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因寵愛乾隆而傳位於雍正考

《康熙因寵愛乾隆而傳位於雍正考—雍正奪嫡辨正》·張羽新

《故宮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12—20

在封建社會裡，統治階級內部爭奪最高統治權的鬥爭，代有發生，舉不勝書。但宮廷秘闈，外間難得其詳，正史往往不錄，而稗史野乘又多得之傳聞。燭影斧聲，留下了許多千古之謎。而作為歷史問題，它卻常常引起許多人的興趣。雍正繼位問題，就是清史研究中的一個頗令許多人感興趣的問題。舊的傳說，以雍正篡改遺詔，用陰謀手段奪取帝位之說較為流行。更有人根據這種說法演義為小說，影響頗大。近幾年，一些歷史工作者一反舊說，認為改詔之說不能成立，傳位雍正是康熙的本意，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康熙與雍正是清史上兩個比較著名的皇帝，都對歷史的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因而，弄清這個問題，對於康熙與雍正其人的研究和清代前期史的研究，是有所補益的。根據我所接觸的一些材料來看，康熙是因為寵愛乾隆而傳位於雍正的。一這個觀點，並不是我的發明，清代官書《清實錄》即舉是說。《清高宗實錄》卷一：「（乾隆）木蘭從獮，入永安莾喀圍場，命侍衛引射熊，取初圍獲熊兆，甫上馬，熊突起，控轡自若。聖祖御槍殪之。事畢，入武帳，顧語溫惠皇貴太妃曰：『是命貴重，福將過予』。恩鑒之神，灼然知聖母、聖子允能膺受多福，引貺方來，深信不爽者如此」。此事發生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夏。這段話說明在康熙死前數月，已默定繼承人於心。《清高宗實錄》卷一又說，乾隆繼位是「聖祖深愛神知，默定於前；世宗垂裕谷詒，周注於後」。這也說明康熙生前已預定將傳位給雍正，而最終要由乾隆繼承皇位。但因為《清高宗實錄》是乾隆死後才修成的，容易被人懷疑為是史家根據既成事實而臆說的，所以《清高宗實錄》的這個說法不受史學界的重視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乾隆本人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在一首詩的自注中寫道：「康熙壬寅（康熙六十一年），皇考敬奉皇祖臨幸觀花，慈顏有懌，因於燕喜之次，以予名奏聞，愛撫備至，是為承恩之始。仰惟付託之重，默契聖心，投艱遺大，似即肇基於此。」這種說法，在當時統治階級上層中間流傳較廣，昭槤在其著名的歷史筆記《嘯亭雜錄》中即取此說：「純皇（乾隆）少時，天資凝重，六齡即能誦《愛蓮說》。聖祖初見於藩邸牡丹台，喜曰：『此子福過於予』。乃命育諸禁庭，朝夕訓迪，過於諸皇孫。嘗扈從之木蘭，聖祖槍中熊，撲，命純皇往射，欲初圍即獲熊之名耳。純皇甫上馬，熊復立起，聖祖複發槍殪之。歸，諭諸妃嬪曰：『此子誠為有福，使伊至熊前而熊復立起，更成何事體？』由是，益加寵愛，而燕翼之謀因之而定也。」這很明確地說明，康熙是有意讓乾隆當皇帝的。但孫承祖位，前無先例，所以康熙欲傳皇位於乾隆，必先傳位於其父雍正。昭槤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第二子代善之後，系清皇室的近支宗室，又與乾隆約略生活在同一時代，他的筆記《嘯亭雜錄》又以記清代掌故翔實而歷來受學術界重視，因而他的說法有一定的影響。上述幾條資料，或出自乾隆本人之口，或見諸與皇室有關人之手筆，且都在雍正死後，缺乏必要的證據，因而並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很多人對此仍持懷疑態度，也是情理中事。我初接觸清史時也作如是想。近年看了一些材料，覺得上述幾條資料並非純系子虛，而是空洞來風，事出有因。康熙因寵愛乾隆而傳位於雍正之說，並非出於後人杜撰，而是出於康熙之口，並且是在康熙剛死、雍正登極伊始，乾隆尚在髫齡時即已為世人所知。這雖然在清代官書和清人筆記中沒有記載，但在朝鮮的歷史文獻中卻記載得頗為詳明。