達耶夫》那首著名的抒情詩。普希金在詩中表達了對俄國未來的信心和樂觀主義，而恰達耶夫卻對俄國的命運充滿著濃重的悲觀主義。恰達耶夫出身於貴族，父母早喪，被姨母照料長大。他自幼聰慧，表現出天馬行空、特異獨立的性格。這從他在驃騎兵團面臨晉陞的關口，卻毅然決然申請退役一事，就清楚地表現出來。他參加了1812年反拿破崙的衛國戰爭，有著與十二月黨人相同的經歷，但唯獨在元老院廣場起義那年他出國遊歷，躲過了十二月黨人的命運。但遊歷回國後，親眼目睹了十二月黨人慘遭鎮壓的情景，感受到了尼古拉二世統治的黑暗現實。恰達耶夫和他那一代貴族青年一樣，早年受到法國啟蒙主義、共和思想的熏陶，在反拿破崙戰爭中走出國門，在西歐目睹並親身感受了那裡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回到俄國看到的卻是一片野蠻、落後和黑暗。專制農奴制對人們的蹂躪，特別是對農民和奴僕的非人的摧殘，使他感到痛苦和憤懣;理想和現實的反差，使他產生了極度的悲觀主義。俄國走什麼道路，向何處去，在他腦海里划上了一個巨大的問號。1829～1831年，他寫了一組共8封《哲學通信》，在朋友中間廣為傳播。1836年9月他的第一篇通信在《望遠鏡》雜誌上一發表，立刻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震動。恰達耶夫的這組書信，反映了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後俄國社會出現的悲觀主義和絕望情緒。他看不到俄國的希望與光明未來，感到俄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籠罩在一片灰暗和悲觀中，因而，表現出了明顯的虛無主義。他說，每一個民族都有一個充滿躁動不安的、表現著「偉大激情」的「民族青春期」，「可我們卻完全沒有這樣的時期。起初是不開化的野蠻狀態，後來是愚蠢的蒙昧時期，接下來是遭受殘暴凌辱的異族統治，這種暴虐統治後來又為我們自己民族的當權者所繼承——這便是我們青春期的可悲的歷史」。他又說，「我們來到世界上，就像一些陌生的孩子，沒有遺產」，「我們僅僅生活在界限非常狹隘的現在，沒有過去和未來，置身於僵死的停滯之中」;「命運使我們孤立於人類全球性的進程之外」，如果不是韃靼人征討西方時經過俄國的土地，如果不是有從白令海峽直到奧得河的廣闊領土，世界「也許就不會注意我們」。恰達耶夫在信中表現出來的孤憤、悲情和自虐情緒，是一種痛苦的自責和自我否定。他說:「我們在時間中如此奇怪地運動著，以至於我們每前進一步，過去的一瞬便會無可挽回地消失。這是一種以借用和模仿為基礎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結果。我們完全沒有內在的發展，沒有自然而然的進步;每一個新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擠走了舊思想，因為每個新思想都不是從舊思想中派生出來的，而是從天知道的什麼地方冒到我們這裡來的。我們所接受的永遠僅僅是現成的思想……我們在成長，可我們卻不能成熟;我們在向前運動，可是卻沿著一道曲線，也就是說，在走著一條到不了終點的路線。我們就像那些沒有學會獨立思考的孩子，在成年的時候，他們體現不出任何自我的東西來。」恰達耶夫對俄羅斯民族歷史的反思和檢討，帶有濃厚的民族虛無主義。他說:「看一眼我們，便可以說，人類的普遍規律並不適用於我們。我們是世界上孤獨的人們，我們沒有給世界以任何東西，……沒有為人們的普遍利益做過任何事情;在我們祖國不會結果的土壤上，沒有誕生過一個有益的思想;我們的環境中，沒有出過一個偉大的真理;我們不讓自己花費力氣去親自想出什麼東西，而在別人想出的東西中，我們又只接受那欺騙的外表和無益的奢華。」這是對俄羅斯歷史文化的強烈否定。