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重文輕武」國策的實施

　如前所述，北宋「重文輕武」國策的形成，有一個過程，是在太祖、太宗兩朝逐步確立的。該國策一經確立，遂成為宋朝後世皇帝必須遵守的「祖宗之法」。理解這一國策，需要再次重申和明確2個細節：1.「文」指的是文官，「武」指的是武將——而不是武器軍備、軍隊；2.「重」與「輕」是指對文官和武將的權力分配以及由此帶來的地位上的輕重變化。所以，邏輯上講，「重文輕武」國策應該是一套政策系統，這個政策系統理應包含兩方面的措施：1.重用文官，提高文官的地位；2.抑制武將的權力，降低武將的地位。下面我們就「大致」從這兩方面說明「重文輕武」國策 的實施措施。（有些措施如果同時包含「重文」與「輕武」的用意，我們不生硬歸屬為「重文」或者「輕武」方面，所以在排序上一貫到底。另外有些學者傾向於用「重文抑武」或者「崇文抑武」來取代「重文輕武」這一表述，但考慮到大眾習慣，本文決定採用「重文輕武」這一表述）

　1.科舉選官：文士的錄取名額，遠高於武舉。

　北宋立國，為了滿足不斷擴大的文官需求，以及鞏固執政基礎，從太祖趙匡胤時期開始逐步擴大科舉取士（文士）的名額。建隆二年（961年）錄取進士11人，但開寶六年（973年），卻一次性錄取進士和諸科達127人。太宗趙光義即位後不到兩個月，他就將錄取名額擴大至400多人（進士190人，諸科270人），大大超過了以往規模，文士的錄取名額簡直要用「暴漲」來形容。至於真宗及以後的歷代宋朝皇帝，文士錄取規模一般都不低於這時的數據。

　而且在太祖趙匡胤時期，除了正常錄取的進士（正奏名進士）之外，還開創了科舉制度的一種特殊規定：考進士多次不中者，另造冊上奏，經許可附試，特賜本科出身，叫「特奏名」，與「正奏名」相區別。特奏名進士的名額從太祖時期開始出現，後來不斷增加。

　如果統計整個北宋期間文士的錄取人數並與其它朝代相比，或者將本朝文士、武舉的人數同步比較，我們會得出驚人的結論。

　學者張希清教授統計到，北宋167年所取文士（含特奏名文士）合計有60035名，平均每年360人。這一數值大大超過了唐朝（年均71人）、元朝（年均12人）、明朝（年均89人）、清朝（103人）。北宋平均每年錄取文士的人數是唐代的5倍多、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5倍。這裡我們還需要考慮的因素是，論全國人口，北宋是遠不及明清時期的。

　那麼武舉的錄取情況如何呢？還是以張希清教授的統計來說明。北宋一朝，武舉共取士868人，年均僅僅5人。其總數不及宋真宗景德二年文士錄取人數的三分之一。

　這說明，北宋統治者自太祖、太宗時期開始，就在有意擴大文士的錄取規模，而且明顯使之遠高於武舉的錄取規模。這是北宋「重文輕武」的直接、有力證據。不僅如此，在授官和任職方面，文士也比武舉優越得多。

　2.授官任職：文士從快、從優，武舉不受重視。

　北宋自太祖、太宗時期，就格外重視對新科進士的加恩籠絡，殿試合格者常常要被賜袍笏、賜宴、賜試，以示榮寵。起初，新中進士的名單直接在尚書省放榜，但從雍熙二年起，要舉行殿前唱名、皇帝親賜及第、進士登第儀式，使新科進士直接成為「天子門生」，榮耀非常。這些進士很快就得到授官，且官位不低。這一點與唐朝不同。

