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迫擊炮頂不上一個周恩來

06-17

彭德懷將軍：「兩千迫擊炮頂不上一個周恩來」 [轉貼 2006-11-01 17:11:58| 發表者: txwz]

　「●他（周恩來）是長征中的總管家，到了一個地方以後，他要先了解有什麼敵情，有什麼自然環境，有什麼群眾基礎，下一步該怎樣做，等任務布置下去後，天也亮了，大家也都該走了，他一天的休息時間經常只有兩三個小時。　　●有一次，就在過草地之前，他病得很重，高燒40℃，多日的昏迷不醒，經診斷是肝膿瘍，但我伯母說，當時沒有藥品，最後給他找冰塊，物理降溫，才逐步好轉。」　　10月24日，周秉德做客搜狐網聊天。花白的頭髮十分整齊，而帶碎花的襯衫與珍珠項鏈，更顯得年近七旬的她精神奕奕。　　談起共同生活十餘年的伯父周恩來，她有時叫「伯伯」，有時叫「周恩來同志」。仔細品味，就能感覺到她對周總理的親近之外，還有一種深深的崇敬。　　長征途中發燒找來冰塊「救急」　　新京報：周總理跟你講過他長征時的故事嗎？　　周秉德（以下簡稱「周」）：伯父是非常忙碌的一個人，在家裡也總是匆匆忙忙的樣子，很少跟我們閑聊。他也特別不願意宣揚過去他受了多少苦、立了多少功，根本不會宣揚自己，所以沒有提過長征的事情。　　新京報：那你所知道的長征故事是從哪裡得來的呢？　　周：我伯母講過一些。比如，她講到我伯父在長征途中生病的事。他是長征中的「總管家」，到了一個地方以後，他要先了解有什麼敵情，有什麼自然環境，有什麼群眾基礎，下一步該怎樣做，等任務布置下去後，天也亮了，大家也都該走了，他一天的休息時間經常只有兩三個小時。　　他也吃不好，經常斷糧、吃草根樹皮。有一次，就在過草地之前，他病得很重，高燒40℃，多日的昏迷不醒，經診斷是肝膿瘍，但我伯母說，當時沒有藥品，最後給他找冰塊，物理降溫，才逐步好轉。　　新京報：參加重走長征路活動時，你有沒有機會印證這些故事？　　周：聽大家講、看資料，我知道的情節多了一些。　　首先，陳賡大將的兒子陳知建說，他爸爸那時候是擔架隊長，毛澤東同志看到伯父發燒非常著急，就和彭德懷講，一定要想辦法把周恩來同志的燒降下來，不然把腦子燒壞了不得了。彭德懷就委託陳賡無論如何要想辦法。陳賡當時是中央幹部團團長，他手下沒有戰士，只有老弱病殘的幹部，所以彭德懷給他調來了40名戰士來護理我伯父。　　當時，彭德懷同志手裡僅剩兩門迫擊炮，但他決定丟下它們，騰出這40人專門做護理。據說，當時彭德懷同志算了一筆大賬，說，這兩門迫擊炮必須丟棄，不要說兩門，就是兩百門、兩千門的迫擊炮，也頂不上我們的周恩來同志。可以看出來，我們的革命先驅們互相之間的情誼是非常深厚的。　　新京報：你有沒有發現周總理留下的一些物品？　　周：在甘肅會寧，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的地方，我見到伯父用過的一個鐵皮公文箱。據說我伯父長征經過時，住在會寧的一個村子裡，和當地的老鄉聊得很好，其中有一個姓李的老鄉，伯父跟他談了很多，啟發他的覺悟，後來他們成立了一個蘇維埃政府，這個老鄉就是蘇維埃政府的主席。伯父繼續往陝北進發的時候，就把這個鐵皮的公文箱留給了他。　　現在箱子鎖在會寧一個紀念館裡，成為一件文物了。　　為了顧全大局主動「讓出位置」　　新京報：有資料說，有位幹部楊立三，長征中護衛過周總理，周總理顧念舊情，在他去世後為他抬棺？　　周：長征時楊立三是兵站部部長，1954年去世了。我伯父一定要參加他的葬禮，而且要為他抬棺，伯父說，「是他從草地救出我來的，我應該送他一程」。包括陳賡病故時，伯父當時在廣州，知道後馬上給北京打電話，說是陳賡同志的告別會千萬等他回去。這是共患難出來的同志情誼，非常深厚。　　新京報：你覺得周總理在長征中，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　　周：我覺得，首先他糾正和批判了李德、博古他們的錯誤軍事路線，並且團結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共同擁護毛澤東同志正確的軍事路線，這個對於我們的長征，中國的革命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件事情。　　