這種否定中透露著他對俄羅斯世界使命和全人類責任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他又說：「我們從未與其他的民族攜手並進;我們不屬於人類的任何一個大家庭;我們不屬於西方，也不屬於東方，我們既無西方的傳統，也無東方的傳統，我們似乎置身於時間之外，我們沒有被人類的全球性教育所觸及。」俄羅斯沒有經歷過西歐的文藝復興，沒有發生過宗教改革運動，也不曾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啟蒙運動;恰達耶夫的這些痛切之言，正擊中了俄羅斯的要害，揭示出了俄羅斯民族及其歷史的特徵。而他關於俄羅斯不屬於東方和西方的驚世之言，也分裂了俄國的社會輿論，開啟了日後「西歐派」和斯拉夫派關於俄羅斯發展道路，即是走向西方還是走向東方這兩大思潮和流派的曠日持久的爭論。一位俄國學者評價他時說道：「恰達耶夫的虛無主義，他對西方的直言不諱的讚頌，他對天主教的意識形態化言論，不僅為尼古拉專制的維護者所怒斥，而且也為А.И. 赫爾岑、А.С.普希金和其他批判當時俄國專制農奴制現實的思想家所不能接受。」有人認為，恰達耶夫是「俄國社會政治虛無主義的鼻祖」。然而，恰達耶夫的影響是巨大的。他的《哲學通信》在1830年代的俄國像「黑夜中響起的槍聲」，震驚了俄國的思想界，給後世以深遠的影響。1830年代的俄國，具有虛無主義的社會土壤。在這時期成長起來的傑出詩人萊蒙托夫(1814～1841)，在其詩篇中也充滿著「懷疑、否定、痛恨的思想」。可以說，代表並概括詩人全部作品形象的惡魔和童僧，就包含著否定的虛無主義。所以，俄羅斯學者認為，萊蒙托夫和恰達耶夫一樣，也有那個時代的虛無主義思想。虛無主義在俄國的形成與發展如果說1830年代恰達耶夫從俄國社會內部發出了虛無主義的先聲，那麼，到1850～1860年代，虛無主義作為一股社會思潮已經湧現了出來。這個時期，一方面正值克里米亞戰爭前尼古拉一世「黑暗的七年」(1848～1855)。面對嚴酷的警察統治，森嚴的書報檢查制度，和對各種言論禁錮如鐵，人們對專制制度的仇恨和憤懣，極大地積蓄著知識界抗議的勢能;另一方面，經濟上資本主義因素的初步發展，促進教育打破等級觀念，向民主化方向演進，給下層平民子弟提供了更多進入大學的機會，造就了一批平民知識分子。這些人出生於神職人員、小官吏、商人，甚至農民的家庭，他們更接近社會下層那些被侮辱、被損害者，因而，對傳統社會秩序懷著更為強烈的仇視。這些人有文化，然而出身寒門，不為上層社會所接受，與官廳和禁衛軍或驃騎兵之類為貴族子弟專享的職位無緣。他們貧困無助，受盡貴婦闊佬的「白眼」，淪為被邊緣化的一群，因此，他們對貴族社會的仇恨尤深。與此同時，當此專制農奴制衰敗之際，從沒落農奴主貴族中走出了一批逆臣貳子，這在俄國是被稱作「懺悔貴族」的一群人。他們看到農奴和僕人終年勞碌，卻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悲慘生活;相比之下，他們自己卻終日養尊處優，過著豐饒悠閑的生活。這樣，他們便受到良心責備，產生強烈的「懺悔」意識;感到他們這些「文明少數」享有的文化，是靠「苦難多數」供養、用其血淚、苦難和勞動換來的，因此感到他們欠下了這些人的「債」，應當以服務他們的精神來償還。這樣，這些「懺悔貴族」在對專制農奴制社會的不少看法上，就與平民知識者不謀而合，差別僅在於，前者是出於個人的「懺悔」，後者是為著個人的「復仇」。但在個人主義上又交叉匯合到了一塊。正是上述這兩種類型的人——平民知識分子和「懺悔貴族」，構成了1850年代以後俄國民粹主義運動的主體。而虛無主義就是這一運動中的一股極端主義思潮。在1850年代末～1860年代初，由於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加深的社會危機，以及由面臨1861年改革而引發的進步與反動、改革與保守的激烈對抗，益發加強了這股力量對舊體制、舊秩序、舊傳統、舊道德發出抗議的聲浪。