《朝鮮李朝實錄》中景宗二年（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有這樣的記載： 遠接使金演迎勅而歸，以聞於譯舌者言於戶曹判書李台佐曰：「康熙皇帝在暢春苑病劇，知其不能起，召閣老馬齊言曰：『第四子雍親王胤禛最賢，我死後立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仍以為君不易之道，賓士天下之要，訓誡胤禛。解脫其頭項所挂念珠與胤禛曰：『此乃順治皇帝臨終時贈朕之物，今我贈爾，有意存焉，爾其知之。』又曰：『廢太子皇長子性行不順，依前拘囚，豐其衣食，以終其身。廢太子第二子朕所鍾愛，其特封為親王。』言訖而逝」。這是關於康熙之死、雍正繼位最詳細、最具體的歷史資料，它比清代官書和清人筆記所記的時間都要早，而且具體得多。康熙臨終遺言，所謂「第四子雍親王胤禛最賢，我死後立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最明白地表達了康熙因寵愛乾隆而傳位於雍正的本意。當然，為證明這條資料的可靠性，我們還必須做些考證。

二首先，從這條資料的時間和來源看。從時間上看，這條資料系在《朝鮮李朝實錄》景宗二年（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應是當時所記。是在康熙死後一個月左右（康熙死於當年十一月十三日），雍正登極伊始，離事件的發生時間很近，比清代官書和清人筆記記述這個問題的時間都早。況且，康熙遺言中所提的幾件事，除立雍正為「嗣皇」外，其他幾件事都還沒有發生，特別是乾隆當皇帝是在十幾年後的事，而且屬於外國人記中國事，自然不會受乾隆當皇帝的影響而所記不實。 從這條資料的來源看，是朝鮮官員聽清朝官員所說，不是出於杜撰。朝鮮李氏王朝是於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1723年1月6日），即康熙死後半個多月聽到康熙死訊和聞知清朝赴朝鮮的傳訃勅使已離北京的。當天即決定「以金演為遠接使，尹聖時為問禮官，李光佐為館伴」，入中國境內迎接清朝勅使。隨後，又派「李光佐為遠接使，權益官為問禮官」，在朝鮮境內迎接清使。十二月十六日（1723年1月22日），清朝傳訃勅使到達朝鮮都城。第二天，李氏王朝即「遣宰臣勞問勅使於館所。」這一天，作為朝鮮「遠接使」的金演，「迎勅而歸」，「以聞於譯舌者言於戶曹判書李台佐」。所謂「譯舌者」，就是翻譯官。這表明，金演是到中國境內迎接清朝勅使，通過翻譯打聽到的。作為李氏王朝的遠接使，所接觸的清朝官員當然是清朝的傳訃使及其周圍人員，這些話，無疑是從他們之中傳出的，其得自於清朝皇室，自不待言。從這條資料所記的一些史實來看，也可以得到印證：1.關於雍正是否單獨受命問題前引《朝鮮李朝實錄》載：康熙臨終前，曾以「為君不易之道，賓士天下之要，訓誡胤禛」云云，說明雍正於康熙臨終時曾單獨受命。這在清代有關記載中，也是有蛛絲馬跡可查的。關於康熙臨終和雍正繼位問題，《清世宗實錄》卷一是這樣記載的：「十月癸酉，聖祖自暢春園幸南苑行圍，遂駐蹕南苑，至是聖躬不豫，因回暢春園。庚寅，以冬至屆期，將大祀於南郊，命上恭代行禮，諭曰：『郊祀上帝，朕躬不能親往，特命爾恭代。齋戒大典，必須誠敬嚴格，爾為朕虔誠展祀可也。』上遵旨於齋所致齋。敬念聖躬，孝思篤切。每日三次遣護衛等恭請聖安。至甲午丑刻，聖祖疾大漸，遣官馳召上於齋所。且令速至。隨召誠親王允祉、淳郡王允祐、多羅貝勒允禩、固山貝子允禟、敦郡王允[礻我]、固山貝子允裪、皇十三子允祥、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宣諭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極，即皇帝位。』上聞詔馳至，趨進寢宮。聖祖告以病勢日臻之故。是日，上問安，進見五次。戌時，聖祖賓天」。

