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第三次民族文化大融合和中原漢人漢文化發展

(2010-02-04 17:33:08)

轉載▼標籤：歷史漢文化漢人契丹沙陀蒙古文化中國歷史上第三次民族文化大融合和中原漢人的發展漢族源流之十七公元907年，多民族統一的唐朝封建中央政權崩潰，漢人再次步入始於五代十國，歷經宋朝中原漢人與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的競立紛爭，止於1368年以蒙古為主的元朝多民族封建中央政權的建立。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三次民族文化大融合時期，也是歷史上漢人漢文化又一次大規模發展壯大的時期。一、五代進入中原少數民族與漢人漢文化的交融唐朝多民族封建中央政權滅亡後，中原地區先後出現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個朝代的更疊。五代中除了後梁和後周的開國君主朱全忠、郭威是漢人之外，建立後唐的李存勖、後漢的劉知遠都是突厥中的沙陀人，建立後晉的石敬塘，則是突厥中的「西夷。」1、五代時期進入中原的少數民族朱全忠於907年統一黃河流域中原地區，建都汴州，改稱開封，即皇帝位，國號梁，史稱後梁。但是，當時在其北方有坐擁河東、晉陽一帶的沙陀李存勖，在幽州地區是漢人劉仁恭，而以潢河（今西遼河）流域為中心的，則是初步擁有東北的契丹耶律阿保機。其中以沙陀李存勖的勢力和威脅最大。公元923年，李存勖在洛陽自立為帝，是為後唐。後唐代後梁而立，標誌著突厥的勢力進入中原政治舞台。按《舊五代史·唐庄宗紀二》所說，李存勖除了數量眾多的突厥騎兵為嫡系外，還有大量西北和東北的少數民族部隊：「奚、契丹、室韋、吐渾之眾十餘萬。」 所以沙陀突厥李存勖入主中原，直接引起西北和東北的大量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其實，早在後梁軍隊中也已有了大批「深目虯須，貌如沙陀」的少數民族士兵，遷入中原內地的少數民族人民就更多了。後唐沙陀政權則對遷入中原的「諸色人，」在買賣房屋和蓋房、住房等方面均給予正式承認，這表明五代時進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在生活地位上應是和漢人平等的。進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和漢人共同生活，對他們學習漢人漢文化、融入漢人漢文化是有著重大意義的。2、五代時期稱霸中原的契丹契丹源於歷史上中國的古代民族東胡，系鮮卑的一支，北魏時始見於史籍。他們活動在潢河（今西遼河）和土河（今老哈河）一帶，東接高麗、西鄰奚，北連靺鞨、室韋，南至營州（今遼寧朝陽）。唐朝時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天佑四年（907），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統一各部，並與五代時中原各族的封建王朝峙立爭鬥。後晉天福元年（936），耶律德光率兵五萬騎，「自武谷（今山西代縣南）而南，」扶持石敬瑭為為帝。石敬瑭則割幽、薊等十六州給契丹，歲輸帛三十萬匹，「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從此，契丹開始稱霸中原。乾佑元年（948），沙陀突厥劉知遠在晉陽即後漢皇帝位，他「殺契丹監軍，」迫使耶律德光北撒。廣順元年（951），漢人郭威建立後周，整頓綱紀、革弊興利，使中原出現轉向統一的趨勢。顯德二年（955）後周世宗柴榮，先派軍民疏浚胡盧河（即衡漳水，今河北深、冀二縣間），繼而募兵駐守，契丹自是無力再輕易渡河南進。顯德六年（959），率師北上，奪取被契丹所佔部分縣地。契丹只得自嘆「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3、五代時期中原少數民族融入漢人漢文化在907—960年的五代更疊時期，無論是漢人建立的後梁、後周，還是少數民族建立的後唐、後晉、後漢，實際上都是由漢人上層和少數民族貴族聯合統治的封建王朝。