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政治控制衰變探析

本文從政治行為對政治控制結構與功能的影響及二者互動的視角，通過歷史動態分析對蘇共政治控制衰變的內涵、政治控制衰變發生的時間以及引起政治控制衰變的事件進行了探討。論文分為三個層次。在第一個層次中，討論了政治控制衰變的定義，即一個政權實施政治控制的主體結構和基本功能遭到根本破壞。而後對蘇共政治控制進行了結構與功能分析。指出蘇共政治控制結構分為五個層面，其中共產主義指導理論與蘇共一黨制、等額選舉制、「議行合一」制三個層面構成了結構的主體，依託這個主體產生了蘇共政治控制的兩個基本功能：集權、政治一元化這是本文的理論框架。在第二個層面中，分析了蘇共19次代表會議對蘇共政治控制結構與功能影響的深度。指出這次代表會議及會議後修改憲法兩個舉措雖然奠定了蘇共政治控制向衰變轉折的基礎，但是由於轉折僅限於蘇共政治路線以及政治制度的原則層面，還沒有根本觸及政治控制的結構和基本功能，故而蘇聯政治體制及蘇共的改革仍然存在著停滯抑或逆轉的可能。換言之，蘇共政治控制真正的轉折還沒有開始。在第三個層次中筆者強調，蘇共改革的後兩個步驟——1989年春夏進行蘇聯人民代表差額選舉和召開第一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與前述兩個改革舉措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因為後兩個步驟啟動了競爭性選舉和分權制衡制度，使蘇聯政治體制改革深入到了政治控制結構與功能的層面：政治控制主體結構中「等額選舉」制與「議行合一」制遭到根本破壞，「一黨制」獨立難撐，蘇共政治控制發生了難以逆轉的衰變。蘇聯劇變是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蘇聯劇變不僅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嚴重的挫折，而且對20世紀末乃至21世紀的社會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蘇聯解體以後，對蘇聯劇變進程的研究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重視，但是，對蘇聯劇變進程中蘇共執政能力衰變的專題研究給予的注意似還不夠。蘇共曾是一個強大、成熟、成功的執政黨，蘇共領導下的政府和國家的政治活動十分有序和有效，因此曾被西方政治學家認為，它可與美、英國家政治之發達和有效的程度相媲美（註：〔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頁。）。蘇共強有力和有效的領導使蘇聯國家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在短短几十年間，蘇聯從落後的農業國一躍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強國。但1985年戈爾巴喬夫執政以後，蘇共政治控制迅速發生衰變，經過短短六年，蘇共歷史就划上了句號。從根本上說，蘇共政治控制衰變是蘇聯經濟、政治、文化體制積弊未能及時革除的結果，也是20世紀80年代當蘇共領導人認識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卻未能及時、正確地進行改革的結果，但這不屬於本文討論的範圍。本文將聚焦蘇共政治控制衰變的過程，探討下述問題：蘇共作為一個強有力的執政黨其政治控制何時、因何事發生了衰變？因為這是蘇共迅速走向崩潰和瓦解的開端，準確地揭示和剖析它，不僅對於客觀地再現蘇共興亡的歷史十分必要，而且對於探尋引起蘇共瓦解的原因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迄今發表的有關蘇聯興亡的研究，已經涉及到了與蘇共政治控制衰變相關聯的蘇聯改革進程失控的問題。邢廣程在《蘇聯高層決策70年》一書中指出：「蘇共第19次全國代表會議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一個轉折點……1988年的改革把蘇聯推上了不歸之途」 （註：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70年》，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165頁。）。江流等主編的《蘇聯劇變研究》中概括道：「1988年中……，蘇聯的改革重點由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導致改革進程的逐漸失控」；周尚文等主編的《蘇聯興亡史》中認為：「19次代表會議是蘇聯改革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蘇聯社會進入了動蕩多變的新時期」。也有個別研究已經觸及到關於蘇共政治控制衰變問題的邊緣，例如江流等主編的《蘇聯演變的歷史思考》中認為，「蘇共19次代表會議後，蘇聯社會危機不斷加深，蘇共領導節節讓步和反社會主義勢力不斷崛起……」（註：參見江流等主編《蘇聯劇變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周尚文等主編：《蘇聯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0頁；江流等主編《蘇聯演變的歷史思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頁。）。上述研究的對象雖然不盡相同，既有蘇聯改革進程也有蘇聯共產黨，但是對蘇共19次會議以後的形勢使用「失控」、「動蕩多變」、「不歸之途」、「危機加深」等進行概括，表現出一個共識：蘇共19次代表會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是蘇聯形勢失控的轉折點。