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的國家治理轉型

　　作者簡介：翁士洪，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講師、博士，上海 200093

　　內容提要：「治理」包括不同層面、不同領域，治理行動涉及超國家的、國際的、國家的、地區的和地方的治理各個層面中的行為體。在全球治理的大環境中，中國如何實現國家治理轉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與實踐課題。本文認為，和全球治理一樣，國家治理需要集中探討權威空間(SOAs)中的所有行為體如何討論某個具體的問題領域或者平等地提供公共或集體物品。其核心問題是：如何界定國家治理的範圍?治理如何運作和轉型?根據這些核心問題，本研究提出了如下建議與解決方法，即圍繞多行為體的目標，通過多層治理結構與過程，並通過有關的掌舵機制，各種平等的主體以合作與相互依賴的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

　　關 鍵 詞：國家治理；全球治理；權威空間

　　標題注釋：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網路參與下地方政府決策回應模式研究」(14CGL042)、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項目「行政體制改革與服務型政府建設」(2013)的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今天，治理已經成為多數人的共識，這種解決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的制度性前提和戰略是發展合作的絕對核心。1983年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代表了這一方向的第一步，提出並討論了如何應對政府管理變化與公共部門的責任。①自從1989年世界銀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機」(governance crisis)一詞以來，「治理」概念再度興起，被廣泛運用於研究中，同時不斷賦予治理以新的涵義。

　　在內涵上，其與詞源上的「治理」(governance)一詞有了較大差異，「治理」來源於古希臘文(kybenan)與拉丁文(kybernets)，其原意分別是指掌舵(to steer)和引導或操縱(pilot or helmsman)(希臘詞根派生於和「控制論」cybernetics相同的詞根)。它也出現在14世紀的法語中，儘管當時治理(gouvernance)很快發展為指皇室官員而非治理(governing)或掌舵(steering)的過程。②通常而言，治理的過程是一個組織或社會自我掌舵的過程，而且這種溝通和控制的動態化是這一進程的核心。③

　　治理理論是多樣化的，有很多不同的分支，可以根據特定的標準進行區分。比如，庫伊曼(Jan Kooiman)就區分了12種治理類型。④治理的概念本身就很混雜，通常而言，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含義，20世紀末的經驗表現和一種理論或概念。⑤按照治理的不同層面、不同領域，治理行動涉及全球治理、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公司治理、法人治理、社區治理等多方面。⑥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新現實主義理論和新制度主義理論都認為「國家是世界政治中的首要行為體」的觀念。⑦但是與之相反，全球治理理論更多地強調非政府組織特別是跨國組織，以及反政府的關係體等行為體。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理論的主要創始人羅西瑙(Rosenau)稱，自冷戰後，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霸權在衰退、國界在消失、世界城市的廣場擠滿了在挑戰當局的市民們、軍事聯盟在失去其可行性、全球秩序和治理的前景已經成為一個超越其它的議題。變革意味著對正在建立的模式的關注，對秩序的學習，及治理的步履蹣跚，直到出現如此廣泛的全球變革，民族國家的政府的憲法及其條約都因需求和以下因素而受到影響，更接連發生的廣泛的社會運動、政治距離因微電子技術而縮短，貨幣危機、環境污染、恐怖主義、毒品貿易、艾滋病，以及一系列在充塞全球議程的跨國問題而導致的全球相互依存如雨後春筍。⑧因而，我們需要全球治理。

　　首先需要區分管理或統治(government)和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治理不是管理或統治的代名詞。兩者都指有目的的行為，以目標為導向的活動，有規則的系統，但管理或統治主張靠正式授權的活動，靠警察強制力量以確保正式政策的實施，而治理是指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所支持的一系列活動，這個目標可能並非來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規定的職責，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強制力量去克服挑戰和獲得遵從。換言之，治理是比管理或統治更具包容性(encompassing)的現象。它通過那些在職權範圍內運行、滿足他們的需要，並實現他們的希望的組織及其職員來實現管理機制。⑨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為國家治理研究提出了重要的嶄新命題。所謂國家治理，是指主權國家的執政者及其國家機關為了實現社會發展目標，通過一定的體制設置和制度安排，協同經濟組織、政治組織、社會組織和公民一起，共同管理社會公共事務、推動經濟和社會其它領域發展的過程。它是多層管理主體共同管理社會公共事務、處理社會衝突、協調不同利益的一系列制度、體制、規則、程序和方式的總和。⑩對此，學界有不少文章進行了闡釋，有了較多知識積累，極大地拓展了人們的視野。但是，綜觀現有文獻，主要圍繞治理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著重探討什麼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及其衡量標準，缺乏從全球治理的大環境加以分析以及如何實現國家治理轉型的問題探討，尚未進入深層的意境，因而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二、全球治理中國家治理的行為體