　唐代雖然也是科舉制選官，但考中進士的人其實不會被直接授官，這是常常為人們誤會的地方。唐代的科舉，進士及第後只是獲得授官的資格，但何時授官，需要等候，這叫「守選」；在正式授官之前，還須經過吏部的釋褐試，方得授官；吏部擇人的標準有四：一為體貌端正，二為說話有條理，三為書法工整美觀，四為文辭優美。與唐朝相區別之處在於，宋朝將及第與授官並為一途。進士及第後不需其它考核程序就被直接授官。

　而且一改唐代授官較低的現象，宋代對進士及第授官要高。按宋真宗時期制度：前三名多授監丞、大理評事，並通判諸州；一甲的其餘進士，多授予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甲第較低者，多授主簿、縣尉等職。

　那麼武舉的授官情況呢？很不幸。北宋前期因統治者強調以文治天下，所以武舉長期廢罷，幾經興復，至英宗治平以後才成為定製。而且整個宋代，武舉賜出身人的數量較少，並且不受重用。即使舉行武舉考試，考中的武舉人被授予官職，同等情況下，武舉人的品級也低於文士。北宋武舉中選後，分為三等，其最優者被授予的官職（右般殿直）也只有正九品，但文士的最高授官（大理寺丞）卻是正八品。武將的最高官位應該是樞密院的正副長官，但相關職位卻也逐漸被文臣所佔。

　3.考核升遷：文官考核從優、升遷從快。

　宋代對官員的考核叫做「磨勘」，由審官院負責。宋代的磨勘很複雜，需要參閱《宋史·職官志》、《宋會要·職官》等文獻篇目詳加了解。但學術界對宋代的官員考核制度評價較高，認為宋代對官吏的考核在繼承唐代對官吏考核的基礎上有較大發展，並對元明清三朝予以深遠的影響（元明清三朝基本上是對宋代的仿效，而少有進步）。而且宋代對官吏的評價可謂「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磨勘制度明確規定了官吏升遷的各種條件，政績越好的官吏升遷的機會和獲得獎賞的可能性也越大。宋代的所有官員，不論文武，都要接受磨勘。

　在磨勘制度中，文官和武將的區別主要體現在：文官的磨勘年限比武官要短，文官的升遷比武將快。

　比如，宋真宗時期文官調任「京朝官」的磨勘年限是三年，而武將卻是七年；英宗時期做了調整，調任「京朝官」的磨勘年限改為四年，武官的磨勘期減為五年，但文官的磨勘年限還是比武官少。

　宋代官員遇有犯罪，根據制度，其磨勘期會延長，但文官與武將的待遇也很不平等。按照宋仁宗時期的規定，官員若犯贓罪（也就是貪腐），文官的磨勘期延長至七年，武將則為十年。也就是說，同等犯罪情況下，文官的磨勘期也還是比武將要短。

　磨勘期上文官所處的優越地位帶來的直接好處就是升遷快。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進士高科出身的官員身上。他們十幾年功夫就擢升為宰相的相當普遍。

　太宗朝的第一個狀元叫呂蒙正，只用了十一年就被提升為宰相。整個北宋共71名宰相，除趙普等4人因「開國功臣」身份而任宰相外，只有3人不由科舉出身任宰相，其它64名均為進士或制科出身。（註：「制科」是唐朝宋朝都有的一種特殊的考試製度。科舉考試每三年一次，而制科考試是不定期的。參加制科考試的人員由朝廷中的大臣進行推薦，然後參加一次預試。最後，由皇帝親自出考題。制科考試的選拔非常嚴格。）

　4.優待文士：宋朝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且「不許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

　宋朝皇帝不僅重視文士，而且還擁有「與帝王共天下」的無比崇高的政治地位。據文獻記載，太宗趙光義曾對宰相李妨等文官說：「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自此，「與士大夫共天下」成為北宋帝王與大臣遵循的政策。帝王「與士大夫共天下」，等同皇帝與士大夫結成政治同盟。這種地位，是武將所不可能享有的。整個宋代，從未聽說皇帝對武將有過類似表述。

