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前阿拉伯國家動蕩變局的深度解讀

2011年以來，中東國家維繫多年的統治模式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年初，一向以穩定繁榮著稱的突尼西亞爆發全國騷亂，執政長達23年的本·阿里政權猝然垮台。此後，這場突如其來的「茉莉花革命」迅速擴散至整個阿拉伯世界，並將中東攪得周天寒徹。埃及、葉門、阿爾及利亞、約旦、蘇丹、利比亞、巴林等國相繼爆發民眾騷亂或抗議示威，連續執政30年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苦苦抗爭18天後黯然離職，執政超過41年的利比亞卡扎菲政權、執政30多年的葉門薩利赫政府也最終垮台。這場風暴來勢之猛，持續之久，烈度之強，出乎許多人意料。中東正經歷著幾十年未有之大變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阿拉伯國家政治動蕩始於今日，但導致這一局面的問題和癥結早已存在。阿拉伯世界在此之前就已陷入總體性失敗處境，如政治專制、經濟衰退、食品短缺、人口爆炸、思想禁錮等，以致被稱為「世界病夫」。按理說，阿拉伯國家石油資源豐富，發展資金充裕，同時民族成分相對單一，實現繁榮發展的基本條件十分優厚，而且阿拉伯民族歷史上也曾創造過輝煌業績，為何國家治理卻積弊叢生，乃至爆發全面危機？認真思考這些問題，汲取其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不僅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中東亂局，而且對戰略決策也不無借鑒意義。

一政權階級基礎轉嚮導致當權者逐漸脫離民眾

政治的本質即「誰得到什麼，何時和如何得到」。對一個國家來說，最關鍵的不在於採取何種政體，而是生存發展主要依靠哪個或哪些階級——是依靠少數精英，還是多數民眾。毫無疑問，政權的階級基礎越堅實，政權本身就越穩定，反之亦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0多年來，中東共發生過兩輪政治更替大潮：第一輪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阿拉伯軍人政變推翻代表封建勢力和少數權貴的君主制統治，如1952年納賽爾領導的「自由軍官組織」推翻埃及法魯克王朝，1958年主張民族主義的卡塞姆推翻伊拉克費薩爾王朝（後被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取代），1969年卡扎菲政變推翻利比亞伊德里斯王朝等等；第二輪是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民眾以「伊斯蘭復興」的形式反抗當權者，並在伊朗成功奪權，在蘇丹、阿富汗、阿爾及利亞也一度掌權或險些掌權。而當前，歷史似乎在重演，中東又掀起新一波民眾反抗當權者的大規模政治運動。

中東這種「翻烙餅」式的政治更替，其共性特徵就是當權者的統治日漸背離民眾的意願和利益。就拿此次政局最動蕩的埃及、利比亞等國來說，當初這些國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上台的領導人，主要代表中下層民眾的利益。這些政權在執政初期，大都能勵精圖治，在土地改革、社會福利等方面均採取了有利於維護中下層民眾利益的政策，因而贏得廣大民眾的支持。在對外領域，這些國家大都敢於對抗西方列強和以色列，主張維護阿拉伯世界的團結統一，甚至一度將實現阿拉伯世界的統一列為政策目標。然而，即使是這些政權中政治最進步的國家，也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統治。而小資產階級從來都不是一個穩定的階級，它不希望保持現狀，而總是謀求跨入其他社會階層，其意識形態也總在不斷變化。 「他們既討厭又羨慕有錢人，而自己對窮人往往不是以恩人自居，就是表示輕蔑。」換言之，這類政權的內外政策先天具有不確定性和易變性。長遠看，這類政權會向不同方向變化。

大體上說，這類政權主要有兩條政治路徑選擇：一種是繼續「向下看」，拓寬政治參與和執政基礎，向真正的「人民民主」方向發展，政策綱領切實體現多數民眾的意願；另一種是轉而「向上看」，由最初服務於中下層民眾的小資產階級專政，轉為服務於社會中上層的大資產階級專政，甚至演變成權貴政治和家族獨裁。從實踐看，顯然後一種情況居多。「隨著時間推移，任何由小集團掌權的政權，都會利用手中職權，使自己先富起來。」這一點都不奇怪。用亨廷頓的話說，就是在「普力奪社會」（即軍人政權）里，政治家將他在一個團體的身份與對它的忠誠轉到另一個團體。如造反者被他原來攻擊的勢力所收買，或「簡單地將他們對群眾的忠誠轉向對寡頭統治者的忠誠」。

