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周小川「謝幕演出」 再現溝通的藝術

　　【財新網】（記者 王力為）執掌中國央行15年的周小川為央行內外留下諸多寶貴，樂於且善於和外界溝通，必居其一。

　　在3月6日的「兩會」聯組討論中，國研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就拋出這樣一個突出的問題，政府如何更好地引導市場預期——通過對政策的解讀、解釋，而不是簡單地下文件。「我們可能不大習慣跟市場去交流，存在『我這個地位，怎麼能跟你交流呢』的心理。這可能得調整，是個大文章，中央也在提。」

　　3月9日， 央行的「兩會」記者會上，周小川就為此提供了一個典範。這已是財新記者第6次聆聽他的公開發言。與之前在達沃斯、在博鰲、在G20和「兩會」期間一樣，他保持了一貫的從容和開放。近幾年，每年央行場「兩會」記者會都有近10位司局級官員到場，這是所有部委場次中罕見的。央行中層大員們每次都會坐在會場右側，汲取行長的溝通之道。

　　一位獲得提問機會的外媒資深記者在會後對財新記者感嘆，「周行長總能把問題解釋得很清楚。對媒體也總有很好的風度。 」

　　「他的發言、思維那麼清晰，還總是優雅、得體、深思熟慮。」在全球央行圈與周小川多有交流的歐洲央行上任行長特里謝也對財新記者給出如是評價。

　　在這場「謝幕演出」中，周小川說了些什麼？他是如何說的？

「專家型官員」引導全面看問題

　　過去2年多，無論是在外儲增減，還是貨幣政策收緊等方面，市場對央行做法都不乏詬病。

　　針對外媒記者設問，看到中國的債務水平並未下降，而是仍在緩慢上升，周小川表示，「你可以觀察不同的指標」，其中一條是，央行和監管機構共同壓縮了「影子銀行」業務，有一部分「影子銀行」回歸到銀行體系的表內。他建議不能僅看單個指標，而是要綜合性地來看數字背後的邏輯：「但看不同的債務融資類別，增長速度是不一樣的，甚至有些是負的，你不能拿其中一個指標，就說你看你們還在加槓桿 。其實現在已經進入到穩槓桿和逐步降低槓桿的階段，這個趨勢還是很明確的。「

　　「8·11」匯改後，外儲增減一直是市場密切關注的話題。一位記者問及，2月外儲數據剛剛發布，為什麼在經歷了十幾個月的增長後，外儲又突然出現下降。

　　外儲規模這個數字「在會計上是有很多學問的」。周小川解釋道，一是外儲是以美元計算——中國很早就開始建議將來世界各國是不是可以以SDR來計算，美元升值或者貶值，外儲里其他貨幣成份折算成美元時規模就變了。

　　第二個原因在於，外儲中很多項目按當前的會計準則是「盯市」 計算——「mark to market」。周小川還特意補上了這一術語的英文，這讓一位香港記者在會後說，這讓她一下就理解了這個詞。

　　「大家知道前一段時間，有一些股票、債券資產漲得很厲害，漲到頭以後就會有下跌。」周小川指的是2月上旬歐美股市的一輪調整。一旦下跌時，按照「盯市」法計算，儲備數量就有所減少。

　　與此前幾日其他場次的「兩會」記者會相比，在央行的這場記者會中，整場記者的問題都很具體。一位外媒記者提了全場第一個問題，直接涵蓋了去槓桿、加息、匯改等核心話題。全場的答問節奏也較快，回答高度聚焦，沒有「選擇性答題」。

　　有這樣一種擔憂認為，防風險會導致金融改革停滯或放緩。另一位記者這樣設問。周小川的回答以此開頭，「大家也知道金融行業，特別是像銀行這一類機構本身就是管理風險的行業。因此，防風險如果防得好，這是這個行業發展以及它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一個重要的基礎。」周小川接著說，防風險和改革不是對立的，而應該是一致的。「大家也看到國際上正是由於有了風險、有了危機，才促進了很多新的措施的出台。」

　　引導各方更全面地看待一些問題，有助於市場往好的方向演進。這在周小川於2016年年初人民幣匯率波動之際接受財新專訪中即有體現。這背後，是長期的專業積累。

政治家的周全

　　央行家做溝通，受眾涵蓋社會方方面面，也更為國際化的。照顧持不同立場的人，就顯得格外重要。

　　央行將在新的金融監管架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前述外媒記者甚至很具體地試探道，「中國是否會學習英國建立「雙峰」監管模式。」

　　對於這一人們對「兩會」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周小川先作方向性回答，並坦言還需大家等待結果，而後強調，「我們機構改革還是主要依據中國國情，也參考了國際上各種不同的金融監管機構的設置，研究了所謂「雙峰」監管的體制，但是，我們目前覺得還是要觀察一段時間，不是說我們就要採用「雙峰」監管的尺度。」