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後唐、後晉、後漢，都是仿照中原漢人傳統模式，學習並接受漢人漢文化的封建王朝。如沙陀人李存勖建立的後唐，宣稱：「前王之令典，為歷代之通規。」後晉的石敬塘也明白下詔：「朝廷之制今古相沿，」從而確定「用唐禮樂。」劉知遠更是因為極力推崇漢朝，故立其所建的「國號為大漢。」後唐、後晉、後漢的沙陀皇帝，都在他們的統治階層中，大量吸收漢人地主、官僚和士人參政，任用漢人上層出身的各級官員。《新五代史》載入的後唐所任147名官員中，漢人佔90名、少數民族10名。在後晉任用的85名官員中，漢人佔73名、少數民族6名、不明族別的6名。後漢所任39名官員中，漢人佔33名、少數民族3名、不明族別3名。這樣的封建統治階層，必然在客觀上積極推動進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學習和接受漢人漢文化，為少數民族融合於漢人漢文化起到促進作用。五代時在中原稱帝的沙陀皇帝，所冊立的后妃大部分都是漢人。這就是公開鼓勵進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和漢人在血統上、血緣上實現融合。至於各級官員和百姓之間，不分民族的互相通婚，更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尤其是，沙陀皇帝還與漢人和其他民族之間，通過收養子、養女結成政治集團。如李存勖收養的漢人義子不下百人。這種義養的目的在沙陀來講，是為了要漢人或其他民族效忠皇帝，但卻也在客觀上推動和加快了少數民族，學習接受並融入漢人漢文化的進程。這也呈現了五代時期，中原地區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個重要特點。二、宋代中原漢人漢文化與北方民族文化的交融公元（960）年，也就是後周的顯德七年，宋太祖趙匡胤稱帝，建宋朝代周，史稱北宋；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趙構南渡，遷都臨安（今杭州），被稱為南宋。至元十六年（1279），以蒙古人為主建立的元朝滅宋。宋朝歷時319年。有的歷史學家曾經認為，宋朝乃是歷史上中國受外族侵犯較多的軟弱王朝。其實，有宋一代，漢人漢文化面臨強盛崛起的北方和西部民族，宋朝不僅與勢如疾風暴雨的北方和西部游牧民族文化，作頑強堅毅地抗拒和爭鬥，而且還不斷四齣開拓和傳播了漢人漢文化。北宋中原地區漢人漢文化，更是與進入中原的北方和西部少數民族密切往來、頻繁交融，在吸引和凝聚各少數民族文化的同時，使一批又一批來到中原的少數民族，學習和接受先進的漢人漢文化，從而逐步融合於漢人漢文化。1、契丹與中原漢人漢文化的交融北宋初年，宋太祖、宋太宗基本完成了對中原和南方地區的統一，對於燕雲十六州等北方邊地，則採取了「敦信保境」的政策。開寶七年（974），宋遣使者至遼，使契丹「通好於宋，無妄興師。」當時遼朝皇族也無力南擴，並且積極學習漢文化、大力引進漢人封建禮儀制度，所以中原漢人漢文化以各種形式屢屢傳入契丹地區。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遼統治者在軍事上實力均衡、政治上互相妥協基礎上籤訂了澶淵之盟，這在客觀上促進了雙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中原地區的漢人和契丹人得到近百年之久的「休養生息。」燕雲地區也在大規模經營農耕經濟的推動下，漢人漢文化和契丹的經濟文化，都得到較快的穩步發展。耶律德光想建立幽薊地區農耕文化，與塞外游牧文化相匯融的多民族統一政權，執行「用夏變夷」的統治思想。遼朝統治者「一依漢法」地學習中原漢人漢文化、模仿漢人封建禮儀制度。遼聖宗（982—1031）按照漢人漢文化的漢人禮儀制度，在今內蒙古寧城縣建造了中京，據《遼史·地理志》所說：中京的郛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和廊廡的布局，全都仿唐朝武則天時的神都洛陽。在中京的遼朝皇帝身穿漢服，漢官和契丹官分列兩邊。