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日本的天皇年號皆取之中國的尚書？

06-17

2016年8月8日，日本明仁天皇通過NHK電視台表明希望「生前退位」的強烈心愿。圍繞天皇的退位事宜，日本政府正著手修訂包括《皇室典範》（1947年）在內的相關法律條文，並計劃於2019年1月1日新天皇即位的半年或數月前公布新年號，以便皇太子在繼任當天即實現改元。「年號」之說，相信國人並不陌生，但是日本天皇的年號緣何而來，依何而定，卻多難以對此說清道明。本文擬從天皇年號的由來、制定與出處三個方面加以詳述，以期對理解日本天皇制度有所裨益。

年號的由來

在日本，「年號」亦被稱為「元號」，是紀年法的一種。更改年號即為「改元」。年號的使用最早可上溯到中國西漢時期的漢武帝，始創年號為「元狩」，並追稱「元狩」以前的年號為「建元」、「元光」、「元朔」。漢武帝在位54年，共採用了11個年號。日本的年號制度仿自中國。據《日本書紀》記載，日本最早的年號出現在公元645年「大化改新」時，孝德天皇首次使用「大化」作為年號。然而「大化」僅用了五年，便因穴戶國（後來的長門國）國司草壁丑經進獻白雉，內含「王者仁德遍行天下」之吉祥寓意，而改元為「白雉」。在7世紀中後期，日本斷斷續續出現過「朱雀」、「白鳳」等年號的記載，但均不長久。直到701年，文武天皇即位5年之後建元「大寶」，並制訂《儀制令》，其中公文條規定：「凡公文記年，皆用年號」，取代原先沿用已久的干支紀年法。自此伊始，年號才作為一個固定的紀年方式被沿用至今。

孝德天皇畫像

同中國古代相似，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對於年號的變更並無太過嚴格的規定。除新天皇登基之外，還會因某些自然現象變更年號，從而導致一個天皇往往有幾個年號。例如，奈良時代多因發現靈龜、神龜或慶雲、景雲等祥瑞之兆而動輒更改年號。然而，平安時代以後的改元多源於自然災害等因素，朝廷冀望通過更改天皇的年號平息因水災、風害、疫病等引發的社會動蕩。而在南北朝時代，持明院統（北朝）與大覺寺統（南朝）各自為政，各定年號，導致日本1331年至1392年間有兩個年號並存於世。此外，從戰國時代直至江戶時代末期，還有逢辛酉年和甲子年改元的慣例。基於上述種種原因，後醍醐天皇和後花園天皇在位期間曾更改年號高達8次之多。

中國自明朝以後開始採用一世一元制，而日本則是在明治維新以後，頒布《改元詔書》宣稱「從今往後，改革舊制，一世一元，奉為永式」，明確規定此後只有在新天皇即位時才能更改年號。隨著清朝的覆滅，中國的年號制度早已被掩埋在歷史的長河之中，而日本即使在1872年引入西方的公曆，卻依然守護著「天皇是天照大神萬世一系之神裔」的遠古神話以及據此建立的君主制度以體現天皇的權威性和存在感，因此日本成了現今東亞唯一一個仍然沿用年號的國家。從「大化」到「平成」，日本歷史上共有247個年號。

年號的制定

日本天皇雖被尊為天照大神的後裔，但長期隱沒於深宮重闈之中，並無任何實權。自室町時代起，伴隨武士階層的崛起，名義上朝廷掌握著更改年號的權力，但實際上多由幕府決定，而後再向朝廷提報。幕府不僅在天皇即位時改元，逢喜遇災時也常迫使朝廷改元。江戶後期，幕府力量逐年減弱，幾乎每隔四、五年便更改一次年號，有些年號甚至僅維持了一年，諸如「萬延」、「元治」等。明治維新後，日本天皇從幕後走上前台，姑且不論其擁有多少政治實權，至少在年號的決定上開始享有一定的自主權。1868年9月8日，維新政府決定省去公卿互議、陳辯等一系列繁瑣的手續，改由天皇直接從幾個候選名單中抽籤決定年號。由於天皇抽中了「明治」，便順應天意改年號為「明治」。此後的「大正」、「昭和」年號也均由天皇自行選定。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對戰敗國日本實施了單獨佔領和管制，並於1947年制定了新的《日本國憲法》和《皇室典範》，1889年版的舊《皇室典範》第12條有關年號的規定亦隨之失效，進而導致年號的使用缺失法律依據。然而，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基於對盟國最有利的考慮保留了天皇制，使得日本無論官方還是民間仍然按照慣例沿用「昭和」年號。