俄羅斯研究蘇聯興亡問題的學者關於蘇聯劇變進程分期的觀點雖然有所不同，但對蘇共19次代表會議引起蘇聯改革形勢發生轉折卻表現出共識（註：參見〔俄〕斯·維·契什科：《蘇聯的解體》，莫斯科1997年版第46頁；〔俄〕阿·達尼洛夫，德·克拉西里尼克夫：《祖國史過濾時期的政權與政黨》，彼爾姆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頁；〔俄〕阿·尼·薩哈羅夫等主編：《20世紀俄羅斯歷史》，莫斯科1996年版，第585～586頁。）。這些研究無疑為探討蘇共政治控制衰變提供了準確的切入點。繼續沿著這個切入點考察，我們注意到，在召開19次代表會議的時候，蘇共仍然強有力地控制著局勢，換言之，蘇共19次代表會議只是提供了蘇聯改革以及蘇共政治控制轉折的基礎，而真正難以逆轉的轉折和衰變還在其後。因而提出一個問題：19次代表會議以後什麼時間，由於發生了哪些事件，蘇共政治控制衰變才真正發生了？本文擬從政治行為對蘇共政治控制結構與功能的影響及其二者互動的視角，通過歷史動態分析對蘇共政治控制的衰變作出回答。蘇共政治控制的結構功能分析筆者認為，採用過程描述性的評價，似難以透徹地解答蘇共政治控制衰變的問題。為此，首先需要界定政治控制以及政治控制衰變的內涵。從政治學的角度考察，政治統治與政治管理統稱政治控制，用以指稱執政黨對國家其他政治主體——國家政權機關、社會組織、民眾等政治行為進行支配的政治關係、機制及其制度的總和。政治控制需要從結構與功能兩個方面考察。政治控制結構指執政黨依託國家政治制度對政治運行各種內在因素制度化的組織，主要包括對國家制度理論的認定，國家政治權力獲得方式的規定；橫向上對國家權力（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力）的劃分；縱向上對國家與社會（政黨、社會組織和群眾）之間關係的規範；對暴力機關的建設。政治控制功能指政治控制結構各個層面協同作用產生的機制的總和（註：參見李景鵬：《權力政治學》，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4、175～183頁。）。政治控制衰變是指政治控制結構與功能被根本破壞。為了使「根本破壞」有一個尺度，引入政治控制主體結構的概念。政治控制主體結構是指在政治控制結構中幾個基礎的部分結合形成的組織，由這個結構產生政治控制的基本功能，並使這種政治控制區別於另一種政治控制。例如由「君權神授」理論、統治者世襲、君主集權制度構成中世紀國家政治控制的主體結構，產生專制的基本政治控制功能，區別於以「人民主權理論」、領導者民選、三權分立制度為主體結構，產生民主政治控制基本功能的近現代西方國家政治控制。本文將以政治控制主體結構存在的狀況作為衡量政治控制破壞程度的重要標準。在一個政權政治控制遭到衝擊的情況下，如果其政治控制主體結構和基本功能還保持著，不能算作政治控制發生衰變。相反，如若政治控制的主體結構遭到根本破壞，基本的政治控制功能缺損大半，則可以判定這個政權的政治控制已經發生衰變。十月革命以後，年輕的蘇維埃政權猶如資本主義汪洋包圍中的一個孤島，受到資本主義世界的敵視和遏制，生存條件險惡。為了生存與發展，蘇（俄）共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確立了一黨執政、「議行合一」的政體。20年代末以後逐漸形成斯大林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此間至80年代中期，蘇共建立了一套完整發達的政治控制結構，它包括五個層面。在制度層面，通過憲法規定了蘇聯國家的理論基礎、社會制度以及各個權力載體之間的政治關係，規定「共產主義」理論和社會制度是蘇聯人民的指導思想以及蘇維埃國家的奮鬥目標，蘇共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及其政治制度、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根本法）》，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77年中文版，第9頁。），該層面簡稱共產主義指導理論和蘇共一黨制層面。在政權結構層面，通過實際上的等額選舉制組建黨和政權機關，同時在黨的領導結構中設置了龐大的與政府平行的部門，形成了黨「重」蘇維埃「輕」的政權結構。在權力劃分和運行層面，建立了蘇共集權「議行合一」的決策模式與運行機制。在國家與社會關係層面，建立了嚴格的信息檢查、懲罰制度，對群眾組織和結社實行嚴格的政治控制制度。在政治強力層面，建立了強大的警察、軍隊、監獄等。 蘇共政治控制結構產生了蘇共控制國家與社會的功能。具體說，蘇共從共產主義理論獲得政權合法性的理論源泉；從一黨制獲得執政合法化的制度保障；從等額選舉制度等組成的政權結構層面獲得組織資源保障；從「議行合一」制和對社會嚴格的控制獲得控制國家決策、決策實施進程以及社會支持的機制保障；從強力層面獲得政治控制強力後盾的保障。在蘇共政治控制結構的五個層面中，共產主義理論與一黨制是整個結構的基礎與軸心，它決定了其餘四個層面功能的設置。在後四個層面中，等額選舉制、「議行合一」制直接拱衛蘇共一黨制，三者一體構成結構的主體，蘇共依託這個主體獲得了對國家和社會進行政治控制的兩項基本功能：集權與政治一元化。 蘇共政治控制主體結構與基本功能的根本破壞1.制度層面：蘇共19次代表會議及其後修改憲法奠定了蘇共政治控制衰變的基礎蘇共政治控制結構自形成以後至80年代下半期以前，在運行中一直沒有遇到大的問題。戈爾巴喬夫改革實行公開性、民主化方針以後，蘇聯社會出現意見多元化，蘇共對社會意識的控制受到挑戰。蘇聯社會意見多元化雖然已經開始衝擊蘇共政治控制，但是它遠沒有引起後者的根本變化——因為蘇共政治控制結構沒有受到根本的觸動。蘇共政治控制結構的根本變化，是在蘇共19次代表會議對蘇聯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改革以後發生的。1988年，蘇聯經濟改革已經進入第4個年頭，但是仍然裹足不前，戈爾巴喬夫認為，蘇共集權這個已經患了「重疾」的政治體制拖了經濟改革的後腿，因而決定對它施行「政治手術」（註：〔俄〕米·戈爾巴喬夫：《生平與改革》，莫斯科新聞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頁。）