蔣良騏《東華錄》卷二十四所記與《清世宗實錄》大體相同：「（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戊子，上不豫，自南苑回駐暢春園。十三日甲午丑刻，上疾大漸，命趨召皇四子於南郊齋所。寅刻，召皇三子誠親王胤祉、皇七子淳郡王胤祐、皇八子貝勒胤禩、皇九子貝子胤禟、皇十子敦郡王胤[礻我]、皇十二子貝子胤裪、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曰：『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聞召馳至，巳刻，趨進寢宮，是日戌刻，上崩」。雍正自己是這樣說的：「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時皇考聖躬不豫，靜攝於暢春園。朕請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應於齋所虔誠齋戒，朕遵旨於齋所致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於齋所。朕未至暢春園之先，皇考命誠親王允祉、淳親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允[礻我]、公允裪、怡親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諭曰：『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即皇帝位。』是時，惟恆親王允褀以冬至命往東陵行禮，未在京師。庄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貝勒允禑、貝子允禕，俱在寢宮外祗候。及朕馳至問安，皇考告以癥候日增之故，朕含淚勸慰。其夜戌刻，龍馭上賓。」[1] 這三條材料，從時間順序來說，以《大義覺迷錄》最早，蔣氏《東華錄》次之，《清世宗實錄》最晚，且都在雍正當皇帝以後，蔣氏《東華錄》與《清世宗實錄》多本雍正之說，事所必然。關於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經過三者所記大體相同，而且都沒有關於雍正曾單獨受命的記述。但是，這三條材料都說明康熙自知病將不起，曾命人往南苑馳召雍正，這是康熙有意授命雍正的有力證據。而且三條材料都說明，雍正於康熙臨死前，確曾進見過康熙，《清世宗實錄》還特彆強調，當天，雍正曾「進見五次」，說明雍正單獨受命的機會是很多的，完全有這種可能。但是雍正本人對此是諱莫如深的，他特彆強調，自己「未至暢春園之先」，康熙即已對誠親王允祉、尚書隆科多等宣布命其繼承皇位。這顯然是在繼位問題上遭到政敵攻擊之後，雍正極力為繼位的合法性辯護的一種手段，特別是針對政敵散布的關於康熙喝了雍正所送一盌人蔘湯以後死去的傳言的一種隱晦的反駁。他否認的僅是康熙向允祉、隆科多宣布其繼承皇位之前，曾單獨受命於康熙。至於馳至暢春園以後，是否單獨受命，雍正則環顧左右而言他。所以，上述所引清代官書，不能否定《朝鮮李朝實錄》關於雍正於康熙臨終之前單獨受命的記載，反而露出種種端倪，單獨受命確實存在著可能性。當然，為了說明《朝鮮李朝實錄》記載的真實性，還需要舉出直接的證據。2.關於康熙臨終授給雍正挂念珠問題《朝鮮李朝實錄》記載：康熙臨終時，曾「解脫其頭項所挂念珠與胤禛曰：『此乃順治皇帝臨終時贈朕之物，今我贈爾，有意存焉，爾其知之』。」這是雍正於康熙臨終前單獨受命的「物證」。這在清代資料中，也是有可靠記載的。時人蕭奭《永憲錄》卷一說：「又，上（康熙）大漸，以所帶念珠授雍親王」。《朝鮮李朝實錄》當時是朝鮮李氏王朝的宮闈秘籍，外間難得窺見，而《永憲錄》當時尚未刊刻印行，兩者約略同時成書於兩國，當然不會有互相抄襲或影響的問題。其所記康熙臨終授與雍正挂念珠事完全一樣，證明確有其事，不會出於杜撰。對此，還有一個反證。野史傳聞，康熙病篤時，「宣詔大臣入宮，半晌無至者。驀見雍正立前，大怒，取玉念珠投之。有頃，康熙上賓，雍正出告百官，謂奉詔冊立，並舉念珠為證。百官莫辯真偽，奉之登極。康熙眾子有知其事者，心皆不服，時出怨言。雍正知群情洶洶，遂以峻法嚴刑為治」。[2]此前還記載雍正改詔等傳聞，其源蓋出自雍正政敵之口，是顯而易見的。在封建社會的爭權鬥爭中，對一件事有截然相反的評論或看法，是司空見慣的，本不足怪，但這並不能影響客觀上已經發生過的事實的真實性。這個傳聞也證明，康熙臨終授雍正念珠，確有其事。至於說是「授予」或「投擲」，則屬於政敵之間的主觀評論。這從反面證實了《朝鮮李朝實錄》所記康熙臨終授雍正念珠之事是持之有故的，並非向壁虛構。3.