早在幾十年前，就有學者指出，埃及納賽爾政權的「國家機器自身是由小資產階級『精英』組成的。……在一段時間內，它需要獲得工人的支持，因而採取再分配政策，高喊社會主義口號，但它遲早要屈從於個人發財致富的訴求，最終打破與勞動階層的聯盟，成為剝削勞動階級的國家資本主義」。而繼任的薩達特內外政策的根本轉向，就是這種階級屬性轉變的具體體現。伊拉克也是如此。在1968年復興黨剛上台時，其內外政策均能勵精圖治，社會經濟政策明顯維護中下層民眾的利益，並使該國國力蒸蒸日上，成為不可忽視的地區強國。但到薩達姆時期，「黨天下」儼然成了「家天下」，其內外政策日趨極端化。如伊拉克1980年出兵伊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復興黨本身存在的弱點，即「它的民族主義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本質」。

這些政權階級基礎的轉向，引發了一系列嚴峻問題。最明顯的就是威權統治的優勢逐漸成了劣勢，國家公器日趨成為個人私授的財產和工具。中東國家大都實行威權統治，這種模式本來就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可以達到民主政體難以企及的調配資源能力。但其本身也包含了「自我毀滅的種子」，如因權力缺乏監督而容易出現獨裁、權錢交易問題等。因此，一旦當權者脫離民眾基礎，政權服務對象由多數民眾轉向少數精英，這種政體的優勢馬上就變成了劣勢——國家權力很容易成為少數當權者謀取私利的工具。

最明顯的就是權力觀發生改變。在中東，不少當權者開始貪戀權位，如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葉門總統薩利赫執政均超過30年，利比亞總統卡扎菲執政41年，若非被武力推翻，很可能讓其子接班。在中東，「不管是總統還是國王，都至死不放權力，很少例外。選舉僅是個笑話」。與此同時，權力日漸被用於謀求個人私利。而「改革」往往成為當權者藉機重新調整利益分配格局、迅速實現致富的不二選擇。其最終結果就是「改革使改革者先富起來」。據維基解密文件稱，在突尼西亞，只要是本·阿里家族看上的，無論是現金、土地、房屋甚至遊艇，最終都得落入他們手中，該家族總資產達35億英鎊（約合366億元人民幣）；另據報道，利比亞總統卡扎菲的八子一女，分別涉足石油、燃氣、酒店、媒體、流通、通信、基礎設施等產業，基本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據估計，每年有數百億美元流入他們的私人腰包。而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家族的資產據稱達到了400億～700億美元。同時，在這些當權者周圍，日漸形成一個由親信和高官組成的特權階層。若干年前，一位埃及著名知識分子就將這一特權階層稱為「傘兵階級」。他說，傘兵的任務是奪取或摧毀他們所降落的陣地，而這個新階級也是下決心逐步控制或摧毀埃及。奧爾森認為，這類特殊利益集團的主要目的，就在於重新分配國民收入，而不是去創造更多的總收入，因此它們的存在會導致全社會效率與總產出的下降。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領導層的巧取豪奪，使腐敗日趨成為這些國家社會政治的常態。據統計，阿拉伯世界1/3的GDP被腐敗吞噬。在「透明國際」的全球腐敗國家排名中，埃及、黎巴嫩、葉門、敘利亞、伊拉克等國「名列前茅」。「腐敗已成為該地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從裙帶主義到直接受賄，國家高度介入經濟生活，為公職人員腐敗提供了充足的機會。幾乎沒有國家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因為它已經深深地融入日常經濟生活之中。」如埃及貧富分化加劇，腐敗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只要與政府公職人員打交道，不管是申請駕照還是出租房屋，都要行賄。當政者日漸背叛最初的階級屬性，由矢志清除腐敗和無效率問題的社會進步力量，變成腐敗政治的維護者，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落後力量。

這樣，社會財富由本該「往下淌」變成了「往上流」，日趨集中到少數當權者手中，由此導致社會貧富分化（也就是階級分化）不斷加大。據統計，在阿拉伯世界，5%的人支配80%的財富；在埃及，20%的富人佔有社會財富的55%，而60%的窮人的社會財富擁有量只有18%。普通民眾「被剝奪感」十分強烈。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阿拉伯國家的貧困階層不斷擴大，其政權維繫統治的難度也就越來越大。因此，這些政權因日趨服務於少數權貴，缺乏足夠的「實質合法性」，難以贏得左翼和中下層民眾的真心支持；同時，又因為家族世襲或終身執政，缺乏足夠的「程序合法性」，難以贏得西式民主派認可。在這些當權者周圍的支持者中，除了少數特權集團和既得利益者外，剩下的幾乎都是反對派：窮人憎恨富人豪華奢侈，平民憎恨權貴巧取豪奪，教士憎恨世俗化帶來聲色犬馬，民主派憎恨專制統治。換句話說，權貴統治幾乎總是自動為自己培養掘墓人和反對者。而在如今這場突如其來的動蕩衝擊波中，就出現了「昔日革命者被再次革命」的怪現象。