。1988年6月召開了蘇共19次代表會議，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系統方案，戈爾巴喬夫在其回憶錄《生平與改革》中將這套方案的核心概括為：「將政權從壟斷地掌握它的共產黨的手裡轉交到依據憲法應該擁有它的人們，即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組成的蘇維埃的手裡」（註：〔俄〕米·戈爾巴喬夫：《生平與改革》，莫斯科新聞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頁。）。與此相適應，方案提出了三方面主要內容：重新劃分黨和蘇維埃的關係，貫徹將權力重心轉向蘇維埃體系，即「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原則，使「任何一個國家問題、經濟問題或社會問題，不能越過蘇維埃加以解決」。改革政權結構：依據黨政分開的原則精簡和改革黨的領導機構，組建新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改革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的組建方法，通過平等地提出候選人，差額競選產生蘇聯人民代表大會。 戈爾巴喬夫指望汲取競爭性選舉與分權制衡的原則給蘇共集權的政治體制注入生機，這種改革思路之於蘇聯共產黨人可謂地道的「離經叛道」。競爭性選舉與分權制衡兩個原則是先前被蘇聯官方嚴厲地斥之為「虛偽民主」的現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原則。民主制是人民主權的政治制度。但是在關於民主制的含義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資產階級民主理論有鮮明的分野。上個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巴黎公社原則以及十月革命前後列寧在論述蘇維埃國家管理理論時，共同奠定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理論基礎，其內容主要包括：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註：《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頁。），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國家組織活動的民主集中制，（註：《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頁。），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合一制（註：《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頁。），國家政權機關活動的合議制等。17～18世紀以來，資產階級在同封建專制制度鬥爭的過程中建立了近代西方民主制理論，其主要內容包括從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孟德斯鳩、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英國啟蒙思想家洛克等的學說中吸收的人民主權、代議制、三權分立等項原則。西方國家在後來的政治實踐中運用了這些原則，分權制衡制度等成為西方民主制最鮮明的標誌之一。20世紀中葉，西方民主制理論進入新的發展時期。1942年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批判了傳統民主制理論依據政權權威的來源和目的是否代表「人民的意志」等來界定民主、造成民主概念含混，使民主在很多情況下成為溢美之辭的缺陷，提出了將人民參與和競爭性選舉政治領導人兩點規定為民主的本質（註：〔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395～396頁。）。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理論界曾就民主制的內容進行過長時間的爭論，直至70年代熊彼特的理論佔了上風，「選舉是民主的本質」「得到了普遍地承認」（註：〔美〕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6頁。），從而奠定了民主制概念的現代內容。十分明顯，蘇共19次代表會議拋棄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民主制的根本理論原則，依照現代西方民主制的基本原則勾畫了改造政治體制的藍圖，這個政治上改弦易轍的改革方案，甚至令西方政治家咋舌。時任美國駐蘇聯大使的小傑克·F·馬特洛克看到構想後曾驚訝、興奮不已。他在回憶錄《蘇聯解體親歷記》中談到，「新內容比比皆是」，「有些『議題』似乎是從美國憲法中翻譯過來的。除了『社會主義』這個詞外，文件與《共產黨宣言》、甚至與《資本論》幾乎沒有一點聯繫。有關『社會主義』的那些蘇聯慣用提法也不見了」（註：〔美〕小傑克·F·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39頁。）。19次代表會議以後，政治體制改革綱領開始付諸實踐。1988年底根據綱領的精神對1977年憲法中關於蘇維埃體制和選舉方法的條款作了重大修改，通過了《關於修改和補充蘇聯憲法（根本法）的法律》。蘇共19次代表會議和修改憲法這兩個改革舉措意義深遠，因為二者奠定了根本改變蘇共政治控制的政治路線和制度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認為蘇共政治控制開始了轉折。然而，還有必要考察這種轉折對蘇共政治控制結構與功能的影響。