　宋朝皇帝給予文士至高地位的還有另外一句話：「不許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這句話據說是太祖趙匡胤所說，但也有人懷疑為杜撰。不過，事實卻是宋朝皇帝的確極少殺戮士大夫，若非謀反之類的重罪，誅殺士大夫的案例的確罕見。所以「不殺士大夫」這條家訓的真實性很高，它就算不是趙宋王朝的成文法，也一定是習慣法。

　這不能不說是宋朝皇帝給予士大夫的一個優待，因為中國歷史上其它各朝都不能與之相比。其它各朝，我們熟悉的反而是諸如焚書坑儒、重用酷吏、廷杖、文字獄等多種名目的殺戮士人案例。所以，清代王夫之格外羨慕宋朝文人待遇，認為「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篡，而止於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亡，皆保首領於貶所。……宋之初興，豈有自貴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賤者感其護惜之情乎？」

　反觀武將之地位，就格外悲哀。因唐末五代以來的教訓，宋朝統治者始終對武將保持高度的戒備與防範。與對士大夫態度不同的是，宋朝皇帝始終視武將為政權的直接威脅或者潛在威脅，所以採取猜忌、防範態度，稍有過錯即遭到罷官或者問罪，甚至即便證據不足也能被定死罪。這種司法待遇上的不公平，簡直堪稱「天壤之別」。

　5.文官主政：以文馭武、軍政分離。

　按照宋朝統治者的制度設計，樞密院是中央軍事決策機構，專門分割宰相事權而設立，有削弱相權的意圖。但削弱相權的同時，也實際上限制了軍權對行政的侵入，所以實際效果是軍政分離。不過樞密院很快就不再是武將的舞台了；樞密院的智能沒有發生變化，依然是負責軍事決策，但其正副長官卻逐漸由文官來充任。

　根據一些學者的統計數據[1]，北宋一朝，在樞密院存在的167 年中，出任樞密院正職長官的有73人、副職長官129人。

　在正職長官中，有73.9%的比例是文官 ，武將出身者只佔24.6%；副職長官中有83.7來自文官，16.2%來自武將。而且，北宋樞密院存在了167年，確有91年的時間由文官在樞密院獨自任正職，文官主掌樞密院的時間長度佔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54.4%；另有文官與武將並任樞密院正職時間長達16年，與前者相加則有107年，約佔樞密院存在時間的64%多。這說明，樞密院的正職長官主要是、長期是由文官充任的。其實副職長官也呈現這樣的特點。北宋文官在樞密院獨自任副職約121 年多，其獨立任副職期間大約佔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72.4 %；北宋文官另與武臣共同任副職27 年，與前者相加，合計148 年左右，約佔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88.6 %。也就是說，文官出任樞密院正副長官的時間、人數與武將相比，始終是處於壓倒性優勢的。樞密院作為中央最高軍事機構，長期、大量由文官掌管，這種現象我們叫做「文臣主樞密」，意在要用文官來駕馭武將、約束武將，也就是「以文馭武」。

　與中央「文臣主樞密」遙相呼應的，則是地方上大規模的「文臣任知州」。太祖趙匡胤從乾德元年開始，任用文臣做知州，管理州的行政事務，自此州不再隸屬於藩鎮，節度使也逐漸成為一個虛銜。為了防止知州職權過重，專擅作大，宋太祖後來還創設「通判」一職，與知州共管州的地方行政事務。知州與通判，相當於州的正副長官，但都來自文官。文臣任知州，以及通判的設置，使地方權力實現了軍政分離，自此軍不代政。這種軍政分離的局面後來還發展到地方財政、司法等領域，甚至戰場上的指揮權都交給文臣。范仲淹、韓琦、龐籍等人都指揮過對西夏的戰事。

　通過文臣主樞密、文臣任知州，設置通判、轉運使等職，太祖太宗時起，宋朝全面形成和發展了文官主政的局面。以至於仁宗時蔡襄說：「今世用人，大率以文士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這是對文官主政局面全面形成的真實寫照。