二發展模式弊端使阿拉伯國家日趨陷入「全球化陷阱」

經濟全球化實際上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擴散過程，而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資源優化配置，結果只會使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第三世界國家被納入全球化體系，本質上有利於西方資本家（一定程度上包括本國資本家）擴大剝削範圍，由此構成「兩大剝削與被剝削的同心圓」：一個是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的剝削，另一個是發達國家內部及第三世界內部的剝削與被剝削。這兩大「同心圓」同樣會強化「資本主義絕對規律」，即資本家財富積累與勞動者貧困積累的兩極分化。然而，相較而言，發達國家內部的勞動階級，還可以通過本國從第三世界國家剝削獲得的巨額利潤，而獲得部分轉移支付（各種福利補貼），從而維持較為體面的生存狀態， 1926年溫斯頓·丘吉爾在擔任英國財政大臣時，曾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們每年從國外取得的傭金和勞務報酬的收入總共6500餘萬鎊。除此之外，我們還不斷有國外投資的收入，每年將近3億鎊。……這就說明了我們憑什麼能夠支出比任何歐洲國家、甚至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高的社會福利事業費。」使發達國家本來不具備可持續性的發展模式得以持續下去，而第三世界國家的統治者就不這麼幸運了。這些國家的勞動階層處於世界經濟鏈條的最末端，他們遭受著西方資本家、本國權貴的雙重剝削，付出最多，但生存狀況卻最為艱辛，隨時面臨著飢餓和死亡的威脅。這種 「勞動異化」現象不可能長期持續。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麼同樣是奉行「新自由主義」，西方國家可以維繫現行模式，而第三世界卻不行。

但很多阿拉伯國家沒有意識到，這種貌似公平的「全球化」背後暗含的不平等和殘酷性，盲目追隨，結果日趨被納入這種「主從型」經濟結構，導致落後狀態日益固定化。這種狀態早在奧斯曼帝國時期就已開始。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奧斯曼經濟從屬於西方是合理和正常的。……即使西歐國家成為『世界工場』，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民應繼續成為或變成為砍柴挑水，也就是干苦活的人。……而奧斯曼帝國對這種安排也沒有反對意見，原因是在原料出口貿易中，已經產生出強有力的既得利益者，對他們來講，同西方建立起來的半殖民地經濟關係既可獲得厚利，又稱心如意」。而許多阿拉伯國家贏得政治獨立後，當權者仍是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封建特權階層，他們與西方之間「有一種固有的機制，幾乎是自動地引導殖民國家本身與特權集團結盟」，因此，其經濟上仍遵循西方設定的「比較優勢分工」，靠出售原材料和初級產品為生。而中東豐富的石油儲量及由此帶來的巨額「石油美元」，無疑強化了這一不合理的發展模式（這種現象被稱為「石油詛咒」）。據統計，到2007年時，阿拉伯世界的工業化程度竟不如1970年。

由於缺乏像樣的工業投資項目，阿拉伯世界滾滾而來的石油美元，多數流入發達工業國家，或用於購買奢侈品和炫耀性財產，即使在本國也大都投資於房地產。因此，石油貿易帶來的巨量資本，本質上並未給本國經濟帶來實質性好處——它既沒有促成商人階層的出現，也未使本國民族工業發展進入良性循環。相反，阿拉伯國家越是參與全球競爭和利益分配，本國的財富越是日趨流向發達國家，而本國的實體經濟則像緩慢下沉的「泰坦尼克號」，日趨走上衰退道路。據統計，1980～2004年，阿拉伯世界實際人均GDP增長6.4%,平均每年不足0.5%。2004年中東國家的實際工資和生產率水平與1970年時相同。目前阿拉伯世界1/3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埃及8000萬人口中近一半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約旦約1/4的人口處於貧困線以下，失業率高達14%；葉門230萬人口中近半數每天的生活費不超過2美元，1/3的人長期挨餓。

