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大街莫理循故居

王府井大街地處東城區東華門地區，南起東長安街，北止美術館東街南端，全長1797米。元代，稱「哈達門（哈德門）丁字街」，俗稱哈達門迤西的城牆內通道（城根）與該街形成一個「丁」字而得名。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在今王府井大街以東，帥府園衚衕以北，金魚衚衕以南，校尉衚衕以西建成「十王邸（府）」，供「漸成長」而「未之國」但已封王的皇子、皇孫們居住，此街遂稱「十王府街」。所謂「十王府」並非實指此處建有十座王府，乃取諸王居所之意，清乾隆年間，稱「王府大街」；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推行警政」、「整理地面」，對京師部分街巷名稱重加釐定，改「王府大街」為「王府井大街」。

　　昔日的故居成為亨得利鐘錶店李長林　攝

　　袁世凱稱帝後，為了感謝他的外籍政治顧問莫理循，賜給「王府井大街」一個洋名「莫理循大街」，並在大街南口立英文路牌——「Morrison Street」。1935年出版的《舊都文物略》已將王府井大街分為三段：東安門大街以南稱「王府井大街」，東安門大街至燈市口大街稱「八面槽」，燈市口大街以北稱「王府大街」。1965年整頓地名時，將「八面槽」併入「王府大街」。1966年8月21日，「文革」中產生的「紅衛兵」在王府井大街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將「王府井大街」和「王府大街」合併，取名「人民路」。1975年，恢復「王府井大街」名稱。

　　從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定名「王府井大街」，到1975年恢復「王府井大街」名稱，整整七十年。歷史好像在這裡走了一個圓圈，從王府井大街出發，又回到了王府井大街。其間，有兩次更名顯得頗為滑稽：一是竊國大盜袁世凱倒行逆施，企圖仰仗外國人的勢力當他的「洪憲皇帝」，給王府井大街起了個洋名，人民自然不屑，仍舊稱「王府井大街」；二是「紅衛兵」以「革命造反」的先鋒自居，將王府井大街改為「人民路」，似有抬高人民地位的良好願望，然而，人民還是不買賬，依然稱「王府井大街」。因為，王府井大街已經成為一種文化，深深地印在了人民的心中。

　　王府井大街271號，舊時的門牌是王府井大街100號，在王府井大街的南段路西，原為商業用房，是一家當鋪，莫理循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購買了此房，改建為有五個院落的住宅，共有房屋三十多間，其中有兩個主要院落，前院是起居之所，有北房三間，東、西兩側各帶耳房一間，有東、西廂房各兩間，房屋均為帶前廊的起脊瓦房，室內為木地板；後院為休閑之處，南房六間用隔扇隔成兩個大廳，廳內花磚鋪地，北房便是有「亞洲文庫」之稱的「莫理循圖書館」；庭院內建有假山和游廊。

　　1917年，莫理循回到澳大利亞，遂將此宅出售。之後，此宅又成為商業用房，曾經開過「承華園飯館」、「北京市鐘錶眼鏡公司瑞士表專修店」。1998年，亨得利鐘錶店與瑞士名表中心聯合組建「北京市亨得利鐘錶總店」，此處為總店所屬的主要門店，國內唯一的一塊價值199萬元的極品歐米茄金鑽表陳列於此。

　　目前，此處正在改造建設之中。

　　莫理循（1862——1920），又被譯作馬禮遜、毛黎森、莫禮森、莫里遜，出生在澳大利亞。光緒二十年（1894年），以「自助旅行家」的身份來到中國；光緒二十三年，任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最初住在東交民巷，光緒二十八年搬到王府井大街100號。1912年，莫理循接受中國政府的邀請，出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一直當到第四任總統徐世昌時期；1919年，莫理循以中國政府代表團顧問身份出席巴黎和會。

　　莫理循親歷了從戊戌變法到巴黎和會的歷史進程，是中國清末民初歷史轉型期的見證人，而且是一位頗具影響力的見證人。他的影響力主要是在擔任《泰晤士報》記者期間，而不是在充當北洋政府總統政治顧問的職位上，對於出任總統政治顧問的選擇他是後悔的。周振鶴先生說：「因為總統顧問的職位不過是一種擺設而已，重大的事情根本不同他商量。」

　　莫理循在擔任《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期間，於1901年1月3日在《泰晤士報》上披露了俄國在八國聯軍侵華後，乘人之危，逼迫中國地方官員密訂《奉天交地且章程》的消息，引起國際輿論嘩然，清廷震動。清政府駐俄公使楊儒拒簽訂約，使沙俄吞併中國東北的陰謀沒能得逞。

　　莫理循交際甚廣，維新派人士沈藎便是莫理循的朋友。1903年5月，沈藎以報館訪事的身份在天津英文版的《新聞報》上揭露並公布了清廷與沙俄正在擬定的《中俄密約》，震驚中外。中國留日學生通電聲討清政府，全國各地積極響應，北京、上海、天津、武昌等地紛紛舉行拒俄大會，史稱「拒俄運動」。慈禧太后對沈藎恨之入骨，密詔「將沈藎立斃杖下」。

　　沈藎犧牲後，莫理循在沈藎贈給他的照片上工整地寫下：「沈克誠，杖斃，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莫理循稱慈禧是「那個該殺的兇惡老婦人」，並利用《泰晤士報》發動了一場遏制俄國影響的運動。莫理循呼籲日本與俄國對決以達到制衡，促成了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以至於當時國際輿論界把那場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日俄戰爭」稱之為「莫理循的戰爭」。

　　莫理循不能容忍俄國在中國東北雄踞的態勢，自然是出於英國在華利益的考慮；然而，作為記者，他的觀察、分析、判斷能力和職業良心是值得稱道的。

　　也是在擔任《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期間，莫理循發現「這裡沒有值得稱道的圖書館；只是一些私人手中多少有點零散收集」，「沒有關於中國植物學、自然歷史和地理的任何書籍」，「需要迫使我建立一個圖書館」。

　　從1897年到1917年，莫理循收集的外文關於亞洲，特別是關於中國的書籍、小冊子達2.4萬冊，語種包括英、法、德、意、日、西、葡等十幾種，涉及政治、外交、法制、軍事、歷史、地理、考古、地質、生物等領域，其中凡歐洲各國記載中國本部、藩屬各種事件的新舊書籍，大到鴻篇巨製，小到尺箋寸紙，靡不具備。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鶴先生用了一個讚賞有加的「完璧性」彰顯莫理循藏書的特色。

　　1902年，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住宅的後院建成私人圖書館，名「亞細亞圖書館」。莫理循圖書館在當時吸引了眾多中外名士。

　　1917年，莫理循決定開價4萬英鎊賣掉藏書，並且聲明「如果中國人購買，我將把我在北京的不動產，即建有防火設備的圖書館送給政府」。然而，莫理循的藏書最終被日本三菱財閥第三代人岩崎久彌以3.5萬英鎊買下，運往東京，並以此為基礎建成了有「東方學家的麥加」之稱的東洋文庫。

　　莫理循在致中國地質學家丁文江先生的信中寫道：「我的藏書要賣掉我覺得很難過，但是要維持它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使我的時間和財力都大感緊張。我本來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