　事物常有正反兩面，在文官主政局面形成的同時，必然是武將權勢的衰落和抑制。武將權勢的衰落和抑制，首先是從各種分權、削權開始的。通過分權和削權，宋朝建立了「將從中御」的制度。

　6.將從中御：三衙各統兵，臨戰授陣圖。

　「將從中御」是太宗時期戶部郎中的張洎歸納總結出來的，意思是說最高統治者（皇帝）對率軍出征的前敵將領，不給以機斷行事的指揮全權，事事必須稟承皇帝或朝廷的旨意行動。這個詞在由太宗朝的戶部郎中張洎（jì）在《續資治通鑒長篇》中提出。張洎在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總結伐遼失敗的原因說：「伏自北戎犯順，累載於茲，其故何哉？蓋中國失地利，分兵力，將從中御，士不用命故也。」張洎認為伐遼失敗原因在於將從中御，士兵不願意效命。

　但其實「將從中御」形成於太祖時期。太祖趙匡胤對軍隊進行改革，將軍權一分為三：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又通過樞密院掌調兵權、將帥掌領兵權，形成了「領兵權」和「調兵權」格局；而且通過駐軍輪換，造成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局面。這自然是基於汲取唐末五代以來的教訓而處心積慮為之。

　宋太祖時期對軍隊已經掌握了絕對的權力。每遇戰事，樞密院負責提供決策建議或者推薦武將，但建議的最終採納或者人事安排都是由皇帝決定的。將校的任免、部隊的調動都由太祖絕對掌握。至太宗時期，皇帝對軍隊的控制極端發展，連出征作戰用什麼陣圖都事先由皇帝畫好、且不容許有任何變通的餘地。一切都要服從中央朝廷的旨意。

　這還不算，太祖時期還沿用唐朝舊制，任用宦官為監軍。為了監督戰場上的將帥，監軍們被賦予很大的權力，以確保「將從中御」地貫徹實施。

　7.限制武將：分散軍權和兵權，減其轄區、奪其司法、收其精兵、制其錢穀。

　武將的權力自太祖以來有多方面限制。在前面的篇目中已詳盡敘述分散軍權和分散兵權的做法，降低了武將和軍隊對皇權的直接威脅，但這還不是全部。當時藩鎮還在，武將還有與地方勢力勾結擁兵自重的可能。所以太祖又實行了駐軍輪換的制度，製造「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效果。但這依然不能使他放心。

　於是，遵循趙普的建議「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對藩鎮的武將採取了系列措施予以限權，主要包括：削減其轄區、剝奪其司法權、收其精兵、制其錢穀。

　「削減其轄區」的做法是，把原屬於藩鎮管轄的支郡直屬於中央，使「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剝奪其司法權」的做法是，派文官到地方擔任縣尉，掌握地方的司法治安權。「收其精兵」的做法是，將地方軍隊中強壯之士抽調充實禁軍。「制其錢穀」的做法是，將地方財政中的大部分送往中央，專設「轉運使」負責地方財政，藉此控制地方財政、使武將喪失割據一方的經濟基礎。

　綜上所述，北宋「重文輕武」國策的切實體現不是「重視文教」這樣的面子工程，而是實實在在地提高文官地位、抑制武將權力、降低武將地位的措施。這些措施主要是在太祖和太宗時期全面施展完成的，後世只是奉為「祖宗之法」來遵循、不動搖。通過「重文輕武」，北宋統治者鞏固了皇權，中央集權的程度超過秦漢和隋唐。文官和武將地位高下的格局在整個宋朝大體上被固化下來。另外，文官主政時代的到來開啟著社會面貌的新變化。這是下一個需要討論的議題。

[1]陳鋒：《北宋樞密院長貳出身變化與以文馭武方針》，《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29-38頁。

（作者簡介：袁豈凡，北京市第十五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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