　　治理理論是對自由主義(liberalism)及其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比如奧斯特羅姆研究自治理組織的制度分析和基歐漢的霸權之後)的批判與接受而發展起來的結果，它可以視作一種調適的新的自由主義理論(modified new liberalism)。(11)

　　確實，自由主義理論是個非常廣泛且有爭議性的概念，可以找到大量不同表述和標籤，比如國際政治的國內理論、國家—社會關係理論、多元主義理論、第二張面孔(second image approach)(12)或者化約主義理論(reductionist theories)(13)等等。自由主義思想有很長的歷史和傳統，自由(liberal)一詞主要指歐洲啟蒙運動中的自由主義理論，和政治自由主義理論(the liberal theory of politics/political liberalism)之根源，代表人物有康德(Immanuel Kant)、亞當·斯密(Adam Smith)、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等等。在20世紀和21世紀，自由理論有了很大變化，融入了社會科學中主流的實證主義理想，最基本的理解是通常指解釋國內的行動者、結構和過程對政治的影響結果的那些理論，這是「自由」一詞所一直保留的原義。比如官僚政治、非國家行為體理論，代表性人物還有Robert Putnam、Ernst Otto Czempiel，Thomas Risse，Andrew Moravcsik，Zacher/Matthew等等。在當代也有學者對此做出分類，比如Zacher/Matthew就區分了共和自由主義(republican liberalism)，商業自由主義(commercial liberalism)，軍事自由主義(military liberalism)，和社會學自由主義(sociological liberalism)等重要分支。(14)政治學學者多數認為，1977年以後，特別是進入80年代後，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梳理起來，共有五種形態的自由主義，即：共和自由主義、相互依存自由主義、認知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和制度自由主義。(15)在諸多自由主義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化程度最高。儘管如此千差萬別，但他們都有共同點，即國家與社會的多元、自由的概念。(16)

　　新制度主義理論(Neoinstitutionalism或Neoinstitutionalist Theory)屬於自由主義理論範疇，是一種有關制度的新的自由主義理論。儘管制度對社會和社會生活的影響之理論探討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但新制度主義理論通常指二十世紀70或80年代開始興起的制度主義，主要有三大支派(17)：社會學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18)、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19)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20)新制度主義理論主要是一種制度自由主義，因派別多，差異大，有的大致還可以歸為共和自由主義理論或社會學自由主義理論，和所有自由主義理論一樣，它也強調國家與社會的多元、自由。

　　治理理論屬於一種調適的新制度主義的自由主義。治理理論集中探討權威空間(SOAs)(21)的所有行為體如何討論某個具體的問題領域(an explicit issue)或者平等地提供公共或集體物品(commons orcollective goods)。因為一方面，治理理論和新制度主義一樣，都集中討論社會制度的規則、規範或程序(rules，norms or procedures of social institutions)對人類行為及個體偏好與行動的影響，以及各種平等的行動主體如何通過合作與相互依賴的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22)另一方面，治理理論和新制度主義在科學哲學上有所區別，提供公共或集體物品構成了新制度主義理論的核心領域，(23)但與新制度主義不同的是，治理理論所指的治理是指掌舵社會系統實現其目標的機制。(24)治理理論更多地強調非政府組織特別是跨國組織，公共物品的問題領域(issue-areas)尤其跨邊界問題(cross-cutting issues)是其核心概念。新自由主義強調一個碎片化的「鄰避效應」(25)的綜合征。與之相反，治理理論則認為多數可以從一個碎片化的不要在我家後院綜合征走向集體性的整合的未來。(26)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國際化視角，而全球治理則是一種後國際化視角。

