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佛教關係史之中印佛教關係

一　中印佛教關係　　佛教創始於印度，中國的佛教是由印度傳入的。　　佛教何時從印度傳來，從古以來傳說不一。有的說秦始皇時（公元前２４６—２１０，接近阿育王在位時）就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十八人齎佛經來中國（《歷代三寶記》卷一等）。隨後又有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２），博士弟子秦景憲（一說景盧）從大月氏國的使者伊存口受浮屠（佛）經之說（《三國志》裴注引《魏略·西戎傳》）。而最通行的傳說，則是東漢永平七年（６４）明帝夜夢金人，即遣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尋訪佛法；至永平十年（６７）邀同中天竺僧攝摩騰、竺法蘭並齎所得的佛像和《四十二章經》等，用白馬馱來洛陽，並招待於鴻臚寺內。隨後就在洛陽城西雍門外修建白馬寺，並請他們在寺譯出了所齎來的《四十二章經》等。一般認為這是中國正式有佛教、有寺院、有佛像和經典譯出的開始。　　但在這以前即永平八年（６５），漢明帝之弟楚王英已曾「為浮屠齋戒祭祀」，明帝給他的詔書中，就有「伊蒲塞」（即優婆塞）、「桑門」（即沙門）等語（《後漢書》卷七十二）。可見那時佛教確已由印度傳入中國無疑。又相傳漢明帝曾允許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又允許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為中國有僧尼的開始（《僧史略》卷上）。顯然其時已有印度和西域沙門來中國弘傳佛法了。其後，桓帝於宮中立浮屠祠，修華蓋之飾，而民間奉佛也逐漸興盛。從那時以來，由西域來華的僧人有安息國的安世高、安玄，大月氏國支婁迦讖、支曜，康居國康巨、康孟詳等；而直接由印度來華傳弘佛教的僧人，則有竺佛朔、竺大力等。其中竺佛朔於漢桓帝時（１４７—１６７）齎著梵本來到洛陽，於靈帝光和二年（１７９）譯出《道行》、《般舟三昧》等經二部三卷，月氏僧支讖並為傳言。竺大力則和康孟詳共譯出天竺僧曇果從迦維羅衛齎來的梵本《修行本起經》。他們對於中國佛教的興起給了有力的啟發。又如漢末徐州牧陶謙部下的笮融，於廣陵、丹陽等處大起浮圖祠（佛寺），並制塗金銅像，及造堂閣容三千人，令悉讀佛經，浴佛飯眾。乃至當時遠居交州的蒼梧牟融，也著有《理惑論》，以弘護佛教。證明這時印度佛教在漢地的傳播已相當廣泛。　　另在中國新疆地區，當時所謂三十六國的西域一帶，佛教早已由印度傳入。據傳，公元前一世紀中，有毗盧折那（據《大唐西域記》卷十二，《洛陽伽藍記》卷五作毗盧旃，《魏書·西域傳》作盧旃）阿羅漢由迦濕彌羅來到于田弘化，于田王為建贊摩大寺，是為于田地區有佛教的開始。接著，龜茲、疏勒、莎車、高昌等地方也陸續傳入了印度的佛教，並建造伽藍。至公元一、二世紀間，這個地區的佛法已相當興盛。即如三世紀初，蔥嶺東麓的蒲犁（《大唐西域記》卷十二作朅盤陀國，今新疆省塔什爾干塔吉克族自治縣）王，聽說在天竺和馬鳴、龍樹、提婆並稱「四日」的經部本師鳩摩羅多於呾叉始羅國弘化，即興兵脅迎尊者來到蒲犁，建大伽藍，盛弘佛教。同時，天竺風格的石窟和犍陀羅式造像以及壁畫等佛教建築和藝術，也在龜茲、于田一帶發展起來。　　公元三世紀間，有中天竺僧曇柯迦羅於曹魏嘉七年中（２４９—２５３）來到洛陽，鑒於漢地沙門只是剃髮而沒有稟受皈戒，又舉行齋懺時仍用傳統的祠祀禮節，認為不合佛制，遂譯出《僧祇戒心》一卷，邀當地梵僧為立羯磨法傳戒。這是佛教戒律在漢地流傳的開始。又有天竺僧維祇難和竺將炎，於孫吳黃武三年（２２４）結伴攜梵本來到武昌，譯出《法句經》等二部六卷；維祇去世後，他的同侶竺將炎於黃龍二年（２３０）在楊都（今南京市南）譯出《摩登伽》、《佛醫》等經四部六卷。魏陳思王曹植曾依照梵僧歌詠的聲調，運用佛經的題材以漢地文辭來製造梵唄，為中國佛教音樂文學的開始。這時漢地沙門朱士行感覺到絲佛朔傳來的《道行經》梵本還不完備，開始於甘露五年（２６０）往于田求得《大品般若經》的梵本九十章，囑咐他的弟子弗如檀等帶回洛陽，由出生於中國的天竺人竺叔蘭和于田沙門無羅叉，於西晉元康元年（２９１）在陳留共同譯出，稱為《放光般若經》三十卷。