在遼興宗重熙（1032—1055）以後，遼朝國家大禮並用漢服，胡服不用。由此可見，遼朝中京在當時已是一座漢化了的契丹都城。遼朝境界內的契丹、高麗、達旦等各族人民，都仰慕並學習漢人漢文化，他們都與漢人漢文化之間發生著良好的和平交流。漢人漢文化在契丹等各族人民中的進一步傳傳播，提高了中原的少數民族的漢文化水平，也推動了契丹等少數民族和漢人漢文化的和平交流和自然融合。不過，遼朝的契丹人漢化現象卻並不是很徹底的。遼朝末年，原來曾經受過契丹統治的女真人興起，而宋朝為了取得燕雲地區，則採取了「聯金滅遼」的策略。金太宗保大五年（1125），遼天祚帝在應州（今山西應縣）被俘，遼朝滅亡。遼大臣耶律大石率一部分契丹殘部，西遷至中亞建國，史稱西遼，傳五代，後為蒙古所滅。以蒙古人為主建立的元朝，將統治下的多民族的中國，分成四個不平等的民族等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在這四個民族等級劃分中的漢人，是由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的漢人，與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一併合起來的所稱。在這之後，黃河流域中原的契丹人，逐漸與漢人、女真和蒙古等族融合。契丹就逐漸成為漢人的一個新的組成部分，「契丹」之名也成為歷史上漢人的一個別稱。2、女真與中原漢人漢文化的交融女真之名始見於五代。女真與東胡族系的契丹不同，他們是長期活動在歷史上中國東北的、屬於通古斯語系的古老民族，商周朝時曾與中原發生交往的肅慎應是其遠祖。北魏的勿吉、隋唐的靺鞨，都和女真有著一脈相承的沿傳關係，以栗末靺鞨為主建成立的渤海國，也是唐朝的一個羈縻州，靺鞨的大部都併入渤海。契丹建立遼朝，滅渤海，盡取其地，黑水靺鞨依附於契丹，被稱為女真。但是，女真不像契丹那樣過游牧生活，而是過著定居的農耕生活。他們主要種植粟、麥等作物，飼養豬、雉等畜禽。契丹人將當時居住在遼東地區的女真稱作熟女真，居住在混同江（今松花江）中游以北的女真稱作生女真。生女真中的完顏部，從鄰近民族處傳入鐵器，使社會生產得到較快發展。宋徽宗政和四年，也就是遼天慶四年（1114），女真完顏部首領阿骨打率兵擊敗遼軍。次年（1115）正月初一，即位稱帝，建立金朝，是為收國元年。金太祖阿骨打與中原地區的宋朝協議，合擊遼軍。宋兵攻燕京不下，金兵卻入居庸。金朝與宋朝統治者之間的政治關係，是從「海上之盟」開始的，至蒙古滅金朝止，長達116年。但是女真人和中原漢人的民族文化交往和融合，卻遠非這短短一百多年所限。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陷汴京，俘獲宋徽宗、宋欽宗。宋朝失去中原大片領土，不得不南渡臨安（今杭州）偏安江南半壁河山。隨著金朝的滅遼、滅宋和迅速南下中原的進程，女真人大規模地遷徙到中原，「女真土人散居漢地，惟金主及將相親屬衛兵之家得留。」金朝統治者想讓進入中原的女真人，不事農作就能享受安閑生活，便將漢人和土地分給女真人，卻讓女真人成為不事勞作、貪圖享受的寄生蟲，並且日益衰失了女真人驍勇善戰的民族性。成百萬的女真人遷居中原，高據優越的政治地位，但是經濟文化上卻遠遠的落後於中原漢人漢文化。於是女真人從上到下，從語言、文化、服飾、習俗各方面，競相學習和效法漢人漢文化。金世宗雖然極力防止女真人、特別是皇太子和諸王的漢化，可是金朝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又必須學習漢人漢文化、模仿並用宋朝漢人的舊制。所以面對女真人迅速漢化的現象，他十分憂慮地說出了：「女真本尚純樸，今風俗日薄一日，朕甚憫焉。」繼金太祖、金太宗時期女真人深受漢人漢文化影響，金熙宗仍然採取了一系列的漢化措施。而到海陵王完顏亮（1122—1161年）在位時，女真統治集團不僅任用漢官、還遷都燕京，稱燕京為中京，將汴京改為南京，這表明金朝的統治中心業已移至中原漢人地區。與此同時，金朝又進一步向中原地區遷徙大量的女真人，鼓勵並促進了黃河流域中原地區，漢人漢文化和女真人之間的民族文化融合，這在客觀上推動了女真人的漢化。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大批進入中原地區女真人的不斷漢化進程中，中原地區的漢人漢文化，也就源源不斷地，汲取和融入了女真和女真文化的新鮮血液。