　　與周小川一道出席記者會的副行長易綱也繼承了這樣的溝通風格。

　　在被問及今年貨幣政策「鬆緊適度」涵義及M2問題時，周小川望了主管貨幣政策的易綱一眼，易綱就心領神會，待翻譯完畢，亦脫稿作答。

　　貨幣政策鬆緊適度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講的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長要「合理增長」。他說，「長期以來我們用M2來作為一個主要指標，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應該說是很重要的作用。」

　　在3月6日的聯組討論中，亦曾長期擔任央行副行長、現任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的胡曉煉直言，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未提及M2年度增長指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發改委在2018年《計劃草案》中，又把今年貨幣政策指標「變相具體化」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一些新的變化，」易綱緊接著說，市場的深化和金融的創新，使得像M2這樣的指標跟經濟走勢的相關性變得比較模糊。這幾年商業銀行貸款以外的科目對M2的影響也比較大，各國都面臨這種情況。

　　而且這種相關性下降是規律性的，他進一步指出，即使重新定義M2，改變M2的口徑，也不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因此，針對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應從一個更廣泛的角度來看「合理增長」、「鬆緊適度」。

　　或許是因為這樣的機會難再有，整場記者會中，多數提問記者都一口氣拋出兩個問題，也出現兩位記者反應不夠快，問題問重的情況，比如再次被問及M2問題。而周小川仍耐心地說，「這個問題實際上剛才易綱行長已經說到了」，主要由於金融市場結構、金融產品在不斷變化，M2不再是一個非常精確的衡量貨幣政策鬆緊的工具。「但是這個問題既然問了，假定說M2的口徑短期內變化不大，我們怎麼看呢？」

　　在一段細緻分析後，他指出，去年M2增長比名義GDP稍低，但仍然有存量累積的因素。過去，M2增速一直比名義GDP高，也就是池子里的水已經很多了，新進的水不一定要這麼多。

　　「總之來講，很難有一個非常簡易的指標能讓人一下子就看明白，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事情，必須考慮多種因素。」

　　直面複雜性，「總會花時間來解釋這些問題，而且每每能以非常清晰、簡潔的方式把問題講明白」。這是歐央行執委科爾對財新記者道出的對周小川的印象。

　　預計將在「兩會」後出台的資管新規，針對影子銀行的治理，是當前市場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在被問及這一問題時，周小川在提綱挈領的回答後，將話筒交給了分管金融市場的副行長潘功勝。

　　潘功勝的回答中也透露出平衡之意。去年11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後，「我們也收集了很多意見，會同相關部門進行了認真的研究，並且對合理的進行吸收」。在考慮規則時，會考慮怎麼化解資產管理業務中隱藏的風險，「以及對這個政策出台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我們會在這之間尋找一個很好的平衡」。

開放、冷靜看待科技等新事物

　　去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周小川佩戴Apple Watch出席「兩會」記者會成為熱點，這也折射出生活中的周小川對科技和新事物的開放態度。

　　在其位，他對新事物的態度可以用開放、冷靜、客觀來概括。他也並非純技術派，而主張技術是為解決問題，而不是為技術而技術。

　　在被問及私人及央行數字貨幣的問題時，周小川說，首先要明確目的，「研究數字貨幣不是說讓貨幣去實現某一種技術方案的應用」，而是本質上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統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

　　在周小川看來，更好的支付系統「既可以是以區塊鏈或分散式記賬技術為基礎的數字貨幣，也可以是在現有的電子支付基礎上演變出來的技術」。央行正在研發名為「DC/EP」的項目，DC指數字貨幣；EP指電子支付。「實際上電子支付也是有數字貨幣屬性的。」

　　對於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他認為應保持審慎，「有一些技術方案有可能冒的風險太大，結果出問題的時候使消費者受損失，特別是對大國經濟來講，我們一定要避免那種實質性、難以彌補的損失。」。因而在這個過程中要經過充分的測試、局部的測試，可靠後再行推廣。

　　在隨後再次被問及比特幣、ICO融資問題時，周小川的表態展現了對技術保持開放，但嚴防風險的立場。

　　「央行比較早就動手關注金融科技方面的新技術，這首先表明我們對科技的總體態度，我們也很關注像區塊鏈和分散式記賬技術的應用。」

　　「但與此同時，我們認為這些研發應該比較慎重，像比特幣和其他一些分叉產品的一些東西出得太快，如果迅速擴大或蔓延，有可能給消費者帶來很大負面影響。」

　　他坦言，數字貨幣在某些方面引起很多議論，價格出現很多波動，主要是有一些技術應用「沒有專註於在零售支付方面的應用，而跑到了虛擬資產交易方面」。

　　談到監管，他言簡意賅地闡述了央行的措施：去年8月底先把ICO停了，後來緊跟著，不支持比特幣和人民幣的直接交易。之後，虛擬貨幣像紙幣、硬幣、信用卡那樣作為零售支付工具也不被認可，銀行系統不提供相關服務。

　　不過對於未來監管，他審慎地表示，技術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大家也在逐漸摸索，「說不上一定就是未來有某種確定的監管政策」。研究這些問題，央行也是和市場人士密切配合，聽取廣大公眾特別是媒體的意見。

