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中國文化的「核心元素」

禮,中國文化的「核心元素」
主講人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彭 林

  壇主小傳  彭林,江蘇無錫人,現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主要從事先秦史等歷史文獻學和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的教學研究,尤其注重對儒家經典及中國古代禮樂文化的研究。在海內外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著有《中華傳統禮儀概要》《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禮樂人生》等。  

核心提示

  ●國學大師錢穆說過,中國文化說到底是一個字,就是禮。禮是中國人一切行為的準則。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禮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對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離開了禮來談中華文明,則無從談起。

  中國是舉世聞名的禮儀之邦,以衣冠文物標榜國家文明的特色,舉世所無。中國人的治國方略,經過諸子百家的爭鳴與論辨,最終走上禮治的道路,這是歷史的選擇。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禮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對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我們學習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就不能不對禮樂文明有所了解。

  禮是「修、齊、治、平」的大經大法

  周公制禮作樂,中國文化的底蘊從此得以確立,其後經過孔子及其弟子的弘揚,成為博大精深可以經緯萬方的巨大體系,成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經大法。

  首先,天人關係屬於禮。人如何順應和利用自然,如何與萬物相處,在古代中國都是以禮的形式規定下來的。我們讀《禮記·月令》,上面逐月記載著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氣象與物候的變遷周期,動物與植物的成長過程,社會生活的各種規範。要求人們愛惜森林資源,保護幼小動物。那時的人口比今天少得多,資源比今天豐富得多,但儒家已經意識到人與宇宙萬物必須共存共榮的道理,這是何等的胸懷與卓識!

  其次,國家典制屬於禮。在中國文化中,制訂符合道德理性的國家制度稱為「制禮作樂」,好的制度被破壞了稱為「禮崩樂壞」。禮是經邦治國的大經大法,無禮則無從措手,成為社會賢達的共識,有關的論述觸目皆是,如《左傳》引君子云:「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孔穎達疏云:「國家非禮不治,社稷得禮乃安,故禮所以經理國家、安定社稷。以禮教民則親戚和睦,以禮守位則澤及子孫。」子大叔說:「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荀子說:「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將禮譬之為治國的衡、繩墨、尺寸,乃是規範一切的標準。

  治國理念的實現也必須通過禮。再好的治國理想、理念,只有通過禮儀,才能層層推進,逐步變成現實,這個道理《禮記》上說得非常清楚: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庄。

  這段話的意思是,道德仁義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沒有禮就無法成就。教育民眾,端正風俗,沒有禮就不能完備。紛爭辨訟,沒有禮就不能判別是非。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的名分,是倫理的基礎,沒有禮就無法確定。班朝治軍,居官執法,沒有禮就沒有威嚴的氣象。祭神敬祖等,沒有禮就無法誠敬莊嚴。一言以蔽之,沒有禮就做不好任何事情。

  禮治法治在「交鋒」中決出主次

  自古以來,治國之道就有法治與禮治之爭,兩者孰優孰劣,在先秦就有論辯。

  我們先來看看法家的理論。戰國時期的法家,前期的代表人物是商鞅、申不害、慎到,後期是韓非。商鞅重法,主張法律公開,嚴格依法行政,「法不阿貴,一斷於法」,不管是卿相、將軍,還是庶人,只要不聽王命、違反國家禁令者,一律「罪死不赦」,主張「刑九而賞一」,多用刑,慎用賞。

  申不害強調「術」,就是君王駕馭臣民的權術,要建立嚴格的考核制度,使他們努力工作,不敢偷奸耍滑;同時要寡言少語,給人以高深莫測、無從捉摸之感,這樣就可以掌控局面。

  慎到也主張「事斷於法」,官吏守法,人民為法所役使。同時,他又提出了「勢」的觀念。他說,堯如果是無權無勢的普通人,那他連鄰居也使喚不動;他南面而稱王了,才得以號令天下。因此,地位和權力特別重要,君王務必要很好利用這個「勢」。

  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理論基礎是人性好利。他說:種地很辛苦,為什麼還有人種?那是因為想致富。打仗很危險,但還有人願意去,那是想立功。造車的人希望人人富貴,那樣就有錢去買他的車。賣棺材的人希望天天死人,那樣他才有生意。他又說,臣下用效死力的方法與國君做交易,國君則陳列各種爵祿與臣下做交易,彼此之間哪有什麼君臣如父子關係?都是在權衡這場交易是否合算。所以,君主要善於用「利」來調動臣民的積極性,使他們服服帖帖地成為自己手中的工具。母親愛兒子,但兒子往往不聽母親的話而聽父親的話,韓非認為這是因為父親威嚴的緣故。所以,治理國家要靠嚴刑峻法,迫使民眾拚命幹活、打仗送死。