　　我們生活和學習在一個碎片化的世界上，層出不窮的事件貫穿、超越或沿著長期建立的國界，重構的權威向上為跨國或超國家組織，橫向為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向下為次國家集團。這是一個治理邏輯不必遵循等級制度的世界，在其中距離最小化，政治的時空維度也被碎片化力量揉在一起，擺脫了事件以前的任何直線順序。(27)

　　由此可見，在已進入全球化時代的當今世界，處於全球治理的大環境中，各國走向現代化的國家治理是共同的、必然的趨勢。國家治理理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界定國家治理的範圍?治理如何運作和轉型?眾多行為體為何及如何建立起有效治理制度?根據這些核心問題，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議與解決方法，即通過多行為體的目標，通過多層治理結構與過程，並通過有關的掌舵機制，各種平等的主體以合作與相互依賴的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正式與非正式制度共同組成權威空間，遵守規則是確定存在的權威空間的關鍵。

　　有關跨界行為體的研究文獻，一方面，集中在跨界行為體之間的複雜互動，另一方面，也涉及超國家的、國際的、國家的、地區的和地方的治理各個層面中的行為體，但當前更多的學者聚焦於在治理中非政府行為體的包容與貢獻。(28)國家治理更多的是有關政府與跨界行為體之間的互動，從而取代了社會主導的視角和國家中心的觀點。和新制度主義一樣，國家治理理論假設各種平等的行動主體可以通過合作與相互依賴的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當今，在全球治理的範疇下，一個趨勢是傳統的制度分析越來越為公共與跨界行為體之間的網路分析所取代，下表列出了各種非政府行為體參與治理的形式，它們直接參与權威的規則制定或者提供公共服務。

　　治理的這種新的本體論要求我們集中於那些政治行為體、結構、過程和制度上。由正式與非正式制度共同組成權威空間(SOA)是這種新的本體論的分析單位。(29)這和新制度主義的分析單位有所相似，後者是圍繞問題領域(issue-areas)進行權力資源分配的權力結構，這是對於新現實主義的權力結構的調整，不同的問題領域，如安全、福利、自由和環境政治等等，形成不同的行動情境，分析層次就是根據不同的問題領域所組成的不同結構，強調主體間的相互依賴和機構角色。(30)正式的政府是根據授予特定區域內的正式司法管轄權的具體行為體，而治理是更為廣泛的含義，它強調權威空間(SOAs，spheres of authority)，(31)在空間上可能沒有疆域，只靠非正式權威去實現其空間內的人們的遵從。換言之，治理是指使社會系統朝向自己的目標發展的掌舵機制，(32)是一個更易於理解這個世界的概念，這個世界的舊邊界正變得模糊，新的身份正成為共同事物，政治思想的規模已經變成全球範圍的了。(33)政府仍然在運行，他們仍然以各種方式實施主權；但是他們的一些權威已經向次國家集團轉移。治理的一些功能正通過非源自政府的行為體所實現。(34)

　　三、國家治理轉型之道：機制、結構與過程

　　在全球治理的大時代背景下，中國走現代化的國家治理之路是必然的趨勢。但是，不能忽略的事實是，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體制改革還沒有完成，尚處在轉型期。而且必須面臨的現實情況是，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點，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35)因此，這就產生一個重要問題：中國如何實現國家治理轉型?這也正是要回答國家治理的兩個核心問題：如何界定國家治理的範圍?治理如何運作和轉型?

　　(一)國家治理轉型的機制

　　治理是指使掌舵社會系統達成其目標的各種機制。跨界治理機制往往在本質上是具有前瞻性的。為了突出形式的多樣性，跨界治理在21世紀可以發揮作用。這些掌舵機制通過以下途徑來實現：國家主導、在跨國的或次國家層次上的非國家行為體的努力、或者國家與其它類型的行為體的聯合主辦形成規則系統。(36)

　　俞可平認為，制度具有根本性，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質，可以制約治理者的濫權和失職，因此，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制度改革和創新。因為國家治理體系就是規範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規範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37)顯然，國家治理最核心的是涉及到權力的來源、權力的行使和權力的制約，國家治理轉型就是要實現這樣一套體系。有效的國家治理涉及到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它們分別對應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這國家治理轉型的三大要素。其中，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它們對應著國家治理轉型的三大機制，也就是說，國家治理轉型要求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三個方面都要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範的公共秩序。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國家治理體系的三個次級體系之間如何銜接、如何運作?