眾所周知，阿拉伯國家人口出生率為世界最高，60%的人口年齡在25歲以下。而本國工業不發達，國家吸收就業人口的能力不足，致使年輕人失業及「青年膨脹」（youth bulge）等問題突出。在埃及，佔總人口70%的年輕人面臨高失業問題，甚至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很難找到工作。阿爾及利亞3/4的人在30歲以下，許多年輕人沒有工作，全國失業率高達25%。與安貧樂道、觀念保守的老一代不同，阿拉伯新生代視野寬，束縛少，易被煽動和組織，加上謀生無路，因此不滿現狀、謀變的動力最為強烈。亨廷頓就認為，遊民無產階級和青年學生是革命性最強的群體。日益膨脹的青年失業大軍成為威脅政局穩定的「火藥桶」。例如突尼西亞「革命」就源於一名失業大學生自焚事件。埃及、葉門等國的反政府抗議，也都是年輕人擔當主力軍。這種現象絕非偶然。

埃及就是陷入「全球化陷阱」的最典型的例證。在納賽爾時期，埃及一度採取「進口替代」戰略，試圖通過發展本國民族工業擺脫對西方的依附。但薩達特時期推行的「開放政策」，使外資大批湧入，民族工業紛紛倒閉，擺脫經濟依附的夢想功虧一簣。埃及原是糧食出口國，但到1979年時，它所需食品的一半以上要靠外國進口。1970年以前，埃及生產的食糖40%供出口，但到了1980年，埃及非但不再出口食糖，還成了食糖進口國，進口量達到消費量的35%。由於食糖消費量激增，當時埃及主要財源之一的蘇伊士運河航運凈收入，竟不足支付進口食糖的費用。穆巴拉克時期延續這種政策，並加大自由化改革。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埃鎊自由外匯兌換市場，削減進口關稅，大幅度削減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而銀行私有化使埃及半數以上銀行從國有變為私有。私有化不僅導致國有資產嚴重流失和少數特權階級從中受益，而且埃及的自由化改革使國際資本大舉進入，埃及經濟進一步依附於外部世界。近些年，埃及年均增長7%，甚至在2008年全球經濟蕭條下仍表現不俗。.但實際上，該國經濟「有增長無發展」，埃及政府至今只能靠出口初級產品、運河通行費、旅遊業、僑匯乃至外援勉強度日。因此早在2010年9月，美國學者就曾公開撰文稱埃及是「尼羅河病夫」。

為維繫政權穩定，阿拉伯多數國家被迫長期實行補貼政策，以「麵包換穩定」「以福利換支持」。但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和糧價上漲，使經濟最為脆弱的阿拉伯非產油國率先受到衝擊，政府財政捉襟見肘，現行維穩模式陷入兩難：如果繼續補貼，經濟上吃不消；但取消補貼，政治上又吃不消。埃及、蘇丹、阿爾及利亞、約旦等國均曾因取消補貼引發騷亂。阿拉伯統治者已很難繼續維持下去。

三親西方外交惡化了阿拉伯國家的內外生存環境

在外交領域，當政者究竟該奉行「群眾路線」，主要依靠本國民眾，還是走「精英路線」，依靠少數精英和外部力量？這不僅關係到國家綜合國力和外交戰略的成敗，還直接影響統治者政權的穩定程度。大體來說，「人民同本國政府的行動和目標越一致，國民士氣高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這實際驗證了歷史唯物主義一個基本原理，即「人民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政府只有依靠和服務於多數民眾，才會換來民眾的真心支持，最大限度地發揮國家潛能。在這方面，阿拉伯國家的教訓明顯多於經驗。在阿拉伯世界，很多國家都將親西方列為其外交的重中之重。幾年前，開羅美國大學的伊斯蘭學教授賽拉格曾指出：「所有阿拉伯國家都熱衷於同美國結盟﹐聽到布希總統對他們說句讚揚的話﹐立即受寵若驚﹐感激涕零。因為他們的政權須要依靠美國的支持和保護。他們都處在國民的對抗和包圍之中。」正是由於這些國家依靠少數精英和西方勢力，使反美情緒普遍強烈的阿拉伯民眾對政府十分不滿，由此導致國家上下離心，威脅政權穩定的基礎。