  我們再來看看儒家思想。孔子對禮與法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評論:「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說,為政者用法制禁令來引導民眾,要求他們處處遵命,如果有人不服從,就用嚴厲的刑罰來整齊他們。這樣做的結果,民眾可以免於刑罰,但並非是他們有了廉恥之心的結果,而是懾於刑罰的嚴厲。換句話說,一旦刑罰取消,外在的震懾力沒有了,他們還會故態復萌;相反,為政者用道德來引導民眾,躬身垂範,民眾接受的程度如果參差不齊,就用禮來整齊他們,使其行為合乎道德規範,這樣民眾就會有向善之心,懂得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打死也不能做。可見,在孔子眼中,法治是末,禮治是本,兩者不可顛倒。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禮治在與法治的交鋒中佔了上風,這與大秦帝國迅速滅亡有很大關係。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可是,這樣一個重視法治、武功蓋天下的王朝,只存活了三十七年,到秦二世胡亥就垮台了,原因何在?

  這個問題引起了西漢學者的極大興趣。如賈誼作《過秦論》,專門檢討秦政的過失,他的結論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意思是說,在秦奪取天下之前應該採取進攻的戰略,而在取得天下之後則應該採取守的戰略,也就是施行仁義。而秦始皇還是憑藉法治與暴力,終於釀成了悲劇。賈誼還重提先秦的禮、法之爭,認為禮的作用是「禁於將然之前」,也就是防患於未然;法的作用則是「禁於已然之後」,即懲罰犯錯誤者。因此,應該以禮為主,法為輔。

  西漢的思想們家幾乎都反對秦政,而希望回到孔子的德治路線上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被漢武帝採納,這是歷史的選擇,也被此後的歷代政府所沿用。

  「禮」字蘊含多種人文精神元素

  「人文」一詞,最早見於《周易·賁·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禮所體現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禮主敬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群處的基本要求是彼此的和諧相待與分工合作,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群體的合力、推進社會發展。中華之禮的基本精神,正是圍繞這一目標而展開的。

  《禮記》開篇第一句話便是「毋不敬」。儒家以月亮的盈虧為喻,提出「滿遭損,謙受益」的理念,提倡謙虛自守、低調行事。故處處尊重他人,凡事多看他人長處,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道理,既是修養,也是美德。

  有人說儒家倡導的禮不過是統治階級之禮,是貴族階級內部的行為,與庶民無關,它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這種說法似是而非,是對禮學文獻沒有細讀,甚至有誤讀。我們來看《禮記》是怎麼說的: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這段話說得很清楚,「自卑而尊人」並非專門針對富貴者,而是包括「負販者」在內。「負販」是背個簍子或挑副擔子沿街叫賣的小販,屬於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他們懂得了禮,就可以人窮而志不短。可見,禮是博施於所有人的。

  自謙而敬人是中華禮儀最重要的特色,在各種禮儀中體現得極為充分,交際語言中的謙語與敬語,堪稱是最能體現東方文化特色的典範。

  禮主博愛

  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著名口號,其中「博愛」一詞,國人多以為是西方人的首創。殊不知,撰成於戰國時代的《孝經·三才章》就出現了這個詞。

  在《禮記》的《禮運》篇里,孔子把「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作為人類社會的終極目標。那是一個充滿愛的世界,人人都能像愛自己一樣愛他人。孔子的偉大之處還在於,他為實現人類遠大理想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路徑:從孝順自己的父母開始,來培養愛心。父母是給予我們生命的人,給了我們最無私的愛。當我們一天天成長起來的時候,父母卻在一天天走向衰老,越來越需要得到親情和關心。子女孝敬父母是一種自然親情,最容易做到。孝敬父母並非是提倡狹隘的私親之愛,而是以此為起點,把對父母的愛推廣到天下人父母的身上。《孝經》說:「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唐玄宗把這兩句分別解釋為「博愛」與「廣敬」,是非常有道理的。

  中國人從童蒙時代起,便受到了博愛的教育。《弟子規》說:「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人皆同類,大家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之下,共生於同一塊大地之上,只有彼此相愛,才能擁有幸福的未來。把愛作為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道德來推廣,是何等人性化!