　　對此，整體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為我們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思路與方法。整體性治理是隨著信息化、數字化的普遍使用而興起的一種與信息時代相適應的新的治理理論，(38)它較好地解決了傳統公共行政模式與新公共管理模式帶來並無法解決的社會治理的碎片化和政權體系內部的分裂等一系列問題，尤其非結構化的社會問題(the non-structuralized social issues)、結構不良的社會問題(the ill-structured problems)(Simon，1973)或棘手的社會問題(wicked problems)(Churchman，1967；Rittel，1973；Conklin，2005)等跨邊界問題(cross-cutting issues)，(這幾個詞雖然含義略有不同，但比較接近，都指事關重大公共利益、卻又無法在單個部門結構中解決的突出問題，如危機管理、環境保護、青少年犯罪、土地資源管理和健康保障、貧困學生教育等等問題)。(39)整體性治理理論主張整體優先於部分，理論假設有三：(1)政府機構更可能是治理結構中的首要行動者，或者說最主要的公共服務提供者、治理主體。(2)試圖結合理性人假設(Rationality assumption)和道德人性假設(Reasons of humanity)，需要用合作與相互依賴，而非對抗、碎片化的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3)影響政府的權力資源的價值分配取決於政府的目標，即在跨問題領域(cross issue-areas)中權力資源的影響是不同的。整體性治理的核心機制就是協調(coordination)與整合(integration)：它可以將不同層次的治理或同一層次的治理進行整合；可以在一些功能內部進行協調，可以在少數和許多功能之間進行協調；可以在公共部門內進行整合，也可在政府部門與非政府部門或私人部門之間進行整合。(40)對於國家治理轉型中的三大次級體系來說，就是協調與整合，即要將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整合成為一個有機的制度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政府治理到市場治理到社會治理各個環節，各種制度安排都要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相互協調，無縫隙聯接，密不可分。

　　簡言之，治理的路徑是多元化的。在主體構成方面，治理的主體有多個，既可以有政府和國家公共權力機構，也有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也可以沒有政府和國家公共權力機構，而有其他諸多的組織。在權力來源方面，治理的權力來自公眾認可或社會契約，甚至由公民直接行使權力，實行自治。在手段機制方面，治理強調對話、協商、溝通、協同、合作、共事，權力主要是橫向展開，在水平面上多方向平行運作。

　　(二)國家治理轉型的結構與過程

　　用結構與過程兩個維度可以區分六種治理的一般形式，其中三種反應了伴隨著碎片化而來臨的非線性反饋過程，另外三種則較為簡單與線性化(表2)。

　　其中，單向線性沿著一個方向流動的治理類型中，自上而下型治理的行為體有政府、跨國公司(TNCs)、國際組織(IGOs)；自下而上型治理的行為體有大眾、非政府組織(NGOs)、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市場型治理的行為體有政府、國際組織(IGOs)、精英、市場主體、大眾、跨國公司(TNCs)。非線性反饋過程的沿著多個方向流動的治理類型中，網路型治理包括政府、國際組織(IGOs)、非政府組織(NGOs)、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等正式行為體間平行的協商，其治理的動力來自對特定問題的共同關注；並行型治理包括非政府組織(NGOs)、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和政府之間的協作交換，打破了正式和非正式框架之間的區別；默比烏斯(Mobius)網路型治理的治理動力來自政府、精英、大眾、跨國公司(TNCs)、國際組織(IGOs)、非政府組織(NGOs)、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等各個層次行為體的網路式互動。(41)

