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資本家的成長—沃倫·巴菲特傳（二）
從哈佛畢業以後，芒格在洛杉磯投入實際工作，但在1959年時他回到奧馬哈來關掉了父親的企業。埃德溫。戴維斯的兒子，巴菲特的投資者之一，對兩個人表現出來的想像大吃一驚，於是邀請他們倆人一同在一個頗有特色的奧馬哈俱樂部共進午餐。他們立即一見如故。
「沃倫，你都在忙著什麼呢？」芒格問道。
「噢，我們有個合夥公司。」
「也許我能在洛杉磯處理它。」
巴菲特凝視著他，然後說：「是的，我認為你能。」
第二天晚上他們又在兩人一個共同的朋友迪克。霍蘭家碰頭，大談特談。
芒格整個晚上都抱著同一種飲料不放。他極度熱衷於閑談。當他舉起杯子，仰著頭要下咽時，他會舉起另一隻手作一個停止的手勢，這樣別人就不會打斷他。
芒格的長相併不吸引人，他長著一張小妖精似的臉，皮膚蒼白，戴著一副鏡片厚厚的眼鏡。儘管他有點勢利，而且有高度的判斷力，但他對倫理學
很有見地。他的精明與一種丘吉爾式的自信和無憂無慮的心境配合得極好。
有一次當有人問他會不會彈奏鋼琴，芒格回答說：「我怎麼知道，我從來沒試過。」巴菲特覺得他擁有一種相似的智慧和徹底的獨立性。
當夏天巴菲特到加州去時，兩個人的友誼逐漸加深了。巴菲特在家時，他四肢伸展地躺在地板上握著電話和芒格不停地交談。據蘇茜說：「在巴菲特的吃飯時間常常聽到的一句話是 『噢，爸爸還在和查理談話呢』。」她回憶道，「他們一談就是好幾個小時，他們互相都明白對方要說什麼。因此似乎他們無須說什麼總是 『是的——噢呣——我明白你的意思——完全正確』。」
巴菲特說他和芒格的想法如此相似真是「見鬼了」，但是與巴菲特的許多朋友不同——而且這一點正是他吸引人之處——芒格對他從來沒敬畏感。
巴菲特對芒格如此著迷，於是他力勸芒格選擇他這一行業，他總對芒格說從事法律簡直是浪費他的天賦，而芒格也從不否認：
和沃倫一樣，我也有強烈的變得富有的慾望，並不是因為我想擁有法拉利——我想擁有的是獨立。我無比渴望得到它。我覺得不得不給別人發送貨單確實是一件很不體面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這種概念都是從哪兒得來的，但是我就是這樣認為的，我已經節衣縮食地活了多年了，我為的是要攢些錢。
他開了一家法律公司：芒格，托爾斯＆希爾斯，但他很少去那兒工作。
到了1962年，當巴菲特搬進凱威特廣場時，芒格正在經營著自己投資的合夥企業。
那年春天，巴菲特帶著一個問題找到了芒格：對登普斯特爾該怎麼辦？
芒格不是本的信徒，在他看來，陷入困境的公司，就易傾向於以格雷厄姆式折價出售的那種，要治理好並不容易。
但是芒格認識一個名叫哈里。博特的年輕人，他也許是能解決登普斯特爾問題的人。巴菲特在洛杉磯與博特進行了一次會面，六天以後博特就在比阿特麗斯任職工作了。他採取了一系列壓縮成本，關閉工廠，大幅削減存貨①的措施。巴菲特在給他的合伙人寫信談到博特時宣布：
毫無疑問，哈里正是所需要的人……他完成了一件又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博特做著——非常出色地做著——巴菲特所不能做的辛苦的工作。他從登普斯特爾那些業績不佳的工廠里榨出現金來讓巴菲特投入到股票和債券中去。用哈里。博特提供的資源，巴菲特塑造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企業——它有著多元化而且穩步升值的證券組合。這就是那種巴菲特的鍊金術。他對合伙人說：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把一度衰落的製造行業的資產，轉化到了我們認為成功的企業——證券工業中。
勞工的重新調配成本巨大，100名工人被解僱了。而且巴菲特在比阿特
① 巴菲特毫不掩飾地談到了一個曾經被他控制了大多數股份的公司。
麗斯遭到了嚴厲的抨擊。比爾。奧蒂斯，他的一位橋牌牌友，以一種玩笑的口吻問他：「你在解僱了這麼多人之後，怎麼還能安然入睡呢？」
對巴菲特這個對自身名譽看得極為重要的人而言，這句話可不只是一句玩笑話。
「如果我們把他們留下的話，公司就會倒閉的。」他說道，「我一直在關閉工廠，而大多數人卻過得比以前還好。」
儘管這聽起來很有道理，巴菲特還是對自己被稱為破產清算管理人感到深惡痛絕。於是他發誓他「再也不會」解僱人員了。
但是事情的結果並不糟糕。一年以後，登普斯特爾精簡了許多，但它也有了更豐厚的利潤，而且它還有了價值200萬美元的證券。1963年巴菲特將它賣了，為合夥企業凈掙了230萬美元的利潤，而且將它的投資翻了近三番。
三件事情促成了這樣的業績：較低的交易價格，巴菲特堅持下來的耐性和博特採取的一系列新政策。對於巴菲特而言——就如同以前在本。格雷厄姆的陣營里一樣熱情——第一點是最關鍵的。
這是我們投資哲學的一個里程碑：永遠不要只想賣一筆好價錢。有如此誘人的買入價，即便是中等的售價也能獲得豐厚。
5合伙人
我無法對合伙人就結果作出承諾。
——沃倫。巴菲特，1963年1月寫給合伙人的信索爾。帕索，在凱威特廣場經營著一個男士用品商店，知道沃倫不僅僅是個穿戴時髦的人，舉個典型的例子，比如巴菲特會走進來訂購5件衣服——不管帕索如何建議，他訂購的5件衣服全是晦暗的灰色，然後留下一角錢轉身離去。
然而，有一天早晨，巴菲特走進店裡，向他徵求一些有關服裝潮流的建議——僅限於某種時裝的建議。他想知道帕索對一個名叫拜爾。羅爾尼克的制帽商的一些看法。
帕索解釋說肯尼迪總統不戴帽子的形象曾風靡一時。「沃倫，」他說，「我是根本不想與之沾邊了。現在沒有人再戴帽子了。」