隨後又有敦煌沙門竺法護也到西域，學會了當時所謂三十六國語文，求得胡本經典二百餘部，回到漢地。他在沿途及長安，共譯出《般若》、《方等》大小乘經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　　中國佛教到了西晉時代（２６５—３１６）已經是「寺廟圖像，崇於京邑」（《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而出家沙門也漸漸增多。據《高僧傳》卷九說，其時天竺僧耆域，泛海到扶南（今柬埔寨），經交（今越南北部）、廣、襄陽，於晉惠帝末年（３０６）來至洛陽，為人醫病，很有效驗。他認為漢地沙門衣服華麗，不合僧制，而教人攝製三業，修行眾善。後來洛陽　　兵亂，他仍還印度。至東晉時（３１７—４２０），天竺僧人來華的漸多。罽賓僧僧伽跋澄，歷游諸地，於苻秦建元十七年（３８１）抵達長安，譯出《鞞婆沙論》等三部二十七卷，釋道安等相與校定。又有天竺僧曇摩蜱也來長安游化，於建元十八年（３８２）譯出《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一部五卷。又有罽賓僧僧伽提婆，也於建元十九年（３８２）來到長安，譯出《阿毗曇八犍度論》等二部四十六卷。後赴洛陽，轉登廬山，慧遠請譯《阿毗曇心論》等三部七卷。隆安元年（３９７）他游於建康，應請講《阿毗曇》。同年更譯出《中阿含》及核訂《增一阿含》。這時又有出生於西域的天竺籍僧鳩摩羅什（３４４—４１３），是一位對中國佛教起過重大影響的傑出學者和翻譯家。他精通印度佛教和五明等學問，智辯無礙。後秦弘始三年（４０１）姚興將羅什迎至長安，待以國師之禮，並請住西明閣和逍遙園，廣譯經典，前後所譯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他於弘始十五年（４１３）七十歲時，在長安逍遙園逝世，遺體依天竺習慣焚化。但他的業績和名譽將隨著中國佛教和中印人民的友誼而長存不朽。又當時來華的天竺僧人，還有羅什的導師佛陀耶舍。他於弘始十二年（４１０）譯出《四分律》，隨後又譯出《長阿含》等經，共四部八十四卷。羅什逝世後，辭還罽賓。同時又有罽賓僧弗若多羅，於弘始年中（３９９—４１５）來至長安，弘始六年（４０４）義學沙門六百餘人集於長安中寺，請他誦出薩婆多部《十誦律》的梵本，羅什譯為漢文。才譯出三分之二，多羅即因病去世。隨後又有天竺僧人曇摩流支，攜著《十誦律》的梵本於弘始七年（４０５）秋來到長安，廬山釋慧遠寄書請他和羅什繼續譯出此律，共五十八卷。這時又有羅什在龜茲的老師罽賓僧卑摩羅叉，聞羅什在漢地弘法，也於弘始八年（４０６）來到長安，羅什即以師禮相待。羅什去世後，他又去到壽春（今安徽壽縣）弘傳律學，並將羅什所譯的《十誦律》最後一誦改為《毗尼誦》，而擴充為六十一卷。又曾往江陵辛寺開講《十誦》，並實行夏坐。又有罽賓僧曇摩耶舍，於晉隆安年中（３９７—４０１）來抵廣州，住白沙寺，善誦毗婆沙律，並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４０５—４１８），北至長安，和另一位天竺沙門曇摩掘多共譯出《舍利弗阿毗曇論》二十二卷。又譯出《樂瓔珞莊嚴經》一卷。他又游化江陵，大弘禪法。至宋元嘉中（４２４—４５２），辭還西域。這時又有一位中天竺僧曇無讖，攜著《大涅槃經》前分等梵本經于田、龜茲，於北涼玄始年中（４１２—４２７）來抵姑臧，受到涼主沮渠蒙遜的優禮接待，並被邀請譯經。他因不懂當地語言，未肯即譯，於是學語三年，並得河西僧慧嵩、道朗的幫助，才譯出《涅槃經》的初分；隨後遣使至於田尋得後分，又繼續譯出。又應請譯出《大集》、《佛所行贊》等，總共十九部一百三十一卷，為僅次於羅什的傑出學者和大翻譯家。由於他的譯品在後世的弘傳，遂在中國形成了一個涅槃學派。　　這一期間，中國沙門中出現了一個往天竺求法的熱潮。而第一個去印度巡禮佛跡，求取經律，並獲得巨大成績的是中國僧人法顯。他於東晉隆安三年（３９９）由長安出發西行，在巴連弗邑住了三年（４０５—４０７），得到大量經律論梵本，轉經錫蘭住了兩年，於義熙八年（４１２）循海道歸國。先後與在晉地弘法的梵僧佛陀跋陀羅共譯出《大般泥洹經》、《摩訶僧祇律》等五部四十九卷。