關於對廢太子的待遇問題《朝鮮李朝實錄》記康熙臨終對雍正的遺言，有關於對廢太子允礽的待遇問題，說：「廢太子皇長子性行不順，依前拘囚，豐其衣食，以終其身。廢太子第二子朕所鍾愛，其特封為親王」。《朝鮮李朝實錄》在錄入康熙這項遺言時，其內容尚未成為客觀事實，可後來的事實卻印證了這條資料的可靠性。據《清世宗實錄》，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剛死不久，雍正在封允禩、允祥為親王的同時，即封廢太子允礽之子弘皙為郡王。十二月，又封弘皙為多羅理郡王。翌年，即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在北京西郊鄭家莊為弘皙造附成，「令伊率領子弟，於彼居住」。並經雍正批准：「由兵部領取車輛，將需用物件載往，其給與理郡王人數共三百四十五名，現有護軍、領催、馬甲並親隨執事等，均給錢糧，令其當差行走。鄭家莊城內，原有房四百間，如尚不敷，再行添造」。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廢太子允礽死，追封為和碩理親王，其喪事「照親王之例辦理」，對於允礽無出之侍妾，也「另給廟舍與居，豐其衣食，以終余年」。這說明，雍正對廢太子允礽在生活上是給予了優待的，並將其子封王，這與前引《朝鮮李朝實錄》所記康熙關於廢太子允礽的遺囑是吻合的。這些事實的發生是在《朝鮮李朝實錄》記錄康熙遺言之後，不存在據已發生的事實寫史的問題，只能說明，在這個問題上，雍正是執行了康熙遺囑的。4.關於馬齊領遺命問題《朝鮮李朝實錄》記康熙臨終將傳位雍正的遺命告訴了馬齊，而前引《清世宗實錄》等清朝官書，都記康熙臨終前是將誠親王允祉、尚書隆科多召至病榻前，宣布雍正繼承皇位的。《大義覺迷錄》所錄雍正之言，也沒有提到馬齊曾領受康熙關於著雍正繼承皇位的遺命。這都與《朝鮮李朝實錄》的記載大相徑庭，並對《朝鮮李朝實錄》所記的可靠性造成了威脅，故此，對這個問題需要做些考證。首先，從馬齊的職位及其與康熙的關係來看，他都具備領受康熙遺命的資格。康熙決意傳位與雍正，當然不會把此事告知雍正以外的其他皇子，而只能告知足以掌握政局而又能以信賴的親近大臣。馬齊應該是合適的人選。馬齊，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其父米思翰曾任內務府總管、戶部尚書、議政大臣，「三藩之亂」時，以力主撤藩而名噪一時，甚得康熙寵幸。馬齊由蔭生授工部員外郎，後遷內閣侍讀學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出為山西布政使，擢巡撫，以清廉受知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遷左都御史，二十九年（1689年）列議政大臣，後遷兵部尚書，調戶部尚書，併兼理藩院尚書。三十八年（1699年），授武英殿大學士，一直到四十七年（1708年）以前，他總是佔據要津，是清廷中實權人物之一。這年冬天，以皇太子允礽既廢，佟國維奏請速定儲位，馬齊參與奏立允禩為皇太子，因而觸怒康熙，馬齊與其弟馬武、李榮保並被奪官，這是他宦海中最大的一次挫折。

與馬齊權勢相埒的是佟國維，他也是滿洲鑲黃旗人，其妹為順治孝康皇后，其女為康熙孝懿皇后，與清朝皇帝有姻親之誼，康熙九年（1670年）授為內大臣，二十九年（1690年）再授為領侍衛內大臣，也是勢炎可熾的人物。四十七年（1708年）冬，議立太子時，佟國維暗中參與擁立允禩。翌年正月，康熙召集王公大臣，追問誰先舉允禩為太子，「諸臣莫敢對」，康熙說：「是必佟國維、馬齊意也」。[3]由此可見，馬齊與佟國維在朝中勢壓群臣，有參與最高機密的政治地位。但是，佟國維天年不永，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死去。本來，康熙在令大臣集議皇太子人選時，是有意保全馬齊的，事先令其「毋予議」。但既經大臣告發，不得已，只好奪其官。但時隔不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即命其董俄羅斯互市事。其弟李榮保、馬武亦復起用。不久，馬齊被授為署內務府總管，掌管皇室事務，五十七年（1718年），復授為武英殿大學士，再次佔據權力要津。