3、党項羌與中原漢人漢文化的交融羌人是歷史上中國長期活躍在西北的一個古老民族，古代羌人是匯成早期華夏的重要淵源。党項羌之名始見於南北朝，是古代的一支羌人後裔，隋唐時屬多民族封建中央王朝治理下的少數民族。唐朝末年，夏州（今陝西靖邊）的党項羌勢力強盛，在五代末至宋初逐漸獨立建國。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其元昊即位，自稱大夏，史稱西夏。西夏於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為蒙古所滅，立國190年。隋唐以來，黃河中游地區的羌人不與漢人漢文化融合。原先定居在渭北羌村的羌人，大多外出流遷，舊日的羌村逐漸成為漢人的新居村落。經過安史之亂後，党項等各部羌人又趁機南下，羌民居的局面進一步被打破，渭北的羌人終於在日復一日交融中被逐步漢化，最終融合成當地的漢人漢文化。宋代時，關中地區雖然仍存在黨、雷、井、屈、和、同、蒙等原來的羌姓，但他們都已融合成當地漢人漢文化的一部分了，無論在政治關係、經濟生活和文化習俗各方面，都看不到些許羌人的因素了。在宋朝和遼朝、金朝紛爭競立時期，契丹和女真的勢力不斷進入西北，但是漢人漢文化的影響依舊存在於羌人地區。蒙古人攻滅西夏之後，党項羌人被劃為色目人，歸屬於四色人等中第二等，有著較高的社會和政治地位。由於根深蒂固的漢人漢文化影響，以及佛教、伊斯蘭教、藏傳佛教等宗教文化的傳入，以及如溫末、唃斯羅、回回、撒拉等一些新族群的湧現，反而驅使党項羌人在新的、紛紜多元的民族文化交融環境里，更快更多地融合於周圍漢人漢文化，以及其他民族文化之中。值此，應該一提是，自唐宋至元朝以來，特別是漠北草原蒙古游牧民族文化的驟興，對西部以党項羌為主的羌人及其後裔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它除了致使一部分羌人的後裔，融合於當地蒙古族之外，還使另外一些羌人後裔，走上了古代羌人的「吐蕃」化之路，逐步成為今日藏族的一部分。至於在宋元時期陸續走上向南遷移發展的羌人中，有許多是在他們的遷徙發展途中，積極學習、汲取並融入當地的民族文化，與漢人漢文化等當地的不同民族文化互相融合，各自發展成今天彝、白、哈尼、納西、傈僳、拉佑、基諾，以及景頗獨龍和普米、羌等現代分布在中國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而依舊生活在川、甘等交界地區的羌人後裔，則大多數融合於當地的漢人漢文化中。三、元朝多民族封建統一政權下的民族文化大交融蒙古先民源自歷史上活動於額爾古納河和呼倫湖周圍，屬於東胡族系的室韋的一部。唐朝史籍始有蒙兀室韋的記稱，12世紀時他們之中鄰近漢地的，已經「能種秫，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也有的不斷進入中原，接受學習漢人漢文化，融合於漢人漢文化。12世紀末至13世紀初，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使歷史上中國遼闊的漠北，出現了一個新興的、稱作「蒙古」的民族。蒙古民族的出現對中國古代民族關係、中華民族歷史和漢人漢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影響作用。1、元朝統一的多民族封建政權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建立了強勁有力的蒙古汗國。他制定適合蒙古族發展壯大的軍事、政治和法律等制度，憑藉優越的軍事組織和強大的武裝力量，不斷西進南下，進行征戰擴張，建立地跨歐亞以蒙古族為主多民族封建統一的政權。蒙古貴族通過征戰，將廣闊土地上的各民族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蒙古貴族不僅是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完成全國規模統一的統治者，還是在中國西部至中亞、西亞和東歐等遼闊地域上，建立了欽察、察合台、窩闊台、伊兒等四個汗國的多民族封建政權的統治者。