在這方面，埃及作為阿拉伯世界最主要的國家，其經歷最具典型性。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納賽爾為代表的老一代阿拉伯領導人，注重依託本國民眾和阿拉伯世界，英勇抗擊西方列強和以色列，不僅成功收回蘇伊士運河管轄權，而且成功地抵抗了英、法、以三國的聯合軍事入侵，因而在國際上被公認為阿拉伯世界的領袖，埃及的國際威望也達到峰值。但從薩達特執政時期開始，埃及逐漸轉向「精英路線」，重點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發展關係。1972年7月，埃及驅逐數千名蘇聯顧問，明確「親美疏蘇」政策。1979年，埃及又與以色列單獨媾和，而將阿拉伯世界的團結及其反以統一戰線完全拋棄，這種做法使其失去了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及相當部分國內民眾的支持。1981年薩達特遇刺身亡後，本國民眾反應淡漠，這與當年納賽爾去世時萬人送葬的場面形成鮮明對比。而穆巴拉克繼任後基本沿襲了薩達特的外交路線，熱衷於充當阿以之間的「潤滑劑」，以及美國維護中東戰略利益的「墊腳石」，並成為美在中東僅次於以色列的第二大受援國。

回過頭看，埃及這種以放棄阿拉伯世界團結為代價的親美親以政策，實際是「獵鹿博弈」 「獵鹿博弈」源自啟蒙思想家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中的一個故事：一個村莊有兩個獵人，當地獵物主要有兩種：鹿和兔子。如果一個獵人單兵作戰，一天最多只能打到4隻兔子。只有兩個獵人一起去才能獵獲1隻鹿。從填飽肚子的角度來說，4隻兔子能保證一個人4天不挨餓，而1隻鹿卻能使兩個人吃上10天。兩人合作獵鹿的好處，顯然比各自打兔的好處要大得多。但要想實現雙贏，必須充分照顧合作者的利益。中率先脫離隊伍，獨自去捕捉野兔的獵人。從短期看，這種做法使埃及從以色列手中收回了西奈半島，並在一定時期內能夠充當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美國的橋樑，成為當時乃至現在為數不多享受「和平紅利」的阿拉伯國家。但從長遠看，這種做法完全得不償失。一方面，親西方外交使其日趨失掉國內民眾的支持，乃至丟掉性命。更重要的是，這種做法嚴重損害了本國民眾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使國家喪失了共同前行的奮鬥目標，統治者威望日漸下滑。有學者曾指出：「如果說阿拉伯領導層曾經尚且支持過一系列失敗的事業——泛阿拉伯團結、藐視西方國家、抵抗以色列——那麼如今它已經完全失去了鬥爭的目標。即便是往日的挫折也比如今的茫然若失更令民眾感到自豪。阿拉伯國家的政府受到了比貧窮和獨裁更具破壞性的詛咒；它們成了『贗品』，被自己的人民視為異類，推行彷彿來自遙遠地方的政策。」另一方面，討好西方使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喪失了應有的政治獨立性，而日漸淪為美國的附庸，自身地緣環境也日趨惡化。埃及與以色列單獨媾和後，阿拉伯世界陷入嚴重分裂，「阿拉伯世界實際上已經完全巴爾幹化了」。埃及依託阿拉伯世界生存的傳統地緣政治格局被根本改變。事實上，這種分裂明顯增加了中東被外來大國干涉的可能性，而最終損害了埃及的國內外生存環境。尤其近10多年來，美國利用「9·11」事件，先後在大中東地區發動了兩場地區戰爭，矛頭直插阿拉伯心臟地帶。而以色列因缺少了埃及等國的有力制衡，對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動武行為更加肆無忌憚。2006年，以色列僅因真主黨綁架幾名以色列士兵，就大舉入侵黎巴嫩，造成5000多人傷亡；2008年底至2009年初，以色列又借口哈馬斯發射火箭彈而對加沙地帶發動「鑄鉛行動」，再次造成數千人傷亡。面對阿拉伯世界權益和尊嚴不斷遭受侵害的嚴峻挑戰，許多阿拉伯國家反擊乏力，其表現甚至不如伊朗總統內賈德和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這種巨大反差使阿拉伯民眾對本國政府的不滿日趨加劇。