當年，在跟四方面軍會合以前，中央總書記是張聞天同志，我伯父他是咱們紅軍的總政委，毛澤東的定位是他軍事上的幫助者。但是會合以後，張國燾總想要加入領導核心，張聞天就要把總書記讓出來，大家說，不行，這個總書記不能讓。我伯父就說，「我看把紅軍總政委的位置讓給他好了」，就把這個位置讓給了張國燾。在全局觀念上、在黨的利益上、在中國革命的征途當中，伯父他是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的，也表現出他的高風亮節。　　贊成計劃生育建議侄女晚婚　　新京報：據說你12歲時才第一次見到伯父？　　周：1947年，我10歲，住在天津的時候，國民黨當局因為伯父的原因把我爸爸抓起來了，我才知道父親有個哥哥，是在共產黨里做大事的。1949年6月份，我小學一畢業，父親把我帶到北京上中學，這是伯父安排的，他讓我們兄妹3個住在他家。　　新京報：和伯父第一次見面，還有印象嗎？　　周：伯父見到我，就把我拉過來說，「看看你是像爸爸還是像媽媽」，後來說都有點像，就安排我住在他的那個小院子裡面。當時是和毛主席的房子挨著，他就告訴我那邊是毛主席，毛主席夜裡工作，白天要睡覺，所以要注意安靜。當時感覺他很和藹。　　新京報：為什麼周總理安排你們住在他那裡呢？　　周：我父親進城之後，關於他的工作，伯父專門跟我父親的領導說，因為這是親弟弟，所以他的工作職位要盡量低，工資要盡量少，這是我伯父對於親弟弟的原則。所以我們家分的房子就很小，而我家的兄弟姐妹有六個，就住不下了，伯父就讓我、老二、老三，三個大孩子住他們家。　　我父親工資也很低，伯父就把他自己的工資拿出1/3，甚至1/2來供養我們家，每個月都是我到他的衛士長那裡寫個條：今領到多少多少錢。然後送到媽媽手中補貼家用，一直到1968年我們家兄弟姐妹都參加工作為止。等於說，伯父把自己的工資拿出來供養，也不讓我父親的職位升高，這個就是真正的共產黨。　　新京報：大家都知道周總理沒有兒女，那麼對於從小跟他長大的你們，他有過什麼父親式的教誨和要求嗎？　　周：我伯父很贊成計劃生育，提倡要晚婚晚育。我記得我20來歲，他找到我說，「跟你商量個事，你能不能考慮結婚推遲點，25歲以後再結婚」。其實，我18歲就中師畢業參加工作了，我的很多同學18、19歲就結婚了，我20來歲就覺得老大不小了。但伯父這麼說，我就說，可以可以。　　最不喜歡親戚靠關係走後門　　新京報：看來周總理對你們的要求還是挺嚴格。　　周：他最忌諱的就是我們靠他的關係走後門。我老伴是沈鈞儒的孫子，而范長江是沈鈞儒的女婿，娶的是我老伴的姑姑沈譜。「文革」中，范長江被關牛棚，姑姑讓我帶封信給伯父，我說我不敢帶呀，伯父最反對這種事，要是走關係，本來該辦的事都不給辦。1967年，伯父知道這件事，就說：你沒白當我十幾年侄女。　　新京報：似乎因為這個當總理的伯父，你們的人生道路反而多了些磨練，那麼你們心裡有過埋怨嗎？　　周：伯父自己衣服補了那麼多層，吃東西那麼簡單，對自己要求那麼嚴格，我們還有什麼可說的。所以我們覺得他做的事情都是從大局考慮，都是從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黨的利益出發，我們支持他，我們應該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新京報：跟周總理一起生活的十幾年，你聽過他和你們談起什麼國家大事嗎？　　周：從來沒有過。他原則性極強，工作的事，一句不在家裡說。像我伯母，也是老革命了。但原子彈爆炸時，伯母都是從新聞上才知道的。我伯母后來還跟我說，「我就奇怪呢，怎麼前幾天軍事秘書一天來那麼多趟呢，原來是有這麼件大喜事！」　　後來伯父病重住院了，葉劍英讓給他床頭放了幾張白紙，方便他有什麼事，可以隨時讓衛士記下來。到最後，那幾張白紙還是空的，他一個字也沒往上寫。　　在伯父去世前，他對伯母說過這麼一句話：我有很多話沒對你說。伯母就回答：我也有很多話沒對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