　　通過國家治理轉型的結構與過程，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中應有之義。

　　國家治理轉型的結構：標誌著後國際化轉移的後果是主要結構上越來越多的權威空間(SOAs)的來臨，它通過行使全球治理的機制來加以分解。在全球範圍的治理可以是有效的，只是有很多權力與權威的中心。先前的有關全球治理的大多討論先是在改革國際制度層面，然後，另一方面，注意到這些改革必須由國家和地方政府來實施。比如世界環保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就體現了這個視角。(42)公共事務如何結構化?全球治理將權威空間(SOAs)視為全球治理體系的一個主要特徵。治理的核心涉及規則系統，在規則系統中，用掌舵機制來制定和實施目標。不同於規則體系根植於正式與合法程序的管理，治理的標誌是非正式規則體系。(43)

　　國家治理轉型的過程：權威空間(SOAs)的大幅擴散已經成為冷戰結束後的全球治理體系的一個主要特徵。國家治理轉型成功的過程標誌就是這種權威空間(SOAs)的擴散。傳統管理和新公共管理模式所帶來的碎片化的程序，而治理則維持了權威的流動：不僅是結構化的，也流向任何方向，國家治理包含各種不同安排，其權威部分由等級制結構、部分由水平網路、部分由縱向與橫向的權威空間的重疊聯繫所實施。國家治理是個系統，是當一個事件發生的動力來自網路化的和等級制的互動時展開的模式，它可跨越各個層次間的互動，包括跨國公司(TNCs)，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非政府組織(NGOs)，國際組織(IGOs)，國家、精英、大眾和地方或地區性社團。它也包括足以組成在一些層次上重疊的動態治理的混合結構。默比烏斯網路(Mobiusweb)就是包含所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並行型治理的治理網路。(44)

　　此外，治理效能是國家治理轉型最重要的實現結果評估指標，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是轉型成功的效能標誌。所謂「國家治理能力」是指一個國家的制度執行能力，具體而言，治理能力所反映的是國家治理行為的水平和質量，是對國家治理模式穩定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直觀度量，較高的治理能力意味著國家對經濟社會運行具有較強的調節能力，能夠較好地規避市場失靈，提高社會成員的總體福利水平。(45)

　　從提高治理能力的角度來看，面臨這麼三個方面的關係問題：第一是黨治和法治的關係；第二是票決民主和協商民主的關係；第三是公平和效率之間的關係。這三大關係要放到國家、市場、社會這個總的關係框架中來實現，這三大平衡是對國家治理能力的考驗。能夠解釋後發展國家的發展差異的國家治理能力主要包括六種：一是決策能力；二是執行能力；三是汲取能力；四是分配能力；五是協商能力；六是保障能力，這些正是目前中國國家治理必須要加強的六種能力建設。此外，各種治理能力之間可能存在比較複雜的關係，可嘗試對國家治理能力進行簡單的分類，其中決策能力和執行能力屬於政府治理能力，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屬於市場治理能力，保障能力和協商能力屬於政治社會治理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內部要素之間的相互制約關係，需要其它能力支持，而市場治理能力和社會治理能力內部要素之間的相互制約關係，則需要政府治理能力支持，否則三種治理能力都將由於內部構成要素的相互制約而趨於弱化。最後，信息化時代的政府治理的能力現代化是個新的命題。該領域主要關注的是在新的通訊技術的條件下，對政府治理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包括政府內部、政府與政府之間以及政府對公民和企業公共物品提供等幾個方面。政府治理碰到一個新的變數——信息通訊技術，而且這個變數還在不斷的變化。首先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其兩大影響是使用人群和運用層次都擴大。還有社會化媒體、雲計算、物聯網、泛在時代以及大數據等特徵的出現。這些對政府治理能力來說意味著巨大的機遇和挑戰。當新的信息技術出現的時候，政府有效回應這些必須面臨的新的現實問題，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效對策之一。

　　四、結語

　　本文分析了在全球治理的大環境中，如何實現國家治理轉型的機制、結構與過程。研究發現，在已進入全球化時代的當今世界，走向現代化的國家治理是各國共同的、必然的趨勢。國家治理需要集中探討權威空間(SOAs)中的所有行為體如何討論某個具體的問題領域或者平等地提供公共或集體物品。其核心問題是：如何界定國家治理的範圍?治理如何運作和轉型?眾多行為體為何及如何建立起有效治理制度?為此，研究提出了如下建議與解決方法，即圍繞多行為體的目標，通過多層治理結構與過程，並通過有關的掌舵機制，各種平等的主體以合作與相互依賴的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