據蕭奭《永憲錄》載「相傳其女為郡王允裪妃」。以其資格、職位，這是有可能的。如此，他不僅權重群臣，且與皇室有親，佟國維死後，他最有資格參與最高機密。所以康熙臨終託孤於他，完全有可能。從以後的一些事實來看，也可以為這種推斷找到一些旁證。據蕭奭《永憲錄》：康熙死後第二天中午，「傳大行皇帝遺詔，命領侍衛內大臣、總理鑾儀衛事、嗣三等公馬爾賽、提督九門巡撲三營首領、兼理蕃院尚書隆科多，武英殿大學士、戶部尚書馬齊輔政」。馬齊輔政，原本康熙遺命，這是馬齊受遺命的有力證明。《清世宗實錄》卷一記載與此稍別，云：十一月十四日「命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學士馬齊、尚書隆科多總理事務。諭曰……除朕藩邸事件外，余俱交送四大臣。凡有諭旨，必交四大臣傳出」。在雍正任命的四個總理事務大臣中，少了康熙遺命為輔政的馬爾賽，多了允禩和允祥。這是雍正在政權未穩之際，為了穩住其覬覦爭權的弟兄，而採取的一種權宜之計。但雍正依為心腹的則是馬齊和隆科多。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掌握政權不久，即賞馬齊和隆科多阿達哈哈番世職。尋命馬齊「襲伊祖哈世屯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職」，晉二等伯，加太子太傅，並任命其為「聖祖實錄館監修總裁官」。[4]在權力鬥爭激烈的情況下，「聖祖實錄館監修總裁官」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要職，這個任命，表明雍正對馬齊的極大信任和傾心相依，並暗含將他置於隆科多之上的意思。雍正元年春三月，又進馬齊、隆科多、年羹堯為太保階，據《永憲錄》載，這是「登極恩也」，是對他們擁立雍正當皇帝的一種酬答。這年五月，雍正御賜馬齊一副對聯：「運世達權需有德，安邦守正在無私」，[5]充分說明了馬齊在雍正繼位中所起的特殊重要作用。後來，隆科多、年羹堯以擁戴之功自詡，實際上是在雍正遭到其弟兄對他繼位合法性的攻訐中，為雍正的政敵提供了攻擊的口實，因而觸怒了雍正，將他們嚴刑處置。後人在論述雍正嗣位問題上，也多涉及隆、年案件，因而隆、年被後人視為雍正繼位中的關鍵性人物，而對馬齊，則多漏而不提。這是因為，馬齊對受命問題，始終秘而未宣，保高位於天年。從上述分析看出，雍正繼位中的真正關鍵性人物是馬齊，而非隆、年，獨得雍正依為心腹的也是他。《朝鮮李朝實錄》記載馬齊於康熙臨終受命輔佐雍正，是事出有因，來源有自，並非子虛。

5.關於康熙臨終所言雍正（胤禛）第二子必為乾隆（弘曆）的問題前引《朝鮮李朝實錄》載康熙臨終對馬齊所說：「第四子雍親王胤禛最賢，我死後立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這句話，是支持我們論點的關鍵所在，需要詳加考訂。在《清實錄》以及其他清代官書和私人著述中，都說乾隆是雍正的皇四子，這個說法得到了普遍的承認，從來沒有人提出過什麼疑義。所以，必須證明這句話中胤禛第二子確指乾隆（弘曆），我們的論點才能成立。為此，我們需要先搞清雍正所有皇子的情況。根據《清皇室四譜》，雍正共有皇子十人，其天倫次序如下：（1）弘暉，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生。雍正嫡妃烏拉納喇氏、後封孝敬憲皇后所出。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殤。年八歲。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追封其為親王，謚端。（2）弘昐，康熙三十六年六月初二日生，雍正側妃李氏、後封齊妃者出。康熙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殤。年三歲。（3）弘昀，康熙三十九年八月初七日生，與弘昐同母所出。康熙四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殤。年十一歲。（4）弘時，康熙四十三年二月十三日生，與弘昐、弘昀同母所出。