如果從這個視角考察，蘇共政治控制的轉折不過從政治路線的原則層面深入到了政治制度的原則層面，而政治控制的結構和功能還未受到根本的觸動。換言之，蘇共政治控制在結構與功能層面的轉折還沒有真正開始。由於蘇共仍然有力地控制著局勢，當時政治體制改革還存在著繼續推進抑或停滯甚至逆轉的不確定性。當時，許多人疑慮重重。蘇共真的能進行公正的差額競選嗎？真的能遵守修改後的憲法把權力移交給蘇維埃嗎？還是將憲法束之高閣，流於形式？ 2.政權結構層面：蘇聯人民代表差額選舉使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政治成分開始多元化筆者認為，蘇共改革的後兩個步驟，1989年春夏進行蘇聯人民代表差額選舉和召開第一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與前兩個改革的步驟，召開蘇共19次代表會議和修改憲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正是由於蘇共的這種做法使政治控制主體結構開始遭受根本的破壞，並導致政治控制功能真正出現衰變。這種轉折是從實行差額選舉開始的。改革以前，蘇聯通過等額選舉組建蘇維埃國家政權機關。這種選舉制度產生兩個互相關聯的功能：實際上由蘇共上級黨委授意指定等額候選人並監管選舉活動，保障了選舉過程中社會政治意識一元化和社會選擇的確定性，從而保持了國家政權機關成分的一元化。但是，差額選舉制意味著直接擯棄了等額選舉制度，它從三個方面向蘇共發出了挑戰。首先，由於參選候選人政治成分多元化，出現了與蘇共面對面的競爭對手。其次，選民具有進行政治選擇的自主權，可以不受意識形態限制，將信任自己的人推舉到國家政權機關。再次，所有候選人必須平等地經歷競爭淘汰選拔機制的篩選。這三個挑戰，給予在野的政治派別通過政治競爭進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與蘇共分享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席位的機會。蘇共第一次面對在競選中不能通過群眾的檢驗、落選後失去政權機關席位的風險。因此，競選實際上成為蘇共與其他政治力量之間以廣大選民為爭奪對象、圍繞國家權力再分配展開的政治鬥爭。 如果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主流力量意識到競選的性質、風險和深遠的政治意義，理應採取積極競爭，以獲得廣大群眾支持的競選策略。然而蘇共主流派以執政黨自居，他們所持的良好願望是，通過差額競選吸納社會上支持改革的力量進入政權機關，遏制高層領導中的傳統力量。同時，為了塑造黨在競選中的民主形象，採取了放任的競選措施。一方面繼續推動了在「公開性」、「民主化」方針下對國內新聞和出版已大大放寬的控制進程，直至有些電視台也開闢了專門的欄目，用來進行競爭辯論（註：〔俄〕阿·亞·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聞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頁。）。另一方面，蘇共為了與以前在選舉中由上級領導包攬一切的做法劃清界限，對地方和基層黨組織參與競選活動採取了放手的態度。當時的蘇共中央組織部長格·拉祖莫夫斯基曾多次親自向州委、邊疆區委打電話下達不要干預的指示（註：〔俄〕阿·亞·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聞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頁。）。競選開始以後，蘇共地區和基層缺乏統一的步調，有些黨組織盲目自大，懈怠競選，有些黨組織膽怯萎縮，躲避競選。總之，蘇共多數地區基層組織仍然停留在等額選舉的政治「慣性」中，基本上沒有進入政治競爭的狀態。激進改革力量採取了與蘇共完全不同的競選方針。他們深知競爭對手的強大和政治機會的價值，對競選進行了極為認真、周密的準備。競選演說是競選代表爭取選票的最好渠道，一般情況下，激進派人士周圍都自動聚集起了強大的競選班子（註：〔俄〕加·波波夫《重新在野》，莫斯科「加巴科基卡」國際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頁。），對競選演說進行了精心的設計。他們分析了民眾的心理，挑選了民眾最關心、也是對蘇共領導70年以來最不滿意的問題，制定競選綱領，闡述改革的主張。競選演說的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反對蘇共特權，實現社會公正；主張激進經濟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建立「法制國家」（註：〔俄〕阿·亞·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聞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8頁。）。競選開始以後，蘇聯全國各大中城市的公園、禮堂、行人密集的地鐵站、汽車站到處擺開了競選的舞台。激進民主派努力採取積極生動的方式評擊蘇共的錯誤，勾畫美好的改革藍圖，使競選運動成為蘇聯歷史上一場史無前例的否定執政黨合法性的宣傳運動。如前所述，共產主義理論是蘇共政權合法性的理論來源。合法性是政治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以國家權威的正當性及其社會所接受的程度為研究對象（註：時和興：《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國家與社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頁。）。自18世紀啟蒙思想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首先提出合法性概念以後，西方社會學以及政治學各個重要的學派，如結構功能學派、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現代規範政治學派的著名學者都對這個概念提出了深刻的見解，豐富了合法性理論。