過了一會兒，巴菲特又回來了，「索爾，成衣業情況怎麼樣？」他問道。
這次，他沒能說服巴菲特。巴菲特的合伙人以7.6美元/股的價格買下了位於馬薩諸塞新貝德福德的一個成衣生產線製造廠——伯克希爾。哈撒韋的一小部分股份。到了1962年，伯克希爾成了吸引本。格雷厄姆眾信徒的另一種廉價股票。脆弱的美國製造商一直都在苦苦地與低成本的南部和遠東競爭者們相抗衡著。但從賬面上來看，伯克希爾至少是一筆合算的交易。它有每股16.5美元的營運資金，這是它股價的兩倍。作為格雷厄姆和多德派的擁護者，巴菲特喜歡上了這種股票，並且逐漸增加他的投資。
不管這項投資如何，很顯然巴菲特絕不僅僅是他的老師的翻版，他比格雷厄姆更大膽一些，更願意在某種股票上下功夫或是參與勝者的角逐。於是很自然，他的成果也就更好些。
有一點並不太明顯，那就是巴菲特也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即不僅從格雷厄姆所喜愛的從數量角度來考慮，還要從質量方面考慮。每當巴菲特看到一種股票時，他開始不僅僅看資產的靜止的現象，而是將之作為一個有著獨特動力和潛能的活生生的正在運作的企業來看待。在 1963年，他投資於伯克希爾後一年，巴菲特開始研究一種與以往他買的任何股票都不相同的股票。它根本沒有工廠，也沒有硬體資產。實際上，它最有價值的商品就是它的名字。
美國捷運絕對是一個符合時代潮流的公司。美國已經進入了太空時代，而且它的人民都處在一種未來派的思維格局之中，沒有任何產品能像美國捷運那樣恰當地代表著現代生活的成就。由於乘飛機旅行已經在人們的經濟承受範圍之內，所以中產階級開始乘飛機到處旅行，旅行支票已經成了「通行證」 （《讀者文摘》稱之為「永不拒付的支票」）。該公司成千上萬美元的票據在流通，像貨幣一樣被人毫不遲疑地接受著。到了1963年，有1000萬公眾持有美國捷運卡，這種卡只不過是5年前才引入的工具，而最初公眾還都覺得有必要帶著現金去旅遊。 《時代周刊》宣告「無現金的社會」已經到來。一場革命即將開始，而美國捷運正是這場革命的導航燈。
結果出現了麻煩，正如事情經常發生的那樣，在公司的一個遙遠而微不足道的領地，災難降臨——這次是發生在美國捷運新澤西巴約納的一家倉庫。
這個倉庫，在一場毫無吸引力的平凡交易過程中，接收了一批罐裝貨物，
據稱是菜油。這批貨物是由龐大的聯合原油精鍊公司提供的，倉庫給聯合公司開出了收據作為這批所謂的色拉油的憑證，聯合公司用此收據作為抵押來取得貸款。後來，聯合公司宣告破產了。債權人抓住公司的抵押品不放，至少是想抓住不放。在這時候，即1963年11月，美國捷運發現了問題：「進一步的調查發現油罐中只裝有少量的菜油。」裡面裝的一部分是海水，並且是品質非常高的海水，然而當然不如色拉油值錢。簡單地說，就是倉庫蒙受了巨大的欺騙，其損失估計達1.5億美元。
由誰來承擔這項損失呢？聯合公司在負有責任的各方中是首當其衝的，但是它已經破產了。美國捷運的附屬機構也已登記破產。美國捷運自己是否有任何責任還不能確定，但是總裁霍華德。克拉克深深地領悟到對於一個大名登記在旅行支票上的公司而言，公眾的信任高於一切。克拉克於是承擔了這一份債務，他發表了一份申明，這份申明的內容足以讓那些比美國捷運總裁小一號的人物發抖：
美國捷運公司感到從道義上講它應當全力處理此事，來確保這個過分的義務讓人滿意地得到執行，這是與它所承擔的整體責任相一致的。
換句話說，母公司將面對各種索賠，而且將包括沒有法律依據的索賠，潛在的損失是巨大的。實際上，他說，它已經「資不抵債」。
11月22日，公司的股票從消息傳出以前的60美元/股跌到了56.5美元/股，當股市在肯尼迪遇刺之後重新開市時，美國捷運跌落到49.5美元/股。
事態日趨明朗，原來聯合公司被一個叫安東尼。德。安傑利斯，被人稱作「色拉油大王」的人所經營。德。安傑利斯是美國金融界很常見的一種人，他將智慧和道德上的靈活性結合為一體，從而產生了這樣一個第一流的白領騙徒。在他從前的身分中，他曾經控制著新澤西的一家肉類罐頭廠。該廠和政府搞僵了，於是只好關門大吉。當他重新以聯合公司——一個出口色拉油的供應商的面目出現的時候，他從前破產的劣跡使他無法得到貸款，於是他就耍詭計把所謂的「色拉油」安排放在美國捷運的倉庫里，他一旦拿到寫有如此神聖名字的收據，便可以向銀行貸款。他借來了錢，把房子押在菜油期貨上下了賭注，然後慘敗下陣。
在醜聞曝光以後，肥碩的德。安傑利斯在警察的押送下，從他在布朗克①斯的兩層樓的磚房的家裡來到紐瓦克接受聯邦法庭的審判 .至於在1994年中以來從未少發過一次紅利的美國捷運，突然傳出消息說它面臨著無力償付的風險。
在這些事件還沒有發展到這一步時，巴菲特專門到奧馬哈羅斯的牛排屋拜訪了一次，帶著與當初他拜訪索爾。帕索的成衣店時同樣的刨根問底的精神。這天晚上，巴菲特所感興趣的並不是顧客們吃的牛排，也不是他們的衣服或者帽子，他自己跑到收款機後面，一邊和店主閑聊，一邊觀察著。巴菲特所觀察到的是這樣的事實：不論是不是謠言四傳，羅斯店的顧客們還是繼續使用美國捷運卡來付餐費。從這一點他推斷出，同樣的情形也會發生在聖路易斯或是芝加哥乃至伯明翰的牛排屋中。
① 他被起訴，而且被判了10 年的刑。1992 年時，迪。安傑利斯又栽了——這回是因為使用一份偽造的信
用證騙取價值110 萬元的肉類，他又遭到了審判。
然後他到奧馬哈的銀行和旅行社去，在那兒，他發現人們仍舊用旅行者支票來做日常的生意。同樣地，他拜訪了出售美國捷運匯票的超級市場和藥店，最後他和美國捷運的競爭者進行了交談。他的一番調查得出了兩個結論，它們與公眾的觀點大相徑庭：1.美國捷運並沒有走下坡路。
2.美國捷運的商標是世界上暢行標誌之一。