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以年少放縱、行事不謹，削宗籍，死年二十四歲。雍正十三年十月，乾隆即位後追復宗籍。 zgwww.net （5）弘曆，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生，母鈕祜祿氏，後封孝聖憲皇后。繼雍正為帝，是為高宗，即乾隆皇帝。嘉慶三年正月初三日死，壽八十有九。（6）弘晝，康熙五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其母耿氏，後封純懿皇貴妃。雍正十年，賜號旭日居士，十一年二月封和親王，十三年五月，命值辦理苗疆事務處。乾隆十八年正月，授為議政大臣，三十五年七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歲，謚恭。著有《稽古齋集》。（7）福宜，康熙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生。母年氏，後封敦肅皇貴妃。康熙六十年正月十三日殤。年二歲。（8）福慧，康熙六十年十月初九日生，與福宜同母所出。雍正六年九月初九日殤。年八歲。以親王例葬。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繼位後追封其為親王，謚懷。（9）福沛，雍正元年五月初十日生，與福宜、福慧同母所出。旋殤。年一歲。（10）弘曕，雍正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生。母劉氏，後封謙妃。乾隆三年三月出繼果毅親王允禮，襲封果親王。二十八年五月，坐頑悖無狀，降貝勒。三十年二月病亟，特晉果郡王，三月初八日卒。年三十三歲。謚恭。據此，乾隆實為雍正第五子。《清皇室四譜》的編纂者唐邦治已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按語中指出：「『實錄』雍正十三年載高宗追封福慧諭旨，稱為皇八弟……而高宗實自居為第五子矣」。說明在乾隆繼位之初，雍正諸子仍按天倫次序排列，乾隆為第五子。那為什麼後來官書概稱乾隆為雍正之「皇四子」呢？這是據「玉牒」而來。原來，修玉牒有個原則，就是皇帝諸子「幼齡薨逝，不以齒序」，因而二子弘昐、七子福宜、八子福慧、九子福沛，在修玉牒時，以「幼齡薨逝」，未入雍正諸皇子之序，僅「叢附於弘曕之後」。[6]這樣，乾隆在玉牒上，就成了雍正的皇四子。後修《清實錄》、《皇朝文獻通考》等，即以玉牒為準。

那麼康熙臨終遺言所指雍正之二子為誰？認真研究一下上列雍正諸子情況就會明白。按天倫次序，應指弘昐，但他早已於康熙三十八年三歲時死去；後來玉牒所列雍正之第二子，是為弘昀，但他也早已於康熙四十九年以十一歲幼齡早歸天堂。故此，康熙臨終所指雍正之二子必非他倆。再研究一下就會發現，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臨死前仍存於世的雍正諸子中，只有四子弘時，五子弘曆，六子弘晝，八子福慧四人（福沛、弘曕尚未出生）。如以年齒序，則弘時為長，弘曆為二，弘晝為三，福慧為四。所以康熙臨終所言，是據雍正諸子尚存於世的情況，習慣地稱弘曆為第二子。因此，不能依據玉牒、《清實錄》以及後來所修其他官書稱乾隆為皇四子，而否定康熙所言胤禛之第二子為乾隆的說法。恰恰相反，這更證明了《朝鮮李朝實錄》沒有受清代政治事件和官書的干擾，具有原始資料的特點，更加可靠。關於康熙臨終所說：「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氣象」云云，是符合康熙的思想和歷史事實的。雍正以乾隆繼皇帝位的遺詔中說：「寶親王皇四子弘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聖祖仁皇帝於諸孫之中，最為鍾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7]這並非虛譽之辭，而是有史實可證的。乾隆於康熙五十年（1711年）生於雍和宮，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即他十二歲以前，一直與其異母弟、後曾封和親王的弘晝居於雍和宮內的如意室。