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成與敗

宋徽宗

北宋第八代皇帝，宋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其兄哲宗崩於元符三年 （1100），因為無子，乃由趙佶繼位，時僅十九歲。至高宗紹興六年，趙佶病死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享年五十四歲。

「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

-------元代脫脫《宋史徽宗記》

宋徽宗趙佶在中國歷史上是個有名的昏君。

在位期間，重用蔡京、童貫、高俅等奸臣主持朝政，大肆搜刮民財，窮奢極侈，荒淫無度。建立專供皇室享用的物品造作局。又四處搜刮奇花異石，用船運至開封，稱為「花石綱」，以營造延福宮和艮岳。

宋徽宗還尊信道教，大建宮觀，自稱教主道君皇帝，並經常請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認為不吉利，他就改稱10月10日；他的生肖為狗，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內屠狗。

「徽宗皇帝天縱將聖，藝極於神」

----《畫繼》

作為皇帝，徽宗的政治生涯灰暗而短促，但作為藝術家，徽宗確是中國2000多年封建歷史，346位皇帝中最賦藝術氣質，最才華橫溢者。無論詩詞、音樂、戲曲、書畫都有廣泛愛好，尤其書畫方面，才藝最高。每有書載，必讚歎他精深的藝術造詣。在書法上，他自創「瘦金體」，於書法史上獨樹一幟，成為歷代楷模；在繪畫上，他能山水、人物，尤擅花鳥，他勤於創作，善於寫生，不但要得物之「形」，還要合物之「理」，即合乎生物的自然現象。他在花鳥畫上的成就受到歷代品評者極高的讚譽，更是歷代皇帝所不可比擬的。

宋徽宗作品

傳世作品較多，有些是御用畫家代筆之作。作品有《臘梅山禽圖》、《五色鸚鵡圖》、《芙蓉錦雞圖》、《紅蓼白鵝圖》、《池塘秋晚圖》、《柳鴉蘆雁》、《瑞鶴圖》、《溪山秋色圖》等。人物畫方面有《聽琴圖》、《文會圖》。山水畫方面以《雪山歸棹圖》為代表。此外，還臨摹有李昭道《摘瓜圖》，張萱的《搗練圖》和《虢國夫人游春圖》。曾下令編撰《宣和畫譜》、《宣和書譜》和《宣和博古圖》等，僅《宣和畫譜》就有二十卷，包括二百三十一家的六千三百九十六件作品。

富貴而傳神的花鳥畫（宋徽宗畫的藝術特色）

歷來關於趙佶的藝術成就，論者都以他的花鳥畫為最高。趙佶藝術的獨創性和對後代的影響力，也主要體現在他的花鳥畫中。這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物象意念安排的獨特性。經營位置為畫家的總要，所以畫面布置因題材內容繁簡不同也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有一般的方法，這是人人皆能學習而得的；也有特殊的方法，這需要作者獨出心裁，巧妙安排。趙佶花鳥畫的構圖，時有匠心獨運之作。如《鸜鵒圖》軸，畫幅下面靠左以水墨寫鸜鵒兩隻，奮翅相爭糾結在一起，一反一正，羽毛狼藉。上面一隻處於優勢，用利爪抓住對方的胸腹，張嘴怒視；但是下面的一隻並不示弱，依然奮勇掙扎，進行反擊，回首猛啄它的右足。上面靠左一大片空白，僅飄動著幾根羽毛，令人想到這兩隻酣戰的鸜鵒，是從高處一直斗下來，並顯得空間的廣闊，畫面右下斜出一松枝向右上伸展，上棲另一鸜鵒，作噪鳴狀，撲翼俯看下面兩隻正在爭鬥的同伴，不知是喝彩還是勸架，又似乎想飛下來參加決鬥。焦急的情狀，描繪得維妙維肖，鸜鵒的心理感情，也刻畫得細緻入微。槎枒的松枝和瘦硬鋒銳的松針，與糾結在一團的濃墨的鸜鵒相對比，更增強了畫面的動感。雖然畫中所擷取的都是自然寫實的物象，但由於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和獨特，從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時空意象的無限理想化的藝術世界。這是徽宗時期花鳥畫的特有風格，並由此開啟了南宋劉、李、馬、夏在山水畫構圖方面的改革先聲。