美國捷運並沒有本。格雷厄姆的感覺里所說的那種安全裕度，因而它也不可能得到格雷厄姆的投資。格雷厄姆的經典信條非常清楚，購買一種股票必須以「來自於統計數據的簡單而明確的數字論證」為基礎，換句話說，就是要以營運資金，廠房和設備以及其他有形資產等一堆可以被測度的數據為基礎。
但是巴菲特看到了一種逃避開格雷厄姆視線的資產：這就是美國捷運這個名字的特許權價值。特許權意味著獨佔市場的權力。卡迪納爾擁有在聖路易斯的壘球特許權，因此沒有其他的隊伍可以申請加入。美國捷運就幾乎是這樣。在全國範圍內，它擁有旅行者支票市場 80%的份額，還在付費卡上擁有主要的股份。巴菲特認為，沒有任何東西動搖過它的地位，也不可能有什麼能動搖它。它的顧客群所具有的忠實性是無法從格雷厄姆那種「簡單的統計數據」中推斷出來的，它不像有形資產那樣會出現在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比如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工廠等等，然而這種特許權是確實含有價值——在巴菲特看來，這是一種巨大價值，美國捷運在過去的十年中賺到了豐厚的利潤，不管色拉油是不是真的，它的顧客並沒有走開；而股票市場對這個公司的標價卻是基於這樣一個觀點，即它的顧客已經拋棄了它。
到1964年初，股價跌至每股35美元，華爾街的證券商如同在唱詩班裡哼著同樣一個調子，一齊高唱著「賣！」而巴菲特決定去買。他將自己的1/4資產投入到這種股票上，這種股標可能背負著一種未知的而且潛在的很大比例的債務。如果判斷錯了，他辛苦積累的財富和聲譽將化為灰燼。
克拉克，美國捷運的總裁，向倉庫的債權人提供了6000萬美元以求息訟，但他遭到了股東們的起訴，他們聲稱克拉克把他們的資產「浪費」在一種似是而非的道德義務上。
巴菲特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前去拜訪克拉克，把自己介紹給他，自稱是一位好的股東。「巴菲特買了我們的股票，」克拉克回憶道，「而任何在那種時候買進的人都是我們真正的同伴。」
當巴菲特告訴克拉克說他支持他時，一位美國捷運的律師問他是否願提供證詞。巴菲特來到了法院，告訴股東們他們不該起訴，說他們應該感謝克拉克，因為他正努力不讓這件事纏上他們，後來他解釋說：
就我所關心的而言，那6000萬是他們該寄給股東們的紅利，但在郵寄途中丟失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們宣布要發6000萬的紅利，每個人都不會覺得世界像地獄一樣了。
儘管訴訟還在緩慢地進行著，但股價已經開始回升，然而巴菲特沒有沿襲格雷厄姆的模式，馬上拋售股票以實現利潤，他喜歡克拉克，而且喜歡公司的產品，因此他逐漸增加了投資。
與此同時，伯克希爾。哈撒韋，卻的的確確變得像地獄一樣了。由於市場對針織物的需求量很少，伯克希爾面臨虧損，並一家一家地關閉工廠，但
巴菲特還繼續買它的股票，然後他在合夥關係中獲得了公司控制權。如同登普斯特廠的情形一樣，巴菲特進入了董事會，並儘力想挽救它。他被粗獷的新英格蘭廠房所深深吸引，儘管處於困境之中，他還是在給合伙人的報告中說：「擁有伯克希爾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現在他的投資組合的一半都紮根於兩種完全不同的股票之中，它們是相對的，就像一本書的兩頭。在巴菲特的術語中，伯克希爾的誘人之處在於其「數量」——以價格為基礎，而美國捷運則是建立在對「質量」因素的主觀評價上，這些因素包括它的產品和管理力度等等。儘管巴菲特認為主觀點的方法的作用不是那麼具有決定性，他還是難以確定平衡點究意在哪兒。「主要的條件是成交的價格，」他寫道，但他同時對質量因素給予「相當大的關注」。
巴菲特沒有向他的合伙人披露他持有美國捷運的信息，但在他脫離格雷厄姆進行自己的嘗試的同時，他開始在信中擴大了與合伙人們的交流範圍，他寫信並不僅僅為了彙報結果，而是用來談論他的方法，然後給他的讀者一些關於投資的總體概念，彷彿開了所函授學校。
逐漸地，出現的聲音不再是本。格雷厄姆，不是來自《聰明的投資人》中的語句，而是巴菲特的聲音，它時而清晰，時而詼諧，時而自嘲，實在比一般人想像中的三十幾歲的投資經理博學得多。對於一個年輕人而言，他對自己的感覺好得讓人驚訝，這是巴菲特在32歲時的「雜燴的快樂」：
據不確切的消息來源稱，伊莎貝拉最初為哥倫布航海提供的費用約為3萬美元，這至少被認為是對資本的冒險事業運用較為成功的一項舉動。姑且不提發現一個新的領域的心理愉悅，必須明確的是，整個交易不是IBM的翻版，粗略算來，如果以4％的年複利投資這3萬美元的話，到現在就會有約2萬億美元。
他正經認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數目，都應該以最大的謹慎來投資。對於巴菲特來說，揮霍3萬美元所代表的損失絕不僅是3萬美元，而是潛在的2萬億的損失。
在另一封信中，他把合伙人斥責了一通，他認為他們避稅的慾望過分地影響了他們的財務計劃。的確如此，人生中的許多錯誤都是由於人們忘記了什麼是他們真正要做的事情而引起的。
在投資王國里，什麼是一個人真正要做的？並不是儘可能少地納稅，儘管納稅是為達到目標應該考慮的因素。手段和目的不應混為一談，真正要做的是得到最大的稅後複利。
他補充道，由於人們在情感上對納稅有種厭惡從而使他們受到了蒙蔽而不能採取理智的行動，這正是巴菲特千方百計要避免的誤區。「最終，」他擺明道理，「只有三種方法可以避稅：①放棄資產；②把贏利都虧損掉；③帶著資產進入墳墓。那對我而言過於極端了一些——甚至狂熱分子也會懷著複雜的感情來看待這種解決方法。」