他還介紹自己西行的經歷和天竺各地佛教情況，寫成《歷游天竺記傳》一卷。其中並記錄了許多有關印度古代史地的資料，為至今世界東方學者所重視。同時還有和法顯在張掖相遇，西行後又分散的涼州僧寶雲，也越過蔥嶺入北印度，歷游天竺諸國，瞻禮佛跡，廣學梵書。後歸長安，轉至晉京，在道場寺，先後譯出《新無量壽》、《佛本行》等經，四部十七卷。他也曾將游履國外的經歷寫成記傳（今佚）。又和他們結伴西行的涼州僧智嚴，也經由另一條路進到罽賓，從當地摩天陀羅精舍僧佛馱先諮受禪法，修學三年，並邀著該地禪匠佛馱跋陀羅來至長安弘法。他後來也被請到宋京，居枳園寺。於元嘉四年（４２７）譯出《無盡意菩薩》、《法華三昧》等經，十部三十一卷。智嚴後又和他的弟子智羽、智遠等泛海重到天竺，諮訪賢達，然後步行東歸，走到罽賓，中途逝世，年七十八。其時另有冀州僧慧叡，曾從四川的西南，翻越山嶺，去到印度，一直抵達南天竺。對於當時天竺各地的音譯詁訓，殊方異義，全都通曉。後又回到廬山，轉至長安，入鳩摩羅什門下，幫助傳寫。羅什在譯經時常和他商談梵漢語文體裁同異等問題。他後來也到建業，住烏衣寺，講說眾經。又有雍州僧智猛，於姚秦弘始六年（４０４）結合同志十五人，從長安出發，攀登蔥嶺，而九人退還，二人身死。智猛等五人共度雪山到罽賓國，又行經迦維羅衛、拘屍那、伽耶、華氏城各地，觀禮佛跡，並獲得《大般泥洹經》、《僧祇律》等梵本東歸。同行三人又在途病故，智猛和曇纂回到涼州，譯出《大般泥洹經》二十卷；後來入蜀，並將西行經歷寫成傳記。其時正當印度笈多王朝（３２０—５９０）。相傳又有中國沙門二十餘人，從蜀川牱道出至印度，朝禮摩訶菩提聖跡。時室利笈多大王見而敬之，遂施地建造了一所「支那寺」，供他們居住，並劃給二十四個大村莊，以充供養。可見中國僧人在印度求法時所受的優遇和中印兩國友誼的綿遠。　　當時中印僧人往來，主要通過冰天雪地的帕米爾高原、大小雪山和沙漠地帶，他們「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高僧傳》卷十四）的精神，成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支柱。　　印度佛教造像和石窟開鑿的風氣，也給中國佛教界相當大的影響。如秦苻堅曾以金箔倚像，金坐像、結珠像、金箔繡像、織成像等各種造像贈與釋道安（《高僧傳》卷五《道安傳》），而釋道安、竺道一和名藝術家戴逵父子等也均造有各種精妙的佛像。又苻秦沙門樂僔和法良先後在敦煌鳴沙山穿鑿石窟造石佛像，為敦煌莫高窟造像的開始。緊接著沮渠蒙遜也在三危山鑿岩造像。　　到了南北朝時代，佛教在中國日益興盛。當時天竺各國屢次遣使來華通好。梁武帝亦於天監元年（５０２）遣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至中天竺舍衛國請得釋迦旃檀像歸來供養（《佛祖統記》卷三十七）。時中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在梁京，被任為「總知外國使命」。另在北魏景明四年（５０３），南天竺國並以辟支佛牙獻贈於魏（《魏書》卷八）。其時北魏大興佛法，天竺、西域各地沙門來洛陽者有三千人。　　這一時期來中國江南譯經的天竺人士，首先有罽賓僧佛陀什，於宋景平元年（４２３）到揚州，當地眾僧請他於龍光寺將法顯齎回未譯的彌沙塞律梵本譯成《五分律》三十四卷，同時又譯出這部律的《戒本》和《羯磨》各一卷。隨後又有罽賓僧求那跋摩，經獅子國、罽婆國來到廣州，於元嘉八年（４３１）正月到達宋京，住祇洹寺。譯出《菩薩善戒》、《菩薩內戒》等經十部十八卷。同時天竺舶主竺難提曾數數往來中印間，從事海上貿易，並曾先後將《大乘方便》、《請觀世音》等經梵本三部譯成漢文五卷。又有天竺僧僧伽跋摩，於元嘉十年（４３３）經由西域來到宋京，受請住平陸寺，流佈道化。從元嘉十一年開始，在長干、平樂等寺譯出《毗尼摩得勒伽》、《雜阿毗曇心論》等五部二十四卷。於元嘉十九年（４４２）隨西域商人仍還天竺。又有天竺僧僧伽羅多哆，於宋景七年（４２３）來到建業，過著天竺沙門的乞食生活，宴坐林下。後於元嘉十年在鐘山建造精舍，名宋熙寺。闍賓僧曇摩蜜多，歷經龜茲、敦煌、涼、蜀、荊州來到建業，以禪法教授學人，譯有《觀普賢行法經》、《禪秘要經》等十二部十七卷。並於元嘉十二年（４３５）在鐘山營建定林上寺。