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九歌

人物紀錄片《屈原》的電視畫面。屈原走向楚王宮的背影。 （湖北衛視 供圖）

屈原如何在郢都開始他的政治生涯，史料沒有記載。但我們推測，和李白曾經遊學長安一樣，青年屈原肯定會去著名的蘭台結識權貴。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寫道：「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庄衢之第，楚廣蘭台之宮。」這座早已消失的華美宮廷式建築，亭閣錯落，遠山簇簇，近水茫茫，因植滿蘭花，故名蘭台。它是楚國的文化交流中心，文人學士在此陪伴君王講學論藝，讀書作賦。君王往往藉此機會接觸和考察青年才俊。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去世。太子熊槐登上楚王的寶座，史稱楚懷王。從此，這個楚國歷史上最富悲劇色彩的帝王，開始了自己長達30年的統治。此時的屈原雖然年僅24歲，但因出眾的才華和普遍的讚譽獲得了楚懷王的青睞。

屈原獲得的第一個職位，是管理楚王族宗族事務、子女教育的三閭大夫。

他受到懷王的信任，起初他負責的工作是管理這些貴族的譜牒，這種身份在上古時代就是專門管皇族的，他要管理他們的名單，他們犯了錯誤，或者犯了罪，就把他們除名，對他們進行懲罰。他要管理這些，包括一些祭祀制度，包括一些日常的事務。

但是，屈原的志向遠遠不止於此。無論是為了榮耀家族，還是實現改變楚國社會現實的遠大抱負，這位年輕的三閭大夫都需要獲得更大的權力。

他還是渴望進去，我認為屈原的悲劇就在於知識分子永遠只能做帝王師，這是沒有辦法的。那麼知識分子做帝王師的想法，一直持續到王國維，持續到馮友蘭，持續到今天的很多的知識分子，他們唯一、最高的理想，就不會是去自己揮斥方遒，而只能通過自己善良的願望和親密的接近，把自己的變成國家的，把自己的變成領導的這個方法。

大約在楚懷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前，作為主張合縱抗秦的代表人物，屈原被任命為左徒，由此登上了權力的巔峰。為了這一天，屈原已經在郢都奮鬥了近20年。從樂平里到蘭台，從蘭台到楚宮，每一個台階都浸透了屈原從政生涯的艱辛。

司馬遷《史記》記載：屈原「嫻於辭令、明於治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楚懷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函谷關下第一次大規模戰爭拉開了序幕。在魏相國公孫衍的遊說下，楚懷王被推舉為合縱長，六國聯軍聲勢浩大地展開了對秦國的進攻。

在轟轟烈烈地合縱抗秦的同時，楚懷王還交付給他一項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造憲令」。所謂憲令，就是法令。造憲令，就是出台法令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意思。

此時的楚國，正處於國力的鼎盛時期，它地跨丹水、淮河和長江流域，東臨大海，西抵巴蜀，南達兩廣，北至陝南，版圖達到了戰國時期的巔峰。作為東方第一大國、世界第二大國，國土面積僅次於西方的亞歷山大帝國。但是在繁華盛世的背後，卻潛藏著深刻的體制危機。

戰國這個時代，群雄紛爭，那麼楚國和別的國情況還不一樣。楚國的核心一直是楚公族，隨著楚國國力的強大，楚公族它一方面還要用傳統的統治辦法來管理這個國家；另一方面呢，這個時代和社會都在變化，我們現在叫體制和這個時代變化不相稱的問題。因為這個貴族是世襲的，世襲的結果是什麼呢？當然一開始人家能取得這個地位，人家是有功勞的，有本事的，但是在後代在傳承過程當中，可能一代不如一代，那麼這就引起社會的不平，能幹的人，不能擔任相應的職務，不能幹的人，尸位素餐。由於他們的糊塗、昏庸、腐敗，還可能壞事。這勢必影響到楚國一些貴族的利益。由此，屈原的悲劇人生就開始了。

這紛紛揚揚的弓箭下，流淌的是楚國變法先驅吳起的鮮血。

吳起，生於公元前440年，死於公元前381年，楚國著名的改革家。在楚悼王的靈堂上，貴族們用弓箭將他殺死在楚悼王的屍體上。

六十年後的屈原，同樣站在生與死的邊緣。屈原用「法夫前修」表明，他要做的事也許和吳起一樣：改革楚國的貴族特權政治制度。當時的楚國，各級官僚由世襲貴族輪流擔任，僅僅憑藉出身和血緣的關係就能身居高位，而大批有才能的賢能之士，卻報國無門。

這一年，大約是公元前316年，離楚國滅亡還有近百年。一百年，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並不長，但對醉生夢死的貴族來說，彷彿是那麼遙遠。

屈原看到了浮華背後的滿身瘡痍，他深深知道除了推進改革別無選擇。但改革從來都是一個權力和利益再分配的過程，作為特權階級的貴族們，又怎麼可能心甘情願交出手中的權力呢？

屈原在《離騷》中，真實記錄了願意做改革先鋒的想法：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

既然應該舉賢任能，為何不重新修訂法度？快騎上駿馬一起馳騁啊，來吧，我在前引路！

屈原在《離騷》中，還堅定地表達了他對「美政」矢志不渝的追求：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已經沒有人能同我推行美政啊，我將效法先賢彭咸跳水投江。