巴菲特一遍一遍地重複著這個主題的優美音符。事實上，把這些信從頭到尾讀一遍，可以發現，它們是後來巴菲特旋律的預奏，單獨地把每一封信讀一遍，會讓人們對他的樂調懂得更多，尤其使人更了解巴菲特的發展中心。
這些寫於深夜，寫於其他人都熟睡的時候的信，有著一種自我發現的本質—
—一種有些疙瘩，頗為自覺的忠實。這些信的作者表現出一種迷人的隨意性，和巴菲特本人的性格完全一致。
當然，巴菲特對他的許多讀者的了解是以個人交往為基礎的，如作為家庭成員或朋友。但他和他們的群體關係，即作為夥伴的這種關係，在某種意義上雖然是一種抽象的關係——對於他仍有著特殊的重要性。
他自己總和人保持一定的距離，但作為一個普通的合伙人，巴菲特實際上指出了什麼是他內心最關心的事。如果說他在合夥關係中的工作逐漸繪出他的一幅自畫像，那麼這些信的背景主題便表現了他自身的品質。他用這些半年一次的書信讓他的合伙人做好一切準備，讓他們把各種預想和考慮與他自己的結合在一起。他在和她們交談：
我所做的不是要預測整個股市或商界的波動變化。如果你覺得我能做到這一點，或是認為這對於一個投資項目是必不可少的，那麼你就不該參加到這個合夥企業中來。
對於巴菲特而言，他的合伙人對他的信任是相當重要的。他和蘇茜如同巴菲特的助手比爾斯克特一樣，把他們個人財產的90％多都投入到合夥企業之中。「因此我們是在品嘗自己種下的果子」，巴菲特向合伙人做出了保證。
巴菲特不遺餘力地對他的各種運作途徑事先都作出了解釋，並且解釋得十分具體，那是因為他清楚地知道誤解會使一個團體走向崩潰。有一次，一個合伙人闖進巴菲特在凱威特廣場的接待室，想要搞清楚資金到底投向了什麼地方，巴菲特此刻正在和一位名叫比爾。布朗的銀行家會談——比爾後來成了波士頓銀行的主席。因此他對秘書說，他現在很忙。過了一會秘書又回來了，說那人堅持要見他。巴菲特離開了一會兒，然後對他的秘書說，「抬高價格把那傢伙擠出合夥企業。」巴菲特轉向布朗說道，「他們該知道我的規矩，我一年只向他們彙報一次。」
巴菲特從不企圖預測他的成果，但他執著地懷著這樣的一種念頭：他的合伙人必須對他給出公正的判斷，意思是不要感情用事，而是要根據一種不偏不倚的數學的尺度來判斷 （這正是他用以自我評判的方法）：
我崇尚在行動之前建立起一些尺度，回想起來，幾乎任何一件事情都還不錯。從這樣那樣的方面看起來。
他從一開始就訂下目標，要每年都以平均10點的優勢超過道。瓊斯的漲幅。在這一論題上，他向自己的讀者進行了更深入的闡述。他指出，道。瓊斯的企業指數反映的是由30種股票組成的無人經營的組合。然而大多數的公司都趕不上它。他疑惑的是，為什麼那些擁有才智，經過訓練和拿著高薪的「華爾街高僧們」，無法使自己的投資組合管理超過那些無人管理的組合呢？
他發現問題在於這些管理人都有一種趨勢，要把一種保守型的組合 （類如合理定價類）與那種僅僅是傳統型的組合混淆起來。它們之間有些細微的差別，而這些差別值得認真思考一番。通常的作法是無論價格怎樣，買上一大堆流行的股票——美國電報電話公司（AT＆T），通用電器（GE），國際商用機器（IBM）等等，這種做法只符合後一類的標準，而絕不符合前一類的方式。巴菲特把華爾街流行一時的運作過程和普遍的想法大大貶斥了一番：
我有一種可能帶著偏見的觀點，優秀的投資管理要來自於任何一種大小的組合，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這種華爾街上慣常的規矩——達成一致以做出決策——使得一個基金會和另一基金會之間趨於一致，這條規矩來自於這麼一個誤導的推論「只要是平均分配就會安全」，因而非正統的方式有很大風險。事實上，巴菲特解釋說，所謂的邏輯推理有可能導致傳統的行為，但也常常導致一種反傳統的行為。
在世界的某個角落裡，也許還有人以為地球是方的。我們並不能因為有重要的人，能說會道的人，或是大量的人支持我們，於是就覺得很愜意，我們也不會因為他們不贊同我們而感到十分懊喪。
巴菲特的投資組合是相當反傳統的，從在美國捷運、伯克希爾。哈撒韋和其他兩三種股票上所下的巨額賭注來看，這個龐大的組合只分放在5種股票之中。在理想情況下，如果巴菲特能找到50種同等「優秀」的股票的話，他一定會樂意將資產分散開來的。但在現實世界中，他發現他必須費儘力氣才能找到一些這樣的股票。
他把那些與此逆向而行的基金管理者們——也就是說，在華爾街工作的絕大多數人——嘲諷了一番。多元化投資變成了一種忠實的主題。基金管理者們紛紛地把幾百種不同的股票塞進自己的證券組合之中，用比利。羅斯的話解釋，巴菲特懷疑他們對所選擇的證券的了解甚至還趕不上一個酋長對他一百個女人中任意一個老婆的了解程度。
任何持有如此多證券的人……正是我所稱之為「諾亞投資學校」的那種人——每件事都做兩手準備。這樣的投資者應該去駕駛諾亞方舟。
一個囊括許多證券的投資組合在某種股票跌落的時候，不會受到明顯的影響，但同樣也不會因某種股票的上漲而受影響。的確，當股票數量增多以後，證券組合會趨向於與市場的平均值相近。對於一個新手來說，這倒是一個安全的，而且也許是可行的目標。但在巴菲特看來，那些受雇的職業投資家應該超出平均數，會使他們無法實現這個目的，擁有那麼多股票只會使一個人無法挑選出優勝股票。
這些並不意味著巴菲特是個賭徒。他像本。格雷厄姆一樣儘力避免任何損失。格雷厄姆曾堅持要有相當程度 （如果不是極多的）的多元化投資，而巴菲特認為即使不把自己籃里的雞蛋分散開來，他也可以保護它們不受損害①。在他表面的謙遜之下，他實際上對自己提出了一個極其自信的要求，而且他一直沒有辜負自己的期望，合伙人的投資收益在1963年一舉躍到了驚人的39％，在1964年達到了28％。到那時為止，巴菲特已經掌握著2200萬的資金了。他的個人凈財富也有近400萬之多——在那個年代，這可是一筆相當大的財富。