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羅，經獅子國泛舶於元嘉十二年（４３５）來到廣州，宋朝廷遣使迎至建業，住祇洹、東安等寺及荊州辛寺，前後譯經五十二部一百三十四卷。　　南齊時又有中天竺僧求那毗地，於建元初（４７９）由南海來到齊京，住毗耶離寺。至永明十年（４９２）譯出天竺大乘師僧伽斯那所抄集的《百喻經》，又譯《須達經》等共三部六卷。又有中印度沙門曇摩伽陀耶舍，於齊建元三年（４８１）在廣州朝定寺譯出《無量義經》一部，後來傳到齊京繕寫流布。梁代又有西天竺優禪尼國僧真諦，原在扶南國弘化，於大同十二年（５４６）來到南海，太清二年（５４８）到達梁京。前後譯出《解節》、《金光明》等經，《攝大乘》、《俱舍》、《唯識》、《十七地》、《佛性》、《中邊》等論及諸記傳共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他所譯的，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識學的重要論著。其中由於他譯述的《攝大乘論》，為中土僧人們所弘傳講習，遂至形成了一個攝論學派。　　同時來到中國北朝弘法的天竺人士也頗多。天竺禪師佛陀，於五世紀後期來到恆安（今大同市附近），受到北魏孝文帝的禮敬，並應請於北台石窟結眾習禪。至魏都南遷洛陽，他也隨行，並時往嵩山靜養，當時為他建造了少林寺。這時隨他受學的經常有數百人，學禪的僧稠和地論兼律學大德慧光，都曾出於他的門下。又有南天竺禪師菩提達摩，也於五世紀末歷經江南來到魏地，見洛陽永寧大塔，認為莊嚴精麗，為歷游諸國所未嘗見。他在嵩山少林寺弘傳禪學，門下慧可、道育等都得了法，後來遞傳而形成一個盛大的禪宗流派。又有南天竺僧曇摩流支，於六世紀初來至洛陽游化，時北魏宣武帝盛興佛教，流支於景明二年（５０１）至正始四年（５０７）譯出《信力入印法門經》等三部八卷。又有北天竺僧菩提流支，於永平初年（５０８）來游洛陽，受供養於永平大寺。當時來洛梵僧七百人，以流支為譯經首席，從初譯《十地經論》一直到後來移至鄴都，前後將三十年，講譯不輟。所譯經論共三十部，一百零一卷。　　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也於北魏正始五年（５０８）來洛陽，應請譯《十地經論》，與菩提流支合作分工，後又譯出《寶性》、《法華》、《寶積》等論，三部九卷。摩提慧解深利，尤明禪觀，宣武帝每令講《華嚴經》。同時還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也於北魏永平元年（５０８）在洛陽內殿參與《十地經論》的翻譯，隨後又在洛陽白馬寺和鄴都金華寺譯出《十法》、《如來獅子吼》及《攝大乘》等經論共十部十一卷。又有北天竺僧毗目智仙和南天竺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於北魏熙平元年（５１６）同游洛陽，後又轉至鄴都。毗目智仙於興和三年（５４１）在鄴都金華寺譯出經論五部五卷。般若流支則在智仙指導下，從元象元年（５３８）到興和末年（５４３）在金華寺等處譯出《正法念處》等經，《順中》、《唯識》等論，十八部九十二卷。他是天竺婆羅門來中國大量翻譯佛經的第一人。般若流支的長子達摩般若，也繼承父業，從事傳譯，北齊時任職為僧官「昭玄都」。北周毀佛後轉任俗官「洋州洋川郡守」（今陝西洋縣），足見天竺人士在古代中國所受的優遇。又有北天竺僧那連提黎耶舍，於北齊天保七年（５５６）來到鄴都，受齊文宣帝優禮，應請在天憑寺譯經。當時齊朝廷三藏殿內有梵本千餘筴，均送請翻譯。他從天保八年（５５７）到天統四年（５６８）先後譯出《大集月藏》、《月燈三昧》等經論共七部五十一卷。隨即被任為「昭玄都」，又轉為「昭玄統」，並以所得的俸祿在汲郡（今河南汲縣）風景勝地建立了三所寺院。後周毀佛時，他外著俗衣，仍避居當地。又中天竺僧闍那耶舍和闍若那跋達啰，偕同他的兩弟子北天竺沙門闍那崛多、耶舍崛多，於北周武成元年（５５９）經于田、鄯州等地來到長安，住草堂寺，被周明帝延見，談論佛法，並建造四天王寺以供他們居住。闍那耶舍於保定四年（５６４）到建德元年（５７２）在寺譯出《大乘同性》、《大雲請雨》等經六部十五卷。耶舍崛多譯出《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等經論三部八卷，闍那崛多又譯出《金色仙人問經》一部二卷。