正是在這個時期，虛無主義在社會上浮現出來，成了當時俄國一個矚目的社會現象。作家屠格涅夫，以其清醒現實主義特有的敏銳洞察力，立即捕捉住了這一現象，在其中篇小說《父與子》中，通過主人公巴扎羅夫的形象，對虛無主義作了精彩的藝術概括。巴扎羅夫應朋友阿爾卡季之邀，到他家的莊園做客，在那裡與自由主義貴族巴維爾發生了衝突。巴扎羅夫率直、堅毅，有些魯莽，重視自然科學，蔑視藝術和傳統，整天做青蛙實驗。這種性格和做派，讓其朋友的伯父，自由主義貴族巴維爾橫豎看不順眼，於是，在飯桌上發生了一場父輩與子輩的論戰。巴扎羅夫說：目前對我們「最有益的就是否定——於是我們便否定」。巴維爾問：「『否定一切嗎?』」巴扎羅夫堅定地回答：「『否定一切。』」巴扎羅夫表明，他是「一個用批評的觀點對待一切的人」，「不把任何原則當作信仰」。他否定「任何權威」，不管他們「怎樣受到廣泛的尊敬」。他還否定哲學、藝術、音樂、繪畫等，甚至也否定愛情。在他心目中，只有具體的自然科學值得肯定，因此他迷戀於搞青蛙實驗。可是，他的信條與自然法則相違迕，從朋友家做客出來之後，就邂逅了一位風姿綽約的貴婦人阿金佐娃，這位貴婦又偏偏喜歡音樂和藝術。然而，這並沒有妨礙巴扎羅夫對她的愛戀。她撩人心弦的美貌、優雅動人的風姿，讓他神魂顛倒。但他頗有意志力，為擺脫這段沒有希望的愛情，他甚至在滂沱大雨中狂奔不止。後來，他回到軍醫父親的莊園，身染疾患，鬱鬱而終。屠格涅夫所描寫的這個人物形象，在當時俄國社會是有典型意義的。當時的俄國，曾出現了一批反映虛無主義的小說，除屠氏的《父與子》外，А.Ф.皮謝姆斯基於1863年發表的《渾濁的海》、Н. С.列斯科夫的《無處可去》、В. П.克柳什尼科夫的《海市蜃樓》，等等，都屬於這一類文學作品。雖然這些作品塑造的虛無主義者形象引起了這樣那樣的爭論，但這種虛無主義在俄國社會的存在，是確切無疑的;更讓人感興趣的是，被稱為「俄國虛無主義領袖」的皮薩列夫，竟直接在《父與子》的主人公巴扎羅夫身上，「認出了自己」和「我們年輕一代」的容貌特徵。他說：「我們整個有追求、有思想的年輕一代，都能從這部小說的出場人物中認識自己。……當您走到鏡子面前，鏡中反映的物象即使在顏色上稍有差異，即使鏡子不完全準確，您也能從中認出自己的容貌來。」他甚至徑直說：「他(巴扎羅夫——Л.普)是我們的年輕一代的代表;他的個性里集聚著那些分散在群眾身上的品質;這個人的形象鮮明清晰地浮現在讀者腦海中。」皮薩列夫在巴扎羅夫身上「認出自己的容貌」來，不是偶然的，因為他正是「俄國虛無主義一詞本義的主要表達者」。皮薩列夫(1840～1868)出生在一個貴族家庭，但孩童時代就離開雙親，在親戚家長大。他自幼聰慧好學，在16歲上就進入彼得堡大學歷史語文系讀書。在校讀書期間就開始發表新銳之作，引起社會注意。這個時期，他家道中落，不得不過著屠格涅夫在《父與子》中所寫的、像巴扎羅夫那樣的平民知識分子生活。但他是個優雅溫和的年輕人，不像巴扎羅夫那樣的談吐。他的命運是典型俄羅斯的，帶有某種悲劇色彩。他積极參加學生運動，在風華正茂的年紀，「就因微不足道的理由被捕入獄」，且一蹲就是4年。但在單人牢房裡他寫了大量文章，出獄不久，就因游泳不幸溺亡，時年僅僅28歲。他一生短暫局促，但其思想影響了俄國思想發展的軌跡和歷程。別爾嘉耶夫說：「俄羅斯的虛無主義是俄羅斯啟蒙運動的激進形式。」普列漢諾夫也表達了幾乎同樣的意思，他說：「『皮薩列夫主義』好像是一種導致我們那些『啟蒙主義者』的唯心主義謬說的東西。」的確如此，皮薩列夫虛無主義最為人們所詬病的，是他所抱的「否定的方針」。對待藝術、美學，他走向極端，一概予以否定;他否定普希金、謝德林，主張為了未來的事業，要拋棄拉斐爾和貝多芬。他是「美學毀滅論者」，認為美是無用的。他認為「抽象」、「思辨性」的東西，也是無益的，所以也否定哲學。皮薩列夫的虛無主義，像巴扎羅夫一樣，同極端功利主義交織在一塊。他無論觀察什麼，都是從功利主義，即有用和沒用出發。他有一句名言，「一雙靴子比整個莎士比亞都有用」。