① 馬克。吐溫，儘管是一個很窮的投資者，卻採取了類似策略：「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看
好這個籃子。「
這種盤旋上升的財富積累並沒有對巴菲特的生活方式產生任何顯著的影響。他依舊偏愛帕索的灰色男裝，羅斯的牛排以及內布拉斯加大學的足球比賽。每周除了偶爾有一次生意上的出差以外，他生活的橫座標就是他家和辦公室的連線奔波，而他的縱座標則幾乎不動。巴菲特的舉止態度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很富有。的確他的房子里房間多了一些，並且還增加了一個羽毛球場，高高低低的屋頂顯得錯雜凌亂，但對於擁有百萬財產的富翁而言，它畢竟太普通了。房子依然緊鄰繁忙的效區街道。屋外一盞閃爍的黃色交通燈像一個哨兵屹立在那裡。
巴菲特很少想過要把他的財富花費在物質享受上，享受本身並不是他對財富渴求的原因，金錢只不過是一種證明，是他所喜愛的遊戲的一個記分牌而已。
他也曾向蘇茜提出要更換他的大眾車。他解釋說當他去機場接人時，這車顯得太寒磣了。但他絲毫沒顯出對車本身有任何的興趣。
「買哪種車？」蘇茜問他。
「隨便哪種，我無所謂哪種。」（於是她給買來了一輛車身很寬的凱迪拉克）。
奧馬哈的一家計算機卡公司數據文件 （Data Documents）的副總裁斯科蒂。霍德，在一次出差時和巴菲特一起飛往休斯頓，途中他涉及了這個問題的核心。
「沃倫，作一個百萬富翁的滋味怎麼樣？」霍德天真地問，「我以前從未結識過百萬富翁。」
「我可以用錢買到任何想買的東西，假如我願意的話。」
任何斯科蒂。霍德所夢寐以求的東西，不論是玩具、卡車、轎車，還是名畫、珠寶、絲綢，巴菲特都可以得到，但這些東西對他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巴菲特夢想只是在凱威特廣場一天一天地堆積更多的財富。
蘇茜一方面表現出自己對金錢不感興趣的樣子，另一方面卻又是一個狂熱的購物者，她在家庭裝修上花了15000美元。據巴菲特的一個高爾夫球伴鮑勃。比列格說：「這就像要了他的命一樣。」巴菲特曾向比利格抱怨說：「你知不知道如果把這筆錢累積投資20年以後，將會是多大一筆財產呀！」
在他變得越來越貪得無厭的同時，巴菲特依舊有著某種特殊的執著。在他看來，每一分錢都可能變成伊莎貝拉王后遺失的財富，如果今天的一分錢明天可以變成那麼多錢的話，每花一分錢都會讓他發瘋。他甚至連人壽保險①都不願意買，他覺得自己能比保險公司更快地利用這筆錢贏利 ，巴菲特評價自己說他正在「逐漸達到吝嗇的地步」 （然而他在賺錢方面卻毫不吝嗇）。
當涉及到錢方面時，巴菲特似乎具有雙重人性——對他來說它什麼都不是，同時又什麼都是。他對金錢所該扮演的角色懷有一種過於虔誠的觀點，似乎花錢是一種罪惡。甚至在節食的時候，他都把金錢引入其中。他會開一張面額1萬美元的支票給他的女兒，說好在某一天可以兌付，除非他的體重有所下降。於是小蘇茜想方設法拿冰淇淋來引誘他，或是死活拽著他去麥當勞——但這些都沒用，她的爸爸可不會像想保住自己的錢那樣想吃冰淇淋。
一年夏天當巴菲特全家去聖西蒙—加州的威廉蘭道夫赫斯特公寓時特別
① 這倒有個例外，據一位保險代理人凱科特爾說，巴菲特的合伙人中有一部分人很擔心巴菲特遭到不測時
會損失自己的投資，於是巴菲特買了一個保險，並命名這些人為受益人。
有趣，巴菲特表示出了他那鮮明的感情。當導遊詳細地介紹著赫斯特在每一件東西上——窗帘、地毯、古董等的花費時，巴菲特聽得煩透了，他抗議道：「請別再告訴我們他是如何花的，說說他是怎麼賺來的！」
巴菲特的金錢似乎從政治的角度上對他有些影響，但絕不是人們平常認為的那種方式。當他變得完全獨立地富有時——大約在60歲出頭和中間時——他終於宣布他脫離了父親，得到了政治上的自立。與大多數百萬富翁乃至一般人不同的是，沃倫逐漸形成的政治觀念並非建立在個人的經濟利益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對規模擴大的社會的恐懼心理上的。在動蕩的60年代他領悟了許多事。古巴的導彈危機會讓他覺得羞辱，就和廣島一樣。據他的朋友迪克。霍蘭說：沃倫感到有些害怕，他開始對研究導致極端國家主義思想以及如何可以避免戰爭的方法產生了興趣，他總是企圖算出世界發生爆炸的可能性的大小。
在這段時期，巴菲特廣泛地閱讀了伯特蘭。拉塞爾的大量的書籍，並接受了這位和平主義哲學家和數學家的許多國際主義的觀點。作為一個像拉塞爾一樣的不可知論者，他深知自己死亡的必然，他認為這取決於整個社會共同努力來保護這個星球免受如核戰爭之類的危險的威脅。與他那孤立主義和反政府主義的父親不同，沃倫意識到對政府的需要。
在公民權這一熱點問題上也同樣如此，奧馬哈有很多黑人，在住房和許多擇業機會上的種族歧視非常嚴重。霍華德。巴菲特在公民權問題上沒有任何公開的表示，但他作為約翰。伯奇社團的一名熱心成員，他便認為對這一切不用操心。
沃倫則語氣強硬地站在了另一立場上。他停止了奧馬哈扶輪社的活動，主要是因為他對它們種族主義者和人種優劣論表示反對。種族歧視與他對於準則的信仰以及他對中立的尺度的熱衷相衝突，而後者正是他工作的核心。
與此相同，他認為一些富有的人比普通人機遇更好是一種錯誤。