後闍那崛多被請入蜀，任益州僧主，在龍淵寺又譯出《佛語經》、《法華經普門偈》等三部三卷。後周武帝毀佛，命他們入京，重加爵祿，勸從儒禮，他們堅決不從，被許西歸。　　南北朝時代由南方前往天竺求法的沙門，首先有幽州高僧曇無竭，集合同志僧猛、曇朗等二十五人，於劉宋永初元年（４２０）齎著幡蓋供養資具西行，經罽賓等國，禮拜佛跡，並隨處受學，輾轉到中天竺，同侶中有二十人先後在途中身死。無竭等歷訪舍衛諸國，至南天竺泛舶歸宋，譯有《觀世音受記經》一卷，所歷行程，別有記傳。又有高昌沙門道普，曾游西域、天竺，能梵語梵書，後於元嘉年中（４２４—４５３）宋文帝資遣他同書吏十人西行求經，他也有過一部游履異域的記傳。又有酒泉沙門慧覽，曾到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律，後來東歸，行至於田，當地諸僧多從他受戒。到宋京時，金陵禪僧也從他受學。又有南齊定林上寺僧法獻，於宋元徽三年（４７５）西行求法，因蔥嶺棧道不通，遂于于田獲得北天竺烏萇國贈來的佛牙一枚及佛舍利、梵本經等回到宋京，建佛牙閣，禮敬供養。　　另由北朝出發西行的有元魏沙門道葯，於魏武帝末年（４５１）經疏勒、蔥嶺去到天竺僧伽施等國，回國後也有《記傳》一卷。北魏崇立寺沙門惠生和敦煌人宋雲，於神龜元年（５１８）由魏太后資遣西行求法，到北天竺烏萇、乾陀羅諸國，得到梵本一百七十部，於正光二年（５２１）返國，他兩人也分別撰有《行記》、《家記》（均佚）。北齊沙門寶暹、道邃、僧曇、智周、僧威、法寶、智昭、僧律等十人，於武平六年（５７５）西行求法，往返七年，獲得梵本二百六十部，歸途行至突厥，遇天竺僧闍那崛多。寶暹等於開皇元年（５８１）返至長安，並奏請朝廷邀崛多來京，從事翻譯。　　關於中印語文的溝通，這一其中有曾游南天竺的高僧慧叡，於劉宋時應文學家謝靈運的諮問，著《十四音訓敘》，條列經中梵漢音義，昭然明了（《高僧傳》卷七）。又西天竺僧真諦，也在翻經的同時，纂集梵文詞語，撰成《翻外國語》七卷（已佚）。另在北朝六世紀初，洛陽融覺寺中國僧曇無最，撰成《大乘義章》一部，北天竺僧菩提流支見之彈指稱善，並將他的著作翻成梵文，寄傳西域（《續高僧傳》卷二十三）。這是第一部漢譯梵的中國佛教撰述。　　隋唐時代，為中國佛教義學的成熟時期。首先是隋朝統一了南北兩朝，復興佛教，原在北周任郡官的中天竺婆羅門般若流支的長子達摩般若，奉令仍職掌翻譯，他於開皇二年（５８２）譯出《業報差別經》一部一卷。時北天竺僧那連提黎耶舍，原在北周混俗隱居，隋帝即禮請他至長安大興善寺，重事弘譯。又有北天竺僧毗尼多流支，於開皇二十年（６００）來游長安，應請譯出《大乘方廣總持》等經二部二卷。據越南佛教史籍傳稱，他曾在隋受中國禪宗三祖僧璨的傳授，後即于歸途在交州（今越南北部）弘演禪法，形成越南前期的禪學一派。又有南天竺高僧達摩笈多，歷經蔥嶺、龜茲、高昌來抵瓜州。以開皇十年（５９０）奉隋文帝旨延入長安，住興善寺，與闍那崛多共參傳譯。後來崛多去世，他即主持譯事，從大業初年（６０５）至大業末年（６１０），先後在洛陽上林園翻經館譯出《大方等善住意》、《菩提資糧》等經論共九部四十六卷。同時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僧彥琮，也精通梵學，時有天竺王舍城梵僧，來謁隋帝，事後將還本國，請求《仁壽舍利瑞圖經》和隋朝《祥瑞錄》，即敕彥琮翻漢為梵，合成十卷，傳往天竺。　　唐代中印佛教文化的溝通更為暢達，據《釋迦方誌》所說，唐初的中印交通往來有三條路線：一為由長安經清海（今青海）貫通吐蕃（今西藏）、尼波羅（今尼泊爾）往印度的東道；一為經瞿薩闍那（今和田）等天山南路，越蔥嶺，過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入西北印度的中道；一為經屈支（今庫車）等天山北路，越蔥嶺北面，通過迦濕彌羅的北道。此外，還有如《新唐書·地理志》所說經雲南、驃國（今緬甸）往東印度的陸行路線，以及由廣州經南海諸國沿岸，過新加坡海峽，往印度的海行路線。　　當時唐梵沙門往來頻繁。這一時期來到中國的印度佛教人士，有中天竺那爛陀寺僧波羅頗迦羅蜜多羅來唐朝西北可汗葉護地區行化。