第二，寫實技法的獨特性。有一位研究中國美術史的外國專家曾把趙佶花鳥畫的寫實技巧稱為「魔術般的寫實主義」，因為它給人以「魔術般的誘惑力」（勞倫斯·西克曼：《中國的藝術和中國的建築》）。北宋的繪畫理論中以氣韻為高的說法已不少見，但在趙佶時代，嚴格要求形神並舉。「有氣韻而無形似，則質勝於文；有形似而無氣韻，則華而不實」（《益州名畫錄》）。形似以物趣勝，神似以天趣勝，最理想的境界是由形似達到神似。所謂寫生的逼真，不但要有正確的形體，還必須富有活潑的精神。趙佶在創作實踐中，一直是力求由形似達到神似的。傳說趙佶畫翎毛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這正是為了由形似達到神似所作的技術性嘗試。如《御鷹圖》，論其藝術描繪，雙勾謹細，毛羽洒然，形體生動而自然。尤其是鷹眼的神姿，英氣勃發，顯示著一種威猛之氣。而藝術的格調，卻是清新文雅，絕去粗獷率野的情味。儘管雙勾是歷來的表現形式，而這種新穎的畫風，是形神兼備的高妙寫生，已從樸實真誠之趣，變而為精微靈動，與崔白、吳元瑜等顯示了一定的距離了。又如《金英秋禽圖》中的一雙喜鵲，筆畫細緻，描繪對象無微不至。以俊放的筆來表達細緻的寫生，真可謂神妙之至。花的嫵媚，葉的飄逸，枝的挺勁，草的綽約，石的玲瓏，以及鳥獸的飛鳴跳躍，草蟲的飛翔蠕動，無一不賴其魔術般的寫實技巧款款傳出，而了無遺憾。正如張丑題趙佶的《梅花鸜鵒圖》詩：「梅花鸜鵒宣和筆，十指春風成色絲；五百奇蹤懸掛處，暗香疏羽共紛披。」所謂「奇蹤」和「色絲」都是形容絕妙之意。這種寫生傳統是中國畫最可寶貴的傳統。其實，蘇軾論證繪畫不在於形似而在於神似的含義，不是不要形似而單講神似，而是要求在形似的基礎上抒寫出對象的內在精神。譬如他在《書黃荃畫雀》中寫道：「黃荃畫飛雀，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在這裡，蘇軾特彆強調細緻入微地觀察生活，研究對象，這與趙佶之鑽研「孔雀升高，必舉左」，態度上又似乎是相近的。

第三，詩、書、畫、印結合的獨特性。趙佶的繪畫尤其是花鳥畫作品上，經常有御制詩題、款識、籤押、印章。詩題一般題在屬於精工富麗一路的畫作上，如《芙蓉錦雞圖》軸，左下角秋菊一叢，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鳥錦雞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戲飛的雙蝶，順著錦雞的目光，導向右邊空白處的詩題：「秋勁拒霜盛，峨冠錦羽雞；已知全五德，安逸勝鬼管。」全圖開合有序，詩發畫未盡之意，畫因詩更顯圓滿。這首詩題，實際上已巧妙地成了畫面構圖的一部分，從中可以見出趙佶對詩畫合一的大膽嘗試和顯著成就。畫上的題字和簽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體」，秀勁的字體和工麗的畫面，相映成趣。尤其是簽名，喜作花押，據說是「天下一人」的略筆，也有認為是「天水」之意。蓋章多用葫蘆形印，或「政和」、「宣和」等小璽。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押印於書畫的款識上，始於宋代蘇軾、米芾、趙佶、趙子團等人。元明以後，詩、書、畫、印相結合已成為中國畫的傳統特徵，但在北宋，卻還處於草創時期，趙佶是善開風氣之先的。

「一個錯位的人生」

像宋徽宗這樣才華橫溢、具有高度靈氣和素養的藝術天才，很有可能也是一個充滿詩人氣質和浪漫情懷的人。如果沒有皇帝這個身份的介入，他可能就會成為像李白那樣的大名人。但是富有種種藝術天賦的他卻註定了其矛盾而痛苦的一生，一個藝術家的錯位人生。也許生於皇族，對於普通百姓就意味著榮華富貴，唾手可得的權勢地位。可是對於宋徽宗而言，只不過是一個鐐銬，這個皇宮，這個至高無上的地位只會帶給他靈魂上的束縛，只是他藝術道路上的攔路虎。皇帝是天底下最可憐的人。他們是管理國家的機器，從生下來開始就註定了他們沒有樂趣的生命。他們不能擁有自己想擁有的東西，他們不能喜歡自己所喜歡的人，不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知音少，弦斷有誰聽」。當他下定決心投身於藝術的時候，他恐怕早就料到了以後的種種。會遭到後人的唾罵，會有負先皇的囑託。但是正如屈原所說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藝術的康庄大道上是布滿了荊棘，浸滿了鮮血的。每個藝術家都將在經歷種種磨練之後到達他們希冀的天堂。那裡一個一個鮮活的靈魂在自由地呼吸。作為一個皇帝，他是失敗的。但作為一個藝術家，無論從他自身的成就還是培養了那麼多人才，他都無疑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