皮薩列夫的「美學毀滅論」和他對普希金等偉大藝術家的否定，固然有俄國1860年代藝術與生活關係的爭論和反對「純藝術論」的背景，但他反對唯心主義美學畢竟做得太過分了。跨過真理毫髮即會導致謬誤，何況他「否定的方針」走得這樣遠。他主張只寫「人類苦難」的題材，標榜藝術為現實實際利益服務的精神;他指責普希金的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認為它對貴族生活包括對服飾髮式的描寫，違反別林斯基的現實主義美學原則——這種主張，導向狹隘的、極端的功利主義，甚至帶有某種藝術的「犬儒主義」。皮薩列夫在否定藝術、美學和哲學的同時，熱情推介自然科學和唯物主義，這在當時落後的俄國具有進步意義，但他的唯物主義帶有濃厚的庸俗成分。他往往用生理機能來解釋人的活動。他認為歷史發展的特點以及人類的社會存在，都取決於生理上的原因。他說：「如果改變了人的食物，整個的人將隨之而發生漸變。消化功能乃是人體構造的基礎——這把鑰匙可能解開所有歷史的奧秘。」別爾嘉耶夫認為，皮薩列夫是俄國虛無主義的「主要思想家」和「領袖」。但他又認為，「在現實中，虛無主義是一個遠比皮薩列夫廣泛得多的現象，能夠在俄羅斯社會運動的內在基因中找到它」。虛無主義作為一種「極富俄羅斯特色」的產物，還是「一種獨特的宗教現象」：「它出現在東正教的精神土壤上，它只能出現在東正教思想形態的精神里。……虛無主義的基礎，是東正教對世界的否定、對世界基於邪惡的感受以及對生活中所有財富和奢侈、藝術與思想中所有多餘創造物的罪孽的認識。」他認為，從東正教學校出來的畢業生、那些教士的子弟們，在俄羅斯虛無主義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在這裡，他特別以杜勃羅柳波夫深深的宗教情懷和禁欲主義為例，闡釋了人們對這種虛無主義信仰的宗教痴迷性。他認為，這是1860年代的一種「俄羅斯文化類型」。現代俄羅斯的研究者，也把虛無主義作為俄羅斯的一種「亞文化」現象提了出來。由此可見，虛無主義在俄國社會思想史和整個社會心理中，是具有重要地位的。除了皮薩列夫之外，巴枯寧也是俄國虛無主義的典型代表。在巴枯寧身上，熔鑄著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德國學者博恩甚至將巴枯寧稱作「是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奠基人」。俄國哲學家Н.О.洛斯基認為，巴枯寧在1840年代「從保守主義轉到另一極端——鼓吹摧毀所有舊事物」，「信奉永恆的摧毀性精神」，宣揚「對破壞的酷愛即是對創造的酷愛」;甚至主張「通過廢除婚姻和家庭」、「組織對兒童的社會教育來實現」資本向工人組織的「轉交」。巴枯寧認為：「所有真正自由的人們是不需要國家政權的，因為這些人即使沒有它也會相互幫助的。……整個社會應形成為由諸自由村社組成的自由聯盟。」從這裡可以看出，巴枯寧實際上把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融成了一爐。這正像人們所說，「在俄國，沒有虛無主義就不會出現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同虛無主義是有親緣關係的」。如果說虛無主義的主詞是「否定」，那麼，無政府主義的主詞就是「破壞」，從「否定」走向「破壞」，僅僅有一步之遙。別爾嘉耶夫說：「無政府主義也像虛無主義一樣，是俄羅斯精神的典型產物。」巴枯寧正是從一系列「否定」出發，得出了無政府主義的結論。按照他的邏輯，對私有財產繼承權的否定，必然走向對一切舊制度的否定，這樣，就走向對國家思想和國家制度本身的否定，如此，也達到了對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的否定。由此，也就得出了一個與此相關、因而也是否定的結論——不要國家的無政府狀態。