時唐高平王於武德九年（６２６）入蕃和他相見，即邀他於同年十二月來抵長安，敕住大興善寺，先後傳譯《寶星陀羅尼經》、《般若燈論釋》等三部三十八卷。這時印度密教已漸興起，有中天竺僧阿地瞿多，從西印度廣齎密教梵本於永徽三年（６５２）來抵長安，敕在大慈恩寺安置。時唐京道俗請他于慧日寺浮圖院建陀羅尼普集會壇，開演密法。他又從梵本《金剛大道場經》中撮要譯出《陀羅尼集經》十二卷，加以傳播。又有中天竺大菩提寺沙門法長和阿難律木叉、迦葉等，帶著印度僧智光、慧天給玄奘的書信方物，於永徽三年（６５２）來到長安。阿難律木叉和迦葉另在經行寺譯出了《功德天法》一卷，也編在阿地瞿多的《陀羅尼集經》第十卷內。法長等仍於永徽五年（６５４）齎著玄奘致智光等的復書和贈品等回返印度，洋溢著中印僧人友好來往的深厚情誼。又有中天竺僧那提，曾齎集大小乘經律論梵本五百餘筴一千五百餘部，經南海諸地於永徽六年（６５５）來至唐京，奉敕於大慈恩寺安置供給。這時印度婆羅門方士那羅邇娑婆和盧迦溢多先後被邀在唐配「長生藥」。唐高宗即遣那提前往崑崙諸國，採取葯料。他到南海真臘又受請弘法建寺，但仍完成使命返唐，並在長安譯出《獅子莊嚴王請問經》等三部三卷，後又被請仍往真臘弘化。中印度僧地婆訶羅，於儀鳳初年（６７６）攜齎梵本來到唐京，奉敕於兩京東西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先後宣譯出《大乘顯識經》、《華嚴經續入法界品》等十八部三十四卷。又地婆訶羅譯場有證語沙門慧智，原是印度婆羅門子，生於長安，通梵漢文，後出家，參與歷屆翻經證語；他後來在洛陽佛授記寺自譯出《贊觀世音菩薩頌》一卷。北印度僧佛陀波利，遠聞中國五台山文殊師利靈跡，即杖錫東行，於儀鳳元年來抵五台，虔誠禮拜，後返本國，取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梵本，再來長安。北印度迦濕彌羅僧阿你真那，於長壽（６９３）二年來到洛陽，即受請譯經，迄至神龍二年（７０６）於佛授記、天宮、福先等寺共譯出《不空索陀羅尼》、《浴像功德》等經七部九卷。此後他即專精禮誦，並於龍門依印度法式修建了一所「天竺寺」，和他的同侶在寺修持密法。南印度僧菩提流志，於長壽二年來抵長安，先後譯出經論五十三部一百十一卷。中印度僧善無畏，攜齎梵本經迦濕彌羅、吐蕃，於開元四年（７１６）來至唐京，從開元五年（７１７）起，在菩提院譯出《虛空藏求聞持法》一卷，又得華嚴寺所藏唐僧無行在印度求獲的梵本，於洛陽大福先寺為沙門一行譯出《大毗盧遮那神變加持經》七卷，一行筆受，並造經疏，為中國瑜伽密教正式傳受之始。　　時有南印度僧金剛智，偕同他的弟子不空泛舶，於開元七年（７１９）來抵廣州，翌年被迎至長安，居慈恩寺，又移大薦福寺，廣弘密教，建曼荼羅，沙門一行、義福等並從他受法。他於開元十一年（７２３）及十八年（７３０）間先後譯出《金剛頂瑜伽念誦法》等四部七卷。由於善無畏和金剛智來唐弘傳瑜伽密教，兩京知名的緇素從而問學的甚眾。更加以金剛智的弟子不空等在唐的盛行傳弘，遂興啟了中國的瑜伽密宗。又有東印度僧達摩戰涅羅，學通三藏，特善醫方，西越蔥嶺，來至龜茲，教授學人。經安西節度使呂休林推薦入朝，即於開元二十年（７３２）齎同梵來抵長安，受玄宗接見，住資聖寺，即進獻醫方梵藥草經書，並獻出北印度僧阿質達霰在安西所譯出的《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等三部五卷。他本人隨即和他的弟子利言在資聖寺譯出《醫方本草》、《普遍智藏般若心經》若干卷。北印度僧般若，也習聞中國五台文殊靈跡，遂泛舶東來，一度被風吹返，又重修巨舶，經歷南海諸國，於建中二年（７８１）來至廣州，翌年行抵長安。得到在唐任神策軍正將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新平郡王的同國鄉親表兄羅好心介紹，與大秦寺波斯僧景凈，共譯出他所攜來的《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七卷。但般若不懂胡語及唐言，景凈不明梵文和佛法，因而譯文乖錯。唐朝廷遂另命長安諸寺大德沙門助他重譯，成十卷，良秀並為撰制經疏。六年（７９０）他奉詔出使北印迦濕彌羅求取梵，並賜紫衣及三藏號。八年（７９２）返唐，又續出《般若心經》、《本生心地觀經》等四部二十卷。然後朝禮五台山聖跡。