巴菲特還要面對妻子的一種理想主義看法，蘇茜是「美國人組織」的發起人和熱心成員之一。「美國人組織」是由不同宗教信仰和種族的奧馬哈婦女組成的一個團體，它到教堂、學校、俱樂部等地方講述他們所經受的種族偏見。這個小組包括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出生在密西西比的黑人等等。蘇茜講述美國上層白人的觀點。在6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奧馬哈，「美國人組織」
的確具有冒險精神，蘇茜陣營中的婦女們渴望參加議會。然而巴菲特一家是位於純白人運動盛行的幸福園地區的少數幾家——有時，也許是唯一一家——能定期地在家裡招待黑人的。
由於反對共和黨人對公民權的漠視，沃倫決定脫離父親的政黨成為一名民主黨人士，這對於他來說是邁出了很大的一步。他的父親，同時也是他最好的朋友，正在與癌症做著曠日持久的鬥爭，而共和黨已佔據了他生命的很大一部分。
在1964年冬天，霍華德忍受著更重的病情。沃倫每天晚上都要去醫院。
一天晚上，「他與霍華德就改變政治立場進行了一場相當艱難的談話」。就像他對查理。芒格所說的，在很多問題上，他不能肯定他的父親是錯誤的，但他不想像霍華德一樣被「意識形態耗盡精力」，（也許為了減緩他父親心理上的痛苦，沃倫直到霍華德去世後才改變了黨派立場，並公開承認了這種轉變）。
到了春天，父親的病癒發惡化了。知道這個消息後，當巴菲特在迪克。霍蘭家的乒乓球比賽中出現時，精神狀態極為不佳，但是他把這壞消息埋在自己心裡。沒過幾天，巴菲特到家時他的女兒覺得他比任何時候都要顯得愁苦。
「他非常沉默，非常悲傷，」她回憶道，「我記得我問他為什麼不去醫院看看，他說 『祖父今天去世了』，然後就上樓去了。」
有500個悼念者參加了霍華德的葬禮。兩個黨派的同事都緬懷著他的廉正和熱忱。沃倫從始至終都很沉默。然後，他離開了城鎮，沒有告訴朋友們他去何方。當他回到凱威特廣場後，他在桌子的牆上掛了一張父親放大的相片，但他最好的朋友已離他而去了。
和他父親一樣，沃倫是他的孩子們的道德典範。但是沃倫對孩子們就像一個沒有情感的分析家，如同對他的合伙人一樣。他是一位關懷的父親，而且是一位鼓勵孩子的人，但他不善表露。周六他把蘇茜帶到辦公室里去，就像他父親曾經帶他一樣，他把足球扔給豪伊幫助彼得輔導數學。但是他很少和他們談起那些有可能會暴露他情感的話題——例如有關他自己的父母的事等等。
他對小蘇茜十分關懷，但沃倫的兒子們卻多愁善感地覺得自己被他忽略了。豪伊，他的第二個孩子，是個小淘氣包，對父親的這種情感不外露的態度深深失望。「我常常誤解他的語氣，認為他一點都不關心我，」他說，「正是同樣的特點使他合適作一個投資者。他不帶絲毫的感情色彩。」
有許多人——尤其是權力很大的行政管員——喜歡把他們的生活劃分成幾部分，他們在辦公室里是老虎，而回到家裡是小貓。但巴菲特是那種相當一致的人。在小彼得看來，父親體內有一個上著發條和齒輪的永不停息的小鍾。一天又一天，巴菲特運行在自己的太陽系中。「我記得我曾送給他一張生日卡，」彼得說，「他只是打開了一下，然後就合上了。他讀得那麼快，我猜我的反應是在等他作出一點反應。」沃倫在他的信里很有表現力，但對他的孩子們總是保持緘默。
後來，當彼得和母親一起在一個藥店里的時候，他看見了一本書，名叫《父親手記》，他很不客氣地說：「您應該買給爸爸看看。」於是，她買了這本書，沃倫拿到這本書以後，他把彼得叫到書房裡對他說：「嗨！出了什麼事？你這是什麼意思？」彼得說沒有任何他認為父親想知道的東西是他可以告訴父親的，至少這是彼得當時的感覺。巴菲特顯然感到憂慮了，但他沒有表現出來，他努力想補救，但彼得對此絲毫沒有興趣。
巴菲特的房子就像一個暴風中心，而沃倫則是風眼。小蘇茜說她的父親總在讀書，房子里充滿著進進出出的人，朋友、親戚，以及來和蘇茜談心的孤獨的人，小蘇茜自己則在房子里走來走去地唱歌。兒子們會從閣樓里爬上荷蘭式斜房頂，或成群結隊地走進房間里，而沃倫則埋沒在他的工作之中，他會衝出書房拿走一瓶甜果汁味的百事可樂或懇求他的妻子讓孩子們安靜下來。「蘇珊，叫他們安靜點！」
他心不在焉鬧了一連串的笑話。一次他跑上樓來問書房裡的壁紙哪兒去了，而蘇茜早在幾年前就把它換下來了。
蘇茜一直很容忍巴菲特，因為他雖然有些心不在焉，卻始終有著善良的本性。就像她對她姐姐所說的「面對一個如此有趣的人，你不可能生氣的」。
而且她，甚至還有孩子們卻明白沃倫肩負著一種精神上的使命，這使得他的注意力從家庭生活的一些常規方面轉移開來。他們談及他的辦公室時半開玩
笑地稱之為「寺廟」。他的工作是「一幅油畫」——一件藝術作品。蘇茜有一次在與馬歇爾。溫伯格，他們在曼哈頓的經紀商朋友談話時提到了巴菲特那種像大師一樣的自我沉醉時說：「讓大家看看——我嫁給了阿瑟。魯賓斯坦。」
溫伯格是個音樂愛好者，對此相當了解。巴菲特會在睡夢中輕輕地哼唱著和音、協奏曲，甚至整段華爾街交響樂。有時，溫伯格為朋友們演奏幾小節樂曲，希望把自己新的一些東西展示給他。例如有一次，他告訴巴菲特有一種水泥股票價格相對於他的賬麵價值偏低，巴菲特反駁說，「但賬麵價值沒有任何意義，來看看過去7年里賣出水泥的工廠的記錄吧！」
正如溫伯格明白的，這種解釋，或各部分存在於巴菲特對他自己技巧的無比信任之上的。1965年，當溫伯格從埃及旅行回來之後，沃倫和蘇茜來到他在曼哈頓的公寓拜訪他。很少有美國人去過埃及，而巴菲特總能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溫伯格很急切地想把金字塔的幻燈片展示給他真正的朋友看一看。
巴菲特淡淡地說了一句，「我有個更好的主意，把幻燈片給蘇茜看，我到你的卧室里讀一份年度報告不是更好嗎？」金字塔不在他關心的範圍中，就和先前那壁紙一樣。