這就是說，他邏輯的終點，就是要達成各公社的自由聯合，不是聽從長官的命令和什麼學說的指導，而是按照自然發展的趨向，由公社聯盟再相互層層結合，最後成為一個自由聯邦體。顯然，巴枯寧這種否定國家存在必要性的無政府主義，就是建立在虛無主義基礎之上的。「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是民粹主義的極端形式」，而這種無政府主義在整個俄國民粹主義運動各思想流派中，是影響最大、左右運動最久的一個思想流派。因為巴枯寧反對國家制度的無政府主義，是同反對沙俄專制制度緊密結合併聯繫在一起的，這正是他的思想吸引革命青年之處。在1874年「到民間去」運動前夕，剛好在1873年8月巴枯寧發表了他的《國家制度與無政府狀態》一書。這對於急需要理論指導的民粹主義者來說，剛好恰逢其時，巴枯寧在這本書中提供的無政府主義正如雪中送炭，對他們起了綱領性的指導作用。巴枯寧主張「直接組織全民暴動」，認為不必經過宣傳、發動，即可揭竿而起。因為在他看來，人民不堪忍受的被奴役狀況，使他們中間積蓄著雙倍的拉辛和普加喬夫的暴動能量。無需宣傳教育，只要把各地分散的力量聯合起來，只要給一個推動，即可發起一場總暴動。所以，他所代表的派別叫做「暴動派」。這種思想，顯然錯估了農民的反抗性，誇大了革命形勢，所以一被應用到實際，就被碰得頭破血流。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和虛無主義，對科學、大學教育和知識分子，都是持否定態度的。他們只要實踐，認為實際鬥爭就是「科學」。巴枯寧號召青年「拋棄這些大學、學院和學校」，他說，這些學校，「總是力圖使你們脫離人民」，你們「不要在科學上煞費苦心了」，「到民間去吧!你們的戰場，你們的生活和你們的科學就在那裡」。反對文化崇拜，否定大學教育，是無政府主義和虛無主義的一個突出特徵。在巴枯寧和彼·阿·克魯泡特金看來，大學是「為少數人建立的」，「同外界隔絕、脫離人民生活」，「是為我們所不需要的」，「必須關閉」它們;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星期日學校」和「工人學校」。無政府主義對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也是像對待傳統大學一樣，是持否定、鄙薄態度的。認為他們從事抽象理論，不值得加以信任;他們甚至把知識分子同官吏畫上等號，認為「大部分教授是官吏」，因此在革命隊伍中，對他們是採取排斥態度的。虛無主義的分化和流變如果說，俄國虛無主義萌生於1830～1840年代，而作為一種思潮，產生、形成於1850年代末和1860年代初，在1861年農奴制改革以後的年代裡因社會矛盾的尖銳、社會情緒的激化，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那麼，在1860年代末以後，則隨著形勢的變化，到1870～1880年代又發生了進一步的分化和變遷。虛無主義的第一次分化，發生在1860年代後期。農奴制改革引發的社會騷動和學生風潮剛告一段落，輟學大學生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於1866年4月6日對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行刺未遂。這一事件，成了1860年代後半期沙俄走向政治反動的轉折點。行刺者被處絞刑，所牽連的革命小組成員，被一一判處苦役和流放。自此，沙皇收緊了全國的政治統治，查封了皮薩列夫為主要撰稿人的《俄國言論》和《現代人》雜誌等進步刊物;高等學校和大學生受到更嚴歷的追究和迫害;改革發生了逆轉和倒退;自治會的權利受到限制。在這種形勢下，虛無主義思潮發生了危機。參加虛無主義小組活動的人數大大減少，小組內部年齡代際間衝突加劇，大齡者更加講究現實，轉向溫和路線，年輕者則相反，更趨向急進化和政治化。