　　總之，一種向多元秩序發展的趨向將卓有成效地改善這一切，人們將共同推崇具有更大價值的治理，她將強化全球合作秩序。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未來形成的國家治理的安排仍然不確定，仍有非常多的選擇。多頭政治秩序往往分化了中心決策，但也要求治理措施。在一個分化與碎片化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公共舞台上密布著各種行為體：大的與小的、正式的與非正式的、經濟的與社會的、政治的與文化的、國家的與跨國的、國家間的、次國家的、進攻的與和平的、自由的與獨裁的。但是，並非議程中的每個碎片化狀態都缺乏治理。最近幾十年里的規則系統的大幅擴散就包括了這種趨向：這種趨勢最明顯的標誌被稱為「多層」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的演化，如蘇格蘭、威爾士、法國的省、美國的福利項目，和許多其它聯邦系統也一樣，它們此前集中的權力重新分配到省級和市級的規則系統，都充分體現了多層治理。(46)

　　最後，正如前文所言，國家治理是一種非常廣泛且有爭議性的理論體系，有不同的分支和流派，限於文獻的把握和治理理論本身的複雜性，本文分析的國家治理理論的邏輯是否適合所有治理理論還需要論證。另外，對於國家治理轉型理論在實踐層面上的應用及理論假設的驗證情況並未做分析，這將是後續研究的重要領域。

　　注釋：

　　①Ernstorfer,Anita & Albrecht Stockmayer(eds.).(2009):Capacity Development for Good Governance.Baden-Baden:NomosVerlagsgesellschaft,p.11.

　　②Pierre,Jon & Peters B.Guy(2000):Governance,Politics and the State.New York:St.Martin』s Press,p.1.

　　③Rosell,Steven A.et al.(1992):Governing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Montreal:Institution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p.21.

　　④Jan Kooiman(1993 1st.2002).Modern Governance:New Government-Society Interactions.London:SAGE Publications,pp.35-48.

　　⑤Pierre,Jon(2000).Introduction:Understanding Governance,in:Pierre,Jon(2000).Debating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54-90.

　　⑥許耀桐：《當代中國治理體系分析》，《理論探索》2014年第1期。

　　⑦Keohane,Robert O.(1986b):Theory of World Politics: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in:Keohane,Robert O.(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p.158-203,p.194.Waltz,K.N.(1979).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st ed.).Boston,Mass.:McGraw-Hill,p.18.

　　⑧Rosenau,James(1992):Governance,Order,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in:Rosenau,James N.,and Ernst-Otto Czempiel,eds.(1992):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⑨Rosenau,James(1992):Governance,Order,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in:Rosenau,James N.,and Ernst-Otto Czempiel,eds.(1992):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

　　⑩郭小聰：《財政改革：國家治理轉型的重點》，《人民論壇》2010年第2期。

　　(11)這是廣義的liberalism,而不是特定含義的new liberalism或new liberal theory,參見:Moravcsik,Andrew(1997):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pp.512-553.也不是以下學者所說的Neoliberalism,德國學者Alexander Rüstow,Friedrich Hayek,和美國學者Milton Friedman,有關Neoliberalism,也可參見:Oliver Marc Hartwich(2009),Neoliberalism:The Genesis of a Political Swearword,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ISBN 1-86432-185-7,p.19.

　　(12)Waltz,Kenneth(1959),Man,the State 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3)Waltz,Kenneth(1979),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apter 2.

　　(14)Matthew/Zacher(1995),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Common Threads,Divergent Dtrands,in:Kegley,Charles(ed.):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New York:St.Amrtins Press,pp.107-150.

　　(15)秦亞青：《西方國際關係學：知識譜系與理論發展》，《外交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

　　(16)Spindler,Manuela(2011),Macro-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IR(Unit 6:New Liberalism Theory),Ph.D Course,FU Berlin,p.11.

　　(17)Hall,Peter/Taylor,Rosemary(1996),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in:Political Studies 44:5,pp.936-957.