巴菲特看的那份報告是有關沃爾特。迪斯尼產品的。在他拜訪溫伯格的期間，他去時代廣場看了一場公司最新推出的片子《瑪麗。鮑賓斯》，毋需解釋，巴菲特對那個叫朱莉。安德魯斯的電影明皇沒多大興趣，他感興趣的是迪斯尼的股票。
他坐在座位上，穿著花呢衣服，帶著公文包和爆米花。他發現其他的觀眾正盯著他看，他突然意識到他是唯一一個沒有帶著小孩的成年人，因此讓人覺得很奇怪。
但當燈光漸漸暗下來，其他觀眾都把他拋到了腦後，巴菲特看到他們都被畫面所深深吸引著，於是暗暗問自己如果擁有每一張票券的收入——今天、明天，以及許多個使他們被迪斯尼所吸引的明天，那麼到底是多麼大一筆價值。
在夏天，當巴菲特在加州時，他們和基格一家去了迪斯尼樂園。但孩子們在樂園裡玩耍時，巴菲特和基爾騎著車，一段路又一段路，從財政的角度將它分解開來，就像一種奇異的費利尼公司資產負債表的版本。
後來，巴菲特在迪斯尼的拍攝場地拜訪了沃爾特。迪斯尼本人。巴菲特見到他時，他沒有穿外衣，是個生氣勃勃的人，好像永遠都是那麼的熱情。
巴菲特被他那種孩童般的對自己工作的喜愛所深深觸動了——這和巴菲特自己是多麼相似呀！
這時，迪斯尼的股票，以僅僅是贏利十倍的價格進行著交易。巴菲特試圖將它作為一個完整的公司，而不是單純的股票來分析，也許就把它當成在奧馬哈街頭的要出售給他部分所有權的企業一樣。在巴菲特眼中，公司最有價值的特色是它珍藏舊的卡通畫和彩片的圖書館，比如裡面有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等等。要是換了本。格雷厄姆就絕對不會對這種不精確的資產發生興趣。但是，巴菲特估計，在按比例的基礎上，僅圖書館本身就值股票的價格，另外，他想擁有一塊迪斯尼樂園的土地，讓這位毫不自大的迪斯尼先生成為他的合伙人。當計劃在腦海里形成以後，巴菲特花了400萬美元買下了5％的份額。而迪斯尼本人在一年內就去世了。
應該明白的是，巴菲特並沒有違背格雷厄姆的信條：即獵尋那些遠遠低於「內在價值」的證券，然而他對價值的定義有了改變，確切地說，它的範圍更廣了。對於巴菲特而言，迪斯尼影片圖書館的價值，即使是不精確的，而且大多是非賬面值，也和例如工廠一類的有形資產一樣真實。
毫無疑問，他被自己在美國捷運所下的類似的賭注所大大鼓舞了，美國捷運已經逐漸開始走出了色拉油謠傳的陰影。到了 1965年，股價升到了73.5，是最低價的兩倍高。而巴菲特合伙人企業在那一年創下了超過道。瓊斯33個百分點的驚人的業績。
巴菲特告誡他的合伙人不要再指望同樣的事情能再次發生，但是，在後一年，他又高出道。瓊斯指數36個百分點。但是那時候，他做出的悲觀的預測聽上去就像一個被打破了的紀錄。他開始擔心成功會播下失望的種子，於是一次又一次地預言自己將會衰落。
1962.1如果我的業績不佳的話，我希望合伙人能撤回資金。
1963.1毫無疑問，我們會有這樣的時期……那時我們只有番茄吃……
1964.1我堅信我們超出道。瓊斯不可能持續下去……
1965.1我們認為不可能長期地保持超過道。瓊斯16.6個百分點。
1966.1凡是相信可以常常取得1965年這樣的成績的人，也許該參加哈雷彗星觀測者俱樂部的每周例會，我們遇到虧損的年份，也會有低於道。瓊斯的年份——這是肯定的。
1966.7這樣的業績無疑應該被認為是反常的。
雖然他說出的話是這樣的，但是他的翅膀決不會軟下來。在企業經營的第二個5年中，巴菲特的業績也如下表所示：
合伙人企業 道。瓊斯
1962： +13.9％ -7.6％
1963： +38.7％ +20.6％
1964： +27.8％ +18.7％
1965： +47.2％ +14.2％
1966： +20.4％ -15.6％
扣除巴菲特應得的利潤份額以後，他的有限責任合伙人的投資額上升了704.2％，是道。瓊斯贏利的六倍，對於一個最初始的投資者來說，比如像埃德溫。戴維斯一家。每10萬美元都變到了80.4萬美元 （戴維斯一家和其他人一樣，一直在注入更多的資金）。
巴菲特合夥企業的總資產，到1966年初的時候，已經增長到了4400萬。
也就是說，巴菲特經營的是一個有相當規模的企業了， （雖然它仍比龐大的共同基金小得多），而在他35歲的時候，他已經變得相當富有了。他在1960年1月寫信給合伙人：「蘇茜和我的投資有6849936元，這樣就可以防止我偷偷溜出去看下午場的電影了。」
巴菲特也第一次嘗到了出風頭的滋味。在5月份，《奧馬哈世界先驅報》的讀者在第二版的頂部看到了巴菲特花狸鼠般露齒一笑的樣子。畫面上的巴菲特一隻耳朵貼著話筒，梳著毫不入時的短髮，明顯地露出一臉熱切的樣子。
《奧馬哈世界先驅報》這樣寫道：
全美國最成功的投資企業之一是在奧馬哈由一位在年僅 11歲時就買了第一張股票的年輕人所經營的。
有一個更加刨根問底的記者，為一份紡織工業貿易報紙作有關伯克希爾。哈撒韋變遷的報告時，著力渲染了一番巴菲特那種表面上的矛盾性：
儘管他的方式有些不拘小節，但他從不給人以唐突的印象。如果他的態度是隨意的，那他顯然是那種胸有成竹的人……巴菲特從不逃避問題，但有時他會顯得稍微間接一些。
在金融新聞總局以及範圍更廣的商業出版物上沒有任何關於他的文章。
但是對於像戴維斯這樣的投資者來說，巴菲特的地位逐漸達到了神話般的程度。就是這個人——這個年輕的小夥子——使他們成了富翁。埃德溫。戴維斯的女婿李。西曼，是國際收割機公司的一名銷售員。這樣一個喜歡捕獵鴨子和看足球賽，而且有著大大的林登。約翰遜的耳朵，卻絲毫沒有做生意發財的夢想的人，也變得富有了。他覺得自己似乎生活在神話之中。於是投資者們開始把自己看作一個享有特權的種族——就像有神在保佑自己一樣。