所謂合法性用來指稱「基於某些社會共同價值而對統治者及其活動的擁護（註：S.N.艾森斯塔特：《帝國的政治體系》，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頁。）。因此，合法性是指在非暴力的基礎上民眾對政權統治的自願認同和服從。一般而言，合法性至少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1.合法性基礎。它提供合法性的來源，說明統治者進行統治、人民服從統治的理由，「只有當存在一種用以提供統治正當資格的普遍信仰時，合法性才能得以實現」（註：參閱卡爾·弗里德里齊：《人及其政府》，紐約麥克格羅希爾圖書公司1963年版，第237頁。轉引自《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國家與社會》，第208頁。）。從古至今，宗教信仰，傳統觀念，社會制度理論（例如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西方的「人民主權」學說等），成為不同類型國家合法性的理論基礎。2.合法化，即藉助於法律程序使統治者的統治制度化的過程。因為一個政治體系只有求助於合法化，才能「成功地保證大眾的持久性忠誠，即保證其成員意志服從」（註：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189頁。）在蘇聯，民眾認同共產主義理論的正確性，自覺自愿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並認可蘇共不斷進行政治體制建設推進領導合法化的進程。但是，民眾認同共產主義理論不能一勞永逸，蘇共需要不斷取得政績，持續地證明共產主義理論是正確的，加強合法性基礎。在這種邏輯制約下，蘇聯社會認可蘇共的政績，成為繼續信仰共產主義、延續蘇共領導合法性的關鍵。而問題恰恰在於，改革以後，蘇共歷史上的政績已經受到質疑，在現實中也陷入政績困境。實行民主化、公開性以後，在封閉的意識形態模式下被掩蓋了的問題暴露在社會面前，過去被宣傳得完美無瑕的蘇共政績露出了大面積瑕疵。後來，「填補歷史空白點」的運動逐漸發展成為全面否定蘇共和社會主義的熱潮——蘇共歷史上政績實在性被否定，共產主義理論是否正確受到懷疑，群眾對蘇共領導的信任開始動搖。戈爾巴喬夫改革四年以來，蘇共基本上沒有做出新的政績，戈爾巴喬夫在改革初期的許諾不能兌現。群眾對蘇共繼續領導國家的能力已經置疑。在競選中，由於社會上大張旗鼓地抨擊蘇共的錯誤，加之蘇共地區和基層組織在競選中有種種不高明的表現，加速了群眾對蘇共的不滿和失望，這些情緒甚至演化為「厭倦」和「厭惡」蘇共；與此相反，老百姓對許諾可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激進民主派人士開始信任和崇拜，期望著激進改革給予艱難、緩慢地推進的經濟改革以「有效的補償」（註：〔俄〕維·茹拉夫列夫等主編：《當代俄羅斯歷史》，莫斯科捷拉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40頁。）。在蘇聯大中城市的競選中，群眾這兩種對立的情緒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形成了三個引人注目的場面，對於這些場面，蘇聯和西方的政治家在回憶錄中分別從不同的視角提到了它們：競選者「對當權者的批評愈多，諷刺指責愈激烈，成功的保障就愈大」；誰許諾提高生活水平，人們就擁護誰（註：瓦·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頁。）；「凡是共產黨厭惡的人，無論是誰，都一定是位英雄」（註：〔美〕小傑克·F·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頁。）。據蘇聯各派政治家的回憶錄，在從1989年1月至3月近百天的競選中，每一個候選人都要進行上百場、甚至數百場的演說。隨著競選在蘇聯全面推開，「社會公正」、「法制國家」、「自由經濟」的口號響徹在蘇聯許多地方的上空，並成為無數聽過這些演講的老百姓心中的夢想。在大中城市的選舉中，廣大民眾積極支持民主派候選人（註：〔俄〕加·波波夫《重新?在野》，莫斯科「加巴科基卡」國際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頁。），蘇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對社會政治意識和政治選擇的控制。在蘇聯民主派力量薄弱的許多農村和邊遠地區，選舉進行得比較平靜，蘇共地方組織提出的候選人照例獲得了多數選民的支持，例如在北高加索、斯塔夫羅波爾和中央黑土地區，90%的選民支持由地方黨組織提出的候選人（註：〔俄〕米·戈爾巴喬夫：《生平與改革》，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頁。）。1989年3月26日，蘇聯人民代表選舉如期舉行。通過無記名投票差額選舉了人民代表2250名。按照新的選舉方法選出的蘇聯新一屆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的成分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第一，在當選代表中，有88.1%是首次進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其中，蘇共黨員和預備黨員佔87%；第二，參加競選的黨員幹部，約有20%落選，其中包括國家30個重要地區的一批高中級領導幹部。