　　(18)Meyer,John.W.,and Brian Rowan.(1977),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i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3:2.Di Maggio/Powell(eds.)(1991),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North,Douglas,C.; Thomas,Robert P.(1973),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North,Douglas C.(1990),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UP.

　　(20)Scott,Richard W.(2001),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2nd ed.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

　　(21)Rosenau,James(1992),Governance,Order,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in:Rosenau,James N.,and Ernst-Otto Czempiel,eds.(1992),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Spindler,Manuela(2011).Macro-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IR(unit 5:Neoinstitutionalist Theory),Ph.D Course,FU Berlin,2011.11.

　　(23)[美]埃利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

　　(24)Rosenau,James(1995):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Global Governance,Vol I.(Wint 1995):14.

　　(25)不要在我家後院(NIMBY,not in my backyard,backyards remain marked by extensive local variation that cannot be ignored.)

　　(26)Rosenau,James(2005):Global Governance as Disaggregated Complexity,in:Alice D.Ba and Matthew J.Hoffmann.(eds.):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Coherence,Testation and World Order.London:Routledge,pp.131-153.

　　(27)Rosenau,James(1999):Toward an Ontology for Global Governance,in:Martin He and Timothy J.Sinclair.(eds.):Approaches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New York: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p.287-301.

　　(28)Carlsnaes,W.,Risse-Kappen,T.,& Simmons,B.A.(2002),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Thousand Oaks,Calif.:SAGE Publications.Also see(2012) 2nd edition,London; Thousand Oaks,Calif.:SAGE,in prep.

　　(29)Rosenau,James(1999),Toward an Ontology for Global Governance,in:Martin He and Timothy J.Sinclair.(eds.):Approaches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New York: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p.287-301.

　　(30)Keohane,Robert O./Nye,Joseph(1977),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3rd.ed.New York:Longman,Chapters 1,2,3.

　　(31)Rosenau,J.N.(1990).Distant Proximities:Dynamics beyond Globaliz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Chap.13.

　　(32)Rosenau,James(1995):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Global Governance,Vol I.(Wint 1995):14.

　　(33)Rosenau,James(1999):Toward an Ontology for Global Governance,in:Martin He and Timothy J.Sinclair.(eds.):Approaches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New York: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p.287-301.

　　(34)Rosenau,James(1992):Governance,Order,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in:Rosenau,James N.,and Ernst-Otto Czempiel,eds.(1992):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3.

　　(35)(37)俞可平：《衡量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本標準》，「推進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現代化」學術研討會，2013年12月21日。

　　(36)Leatherman,Pagnucco,and Smith: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p20.quoted from:Rosenau,James(1995):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Global Governance,Vol I.(Winter 1995):17.

　　(38)Perri 6.(2002):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The New Reform Agenda.New York:Palgrave.

　　(39)Conklin,Jeff(2005):Dialogue Mapping:Building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Wicked Problems,Wiley.

　　(40)Perri 6.(2002):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The New Reform Agenda.New York:Palgrave,p.37.

　　(41)Rosenau,James(2004):Strong Demand,Huge Supply:Governance in an Emergent Epoch,in:Ian Bache and Matthew Flinders.(eds.):Multi-Level Governa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31-48.

　　(42)French,H.F.(2000).Vanishing Borders:Protecting the Plane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1st ed.).New York:W.W.Norton.p.159.

　　(43)Rosenau,James(1992):Governance,Order,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in:Rosenau,James N.,and Ernst-Otto Czempiel,eds.(1992):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

　　(44)Rosenau,James(2005):Global Governance as Disaggregated Complexity,in:Alice D.Ba and Matthew J.Hoffmann.(eds.):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Coherence,Testation and World Order.London:Routledge,pp.131-153.

　　(45)胡鞍鋼、魏星：《治理能力與社會機會——基於世界治理指標的實證研究》，《河北學刊》2009年第1期。

　　(46)Rosenau,James(2005):Global Governance as Disaggregated Complexity,in:Alice D.Ba and Matthew J.Hoffmann.(eds.):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Coherence,Testation and World Order.London:Routledge,pp.13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