巴菲特每年一次邀請他們成群結隊地來到自己的家。合伙人們都盼望著這些和傳諭者一起享受的餐宴。蘇茜把地方打掃得整整齊齊，側著身依次走向每位客人，把他或她拉出人群，而巴菲特則會講述他在過去一年成功有效的措施，同時再編幾個小故事，說說他曾如何使自己陷入一種困窘不堪或是啼笑皆非的處境之中。比如，當他正努力想挽救登普。斯特爾的時候，比阿特斯的人們都認為他是想破壞公司的。或者是：當他回到威爾森時，他不得不和理髮師們達成協議，以免騷擾彈子球的黑手黨把他趕出城去。這些不成熟故事中的英雄人物似乎是一種非常勇敢也還算聰明的胡克。芬恩，這是一種謙虛的人。客人們都專心致志地聽著他講話，一位叫利蘭。奧爾森的投資者多年以來一直記得這些故事。「他們簡直讓你入迷。而且他從來不以高人一等的口氣對你說話。」奧爾森說道。
事實上，這些投資者們開始有點崇拜巴菲特了。羅克珊。伯蘭特，經紀商亨利的妻子，在她女兒的《兒童手冊》上「三個現代最偉大的人物」一欄下面寫道：施韋策，愛因斯坦，還有沃倫。巴菲特，他是一個除了百事可樂其他什麼都不喝的毫無架子的天才，他能一年又一年地把華爾街上的對手打得落花流水。
巴菲特謙虛地鼓勵說只有很自信很成功的人士才能做好。那些自嘲的連珠妙語以及預測自己成敗的謙虛話語，只能更加增長投資者們對他的敬畏。
這種崇拜之情無疑讓他感到高興，但它也使得他急躁起來。隨著一次次成功的飛躍，代表期望的橫竿越來越高；星星越是明亮，它燃盡之後的陰影越是黑暗。巴菲特一直都認為這種贏利水平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在華爾街這種地方，沒有誰能做到永遠。
6買空賣空
我在目前的條件下邁出了自己的步伐。
沃倫。巴菲特，給合伙人的信，1967年10月格雷厄姆這輩人退休了，隨之帶走了對大蕭條時期殘酷的記憶。華爾街覺察到年輕一代人的崛起，他們中的許多人在1929年時尚未出世，同時也對上一輩人無窮無盡的回憶十分厭倦了。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大崩潰之前的狂亂歲月沒有任何記憶。對他們而言，投機是無可厚非的。60年代牛氣衝天的股市對於他們就像初戀一樣充滿新鮮感，甚至連他們交易的股票都是新的——電子發行，龐大的集團，小的成長股票。所有這些都要求一種忠誠，似乎此時，只要忠誠就足夠了，股票在紛紛上漲。
當巴菲特的基金規模還很小時，這些對他絲毫沒有什麼干擾，但當他的資本擴大後，巴菲特卻逐漸不安起來。擁有更多的現金可進行投資而可做的交易越來越少這兩方面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他對自己必須在壓力下想出新點子以至於逐漸把弦綳得太緊的局面牢騷滿腹。的確，他在60年代晚期寫的信讀起來就是一部歲月顛倒的編年史。在華爾街變得更加興高采烈時，巴菲特卻更加狐疑了。
在1966年初，他邁出了決定命運的一步，關閉合伙人的企業，並將它變①成了新的賬戶 ：
只有唯一的方法能使這一舉措發揮效用，那就是在全國範圍內使用它。並且我也提醒蘇茜，如果我們有了更多的孩子，那還得靠她為他們找到一些其他的合伙人。
在巴菲特關閉他的閥門的同時，華爾街卻開始洪水泛濫，越南戰爭推動股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當年青人都在街道上列隊行進時，他們的父母，則看到了戰爭帶來的擴張的影響，紛紛在證交所排起了長隊。共同基金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首次突破了1000點大關。它曾在另外三次又達到了心理大關，但每次都在這個充滿魔力的數字下收盤了。
然而，到了1966年春天，市場跌入了令人目眩的深淵之中（新投入的資金都陷入恐慌之中），於是投資者們逐漸把注意力放在短期投資上。
巴菲特的某些合伙人打電話給他，提醒他市場走勢還會更高。對於這些電話，巴菲特都一一駁回了，他提出了兩個問題：①如果他們在2月份就知道5月份道。瓊斯指數將達到865點，那為什麼他們當時不讓我進入市場呢？
②如果他們不知道2月份以後的3個月中將會發生什麼事情，那他們怎麼會知道5月份的情形呢？
毫無疑問，合伙人的這類建議只有到未來十分清楚的時候才有說服力。
由於某種原因，市場的評論家們往往有一個特殊的盲點，他們習慣性地假設一旦當前時刻的「不確定性」被指示出來了，他們就會對直到判定為止的未來一段時期有一種清晰的觀點。而事實上，就算他們無法預測目前的不確定
① 巴菲特也受到聯邦證券法的制約，它規定合伙人企業只能有99 個合伙人。據他的律師丹。莫納說，投資
於他的人的個數遠遠超過了99 個人，但並沒有超過99 個「合伙人上限」——他的解決辦法是把一大堆投資者算成一個個的小實體。「這是符合法律的條文規定的」，莫納說，「我不知道這個條文的真實意義。」
性，也絲毫不影響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未來前景不會有新的烏雲籠罩。
讓我再重申一遍：對我而言未來永遠是不明白的。 （如果你覺得後幾個月局勢很明顯，給我們來個電話——或者，就此事而言，未來的幾小時也同樣如此。）
巴菲特盡量避免對股市進行預測，同時也絕不按人們的觀點來買入或賣出股票。他更願意嘗試著去分析單個公司的長期商業前景，這得歸咎於他對邏輯推理所有的偏見。一個人可以「預言」股市的趨勢，就好像一個人能夠預測當一隻鳥飛離樹梢時它將從哪飛走一樣，但那是一種猜測而非一種分析。如果他以前「僅僅因為某個星象學家認為標價也許太低了」就賣出股票的話，他警告說，他們都會陷入困境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