而在這輪阿拉伯亂局中，越是親美的國家，動蕩越嚴重；反美國家則相對穩定。因此有學者認為：「民眾起義暴露出阿拉伯國家領導人依靠對西方國家亦步亦趨、充當西方應聲蟲的策略是錯誤的，這種策略只會令這些政府喪失名譽。」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也認為，埃及和突尼西亞的局勢動蕩，不是因為經濟形勢，而是政府與敵人合作，使民眾遭受了幾十年的羞辱。敘利亞媒體認為，埃及國內發生的革命源自其失敗的外交政策，而敘利亞正是由於堅持反美政策，才使國內政局得以穩定。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被這些國家奉為靠山的西方大國，卻總是在關鍵時刻將這些親美領導人無情拋棄。如突尼西亞一直被視為阿拉伯國家少有的西方盟友，本·阿里尤其與法國過從甚密，其大筆存款也放在法國，但當其一旦失勢，法國翻臉不認人，拒絕予以庇護。埃及穆巴拉克的處境也極為不妙。埃及這些年來一直為美國充當制衡伊朗、哈馬斯等中東激進勢力的戰略支柱。但當穆巴拉克處境岌岌可危、亟須美國援手時，美國卻態度曖昧，甚至站在抗議者一邊「拉偏架」，宣稱埃及「現在」應該進行政治轉型。據報道，美國還曾鼓動埃及軍隊廢黜穆巴拉克，尤其是敦促穆巴拉克不能「動粗」，更是無形中捆住了他的手腳，使其像當年伊朗巴列維國王一樣最終政權垮台。當年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都花了大力氣經營與西方的關係，但關鍵時刻西方盟友卻棄之如敝屣。西方這種見風使舵、落井下石的做法，無疑加速了阿拉伯威權政權的垮台，同時也值得其他親美領導人警醒：一廂情願地指望通過交好乃至討好西方來改善自身生存環境，無異於緣木求魚，效果適得其反。

四結語

列寧曾經說過：「要舉行革命，單是被剝削被壓迫群眾感到不能照舊生活下去而要求變革，還是不夠的；要舉行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也不能照舊生活下去和照舊統治下去。只有當『下面』不願照舊生活，而『上面』也不能照舊統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而在阿拉伯世界，政權脫離民眾、發展模式陷入誤區、對外依附西方，使這些國家的傳統統治模式積弊重重。突尼西亞一起偶發的失業大學生自焚事件，竟在整個阿拉伯世界形成星火燎原之勢，表明阿拉伯國家現行統治模式已無法維繫下去。所謂「茉莉花革命」及網路煽動，不過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再次證明人民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贏得民眾，才能贏得政權；一旦脫離多數民眾的意願，政權終將被人民拋棄。

進一步說，這場阿拉伯民眾的抗議大潮，既是一場自下而上反對當權者的民眾革命，同時也是一次尋求國家復興之路的新探索。回顧近百年歷史，阿拉伯民族為實現民族復興，已經嘗試了憲政民主、威權政治、國家資本主義、伊斯蘭復興等幾乎所有意識形態和政體形式，但始終未找到富國強民之路。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根本上說，乃是這些探索和鬥爭缺乏先進、科學的理論指導（在筆者看來，這主要指辯證唯物主義），尤其缺乏階級分析和生產關係變革觀念，即使是當年政治最進步的納賽爾政權，奉行的也不過是一種民粹主義思想，結果最終不由自主地走上了自我否定之路，進而陷入新的政治更替怪圈。中東劇變是否意味著阿拉伯世界將浴火重生，能夠擺脫弱勢民主與強人政治交替出現的歷史循環，歸根到底，還要看它到底採取何種理論，與哪個階級結合。

【書籍信息】

書名：困頓與突圍

作者: 田文林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副標題: 變化世界中的中東政治

出版年: 2016-3

定價: 48

內容簡介

一本拆解中東政治困境的秘籍

中東為何動蕩不安？阿拉伯國家為何頻頻遭受西方欺凌？本書分析中東地緣政治格局、2011年中東劇變、阿拉伯地區民族認同、美國中東戰略、利比亞戰爭、敘利亞危機、政治伊斯蘭運動。

作者簡介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主要研究中東政治、國際戰略、民族宗教問題。主要社會兼職：中東學會理事，中國能源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外聘專家，《西亞非洲》、《世界民族》雜誌審稿專家，《人民日報》海外版、「央視網」、「海外網」、「中國評論網」特約評論員。

在《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環球時報》、《中國國防報》、《新京報》、《國際先驅導報》、《大眾日報》等多家報紙，在《世界知識》、《環球》、《嘹望》、《看世界》等時事雜誌，香港《領導者》、《中國評論》、《紫荊》等海外期刊發表評論數百篇。

多次踏上中東土地（伊朗，沙特，埃及，蘇丹，阿聯酋，敘利亞，巴基斯坦等國家）採集第一手時政材料，其博客粉絲量達百萬以上。

在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鳳凰衛視、湖北衛視、雲南衛視、深圳衛視、奧亞衛視等境內外多家媒體出鏡，並曾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主講「阿拉伯世界動亂的真相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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