　　但是在考慮這些新技術的同時，他強調在服務的方向上要清楚，「我們不太喜歡那種創造一種可投機的產品，讓人家都有『一夜暴富』的幻想，而是強調要服務實體經濟。」另外，要考慮大局，不應跟現行的金融穩定、金融秩序直接衝突。「當然，如果說技術發展會對原有的金融秩序帶來改變，也需要比較慎重地進行研究、進行論證以後再出台。」

　　延以及更廣泛的P2P和科技金融領域，周小川指出，金融系統歷來是科技創新非常忠實的擁護者和應用者，最早的大規模客戶數據存儲都是在銀行系統發生的。

　　但最近出現新情況，他說，一些技術發展比較快，科技應用直接導致他們創造新的金融產品、新的金融市場板塊。對此，需做三方面工作，一是「監管要想辦法學習、跟上新的形勢」，同時「有一些規則還是要堅持」。最後，有一些發展，監管「也不見得跟得上」，此時還是要加強對消費者、投資者的宣傳教育，樹立自我負責、自擔風險的態度。

改革的藝術：明確目標 擇機推進

　　在近年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資本項可兌換是少有的財金界內部也存在廣泛分歧的領域。

　　在談及該問題時，周小川表示，資本項可兌換不是改革的最終目的，「還是服務於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更加融合、更為開放的目標」。而既然是打造開放型經濟，貨幣的自由使用程度就應該高，應該可兌換。但與此同時，要防範風險。

　　憶及改革歷史，他說，最早提出人民幣要變成一個可兌換的貨幣，「我記得是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是1993年就提出來的」。說到這，他望向易綱稍作確認。

　　其後最大的兩個曲折，在周小川看來不在於近兩年匯改之後，而是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因此這樣的一種改革開放的進程，應該說歷來都不是直線型的。」他說，「它總是朝這個方向走，如果經濟中出現一些問題，有一些方案、具體的執行措施就需要進行微調，這樣，最終會有利於在這方面前進。」

　　在政府與市場的框架下，對於政策能實現什麼，周小川展現出極為務實的一面。

　　在被問到人民幣國際化下一步舉措時，他坦言，應該說主要的政策步驟該做的都已經做了。市場參與者在多大程度上願意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和投資等，「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是誰也強制不了誰的」。當然，政策當局還會在金融市場連通、減少資本項可兌換限制方面做一些努力。

　　回顧對外開放，他則表示，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準備「入世」時就開始醞釀在市場准入方面擴大對外開放，之後卻先後碰上亞洲金融風暴和全球金融危機。最近五年里慢慢有一些推進。

　　「在政策上來講，多數該研究的政策都已經研究過了」，只是為推出尋找、等待時機，以穩步向前推進。」對外開放事實上也是實體、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參與者在開放的環境中逐漸成長、體會國際競爭的過程。

　　在去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周小川也曾就此回答財新記者道，開放進程也取決於貿易投資談判的進程和策略。中國希望看到的，是當中國把金融行業敞開後，中國投資者也能在國外獲得公平的對待。「每一方都要做一些妥協，只有這樣，全球化才能繼續往前推進，大家才都能從中受益。」

　　期待周小川在卸任央行行長後還能繼續發揮他的專業作用，這樣的看法在央行內外，也不在少數。

說的和不說的

　　整場發布會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另一位港媒記者問對港元匯率近來承壓，以及聯繫匯率制的看法。這令一些人頗感意外，也有一位資深央媒記者對財新記者說，這很重要，但以往都只能聽香港那邊說。

　　「香港經濟和內地聯繫最多，但貨幣和美元聯繫比較緊，這中間會發生一些變化，應該說也都是在預期之中的。」周小川坦言，「面臨的選擇，有時會看到優點，有時會看到缺點。但因為選擇很少，所以每項選擇都不可能說只要優點不要缺點，總是共生的。」

　　「我們不會對香港財政、貨幣政策作出什麼評論或者提出什麼政策主張。而是說如果香港作出選擇，我們一定高度尊重，同時配合好。」他這樣收尾道，「在現有的體制下，我們也可以通過一些做法，使得現有體制能夠平穩運行，儘可能地把可能存在的缺點和不利方面降到最低程度。」

　　「周行長，在您漫長的行長生涯里，有哪些您覺得特別難忘和遺憾的時刻？」一位港媒記者利用機會場間終於問出這個問題，引發現場一陣掌聲以及台上台下的笑聲。此時此刻，對周小川，不少人最想聽的恐怕還是他的個人感想。

　　周小川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卻是全場問題中最短的。「因為經過這麼多年在金融系統工作，事情太多了，所以很難挑出來說哪件重要，哪件不重要。」

　　面對易綱頗有些期待意味的注視，以及潘功勝會心的抿嘴笑，周小川接著說，「我想響應一下。我們新聞發布會取的這個題目很好，就是金融的改革開放。我覺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開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進，是很有幸的一件事。」

　　財新記者吳紅毓然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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