事實上，在新《皇室典範》出台之前，日本國內曾就是否改元興起過激烈的爭論。1946年1月，被譽為日本議會政治之父的尾崎行雄（1858—1954）向眾議院議長提交改元意見書，建議廢除「昭和」年號，改以「新日本」紀年表述。爾後成為日本第55代內閣總理大臣的石橋湛山（1884—1973）則在《東洋經濟新報》1946年1月12日刊發的《顯正義》欄目撰文強烈呼籲廢除年號，改用西方公曆。1950年2月下旬，日本參議院甚至就「廢除年號」這一議題展開探討。議會上，東京大學教授坂本太郎（1901—1987）力主年號的使用不僅是「獨立國家的象徵」，更與「日本歷史、日本文化緊密結合」，較之公曆機械似的時代劃分具有更為深遠的意義，無廢除之必要。上述爭論後因朝鮮戰爭的爆發未及達成一致意見便遭擱置。

及至1970年代後期，昭和天皇年事漸高，年號制度再度成為日本國民關注的議題。根據1976年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87.5%的民眾支持繼續使用年號。鑒於實際的需要與民眾的呼聲，大平內閣經過反覆研討後於1979年6月出台了《元號法》作為法律依據。根據《元號法》規定，天皇年號秉持「一世一元」的原則，「僅限發生皇位繼承的情況下進行改元」。若天皇退位，年號也將有所變更。且年號由政令決定，換言之，年號的命名程序由日本政府主導。首先，由內閣總理大臣選定的若干名專家學者各自提出2至5個候選年號，並一一附上相關的解釋和出處。之後，由內閣官房長官負責研討和整理相關的候選名稱，並將結果提交給內閣總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會同內閣官房長官、內閣法制局長官等主要幕僚進行磋商，從中選取若干名稱作為草案，並召開內閣會議確認，徵詢參眾兩院議長等人意見。最終，在昭和天皇逝世當日以內閣決議的方式宣布新年號。年號的命名有其嚴格的規定，須符合以下六個標準：第一，符合民意，寓意美好；第二，兩個漢字；第三，易於書寫；第四，便於誦讀；第五，未曾使用；第六，忌用俗語。「平成」年號正是按照上述程序產生的首個年號。1989年1月7日，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小淵惠三召開記者見面會發布新的年號。

此外，改元也存在多種方式。同「大正」、「昭和」一樣，繼承皇位當天起使用新年號的，就是「即日改元」；或同「平成」一樣，新天皇即位次日起使用新年號，稱之為「次日改元」；天皇即位第二年的元旦起使用新年號，即「逾年改元」。採用「平成」年號時，因《元號法》在程序上難以實現「即日改元」，於是採用了「次日改元」。2019年並非天皇去世導致的換代，日本政府或可提前通過政令制定並公布新年號，從而實現「即日改元」。

年號的出處

日本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其天皇年號也多出自中國古代的經史子集。諸如日本最早的年號「大化」就取自成公綏所著《樂歌正旦大會行禮歌十六章》中「神武鷹揚，大化咸熙。廓開皇衢，用成帝基」。江戶時期的「享保」出自《周書》中「公其享茲大命，保有萬國，可不慎歟」，而「天保」則出自《易經》中「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雖極力倡導脫亞入歐，全盤西化，但在年號的選取上仍沿用漢字，其出處皆源自中國古代典籍。諸如明治天皇睦仁的年號出自《周易》說卦傳中「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及《孔子家語》第五卷中帝德「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名，度四方」。而大正天皇嘉仁作為明治天皇唯一存活下來的兒子，其即位後的年號則取自《易經》中「大亨以正，天之道也」。1926年12月25日，裕仁天皇即位，改元為「昭和」。其年號出自《尚書》堯典中「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裕仁逝世後，皇太子明仁即位，成為日本第125代天皇。其年號「平成」則出自《史記》中「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參與年號命名工作的專家學者多為日本國內的漢學大家。據傳「平成」正是由日本著名陽明學家安岡正篤（1898—1983）於1979年《元號法》成立伊始率先起草命名的。由於安岡先於昭和天皇辭世，此年號後由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東洋史學家山本達郎（1910—2001）再度提出並獲最終採納。此外，參與「平成」命名工作的還有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儒學家宇野精一（1910—2008），京都大學名譽教授、中國史專家貝冢茂樹（1904—1987），九州大學名譽教授、中國古典文學家目加田誠（1904—1994）等知名學者。當時，宇野和目加田二人也分別提交了「正化」和「修文」兩個方案，與「平成」同為最終候選年號。日本自步入近代以來，年號雖沿用漢字命名，但在日常表述時常用英文首字母代替，諸如M（明治）、T（大正）、S（昭和）、H（平成）。鑒於「正化」和「修文」的首字母均為S，容易與「昭和」混淆，故最終遭否決。可見，自「平成」起，日本政府在命名年號時，開始重視兼顧漢文意味和英文表述的均衡性。

現如今，日本國內並未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席捲而摒棄傳統，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普通民眾仍普遍使用年號制度，因而無論是政府公文、學術著作，還是街頭小報、私人信件均可時常窺見「平成」二字。對於大多數日本人來說，其中固然保有對天皇制度的支持和天皇權威的尊崇，而更多的是對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傳統習俗的認可。年號業已成為日本獨特的文化標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