乾隆晚年曾多次寫詩回憶這一段孩提生活：「總角讀詩書，樂群識字初」，那情景，使他永遠不能忘懷。他在詩的自注中寫道：「予與和親王從幼即居此」。[8]他在另一首題為《新正雍和宮瞻禮》的詩中，又寫道：「十二幼齡方離此」，即「康熙六十一年始蒙皇祖養育宮中」。[9]這一年，乾隆離雍和宮，搬入紫禁城內居住，獨得康熙的眷愛，在康熙諸皇孫中，無人能受到如此寵幸。乾隆的命運也從此迥異他人。這一切都是雍正精心安排的。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裡，男子繼承皇位是不可改變的慣例。康熙諸子在爭奪久已空置的皇儲寶座鬥爭中，兒子是一個有利的因素。精明的雍正是深知此中奧妙的。他雖然表面日與章嘉呼圖克圖等人談禪論佛，似無意逐鹿，但暗中卻加緊活動。他的存世的兒子弘晝，長乾隆七歲，當時雖已是青年，但「年少放縱，行事不謹」，[10]使他很失望，只有聰明伶俐的弘曆（乾隆），使他滿意。於是，他利用康熙因皇儲空虛而苦惱和老年人愛孫的心理，把乾隆做為一張王牌，打了出去，極力使乾隆贏得其祖的歡心，以加強爭奪皇位繼承權的實力。這樣的機會終於到來了。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陪侍康熙到避暑山莊避暑，使乾隆在其祖面前賣弄了一下聰明，從而贏得了康熙的喜愛。乾隆後來追述此事時寫道：「康熙六十年，予年十一，隨皇考（雍正）至山莊內觀蓮所下，皇考命予背誦所讀經書，不遺一字。時皇祖（康熙）近侍，皆在旁環聽，咸驚穎異。皇考始有心奏皇祖令予隨侍學習。」[11]第二年，雍正又請康熙賞園，乘機再將乾隆推薦給了康熙。乾隆追述此事時寫道：「康熙壬寅（六十一年），皇考敬奉皇祖臨幸觀花，慈顏有懌，因於燕喜之次，以予名奏聞，愛撫備至，是為承恩之始。仰惟付託之重，默契聖心，投艱遺大，似即肇基於此」。[12]康熙即命將「圓明園寢殿之左，舊謂之牡丹台者，即四十景中所謂鏤月開雲者」，為乾隆起居、讀書之所，[13]使之可與他經常接近（當時康熙住居圓明園旁的暢春園）。同時，又將暢春園內「澹寧堂」賜給乾隆，使之可以隨侍左右。事情過了二十餘年以後，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在一首題為「鏤月雲開」的詩中寫道：「猶憶垂髫歲，承恩此最初」，[14]殷殷懷念此事。乾隆於圓明園受康熙寵愛之事，當在其年三月。這也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證。《永憲錄》記，康熙六十一年三月戊申（1722年5月9日），「上幸皇四子和碩雍親王園」。圓明園為雍正當皇子時的賜園，所謂「和碩雍親王園」，即指圓明園。同時，《永憲錄》在上引一句之下又寫道：「自（康熙）六十年兩遇萬壽，雍親王皆奏請駕臨，奉觴演劇，以祝無疆。天顏每霽，向妃嬪稱孝養焉」。可見，雍正通過奏請賞園，贏得了康熙的歡心。這年夏天，乾隆扈從康熙到避暑山莊避暑，備受寵愛。康熙將日常批閱奏章、引見官吏的「萬壑松風」殿旁的三間小殿「鑒始齋」，賜給乾隆為其讀書之所。乾隆自記「夙夜祗隨聖祖，綈幾展書，則親授章句；批章引見，則敬立座側。至於傳餐侍膳，曲承含飴，依膝之歡」，[15]可見其受寵愛之深。乾隆還追述說：「憶自十二歲時，隨皇祖聖祖仁皇帝駕往熱河避暑，朝夕隨侍。皇祖萬幾之暇，輒流覽書史，或親灑宸翰，弘曆從旁竊觀，心慕而未敢以請也。皇祖顧弘曆曰：『汝愛吾書乎？』賜長幅一、復賜橫幅一、扇一，皆持以告我皇父，寶而藏之」。這也是康熙其他皇孫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所以乾隆自己也承認「特被恩寵，迥異他人」。[16]在避暑山莊，乾隆還以箭法優秀得到了康熙的垂愛。現在承德避暑山莊「澹泊敬誠」殿一組建築的大門門壁上，還刻有乾隆的一首詩，專門記述此事，詩中說：「閱射門前卻自思，髫齡自此沐恩慈」，他在自注中寫道：「憶予十二歲時，皇祖每御門引見，恆命射於此，若連中，則慈容大悅」。對康熙的這種恩寵，乾隆年至耄耋猶未忘懷，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的一項諭旨中，他還提及此事：「昔年朕隨侍皇祖山莊閱射，朕連中五矢，仰蒙天語褒嘉，慈顏大悅，蒙賜黃褂，其時朕年十有二歲」。