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於至元八年（1271，宋度宗咸淳七年），取漢文典籍《易經》中「乾元」之義，正式定國號為「大元，」遷都燕京改名為大都。這就標誌著以蒙古貴族為主的統治者，認識到當時中國北方地區漢儒，歷來推行「大一統」的封建國家觀念，尊奉「能行中國之法，則中國之」的理國信念，奉行以中華文化維繫和凝聚華夏的民族意識。以蒙古貴族為主的封建統治者，確立了元朝統一的多民族封建政權以農立國，推行漢人漢文化的治國策略。忽必烈採納了「重農桑、寬賦斂、省徭役」的建議，積極募民屯田、興修水利，大力提倡墾殖。在思想和文化上提倡尊崇儒學，詔令全國「宣聖廟，國家歲時致祭，諸儒月月釋奠。」元朝統一的多民族封建政權，在中原漢人漢文化地區豐饒的物質基礎，及深蘊的思想文化傳統支持下，在穩定多民族封建政權的同時，也推動和促進了中原地區的漢人漢文化，與各民族文化之間的大融合。2、元朝「四等人」的民族統治政策以蒙古貴族為主的統治集團，在推行以農立國等漢法之時，還是對漢人漢文化心存疑懼的。為了維護蒙古貴族的利益，不僅仍保留著不少蒙古舊制，還有意識地將社會發展水平高於蒙古的漢人，置於人數和經濟、文化都低於漢人的蒙古人之下，讓漢人漢文化處於受壓制的地位。這就是以蒙古貴族為主的統治集團，將元朝多民族封建政權內的各民族，按照他們被征服時間的先後，分為四個等級：蒙古、色目、漢人（包括黃河流域北方漢人和契丹、女真等）和南人（包括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又稱被侮稱為蠻子）。元朝蒙古統治集團制定和實行四等人的民族統治政策，主要是對漢人漢文化實施一種的民族壓迫和民族仇視。面對蒙古人和色目人「因恃以為暴，」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高的、人數眾多的漢人和南人，生命財產毫無保障，只能「束手不敢拒，相驚若冠。」這樣仇視壓制漢人漢文化的，「四等人」的民族統治政策，造成了元朝嚴重的民族隔閡，加重了各民族間的民族矛盾，也導致了元朝封建統治政權的短促滅亡。3、元朝民族文化大融合和漢人漢文化發展面對遼闊的國土和眾多的民族，元朝統治者一方面徵調大批的蒙古、色目軍士，進入黃河流域「鎮戍河洛、山東，據全國腹地。」在中原地區的江淮之間，駐守著數量眾多的來自西夏的畏兀兒軍。另一方面又將大量的漢人漢文化，俘掠至漠北地區，丘處機在《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里曾說，他目睹漠北「有漢匠千百人居之。」甚至於「中州良家子女，被賣於邊者眾。」當時「所虜所買江南赤子轉徙深入韃靼回回極北，實莫計數。」元朝建立了以大都為中心聯通各地的驛站，當時「星羅棋布」的驛站能使人們「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這種空前的民族文化交叉雜居局面，極度方便的交通往來條件，在客觀上為漢人漢文化的發展開拓提供了廣闊的疆域，為漢人漢文化與各民族文化的接觸交融，創造了有利於漢人漢文化在更廣大範圍內傳播拓展的條件。元朝大規模的民族文化遷徙，繁榮發達的商業經濟，漢人漢文化與各民族文化的空前交往和雜處。使進入中原的少數民族通過學習和接受漢人漢文化，逐步與漢人漢文化融合為一體。元朝統治者雖然實行「四等人」的民族統治政策，「以先取金地人為漢人，」把女真、契丹、渤海等族，與黃河流域北方地區漢人同列為第三等。但讓他們始料不及的卻是，反而導致了這些少數民族，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名副其實的漢化道路。始自五代十國、止於元朝的，歷史上中國第三次民族文化大融合，終於以蒙古貴族統治下的，元朝漢人漢文化的大發展而告示後世。這又是一次耐人尋味的，歷史上中國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常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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