如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尤·索洛維約夫、該市市委書記阿·格拉西莫夫以及莫斯科市、基輔市市長、立陶宛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和部長會議主席、烏克蘭5個州的第一書記及全國1/3小型城市的市長都在選舉中落選；第三，許多民主派的代表人物當選為人民代表，如後來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後來的莫斯科市市長、經濟學家加·波波夫，後來的列寧格勒市市長阿·索布恰克，勃列日涅夫時期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物理學家安·薩哈羅夫，如歷史學家羅·麥德維傑夫，還有眾多反政府政策宣言與出版物的主要起草人，歷史學家謝·斯坦凱維奇，街頭遊行示威和公眾活動組織者、如物理學家阿·穆拉謝夫等。應該如何評價蘇共在競選中的表現呢？選舉結果公布以後，多數政治局委員情緒沮喪，但是戈爾巴喬夫情緒高昂地認為共產黨取得了勝利，因為有80%的代表是共產黨員（註：〔俄〕米·戈爾巴喬夫：《生平與改革》，莫斯科新聞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426頁。）。雷日科夫反駁了這種看法，指出許多共產黨員之所以當選，恰恰是他們「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強調自己是共產黨員」。表面上是30個重要地區黨的領導人落選，「實際上落選的是整個蘇共」（註：〔俄〕尼·雷日科夫：《背叛的歷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頁。）。雷日科夫的估計是正確的。差額選舉是蘇共政治控制主體結構——「政權結構的層面」遭到破壞的開始——一批黨的中高級幹部落選，削弱了蘇共政治控制的組織資源，許多激進民主派當選為人民代表，使國家政權機關政治成分出現了分裂，蘇共實施一元化政治控制的組織基礎遭到了根本的破壞。還應提及的是，在選舉之前，1988年9月30日曾召開蘇共中央全會，通過《關於根據第19次全蘇黨代會決議成立蘇共中央委員會和改組蘇共中央機關的決定》。該決定取消了原蘇共中央下設與政府平行的23個部，代之以6個委員會，使蘇共領導機構大為削減並剪斷了「以黨代政」的組織紐帶。與這一事件形成鮮明對照的是5月份新建了龐大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蘇聯黨「重」蘇維埃「輕」的政權結構開始成為歷史的一頁。3.權力劃分和運行層面：在第一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前後「議行合一」的決策模式開始被打破，蘇共政治決策進程開始失控，蘇共權力中心衰落，蘇維埃權力中心崛起 蘇共政治控制主體結構出現創傷以後，立即反映到蘇共政治控制的功能上來，使蘇共集權、控制政治一元化的功能均隨之受到削弱，同時，兩者強烈互動，加速了結構被破壞和功能向衰變的轉折。這種互動是在蘇共權力向人民代表大會的轉移中發生的。根據修改後的憲法，人民代表選舉以後將召開人代會，啟動權力轉交人民代表大會的進程。由於許多激進民主派當選為人民代表——他們有明確的民主政治的抱負，許多人有高度的專業訓練，而且經過激烈的競爭走上政治舞台，富於戰鬥性——致使這個進程表現出三個特點：蘇共權力轉移的啟動者不是蘇共而是進入人代會的激進民主派代表；蘇共被裹挾著被動地跟進；權力轉移從地方自發地開始向中央推進。權力轉移的進程中充滿著日益尖銳的衝突。第一個衝突發生在人代會召開前夕。當時各派政治力量都在為影響大會做著某種準備，因為會議按照何者的意願召開將關係到如何重塑黨與蘇維埃的關係。衝突發生在地方，矛盾的焦點是：黨是否有權力指揮新當選的人民代表。加·波波夫在其回憶錄《重新在野》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景：選舉結束後不久，俄羅斯聯邦就有數十個地區的州黨委會按照習慣，召集了人民代表，以便向他們指明，如何參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做什麼。莫斯科市黨委會也準備這樣做，波波夫認為這是可笑的，問題在於，「誰給了他們這種權力」。後來，莫斯科的人民代表商定，去參加市黨委會召集的會議，如果黨委哪個人開始訓示代表，則馬上離開會場。「因為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是獨立的人民代表」（註：〔俄〕加·波波夫《重新在野》，莫斯科「加巴科基卡」國際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頁。）。在列寧格勒選舉結束後不久，人民代表被邀請到州黨委員會。當時的州委第一書記尤·索洛維約夫開始給新當選的人民代表「上課」，向他們交代如何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的方案。代表們不客氣地打斷第一書記的話，認為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的方案應該由代表來制定。索洛維約夫碰了釘子。會見結束後，在阿·索布恰克建議下，列寧格勒的人民代表自行召開了會議，商討組成人代會列寧格勒議會團的事，這個工作會議一直持續到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正式召開（註：〔俄〕阿·亞·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聞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頁。）。在人代會召開之前發生的第二個衝突集中在幹部任命制上。5月23日，即大會召開前兩天，政治局全體成員會見俄羅斯人民代表，向他們通報了剛剛結束的中央全會內容和國家重要職務人選提名。這些提名中包括部長會議主席，憲法監督委員會主席，蘇聯最高法院院長等。以往，這些提名肯定會得到批准，徵求意見只是走形式。但是這一次，俄羅斯人民代表中的專家以被提名幹部缺乏專業水平為由據理力爭，否決了中央全會提出的除雷日科夫外其他所有的國家重要職務人選提名。