至十一年（７９５）南印度烏荼國王以手寫的《華嚴經·普賢行願貧》梵本遣使遠贈來唐，般若主持翻譯，計四十卷。印度僧崛多，於八世紀初曾來遊學於禪宗六祖慧能門下。又有西印度僧伽梵達摩、北印度沙門牟尼室利、中印度沙門屍羅跋陀羅和菩提仙、西印度沙門金俱吒等，他們都在唐地譯經弘化，對於中印佛教文化的溝通作出了相當的貢獻。此外還有中印度大菩提寺沙門八人和工匠兩人，於貞觀年中因唐使王玄策的邀請，來中國傳授造糖技術，並開始用越州（今浙江紹興）的甘蔗製成了石蜜（《續高僧傳》卷四）。　　同時，唐代高僧前往印度求法的也甚為踴躍。首先是中國卓越的佛教學者玄奘，於貞觀三年（６２９）由長安西行，循天山北路越蔥嶺至北、中印度各地，歷參眾師，廣學經論，瞻禮聖跡，並在中印最高學府那爛陀寺碩德戒賢的指導下，精研《瑜伽》等論及大小乘內外諸論，並被奉為寺中十大德之一。他又撰出了梵文《會宗論》和《制惡見論》，以會通大乘空有兩宗的論爭和折服正量部師的異見，後在當時印度十八國王和有學問的沙門、婆羅門六千餘人的曲女城學術辯論大會中標舉論宗，贏得「大乘天」和「解脫天」的光榮稱號。最後，攜齎著經律論等梵本五百二十六百五十七部，於貞觀十九年（６４５）返回長安。他的弘法願望獲得唐朝廷的大力護持，先後譯出經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曾將所經歷和傳聞的印度、西域一百三十八國的佛教及史地情況，寫成《大唐西域記》十二卷，是東方學術界的重要名著，現在印度政有已經根據該書的記載，發掘出不少古迹，有助於考訂印度的古代史。他還將印度已失傳的《大乘起信論》和中國老子《道德經》譯成梵文傳至印度。玄奘一生講譯不倦，門下英才甚眾，形成唐代佛教人文的盛勢。　　隨後又有義凈，於咸亨二年（６７１）至印度，學習十年，然後回國。先後撰譯經論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義凈的門弟子唐青州僧慧日，也於嗣聖十九年（７０２）泛舶西行，經南海佛逝、獅子等國，至印度各地遍禮聖跡，尋求梵本，訪善知識，接受凈土法門，然後經北印度，於開元七年（７１９）返抵長安，前後周曆七十餘國，齎回經像頗多，賜號為「慈愍三藏」。又有唐京兆沙門悟空，原為唐遣罽賓國中使張韜光部下左衛別將，出家後於迦濕彌羅受具足戒，並習律儀，學梵語，游禮諸寺。南行至中印度，瞻禮八大靈跡，住那爛陀寺三年，於貞元五年（７８９）返抵長安，獻所譯經和佛牙舍利，敕住章敬寺。此外還有唐太州沙門玄照，齊州沙門道希、師鞭，并州沙門道方、道生，京兆沙門末底僧訶，長安沙門玄會，益州沙門明遠、義朗、義玄，荊州沙門道琳、無行，襄陽沙門靈運，澧州沙門僧哲，洛陽沙門智弘以及鄉籍不明的沙門信胄等，他們都於七、八世紀間懷著宗教感情和弘法勝願，或由北路陸行，或經南海泛舶，分別到達了印度各地，巡禮佛教聖跡。大都以宗教學人的身份，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而萬里孤征，捨身殉法（他們的事迹見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隨著中印佛教人士的往來頻繁，有關介紹印度佛教情況的書，也陸續撰出，除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義凈的《南海寄歸傳》等外，還有《中天竺行記》、《唐西域圖志》、《西域志》等圖書編出，使中國人士對於佛教勝地及印度文化更加理解，同時印度風格的佛教藝術也在中國廣泛流布。貞觀十九年（６４５）雕繪巧匠宋法智隨王玄策等至摩揭陀等國圖寫聖跡和佛像歸來，唐京道俗競相模寫仿製。這些都有助於當時中國寺塔、石窟和造像等佛教藝術的發展。　　公元七世紀間，中印度阿拶哩（一作阿吒力）、師贊陀崛多（一作室利達多）由摩揭陀來到南詔（今雲南省），傳播密教，受到南詔王細奴邏的崇敬，開建五密壇場，弘瑜伽法。他的弟子張子辰、羅邏倚等也由西印度來到南詔，相繼傳布阿吒力教，時稱為「南詔七師」。他們的教法一直到近世還傳持不絕。此外還有梵僧李成眉和他的弟子禪和子，於九世紀間由中印度至大理一帶游化。　　在這一時期，佛教也由印度傳入中國西藏地區，譯出了《寶頂經》、《觀音經》等經典。至八世紀時，又有迦濕彌羅沙門阿難陀來藏譯經，當時藏王也先後遣使赴印請得高僧寂護和蓮華生來藏，大弘中觀、律學和密教。