這樣，1860年代的虛無主義就走向分化：一部分人到地方自治局任職，成為職業人士;另一部分人轉入城市設備系統服務，以逃避現實;第三種人則轉入地下，從事更加激進的虛無主義活動。俄羅斯學者從研究虛無主義思想史中得到證實，「虛無主義是恐怖主義的源頭。恐怖主義作為虛無主義實踐的表現形式，從虛無主義出現在歷史舞台時起就存在了」。在1860年代初，當虛無主義思潮剛剛出現並形成的時候，就有一份取名《青年俄羅斯》的傳單，於1862年5月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在社會上傳播，其中，明白無誤地表明了對恐怖主義的呼喚和歌頌。該傳單指責赫爾岑「放棄流血的行動，放棄極端的措施」;而該傳單的散發者們認為，「要做成點事是非採取極端的措施不可的」;揚言「我們將做得更徹底，不僅要賽過1848年的那些可憐的革命家，而且要賽過1792年的那些偉大的恐怖主義者。……為了推翻現存制度，必須比九十年代雅各賓派所流的血多一倍」。這是虛無主義思潮在俄國剛剛出現之時，在1860年代初就發表出來的一個十分典型的帶有某些恐怖主義色彩的虛無主義宣言。該傳單的起草者，喊出了一句日後為革命極端主義者無數次重複過的名言：「誰不和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對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予以消滅。」在20世紀30～40年代的蘇聯，這變成了讓人多麼熟悉、多麼流行的一句話呀!這句話不僅僅是一個口號，而成了一種實實在在的政策，它不要中間勢力，甚至不要「同路人」和「同盟者」，把這些人統統看作敵人，要統統加以消滅。這是地地道道的冒險主義、恐怖主義的政策。如果說上面這份傳單還只是言論和宣傳，尚且停留在思想層面，那麼四年之後，一個被當局從喀山大學法律系開除的大學生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就用恐怖主義的刺殺行動把這種思想付諸了實踐;假如說卡拉科佐夫的刺殺還基本上屬於個人行為，那麼，涅恰耶夫1869～1870年建立的「人民復仇社」，企圖通過一支戰鬥隊，採取恐怖方式消滅當局代表，就是一種有組織的恐怖主義活動。而他更採取駭人聽聞的手段，將本組織內一個不願聽從他指令的大學生伊萬諾夫以殘忍手段殺害，則是把恐怖活動引向了本組織內部和同志關係之間。1860年代的虛無主義如果說有些還停留在學理的層面，主張否定藝術、音樂、哲學這些彷彿貴族社會的奢侈品，到1870年代，虛無主義則進了一步，進入了更實際的生活領域，彷彿人類的一般感情、親情、家庭、道德原則都是可以不要的，可以統統加以否定。涅恰耶夫在他制訂的一個關於思想、組織和紀律的準則——《革命者基本信條》中，就這樣寫道：革命者是命中注定的人。他們沒有自己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私事，沒有個人的感情，沒有個人的眷戀，沒有個人的財產，甚至也沒有自己的名字。他門全部身心都被唯一的興趣、唯一的思想、唯一的熱情，即革命，完完全全所吞沒。在這裡，涅恰耶夫的虛無主義又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破壞的科學」結合到了一塊：革命者鄙視任何學理空談，在給未來幾代人提供知識時，反對提倡和平無爭的學問。他們只知道一種學問，就是破壞的科學。他們鄙視目前現存社會道德的一切動機和表現。對他們來說，凡能促使革命勝利的一切，都是道德的。……凡妨礙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惡的。在這裡可以看出，他們遵循的是耶穌會會員所奉行的那種「目的為手段辯護」的行為準則，就是說，只要目的高尚，可以不擇手段，什麼手段都可以被視為正當和合法。