迫使政治局史無前例地又召開一次新的中央全會，提出了新的候選人名單（註：〔俄〕阿·亞·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聞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4頁。）。新人民代表在上述事件中對黨桀驁不馴的態度表明，蘇共權力向蘇維埃轉移已從地方上自發地發軔，「議行合一」的決策模式已經出現裂縫，不僅蘇共政治控制主體結構開始遭受第二個強力的撞擊，而且蘇共集權的政治控制功能也遭遇了直接的挑戰。 1989年5月25日，第一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開幕。大會的主要議題是組建最高蘇維埃領導機構，啟動人民代表會議制度。會議始終衝突迭起，「議行合一」的決策模式不斷地受到民主派代表的猛烈衝擊。會議伊始，在審議會議議程時，一位里加代表突然出人預料地要求追查第比利期事件（註：1989年4月初在第比利斯出現民族分立主義示威集會。9日凌晨在當地政府請求中央同意下軍隊對示威集會進行清場，出現人員死傷。）的責任，並提議為死難者致哀，會場嘩然。緊接著，以第比利斯事件為契機，傳統派與激進派代表在中央、當地政府和軍隊何者應該為此承擔責任問題上，展開了激烈而殘酷的舌戰。黨中央對此缺乏思想準備，大會馬上失去控制。第比利斯事件的爭論一直貫穿著大會，衝擊了大會的部署。雖然最後傳統派佔了上風，但民主派代表有所收穫。大會決定成立第比利斯事件調查委員會，並選舉民主派代表索布恰克擔任主席。人代會距選舉雖然已過去兩個月，但是在會上，新當選的人民代表競選時的政治激情未減。他們自動聚集，研究鬥爭策略，並爭相在麥克風前闡述自己的觀點，因而使會議的每一個議程都充滿著對抗的複雜形勢。在討論戈爾巴喬夫的報告時，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針鋒相對，在經濟、政治、國家體制方面都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針。在選舉蘇聯最高蘇維埃成員時，各派代表也進行了激烈的爭奪，經過民主派艱難的努力，葉利欽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代表。選舉最高蘇維埃主席時，許多代表雖然贊成戈爾巴喬夫，但是向他提出了應該辭去總書記職務專心於蘇維埃工作、妻子賴莎不要干政以及他是否在克里米亞建高級別墅等令他尷尬的問題。使蘇共最感不安的是，6月9日，著名持不同政見者代表安·薩哈羅夫提出了廢止保障蘇共執政地位的蘇聯憲法第六條的動議（註：〔俄〕維·茹拉夫列夫等主編：《當代俄羅斯歷史》，莫斯科捷拉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46～47頁。）。在2000多名代表出席的人民代表大會上，會議議程和內容被代表修改，黨確定的領導方針受到人民代表全面抨擊，黨的最高領導人遭遇詰問和責難，蘇共一黨制受到公開挑戰，在蘇聯歷史上是史無前例和無法想像的，黨在這些衝撞中表現出的被動和手足無措改寫了「黨與人民代表的關係」。索布恰克形容道：「所有的代表都已意識到：會場上就座的再不是馴服的羊群，主席台上就座的也再不是頤指氣使的牧人。」（註：〔俄〕阿·亞·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聞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頁。）蘇共領導雖然控制住了大會的局勢，但已經是吃力的。據時任戈爾巴喬夫辦公廳主任的瓦·博爾金回憶，為了控制大會，「政治局委員的聚會越來越頻繁。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多驚慌不定的面孔和焦慮的議論，政治局會議分析代表大會上發生的情況，擬定穩定局勢的措施，提出反措施」。「這些人第一次不能控制進程，無力改變局勢……大部分人明白，蘇維埃的大門已經打開，湧進來形形色色的人，其響徹全國的聲音，既令他們害怕又使他們無力反抗」（註：瓦·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頁。）第一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採取了電視直播的形式，因而「這個聲音也使千百萬公民感到不安，他們坐在電視機旁，看到的是一片混亂」。 蘇聯人代會進程中的局部失控和混亂與以前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照本宣科的有序場面形成極為強烈的反差。這種失控與混亂反映了民主派代表對國家決策進程的強烈影響。從政治控制的結構考察，蘇共權力向蘇維埃轉移的進程已經從地方擴展到中央，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正在以獨立立法機構的形象出現在蘇聯政治舞台上，分權制衡的模式開始取代「議行合一」的模式。從蘇共政治控制的功能考察，與蘇共對立的另一個政治中心異軍突起，蘇共權力中心開始衰落，蘇共對國家集權、政治一元化的控制已開始瓦解，蘇聯政治生活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4.蘇共一黨制層面：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前後公開反共的政治組織紛紛湧現，形成事實上的多黨制，蘇共一黨制開始解體蘇共政治控制主體結構是一個由三個層面相互支撐組成的整體，結構中的等額選舉制、「議行合一」制兩個層面遭到破壞以後，開始聯動另一個層面——蘇共一黨制層面坍塌。這種聯動是通過蘇共政治控制功能削弱，蘇共異己社會力量迅速擴展對政治控制結構的強烈衝撞實現的。政治體制改革以前，蘇共實行一黨制。幾十年以來，蘇共對社會意識和社會組織嚴格控制和嚴厲懲治的政策致使社會意識形態一元化，社會組織政治一元化，官方異己的思想沒有公開的傳播空間和發展空間。60年代以後，蘇聯雖然出現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但是運動發展得極為有限。