由於歷史資料的匱乏，屈原改革的具體內容已不可考。但是根據屈原美政的核心思想，我們大致可以推斷出屈原實現「美政」的改革措施。

屈原是想有作為的，是要走富國強兵之路的，內政外交他就要做一系列的調整和改革。內政，一個是舉賢任能，其次就是富國強民。屈原早就很敏銳地感覺到，來自北邊的那個秦國，是楚國最大的威脅，屈原的外交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聯齊抗秦。

在對屈原時代的楚墓發掘中，考古學者發現了大量的司法文書檔案。這些保存完好的竹簡忠實地記錄了當時楚國法治嚴明、商貿繁榮的景象。這段楚國經濟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時期」，證明了屈原「造為憲令」的確功不可沒。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屈原以一曲剛健悲壯的《國殤》，禮讚了為國捐軀的英雄們。

這時的屈原，行走在實現其「美政」的道路上，猶如一株榮華初謝、青果滿枝的橘樹，迎來他政壇上的黃金時代。

這位剛正不阿的左徒沒有察覺到，那些利益受到損害的舊貴族們，開始利用他性格上的弱點，尋找時機對他進行致命一擊。

屈原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在相對封閉的環境里，高山峻岭，江峽急流，這些對他早年的性格形成是有影響的。這個反映出他性格比較急，比較剛，剛是堅持原則，急就可能對這個緩衝把握得不夠好。

楚懷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燕王噲賦予大夫子之代行王權，全力推進政治改革，卻招致燕國貴族的強烈不滿。燕國發生內亂，齊宣王乘機出兵，殺死了燕王噲。這就是著名的齊宣王滅燕事件。

燕國的改革悲劇，無疑對楚懷王產生了極大震撼。一方面，楚懷王不願意推行改革的臣下權力過大，導致王權旁落；另一方面，他不希望改革步伐過快，激發貴族內亂。屈原被罷免的命運不可避免，楚懷王在輿論、外交和心理上都找到了最恰當的理由。

在決定屈原命運的關鍵時刻，西方的虎狼之國秦國看準時機，開始推波助瀾。西漢文學家劉向在《新序》中，較為詳細地介紹了前因後果：「秦欲吞滅諸侯，併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

原來，懷王派遣屈原出使齊國，與齊國結盟。齊楚兩大國佔據天下三分有二，如果屈原勝利完成使命，秦國的霸業將受到沉重打擊。

屈原由此成為秦國必須除去的人物，他們再次導演了拿手的反間計，派張儀用重金收買楚國官員詆毀屈原。張儀的切入點，就是楚國宮廷里的「媚秦派」。

秦國的下層民眾，很多是原本來自甘、青的地方，通過它的一些民俗，通過它的一些埋葬方式，都可以看到他對青海、甘肅地方的一些古來民俗的繼承。中原人把它看作戎狄。長期以來，夷狄御之，楚人也同樣，楚人、中原人他們都是受到中原正統文化長期排斥的這樣兩個文化實體。他們中間會有一些溝通，會有一些相互的認同。

而屈原力主聯合的「文明之邦」齊國，恰恰與楚之間長期存在從軍事到文化上的衝突。

楚國和秦國是百年的兒女親家，與齊國卻是長期存在敵意。楚國大臣當中，究竟應該維護和秦國的傳統友好關係，還是採取與齊國結盟的策略，形成了截然對立的「媚秦派」和「聯齊派」。朝中的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蘭、夫人鄭袖等是「媚秦派」，屈原、陳軫是「聯齊派」。

屈原的改革得罪了傳統貴族，讓懷王變得更加猜忌。更為致命的是，他主張的聯齊戰略，很可能被多數人誤解。不知不覺中，屈原在楚國宮廷里空前孤立。這棵本可以茁壯生長的南國嘉木，即將迎來一場摧枝折葉的暴風雨。

郭沫若在1942年創作的話劇《屈原》，表達了這樣一種理念：屈原遭受的陷害雖然不見於正史，但再一次證明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多數是不擇手段的小人獲勝，而堅持「不黨不群」，「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君子，往往在一支支暗箭下慘遭淘汰。

這種歷史的逆淘汰，不幸又在屈原身上重演了。

那麼在真實的歷史中，屈原又是如何被楚國保守貴族誣陷的呢？

正好有一次楚懷王就把制定法令的任務交給了屈原，屈原把這個法令先寫了一個草稿，被上官大夫看見了。上官大夫就想把屈原制定的法令草稿搶過去，當然屈原不肯給他。那麼上官大夫就在楚懷王面前說讒言，說屈原的壞話。制定法令這件事本來是大王你讓屈原去做的，這大家都知道。天下的人都清楚這件事情。但是屈原每制定一條法令他都要自誇說，這件事情若不是我，其他人是做不了的。

對於君王來說，「功高蓋主」始終是最忌憚的事情，更遑論臣子居功自傲，將功勞統統攬在自己身上。懷王果然中計，他「怒而疏屈平」。屈原和舊貴族的交鋒，以屈原的失敗而告終。

(六集人物紀錄片《屈原》，將於近期在中央電視台播出。本報節選第二集《九歌》解說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