隨後出家受戒的人數漸多，形成了西藏前弘期佛教的盛況。至九世紀時，又請當時在藏的印度僧人同藏族僧人就前代所譯的經典重新整理，統一譯語，勘校梵本，加以訂定或改譯，並新譯出一些有部戒律和大乘經典；同時西藏佛教寺院建築的造型藝術等方面，也受到了印度藝術的影響。　　至九世紀間，中國漢藏兩地的佛教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加以內戰和交通阻滯，致令中印佛教關係一時中斷。後來到十世紀，即北宋初期，由印度來到漢地的佛教學者，有中印度僧法天，於宋開寶六年（９７３）游錫鄜州，和河中（今山西永濟）梵學沙門法進共同譯出《無量壽》、《最勝佛頂陀羅尼》等經三部。太平興國五年（９８０）受宋太宗召見，並賜紫衣。這時又有中印度僧天息災，北印度僧施護也各齎梵來到宋京，並蒙召見賜紫；時宋朝廷存有未譯的梵本甚多，即命建譯經院，令共傳譯。太平興國七年（９８２）譯經院成，並制定了包括譯主、證義、證文、書字、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等各個程序的譯場制度。　　又有北印度迦濕彌羅僧法護，於景德元年（１００４）廣齎梵本來抵汴京，後被召入傳法院令證梵文，譯出《如來不思議秘密大乘經》等十一部二百三十一卷。又有中印度僧日稱，經西域至西夏（今寧夏地區）弘化，以慶曆七年（１０４７）轉至宋京，奉詔於傳法院譯出《父子合集經》、《大乘集菩薩學論》八部七十卷。又有中印度僧天吉祥、智吉祥、金總持等，也各齎梵本由西夏轉來宋地，並奉詔入傳法院各賜大師號。其中天吉祥任證梵義，智吉祥譯有《巨力長者經》等二部八卷，金總持譯有《大乘智印經》等四部十七卷。又有中印度僧總賢，初至北方契丹地區行化，並被奉為國師。　　此外，十至十一世紀間，由印度各地來中國游化的梵僧，還有摩揭陀國沙門缽怛羅、哩咐日羅、中印度沙門曼殊室利、西印度沙門蘇葛陀、那爛陀寺沙門補陀吃多、北印度沙門迦蘭拏扇底、中印度沙門覺戒等八十餘人。他們大多齎著梵、佛舍利、佛像等來宋，被款待於相國寺或譯經院等處。有的還受贈大師之號，有的轉至高麗行化，或朝禮五台等勝跡。同時其中土沙門西行游訪的，有沙門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於乾德四年（９６６）奉詔經西域、迦濕彌羅往印度求法。而由印度歸來的僧眾，先後有泉州沙門智宣、滄州沙門道圓、汴京沙門繼從、益州沙門光遠、太原沙門重達、西河沙門可蘊、汴京沙門懷問等一百四十餘人。他們也均於印度各地朝禮聖跡和參學，並齎回了許多梵本經、佛像和佛骨舍利等。這時正當印度波羅王朝，後期密教興盛時期，而傳入宋朝的經籍也以金剛乘密部為多，和宋地道學倫理思想頗相抵觸，因而此類密典的翻譯或流行多被限制。故其時來宋的梵僧雖多，而印度這一時期的密教並未為漢地佛教界所接受。　　另外，在中國北方的遼、金兩個時期，有印僧摩尼，於十一世紀間來至遼地弘傳密教，為燕京圓福寺總秘大師覺苑等所師事。又有中印度密宗僧慈賢，也於其時到遼京行化，並宣譯密典，被奉為契丹國師；後又轉往宋京，從事弘譯。又有中印度那爛陀寺僧蘇陀室利，遠慕中國五台山靈跡，以八十五高齡與弟子佛陀室利等七人航海來華。途中三人轉還，三人病亡，惟佛陀室利隨師入金，登五台山。　　西藏地區佛教至公元十世紀末始行復興，即西藏阿里區的一個統治者闊惹，讓位出家，名智光，銳志弘法，曾於阿里區選派青年沙門寶賢、善慧等二十一人赴印留學，並先後迎請印僧作信鎧、佛護、慧護、阿底峽等入藏地廣譯經典，促成了西藏後弘期佛教的隆盛。在入藏的印僧中，東印度名德法護和他的弟子們在藏地廣事弘傳，補譯出許多前所未有的密乘經典，使密教在西藏得以盛行。此後被請入藏傳教的印度學者，還有迦耶達羅等許多著名僧人，他們對於藏地佛法，尤其是密教的傳弘，都作出了有力的貢獻。　　十世紀以後，佛教在印度已逐漸遭到摧毀；至十二世紀間甚至瀕於絕滅。此後中印佛教關係殆告斷絕，僅有少數梵僧避入藏地。而來至漢地的印度沙門，元朝則有唧（此字缺）銘得哩連得啰摩寧、指空，明代有桑渴巴辨等數人。至於由中土往印度游訪的中國沙門，只有宗泐、智光等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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