  禮節人情

  人是有血有肉,有豐富情感的動物,一生處於喜怒哀樂之中。人們對於事物的反應,往往不是太過,就是不及,因此人的情感需要道德理性的修正和調適。儒家的禮,就是為了合理地節制人的性情、防止民眾或過或不及而設:「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禮記》說:「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近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楚簡說:「始者近情,終者近義。」與此如出一轍,證明先秦儒家對禮節人情的問題,已經形成了相當成熟的理念。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熹說:「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可謂深得詩的大旨。

  所以,在情感問題上,要懂得一點儒家的「中庸」之道,把握好度。如果大喜大悲,狂躁暴怒,小則影響身體健康,大則影響人生幸福,破壞社會和諧,甚至釀成悲劇。人是理性動物,人高於禽獸的地方在於,人有能力把情感控制在不偏不倚「中」的境地,能夠客觀地面對功過、得失、是非、毀譽。

  禮樂兼修

  儒家文化是禮樂文化,禮樂相須,不可或缺其一,這是中國文化里極為重要的特色。據《禮記·王制》記載,上古君王有定期巡守四方的制度,所到之處,地方官員要「述職」,其主要內容之一,是展示當地流行的民歌。君王據此可以了解民風是否淳樸。聽到純正無邪的民歌,則由隨行官員記錄後推廣,此即「採風」。古人認為,盛德之帝必有盛樂,音樂已然成為聖德明君的象徵,在歷史文化上的地位之高,不難想像。

  《樂記》說:「大樂與天地同和。」樂的最大作用是使人心「和」,所以,儒家想方設法在各種場合讓人們接受樂的熏陶,包括在宗廟、鄉里、家裡。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樂記》這段話里的「和敬」、「和順」、「和親」,都以「和」作為前提,可謂用心良苦。《樂記》還對禮樂的職能做了論述,如「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簡也有類似的表述,最明快的表述是:「禮,外也。樂,內也。禮樂,共也。」只有禮樂兼修,才能成為內外完美的君子。這些精闢的論述對修身養性頗有指導意義,值得我們反覆吟詠、玩味。

  禮尚往來

  禮也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方法。《禮記》上說:「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

  禮是指禮節,尚是注重的意思,禮尚往來所崇尚的是彼此有禮,互相尊重。我最初在清華開「中國古代禮儀文明」這門課時,每次上下課,我都向學生鞠躬行禮。第一周我這樣做,學生都毫無反應地看著我,第二周還是如此。第三周上課,我依然鞠躬行禮,學生還是沒有反應,我這才跟他們談禮尚往來的道理。我說,大家注意到沒有,我每堂課講九十分鐘,都是站著,中間也不休息,這有多辛苦?哪位同學想體會一下,可以站著聽九十分鐘試試。你們為什麼就不能在上下課的時候起立十秒鐘,向老師表示一下尊重?我孩子的年齡都比你們大,我這麼一個老頭向你們行禮,你們居然若無其事,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這麼做合適嗎?

  按照《禮記》的說法——「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現在是你們失禮了,怎麼辦?是不是從下周開始上下課的時候咱們「禮尚往來」一下?同學們紛紛表示從這堂課開始。下課鈴聲一響,大家都站了起來,師生互相鞠躬致敬,以後每次如此。說明清華的同學都是好學生,問題是沒人給他們講這些道理。

  我對同學說,我要求大家行禮,並不是要求你們特別尊敬我,只是希望大家由此培養恭敬之心,在學校尊敬老師,回到家裡尊敬父母,將來工作了,尊敬領導和同事。你這樣做了,才可能得到大家的尊重。

  每個人都渴望得到別人的尊重,問題是你首先尊重了別人沒有?如果人人都懂得這個道理,都能通過尊重他人來贏得他人的尊重,不就是「我敬人人,人人敬我」了嗎?

  「禮的精華」可為當今時代所用

  上面略述了禮在中國文化中的極端重要性。可以說,離開了禮來談中華文明,則無從談起。中國之外,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個色彩如此鮮明的原生文明。

  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將實現偉大復興。中華騰飛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領。五千年歷史與文化,蘊藏著豐厚的民族精神資源,需要我們去發掘與提升。中華騰飛需要大力提升民族整體素質,革除種種不文明、不講「禮」現象。

  作為一位禮學研究者,我尤其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中華的禮樂文化?它在當今時代是否還有利用價值?一生研究中國文化的歷史學家、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生前與美國學者談論中國文化時如是說:中國文化說到底是一個字,就是禮。禮是中國人一切行為的準則。錢先生的說法,可謂一語中的。西方人的禮是禮節、儀式,中國人說的禮可謂無所不包,與西方人說的文化相仿。中國人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共同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方式,並且通過禮的形式,使之「格式化」,推行到各地,從而深深地紮根於社會,成為我們緊密聯繫的強大紐帶。錢穆先生認為:「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如此宏論中國文化的本質,讀之令人如醍醐灌頂。衷心希望大家能從錢先生的論述中,正確認識和推廣中國禮樂文明。事實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傳統禮樂文明不是沉重的歷史包袱,更不是糟粕一堆,其中蘊藏著寶貴的精神財富,其精華完全可以為我們的時代所用。

  (根據彭林教授在央視《百家講壇》和東南大學的演講整理編輯,未經本人審閱)

  本報記者蔣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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