正是以此作為行為準則，涅恰耶夫在活動中並不迴避欺騙、敲詐、恫嚇和恐怖之類的不正當手段。當然，涅恰耶夫這種主張和行為，是當時民粹主義運動中最為極端者，連其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同道者們也很少加以認同和讚賞。但從這裡可以看出，虛無主義是恐怖主義的源頭和溫床，虛無主義的惡性發展和邏輯歸宿，就是走向恐怖主義。這幾乎是一個規律。如果說虛無主義否定的是精神，是理念，是道德準則，那麼，恐怖主義否定的則是物質，是生命，是整個世界。如果說虛無主義採取的是對一切的批判的否定，那麼，恐怖主義實行的則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武器的否定。總而言之，虛無主義是培育恐怖主義的思想土壤，恐怖主義則是虛無主義的惡性發展和最終歸宿。這不僅是為19世紀俄國虛無主義思想史所證實了的，也是為20世紀的政治文化史所證實了的。俄國虛無主義的第二次分化，發生在1870年代末。當時，俄國民粹主義曾先後兩次發起頗具規模的「到民間去」運動。革命者原本是抱著為農民利益而去的，但卻不為農民所理解，不少人反被農民告發，因而遭到官府逮捕，最終使運動遭遇失敗。虛無主義的動因，對「懺悔貴族」來說，是為了消除個人對受苦受難者的愧疚，取得心靈的安慰;對平民知識分子來說，是為了對個人受侮辱的一種報復。他們都是從個人主義出發的，因而原本有個人主義動因、與個人主義融為一體的虛無主義，因失敗，因沙皇鷹犬們對運動的殘酷鎮壓而受到刺激、反彈，進一步發展了起來，這樣，就使早已潛藏在虛無主義之中的恐怖主義基因得到滋生、成長，促使運動進一步分化，這樣，一批極端主義者便組成了民意黨。所謂「民意黨」者，按創立者自己的解釋，是為了表達人民的意志，要向專制政府宣布無情的戰爭。1881年1月1日，其機關報《民意報》寫道：「從戰端一開，就不是為了生，而是為著赴死……這場殘酷的廝殺，沒有其他結局：或者是政府摧毀運動，或者是革命推翻政府，二者必居其一。」這樣，「民意黨」就把個人恐怖主義活動變成了該組織1870年代末、1880年代初一切活動的中心。從這期間「民意黨」的活動情況看，即使不計算1878年1月24日В.И.扎蘇利奇對彼得堡行政長官特列波夫的槍擊，也不包括克拉夫欽斯基1878年8月4日對彼得堡憲兵頭子梅津采夫的刺殺，僅從1879年對沙皇實施的第一次刺殺算起，到1881年3月1日最後獵殺亞歷山大二世成功，大約在兩年半的時間內，就總共組織了8次謀殺行動。恐怖暗殺活動如此頻頻發生，固然一方面標誌著沙皇專制制度的危機，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民意黨的恐怖主義活動發展到了何等地步。這在當時，不僅震驚了俄國，在全世界也如閃電雷鳴，讓世人驚詫不已。這種恐怖主義行動，無論在當時還是對後世，在世界範圍都留下了巨大而悠遠的回聲。「民意黨」的恐怖主義，招致亞歷山大三世的瘋狂鎮壓，也引起1880～1890年代反改革的倒退。直到20世紀初，隨著災荒和農民起義的發生，革命形勢才好轉過來。這樣，在1880～1890年代變成地下潛流的虛無主義，在20世紀初又浮出了水面。這時，西歐社會民主運動中源於法國的經濟唯物主義和庸俗社會學傾向，又匯入俄國虛無主義並給它提供了新的理論武器。庸俗社會學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庸俗化、絕對化、擴大化和教條化，進一步否定包括資產階級文化在內的一切過去時代的文化遺產及其代表，這就產生了以1920年代「無產階級文化派」和「拉普」為代表的極左文化運動。這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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