[17] 另有一件事，最能說明康熙寵愛乾隆，並有意將來讓他成為皇帝。有一次，雍正請康熙到他在承德的賜園獅子園用膳，乾隆隨康熙同住，康熙特令召見乾隆生母。乾隆追述當時的情景說：「是日，皇祖指予謂皇妣孝敬憲皇后（按：即胤禛之嫡妃）曰：『帶其生母來見』，皇祖連謂有福之人」。當時，乾隆還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其母原來只是雍親王府的侍女，後被胤禛收為侍妾，在雍親王府的地位很低下，康熙特別指名召見，已屬破格，對她又連稱「有福之人」，更非尋常，當有深意存焉！乾隆當皇帝以後，回憶起這件事來也說：「即今仰窺皇祖恩意，似已知予異日可以託付，因欲預觀聖母福相也」。[18]所以，後來乾隆對其在避暑山莊的際遇，一直念念不忘，說：「避暑山莊為皇祖臨幸最愛之地，亦孫臣受恩特深處也」。[19]其年回到北京之後，康熙即將乾隆養育於紫禁城內的毓慶宮。毓慶宮離康熙所居住的寢宮乾清宮不遠，這樣祖孫可時常親近，乾隆從此可以經常跟康熙學習統治權術。乾隆後來追憶這一段生活時說：「予年十二時，始解文義，每侍皇祖於乾清宮，得瞻御座後屏風集諸經銘語，即知綜括治道無遺，而為君者，必如是，然後可謂盡君道也」。[20]所謂「御座後屏風集諸經銘語」，是指康熙所居乾清宮的御座屏風上，銘刻的從四書五經上摘錄的一些「治國」格言。

對於康熙對乾隆的特殊寵愛，清代官書上也略有記載。《清高宗實錄》卷一：乾隆「洎康熙壬寅（康熙六十一年），年十二，祗謁聖祖於圓明園之鏤月開雲，見即驚愛，命養育宮中，撫視周摯，備荷飴顧恩養，親授書課，教牖有加，偶舉《愛蓮說》以試，誦解融徹，獎悅彌至。……其年秋（按：應為夏），隨侍聖祖巡避暑山莊，賜居萬壑松風，讀書其中。一日，望見御舟泊晴碧亭畔，聞聖祖呼名，即趨岩壁下，顧謂勿疾行，恐致蹉跌，愛護殊常。獅子嶺之北為世宗藩邸扈蹕時賜園。聖祖幸園中進膳，特命孝敬憲皇后率孝聖憲皇后（按：即乾隆之生母）問安拜覲，天顏喜溢，連稱有福之人，以上予信也。木蘭從獮，入永安莾喀圍場，命侍衛引射熊，取初圍獲熊兆，甫上馬，熊突起。控轡自若，聖祖御槍殪之，事畢，入武帳，顧語溫惠皇貴太妃曰：『是命貴重，福將過予。』恩鑒之神，灼然知聖母、聖子允能膺受多福，引貺方來，深信不爽者如此」。從康熙皇帝口中說出「福將過予」的話來，當然非同尋常可比，他深信在自己的精心安排下，乾隆將來能當皇帝，否則很難做其他解釋。所以，《清高宗實錄》卷一說：乾隆繼承皇位是「聖祖深愛神知，默定於前；世宗垂裕谷詒，周注於後」，當是寫實之筆。由前引材料可以看出，《朝鮮李朝實錄》所錄康熙臨終遺言：「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的話確指乾隆，其淵源有自，事出有因，是符合康熙思想的，有大量旁證可以說明其確非向壁空造。這些話在雍正時之所以沒有公布，雍正也沒有把它做為反擊政敵、證明其繼承皇位的合法性的重要證據，主要是當時乾隆充當皇位繼承人的問題，不能公開，否則將會重演皇子間爭奪皇位繼承權的鬧劇。但是，他對康熙的遺言是執行了的，就在他剛剛當上皇帝不久，即密定由乾隆繼承皇位，他在遺照中說：「雍正元年八月間，朕於乾清宮召諸王、滿漢大臣入見，面諭以建儲一事，親書諭旨，加以密封，藏於乾清宮最高處，即立弘曆為皇太子之旨也」。[21]做為對領受康熙遺命的馬齊的報償，雍正將馬齊之弟李榮保的女兒，許配弘曆為嫡妃，使之得以後來被冊封為皇后（即孝賢純皇后）。馬齊本人則更是榮膺高位。

綜上所述，本文開頭所引《朝鮮李朝實錄》的一段資料，是可信的。胤禛繼位是康熙的本願，康熙是因為寵愛乾隆而傳位於其父雍正的。對此，筆者未敢自必，鋪陳成文，聊為雍正繼位問題備一說。

[1]《大義覺迷錄》。[2]《清朝野史大觀》卷一，雍正外傳。[3]《清史稿·馬齊傳》。[4]《清世宗實錄》卷二。[5]清·蕭奭《永憲錄》。[6][10]《清皇室四譜》。[7][21]《清高宗實錄》卷一。[8][9]《清宮史續編》卷六一。[11][12][13][18]《清高宗御制詩五集》卷九十。[14]《日下舊聞考》卷八○。[15]《清高宗御制詩五集》卷九三。[16]《石渠寶笈》卷一。[17]《清宮史續編》卷四。[19]《清高宗御制詩初集》卷十六。[20]《清宮史續編》卷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