1980年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羅·麥德維傑夫在接受西方記者採訪時說，「持不同政見者和群眾之間實際上是沒有聯繫的……持不同政見者也沒有真正的群眾」（註：〔蘇〕羅·麥德維傑夫：《論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群眾出版社1984年版，第9頁。）。俄羅斯學者認為，蘇聯強大的國家機器遏制了不受國家制度約束的社會進程的形成（註：〔俄〕薩哈羅夫等主編：《20世紀俄國歷史》，莫斯科1996年版，第569～570頁。）。改革以前，蘇聯社會無法想像自下而上改變政治體制的可能。戈爾巴喬夫改革以後，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於實行公開性和民主化，蘇聯社會已經出現了社會意見多元化，而在差額選舉和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後，開始形成了社會政治多元化。民主派在競選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中挑戰的成功，對廣大民眾的心理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廣大民眾對政治體制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們開始不再懼怕國家機器，甚至有了改革國家政治體制的勇氣和信心。馬特洛克在其回憶錄中對競選以後廣大民眾心態的變化也進行了形象的描述：「有為數不少甚為獨斷的共產黨領導人在大選中慘敗……它傳給廣大公眾的信息是，只要你認真嘗試，你就能夠在選舉中擊敗官方提名的候選人……突然間，人們不再懼怕直抒胸臆了」。「似乎是一夜之間，每個人都開始對共產黨的統治進行最毫不留情的抨擊」（註：〔美〕小傑克·F·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頁。）。在這種心態的影響下，蘇聯廣大群眾政治參與的性質發生了分化，一部分群眾繼續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此同時批評蘇共改革路線和要求進行激進改革的潮流日益擴大。並且這些群體政治參與的方式也隨之變化，由需要激進派宣傳、鼓動，被動的選擇激進派路線開始變為主動參與其活動；由個體參與變為地區內和跨地區的群體參與；由通過政治體制內工、青、婦等群眾團體渠道的常態參與，變為組成未經國家批准的非正式組織的非常態參與。民主派代表跨地區聯合，帶動了社會上要求激進改革的力量。在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來自各個城市互不相識的民主派代表為了協調行動，壯大力量，已經形成了「跨地區議員小組」。其主要成員是莫斯科、列寧格勒的民主派知識分子，如安·薩哈羅夫、尤·阿法納西耶夫、加·波波夫、阿·索布恰克以及葉利欽等。大會結束以後，小組繼續活動並擴大為「跨地區議員團」（註：〔俄〕米·戈爾巴喬夫：《生平與改革》，莫斯科新聞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頁。）成為蘇聯第一批重要的跨地區的非正式組織之一。此間前後，蘇聯重要的抨擊政治體制的非正式組織也脫穎而出。「跨地區議員團」連同其他非正式組織到1989年底達到6萬多個，重要的非正式組織多數打出了批判蘇共、批判社會主義、甚至反對蘇共，要求實行多黨制的旗號。在東歐劇變，共產黨紛紛落馬的大環境下，這些組織活躍地進行街頭政治活動，向蘇共施加政治壓力，在蘇聯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多黨制，實際上瓦解著一黨制，成為半年以後蘇共放棄一黨制的重要推動力量。簡短的結論通過對蘇聯政治運行的分析不難發現，蘇共19次代表會議奠定了蘇共政治控制衰變的基礎。1988年底至1989年春夏，舉行人民代表差額選舉和召開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對蘇共政治控制衰變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由於疾速地啟動競爭性選舉和分權制衡制度，蘇聯政治體制改革從政治路線和制度的原則層面迅速深入到體制的結構與功能層面。由於蘇共政治控制主體結構中「等額選舉」制、「議行合一」制遭到根本破壞，一黨制憲法條款獨立難撐，蘇共政治控制主體結構趨於解體；政治控制主體結構的坍塌使得依託它的政治控制基本功能損失大半：蘇維埃權力重心的崛起和國家權力的分權制衡正在取代蘇共的集權，國家和社會政治多元化取代著政治一元化，事實上的多黨制使蘇共一黨制趨於瓦解。由於蘇共政治控制主體結構和基本功能均已遭到根本破壞，蘇共政治控制的衰變和蘇聯國家政權的解體已經難於逆轉。對於1989年初以後蘇聯政治的這種發展趨勢，俄羅斯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斯·維·契什科教授曾進行過概括：1989年初以後在蘇聯改革中出現了不受國家控制的進程，「政權逐漸成為形式，單一中心的政治體系開始變為多元的體系，最後改革被社會崩潰所代替」（註：〔俄〕：斯·維·契什科：《民族國家還是民主社會》，載《蘇聯科學院公報》1990年第1期，第46頁。）。原蘇共政治局委員、蘇聯政府總理尼·雷日科夫置身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地位，當時對蘇聯國家前途絕望的情緒也反映了蘇共政治控制衰變已不可逆轉。雷日科夫寫道：「1989年……正是從這一年起，我不論是作為一名普通公民，還是作為國家總理的一切希望都開始破滅」（註：〔俄〕尼·雷日科夫：《大動蕩的十年》，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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